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10年回顾｜孙国东：探求学问本来的样子

作为一本自创刊起就将“与大时代同频共振与青年学人共成长”作为办刊使命的学术刊物，《探索与争鸣》长期以来以发现和扶持青年学人为己任。2013年底，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和上海市委宣传部的指导下，在上海市社联党组的领导下，《探索与争鸣》编辑部启动实施了包括“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在内的一揽子“青年学人支持计划”，目前这一计划举办学术活动50多场，收到各类来稿5000多篇，100多位青年学人获奖，近万名青年学人受益。十年来，这一计划见证和助力新一代青年学人登上学术舞台。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以“助力厚植学术的青春力量”为专题，邀请了29位《探索与争鸣》十年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征文获奖代表进行专访，现将访谈发表于此。

本期邀请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孙国东，他的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治理论和法哲学方面。

孙国东，湖北随州人，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导师，曾任美国圣路易斯大学哲学系访问学者（2015-2016）。法科出身，先后就读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武汉大学和吉林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社会－政治理论和法哲学；近期致力于“作为阐释政治哲学的民主社会学”理论模式的阐发。发表学术论文120余篇。著有《公共法哲学：转型中国的法治与正义》（2018）、《合法律性与合道德性之间：哈贝马斯商谈合法化理论研究》（2012、2020）和《想象另一种法治：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研究》（2023）；另出版合著、译著及中英文主编著作8部（其中，主编著作《文化提升国家质量：中国发展的使命》获国家外译项目资助出版了英文版）。

澎湃新闻：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的主要研究方向和内容？

孙国东：我主要从事社会政治理论和法哲学方面的研究。以已阐发的“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理论模式与目前正在阐发的“作为阐释政治哲学的民主社会学”理论模式为代表，我目前主要致力于中国现代法哲学和政治哲学原理的介入性学理分析和实体性的理论建构。

澎湃新闻：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的学术经历吗？您认为自己在学术上取得进步的主要经验和体会是什么？

孙国东：我的学术经历比较简单，法科出身，一路读到博士。不过，自完成“公共法哲学”理论模式的建构（2017年）以后，我就像马克思和韦伯这样的“法学院的逃逸者”一样，开始转向了社会政治理论方面的研究。我经常以“问道且务学，言公而不党”自况，也常以“惟精惟一，自在自得”自勉。最近，我把“好整以暇，勇猛精进”这八个字送给了我的学生。如果说我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进步，我想这些都是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和体会。

澎湃新闻：在您的学术生涯中，遇到过哪些困难？您觉得对于青年学者来说，哪些方面的帮助是很重要的？在您的学术成长道路上，哪些人哪些经历对您有重要影响和帮助？

孙国东：就我个人的成长来说，遇到过最大的困难是研二下、研三上时要不要选择走我内心认同的那种学问道路。这个纠结，持续了几乎整整一年。后来我陆续收获了学术方面的一些积极肯定，使我最终毅然决然地选择走上了这条道路，直到现在。

我个人认为，对青年学者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学问的品味和品格，这是决定学者一生的“底色”。凡是对于培养学术品味和品格有正面影响的帮助，都是有益的助力。很多老师、前辈或先贤都在不同方面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有的对我产生了全方位的影响，如我的博士论文研究对象哈贝马斯；有的影响了我对学术道路的选择，如徐亚文老师；有的影响了我的学术品味和学术品格，如邓正来老师和邓晓芒、余英时、葛兆光等前辈；有的奠定了我把握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视野，如马克思、罗尔斯、韦伯、康德、卢梭、福柯、卢卡奇等；有的影响了我介入中国问题的视野和方法，如邓正来老师和李泽厚、赵汀阳、慈继伟、郑永年、汪晖、黄宗智、苏力等前辈；有的则激励了我在古今之变和道统重建的历史视野中把握中国问题，如梁启超、墨子、董仲舒、朱熹等先贤。

