这届金棕榈，凭什么是“消失的他”

复杂的私人情感如何经得起放大镜审视？以及，语言符号能穷尽所有真实吗？这桩暗流涌动的“坠楼死亡剖析”，也无意间指向了当下社交媒体中舆论审判的荒谬与可怕之处。

作者 | 刘车仔

编辑｜晏非

题图 | 《坠楼死亡的剖析》

一个晴朗的早上，视障男孩Daniel（下称“丹尼尔”）遛狗回来，发现父亲倒在血泊中，白茫茫的雪地上，鲜红的血液尚未凝固。

这是今年戛纳电影节获金棕榈大奖的电影《坠楼死亡的剖析》的开场。但这不是普通的悬疑片，在接下来的两个多小时里，观众将进入并参与一场关于婚姻生活的审判——

男主人死亡，在找不到任何其他嫌疑人的情况下，三口之家里的女主人面临重大的嫌疑。随后，在旁人指证和当事人自我剖白中，我们可以看到，即便在一个性别相对平等的社会语境下，两个彼此欣赏尊重的爱人组建家庭，也面临时间、权力的互相争夺。

在这个婚姻故事里，导演还想探讨叙事与真实之间的关系。

男女主人公均是半自传体作家，他们用自己的现实生活作为小说的素材，这些素材后来被搬上法庭成为证据。在唇枪舌战里，载着现实的叙事被重新编织，控方与辩方为了各自的真实，推理、虚构出不同的叙事。

庭审现场的婚姻故事。（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复杂的私人情感如何经得起放大镜审视？以及，语言符号能穷尽所有真实吗？这桩暗流涌动的坠楼剖析，也无意间指向了当下社交媒体中舆论审判的荒谬之处。

如何证明爱？

一年多以前，女作家Sandra（下称“桑德拉”）随着丈夫Samuel（下称“塞缪尔”）从英国搬到了法国乡村。这是丈夫长大的地方，在这里，塞缪尔决心重新开始写作。而此前，桑德拉已经出版了三部半自传体小说。

在丈夫坠楼之前的那个早晨，桑德拉接待了一个前来采访的学生，谈话间她游刃有余，一派成功社会女性的形象。而丈夫身处阁楼，正在装修房子，还大声播放吵闹的音乐，打断了采访聊天，争夺自己的存在感。家庭内部矛盾，似乎一触即发。

丈夫坠楼死亡。（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紧接着，我们看到丈夫已经倒在血泊中。前二十几分钟客观地展示了一切事实，没有蛰伏的真相等待大家去发现，没有铺垫任何线索等待人们去推理。因为法庭所要寻找的真相，并非实质性的事实，而是关乎爱与恨，以及女主人公是否因心存恨意而杀害丈夫。

随着装有桑德拉和丈夫塞缪尔争吵录音的U盘被作为证据呈堂，属于他们婚姻生活的某个剖面也被展现了出来。

争吵的内容，印证了夫妻二人在自我实现上的不平衡。丈夫一直没有写出小说，甚至在一年多以前辞去大学教职工作，劝说妻子和他搬到法国老家专心写作，最后依然宣告失败；妻子则一直在写作上顺风顺水，搬到了陌生的法国也能继续翻译和写作。显然，塞缪尔是那个对现状更不满意的人。

于是，争论的焦点，又围绕夫妻的家庭分工、育儿付出，以及婚姻的忠诚展开。

塞缪尔是那个家庭中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人（他主动提议自己在家教育儿子丹尼尔），而儿子4岁时因为车祸导致视神经永久损伤，让他无法放下自责，夫妻关系因此有了裂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无法与妻子发生性关系，而在这期间，妻子在丈夫的默许下有过婚外性行为，并以规律的节奏出书。

争吵录音中，丈夫对妻子宣泄不满。（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久而久之，家庭的结构、成员的权力地位似乎发生了偏移，妻子变成了关系中的绝对主导。

桑德拉则认为，自己为了配合丈夫，从伦敦搬到了自己语言不通且没有任何朋友的法国，已经是做出了妥协。她驳斥丈夫所谓的自我牺牲论调，表示这一切是他的主动选择。她鼓励也支持丈夫写作，但最终塞缪尔并不能如愿写出小说。

争吵的最后，她尖锐地指出，丈夫愤怒的根源在于自己人生的挫败感，而非来自于婚姻生活。

这几乎是诺亚·鲍姆巴赫版《婚姻故事》的性别倒转版。在《坠楼死亡的剖析》中，显然女主桑德拉是个人成就更大的那个人。似乎在婚姻关系里，个人成就更少的一方，就会对关系有更多的不满或者苛求。

在《婚姻故事》中，陷入自我挣扎的是妻子。（图/《婚姻故事》）

跟随这些讲述，观众不断切换视角。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两个人的讲述近乎矛盾，但同时又十分合理。在伤痛的情绪中，两人的问题被无限放大，相互之间的攻击和指责愈演愈烈。最后，这场争吵以身体暴力告终——妻子打了丈夫一巴掌，而丈夫开始用拳头自我攻击。

