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黄仁伟：“一带一路”不只是造桥修路，而是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平台

金秋时节，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如期而至。

2013年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站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的节点上，重温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回顾十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展望共建“一带一路”未来的发展方向，具有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的十年，也是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参与“一带一路”调研的十年。过去数年，他的足迹遍及希腊、德国、俄罗斯、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缅甸、巴基斯坦以及中亚等国，实地获得了诸多项目的一手材料。

在10月17日的“一带一路”国际智库合作委员会全体大会期间，黄仁伟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一带一路”不再是简单的造桥修路，而是世界和中国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时的必然产物。经过十年的发展，“一带一路”的内涵得到丰富，逐渐形成由中国政府倡导，中国和共建国家合作，以企业行为为主，符合市场规则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平台。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黄仁伟

“中方希望借论坛契机，传递出‘一带一路’会继续推进，且不会缩小规模，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决心。”黄仁伟分析称。展望下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黄仁伟认为，当前国际环境较10年前发生了较大变化，应加强对地缘政治因素的关注，提高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建设。

“一带一路”不只是造桥修路与对外援助

澎湃新闻：站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的节点上，您能否简要回顾倡议提出的时代背景及其现实意义？

黄仁伟：10年前中方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要从中国和世界的经济结构发生历史性重大变化这一背景来审视。

2008年-2011年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形势已经发生变化，经济放缓、甚至停滞。如果我们完全按照前40年的开放格局来发展有点困难，需要开辟新市场。同时，当时国内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强大，而世界上又存在巨大的基础设施短缺，如果二者能结合，就形成了新市场，让我们的经济在金融危机后有继续增长的空间。

而就当时国内的开放结构来看，由于缺乏“通道”，西部、东北部难以吸引投资与贸易，与东南沿海差距较大。所以，“一带一路”基础设施首先要把路打通：把云南和东南亚，新疆和中亚，东北部和蒙俄连起来。

“一带一路”就像新开辟的第二市场，存量小、增量大。美欧日是第一市场，存量大增量小。随着近年来国际环境的变化，“一带一路”增量的作用日益明显，弥补了我们在西方市场中下跌的那部分。因此，我们的贸易总量是上涨的。即使在整个新冠疫情阶段，世界贸易几乎处于停滞状态的情况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发展仍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澎湃新闻：“一带一路”提出10年后，我注意到还是有不少观点将其理解为“造桥修路”。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一带一路”的内涵？

黄仁伟：“一带一路”原来是以路、桥、电力为主，现在已经转变为以产业链、供应链为主。也就是说，桥和路是为产业服务的。还有些我们未曾想到的产业也在“一带一路”共建中获得发展。一是，“数字丝绸之路”，像是电子商务、5G技术、北斗定位系统都融进了“一带一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此外，全球气候治理之下的“绿色丝绸之路”以及新冠疫情之后的“健康丝绸之路”也愈发受到关注。这三个概念成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新内容。

除了这些新内容，“互联互通”这个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此前，陆上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是不连通的两条路，一条走海路，一条走陆路。随着“陆海联运”的发展，形成了一批走廊，南北向的走廊将海路与陆路相连，由此形成网。目前，“空中走廊”也在建设发展中，依托于成都、郑州、乌鲁木齐、昆明等空中枢纽城市，形成了整个区域内的陆海空多式联运网络。

由此可见，“一带一路”形成的网络非常之大，这时候就需要借助5G物联网技术，让客户知道货物运输的动态，这也使得5G可以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范围内落地。而这一范围远大于美欧等拒绝使用中国5G技术的国家。

澎湃新闻：那您认为如何概括“一带一路”的内涵比较准确？

黄仁伟：简单说，“一带一路”是中国政府倡导，中国和共建国家合作，以企业行为为主，符合市场规则的新型国际公共产品平台。

此前，有一种常见认知误区是，会把“一带一路”视为国际公共产品，或是中国无偿的对外援助项目，但现在多数项目都属于投资范畴，基于市场规则、合同履约意识，所以我将其称之为“新型”国际公共产品。

从对世界秩序的影响而言，“一带一路”就是用地缘经济的创新思维来化解地缘政治的传统思维。

半数以上“一带一路”企业项目盈利

澎湃新闻：客观来看，如何评估“一带一路”推出10年以来的成果？

黄仁伟：前10年，我们大部分项目更像是“试验型”的，有成功的经验，但也会遇到问题。就我接触到的企业而言，半数以上的企业项目是成功的，是盈利的，不到10%是失败的，还有20%至30%不那么成功，不过还能维持运营。

还应该看到，目前中国在海外的企业数量仍在增长。一大趋势是，“一带一路”从宏观、央企、大项目走向了微观、民企、市场，行为的主体发生变化。目前，已经开始转向以民营企业为主的产业群“一带一路”，中企在海外建设了很多企业园区。

这就要回到“一带一路”本身，究竟国家行为还是市场行为？实际上，它是由国家倡导的越来越市场化的新型公共产品平台。前5年至10年，多由国企和政策性银行主导，现在逐渐转向民企，甚至还有中外合资企业参与“一带一路”。

澎湃新闻：高峰论坛之前，西方部分舆论称，美欧等发达国家领导人拒绝参加论坛。对此，中方相关筹办人士回应，这些国家并未受邀。我也注意到，您之前说过，“全球南方”是该倡议的主要参与方。您如何看待受邀国家大多是发展中国家，缺乏西方国家的参与？

黄仁伟：论坛前夕的数据显示，有140多个国家代表确认参加高峰论坛。我们也知道，美国和欧盟层面都提出了各自的基础设施计划，不少国家对此持观望态度，因此，“不选边站”是他们的基本的立场，但这也不影响他们继续获得“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带来的好处。

与其关注参与国家数量，更具实质性意义的是，我们希望借助这次论坛传递出“一带一路”会继续推进，不会停止，甚至不会缩小规模，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的决心。同时，借此机会，我们也会总结过去10年的经验和不足，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需关注地缘政治风险与海外利益保护

澎湃新闻：接下来，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和前10年有何不同，会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

黄仁伟：下一阶段，共建“一带一路”将是大小项目并举，小项目的数量肯定远多于大项目。小项目周期短，投资金额小，直接用于民生，当地民众看得见、摸得着。大项目建设周期长，能作用于共建国家的经济结构，缓解所在国经济发展遇到的瓶颈。总体来说，小项目解决不了结构性问题，但可以聚拢民心，解决民生问题。

当前，项目建设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例如，俄乌冲突的爆发，使得我们原来在白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的项目以及中东欧的项目都受到了影响。近期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如果在两三年内无法解决，那么中东的环境或将遭到破坏，所以说地缘政治的影响比10年前要重要很多。

同时，美欧的基础设施计划出台后，西方舆论会相应配合，舆论战或比以前更激烈。此外，“一带一路”项目给共建国家带来实际利益后，若利益分配不均，共建国家的国内政治问题可能也会增多。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中国投资能力、建设能力提升后，相应地，我们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还需要建设。例如，可考虑与共建国家建立起新的安全合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