澎湃新闻：作为一名青年学者，您觉得当下的学术氛围是如何促进您个人的研究的？

孙国东：当下中国社会科学学术自主性的觉醒，可能是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最有助益的氛围。不过，尽管我们迫切地期待中国社会科学话语在国际上具有“话语权”，但必须看到：“话语”（discourse）在作为福柯意义上的“权力”的背后，还具有哈贝马斯所强调的认知性（cognitive）维度，也就是“沟通”和“对话”维度。因此，如何在遵循普遍主义的学理逻辑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中国社会科学相对于西方社会科学的“对话—抗辩”功能，也就是如何在与西方社会科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为中国有别于西方的“他种现代性”（alternative modernity）道路提供正当性辩护，仍需要中国学人保持实事求是的清醒和困知勉行的自觉。

澎湃新闻：面向青年学者有不少相关的扶持政策，这些政策对您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哪些帮助？

孙国东：《探索与争鸣》推出的扶持青年学者的一系列奖励、平台和活动，就对我个人的成长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澎湃新闻：您认为您所开展的哪些课题研究及其成果，对您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有所助益？

孙国东：我个人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的论文，是一篇题为《改革时代“政党—国家”的法治化》的论文。这篇文章，既是我在探索“作为转型法哲学的公共法哲学”理论模式的过程中形成的成果，也是我个人对法治国家层面的“法治之中国结”——与之相对的是“差序格局”这一法治社会层面的“法治之中国结”——的一个建设性探究。

澎湃新闻：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与当下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孙国东：一直以来，我个人都力图推进一种具有情境自觉和现实关怀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研究。但我个人关注的是影响中国现代政治秩序和法律秩序建构的“结构化情境”，而不是与时政相关的“碎片化情境”。借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金斯伯格（Ruth B. Ginsburg）转借宪法学者弗罗因德（Paul Freund）的一个著名区分，如果说“碎片化情境”是某个时刻的“天气”（weather），那么，“结构化情境”就是一个时代的“气候”（climate）。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研究与现实有着“遥远”的联系，就像余英时先生对政治有“遥远的兴趣”一样。

澎湃新闻：在强调“学术未来感”的当下，您所开展的学术研究如何做到结合当下，放眼未来？

孙国东：我做的是政治哲学和法哲学方面的研究，所以保持某种理想主义的“未来感”，是必备的。我最近看到钱理群先生在一个访谈中说，他自己力图“以彼岸的关怀照亮此岸”。这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关怀。就我个人来说，我最近力图阐发一种“阐释政治哲学”的知识形态。所谓“阐释政治哲学”（interpretative political philosophy），简单地说，就是力图使政治哲学研究兼具描述性（政治性）和规范性（哲学性）——更确切地说，基于描述性的规范性，或者说基于历史感和现实感的未来感。就是说，为了使中国政治哲学话语充分发挥面对西方的“对话—抗辩”功能，首先要使其充分具备面对中国现实的“阐释—范导”功能与面对中国历史的“阐释—反思”功能。

澎湃新闻：获得《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对于您的课题研究会有哪些助益？这一奖项对您的学术生涯的展开会有哪些助益？

孙国东：对我个人来说，最大的影响是使我与《探索与争鸣》保持着更加密切的联系。《探索与争鸣》以“有学术的思想”为办刊理念，这与我个人的学术取向高度契合，因此，他们组织的活动，只要与我的研究有关，我都会参加。迄今，我已经在该刊发表了5篇文章，该刊已成为我个人发表论文最多的期刊平台之一。

澎湃新闻：您对于未来有志于参与《探索与争鸣》全国青年理论创新奖的青年学者有何寄语？

孙国东：“寄语”谈不上，我只想用这样几句话与各位青年学人共勉。作家爱丽丝·沃克（Alice Walker ）曾说：“行动主义是我为住在这个星球支付的租金。”我想，对于真正致力于学问的青年学者来说，探求学问本来的样子，应该成为我们为住在这个星球支付的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