争吵中，真实的爱被无情否定、撕毁。这样的场景，恐怕所有有过长期亲密关系的人都经历过。但电影借辩方律师之口说出“法庭不是讲真相的地方”，而法庭也以叙事的角度展开宣判。

（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控方试图证明妻子图谋杀夫，于是塞缪尔被描述为一个被妻子打压却决心改变一切的男人。而桑德拉则必须证明爱，以否定杀人动机。在控方的质问下，她不得不重新回到婚姻的细节里，去回忆关系的发生和变化。这是一场难能可贵的自我重新审视和剖析。

从这些剖白里，人们时而看到恨，也时而看到爱。一旦从关系撕裂的地方退回到往昔日常生活，我们依然能看到这段关系里有如此多的理解和肯定，昔日也有温情闪光、有激情共振。

电影中，两个人的往昔甜蜜照片时而闪过。（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然而，这需要法官及观众强烈的理解力和共情能力。因为人的想法、体会和表达，并不总是与真实世界保持一致。相信语言背后存在着某种客观的真相，只是人们的一厢情愿。至于人类的爱与情感，更无法用语言逻辑来定义。

于是，在漫长的、针锋相对的煎熬庭审中，桑德拉多次无奈地否定“不是这样的”，像一个不得不迎战的战士。她要为了反对叙事对个人的霸凌而战，她唯一的武器是一次次剖析自己。

（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谁给你审判他人的笃定？

电影最令人不安的片段，是争吵的录音被放到法庭上播放，同时，大屏幕上还显示着转录文字。当日常生活中非理性的争吵被如此赤裸裸地当做呈堂证供、被所有人抽丝剥茧地分析，就连现场观看的人们都难掩惊恐之色。

大量的庭审现场，让人想起前不久上映的《奥本海默》。

在内部审讯室里，证人指出各种细节，奥本海默过往的生活举动甚至是私人情感，都被迫拿到众人面前被重新检视。电影中，奥本海默全身赤裸、无助地坐在审讯椅上的超现实镜头，便具象化了这种精神痛苦。

当生活的片段被截取、所有细节都被他人用放大镜检视，不仅意味着个人隐私的暴露，承受所有人头头是道的“精神分析”，更令人感到无助。

（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电影里，塞缪尔认识不久的心理咨询师凭借几次咨询聊天就断言：他的痛苦来自于妻子；当然，为了辩护，桑德拉的律师也不得不将塞缪尔描述为一个自认为失败的、懦弱的人。

更有趣的是，人们将桑德拉就某本小说接受采访的片段加以剪辑，通过电视向外传播，企图证实一个女作家的阴暗面，得出一些充满个人偏见的却自以为合理的结论。

导演Justine Triet（茹斯汀·特里耶）在为电影调研时发现，即使在男女享有平等地位的国家，女性在生活选择上仍旧会遭到某些隐形的性别偏见。呈现在庭审中，则是桑德拉要接受“女作家+双性恋=性开放=不忠诚”的判断。

每个人的偏见，都基于社会文化及自身的经验，因而偏见总是无穷无尽。而这些来自他人的偏见的审判，无疑是一种对个人的剥夺。

女主写的小说被拿到庭审现场断章取义。（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如今互联网上的论战，不也正是如此吗？每个人都在根据自己的经验，创造一种自以为接近真相的叙事，然后笃定地审判他人。特别是在复杂的问题上，人们看了几篇文章、几个短视频，就能言之凿凿，感觉已经纵观全局，抵达了本质。

但有人也许要说，如果不下判断，岂不是陷入了不可知论当中？事实上，有没有可能是在抵达真相的过程中，路途崎岖漫长，又或者，尽量理解矛盾的过程，本就是真相呢？

当我们面对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试图轻松地达成融会贯通，往往正是头脑偷懒的表现。唯一的途径，是让价值判断退后再退后，找到另一种矛盾的叙事，并尽量保持多种叙事共存的可能性。也许这样永远不会有定论，却能让实现某种建构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电影最后，回家的桑德拉躺在沙发上和狗狗相拥，旁边的墙上挂着她和丈夫大笑的照片。（图/《坠楼死亡的剖析》）

夫妻俩的儿子丹尼尔最后出庭时说的话，似乎道破了这一点：“当我们缺乏证据时，为了确定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必须看得更远，就像这场庭审所做的一样。”

在这部电影的最后，法官驳回了控方对桑德拉谋杀丈夫的指控，即便实质的死亡真相依然悬而未决，但电影已经抵达了它应该去的地方。

校对：杨潮，运营：小野，排版：陈泽昕

原标题：《这届金棕榈，凭什么是“消失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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