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伤逆流成河》改编：正能量的青春文学是什么味道？

《悲伤逆流成河》眼下正在各大院线热映。当然，说是热映，不过是句场面话。遥想当年《小时代》掀起的狂热风潮，对比眼下各大影院差强人意的上座率，只能让人心生感叹：时光飞逝，岁月无情。此片导演虽是落落，但谁都明白，它的卖点在于郭敬明，也只在于此。可值得玩味的是，当初宣传声势甚猛的《爵迹》如今杳无音讯，而低调出场的《悲伤逆流成河》虽难称佳作，但获得的评价和口碑总算没有崩盘。要知道，这对郭敬明系列作品而言，已经算得上难得了。

这并不是因为《悲伤逆流成河》的原作是一部多么优秀的文学作品，也不是因为此番影视改编有多么成功，而是因为一部“残酷青春文学”被电影主创者硬生生改造成了反对校园暴力的主旋律影片。原作小说的主线，本是女主角易遥意外怀孕。在电影中，易遥被设定为被母亲拖累的无辜“处女”，是的，这一身份还被反复强调。小说主角四死其三的灰暗结局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易遥在全校师生面前跳海的高潮戏。最最要命的是，原本四位主角间暧昧的情感纠葛也不见了，他们个个都成了阳光少年少女，这难道不会让曾经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流泪的小四粉丝们感到陌生么？

细细想来，郭敬明的求生欲这么强，一点也不奇怪。早年间的《小时代》虽然让他赚得盆满钵满，但在某种程度上也让他走上了充满争议的不归路。郭敬明的商业头脑何其发达，在一棵树上吊死绝不会是他的首选。在《悲伤逆流成河》片尾，是剧组对真实生活中饱受校园暴力之苦的受害者的采访，几可充当学校的视频教材。

这么多年来，悬挂在郭敬明脑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是“矫揉造作、奢靡浮华”，通俗地讲，就是其作品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思想和内容。这，何尝不是一代青春文学作家所面临的共同困境？郭敬明以及与其同时代的年轻作家，包括落落、七堇年、笛安、张悦然、韩寒等人在情节结构、叙事方式、人物形象、文学精神等方面与他们的前辈相比，表现得更自由、更真诚、更率性、更自我甚至放纵个性。

按照中国文学的传统观念，写作乃是“经国之大业”。也就是说，文学理应承载教化人心、改良世道的作用。所以，凡是具有“社会性”“人民性”的文学作品，历来受到赞颂。纵然凡有井水处皆有柳词，我们在习惯上仍然对更关心国事的辛弃疾高看一眼，便是这个道理。不巧的是，郭敬明们自出道以来，从未将文学的思想性当回事，更没有兴趣参与宏大叙事。

莫说痴迷于大都市灯红酒绿的小四，即使是当年号称以思考见长，极为关心社会时事的韩寒，也从未给读者奉上多少深刻的作品。致力于批判现行教育体制的《三重门》里，透露出的恰恰是韩寒对教育问题偏颇的认识。在他看来，同时学习语文、数学、英语、化学、物理等多学科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大多数知识在今后的生活中并不能发挥作用。然而，这是一种纯粹的误解。或许并不能解决黎曼猜想，但通过数学而获得逻辑能力，将会使我们受益终生。难怪近年来，韩寒对自己早年的说法多有修正。归根结底，我们所熟悉的青春文学写作，无论何种题材、风格，都无关社会意义，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倾泻。

那么，为了匡正这一弊病，赋予青春文学以正能量，算不算一种好主意？比方说，高举反对校园暴力大旗的新版《悲伤逆流成河》？其实，过度强调文学作品的附加意义，只会损害文学本身。以金斯堡、凯鲁亚克等人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比郭敬明们更“丧”，更崇尚肉欲、天性。可他们的作品看似玩世不恭，却具有对抗世俗生活的反叛精神。问题的关键不在写作的目的，而在于对待文学的态度。郭敬明曾经说：“写作是我生活中很小的一部分。我会写，可能会靠这个带来利益。但我不可能把它看成是自己谋生的手段。它只是我的兴趣和爱好。”韩寒也说过，“文学决不是我的第一梦想，我的第一梦想是去西藏，第二是去草原，第三是去兴安岭。文学是第几十，我也不知道。”

对他们来说，为写就《平凡的世界》而呕心沥血，英年早逝的路遥，立志把《白鹿原》当作枕棺之作的陈忠实，大概是名符其实的异类。可问题也就出在这儿，聪明才智可以带来诱人的商业利益，但失去了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作品终究会露怯。电影《悲伤逆流成河》开头的旁白里分明讲到了“香港回归”，似乎表示故事发生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可镜头一转，华丽丽的航拍镜头之下，上海弄堂人家竟在用电磁炉做饭。易遥、齐铭等人使用的是老式翻盖手机，可在学校电脑房里却能用上最新型的液晶显示屏。这几位少男少女，还在上海科技馆里玩起了地震体验游戏。我想，无论是落落还是郭敬明，可能根本不知细心考证为何物，就贸贸然拾起了现实主义题材。

但这一切并不会让人感到惊奇。强行为郭敬明式的浮华雕像披上正能量的外衣，诞生出的只会是四不像而已。让我感到惋惜的，并不是《悲伤逆流成河》的蹩脚，而是不顾一切的求生欲正在让郭敬明失去最后一点本真。郜元宝曾在《灵魂的玩法——从郭敬明 〈爵迹〉谈起》一文中指出郭敬明的语言问题，认为其“用语不当、臃肿杂沓、模棱两可、盲目的一次性景物描写，看来只为显示语言的丰富和诗意，但这个目的并未达到，倒是暴露了作者只顾陈列不知安排、只顾炫耀不懂含蓄、只顾堆砌不知选择的暴发户的恶趣味”。从学术角度上来讲，上述观点自然没有问题，可如果，这种繁复臃肿的语言，就是郭敬明的真性情呢？

春树的《北京娃娃》里有一段对“自由”的叙写:“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吃饭的自由，睡觉的自由，说话的自由，歌唱的自由，赚钱的自由，点灯的自由，自杀的自由，自由的权利一直是自己的，这个自由都没有，还谈什么自由。毫无疑问的是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自由自由自由自由，看书的自由，吃饭的自由，睡觉的自由，听歌的自由，做爱的自由，放弃的自由，回家的自由，退学的自由，逃跑的自由，花钱的自由，哭泣的自由，骂人的自由，出走的自由，说话的自由，选择的自由，看《自由音乐》的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自由，如果你不是自由的人，还说什么自由。”乍看之下，没有文采，也没有逻辑，更谈不上什么文学技巧，可不能否认，读者完全能感受到其中的青春力量。如果沉浸在商业浪潮里的郭敬明们自认为，给自己的作品添加一点正能量的佐料，就能使其寿命不断延长，这未免是打错了如意算盘。

在我眼里，敢于赤裸裸地承认物质生活重要性的《小时代》男女们，倒比用哲人般语言控诉校园暴力的易遥可爱得多。正能量的青春文学，还是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