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

本文为《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版）一书“导论”，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摘发。

一，古文运动的政治背景：“天书时代”

学者谈论古文运动多并称唐宋，实则“唐宋古文运动”涵盖多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时代脉络也各有不同。韩愈（768—824）、柳宗元（773—819）面对的是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柳开（947—1000）的历史时空则为宋代的初兴，而孙复（992—1057）、石介（1005—1045）、欧阳修（1007—1072）等人经历的，是真宗（997—1022在位）到仁宗朝（1022—1063在位）的变化。因此，所谓唐宋古文运动，与其说是一个连续发展的过程，不如说是存在许多断裂面。不同时空背景下的古文家，所面对的历史课题也大相径庭。宋代古文家对唐代古文学者的引述与颂赞，与其说是受到前辈们跨时空的“影响”，不如说是后来者在面临当下的时代课题之际，提取、诠释了前辈古文学家的思想与理念。

欧阳修

北宋古文运动的要角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的成长背景，正是真宗一朝的“天书”时代。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三日，真宗获得降于皇城承天门的天书。从此，真宗供奉着天书，进行一连串的祭祀礼仪：祥符元年十月到泰山举行祭天的封禅大典，祥符四年（1011）二月到汾阴祭地，隔年，真宗自言道教神仙同时也是赵宋祖先的“圣祖”，亲自降临在他面前；祥符七年（1014）正月，真宗到亳州朝谒老子太清宫，天禧元年（1017）奉上玉皇、圣祖圣号宝册。这一连串夹杂怪力乱神的奉神礼仪，对现代学者来说，可谓匪夷所思。认为大中祥符时代的奉神礼仪，乃是真宗君臣合谋作伪，以化解澶渊之盟带来的耻辱，便成为通行的观点。但也正是“天书”的时代，构成了宋代儒学运动的起点——古文运动的政治背景。

本书以“天书时代”指称这段时期：真宗祥符元年到刘太后（968—1033）过世的明道二年（1008—1033）。这样的指称，不仅在于“天书”在这个统治阶段，被君主视为政权正当性的主要象征，也在于这段时期的政治文化，由于天书的存在而有其特殊性。虽然“天书时代”的称法，将真宗统治的大中祥符（1008—1016）、天禧（1017—1021），与刘太后主政的天圣（1023—1032）、明道（1032—1033）视为一个整体，但本书同样重视的，是梳理从真宗到刘太后统治期的差异与变化：刘太后统治期，一方面可视为天书时代的有限度延续，另一方面却也是天书时代的消退与萎缩，古文运动在此过程则悄悄酝酿。

二，政治史与儒学史的内在联动

本书通过梳理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分析宋代古文运动展开的历史脉络。本书不仅探究北宋前期的政治史与儒学史，更重视析理这两个学术范畴如何彼此牵动。北宋前期政治史研究已经累积了可观的成果，但既有研究以单篇论文为主，以专书形式、系统性探讨北宋前期政治过程的著作仍不多。其中，有三部作品尽管成书多年，但仍构成理解此时期政治史的重要著作，也是本书讨论得以展开的前沿研究：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何冠环（Koon-wan Ho）Politics and factionalism：K'ou Chun（962-1023）and his‘t'ung-nien’。

这三部作品分别代表了政治史研究的三种典范：以帝王为中心、以议题为导向、以士大夫党派斗争为核心。它们都揭示了北宋前期政治史的重要面向。但也因此，若欲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推进或突破，则必须探索不同以往的研究方法与切入视角。邓小南在《祖宗之法》中，这样期许后继研究：找到一个能够牵动某时代的政治过程、文化思维、社会活动、思想探索，并对历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

尽管批判与否定构成宋代以降士大夫对天书时代的立场基调，但从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天书时代”为一极具牵动力的议题。这个时代援引、镕铸了诸多汉唐儒学思想，并打造了一个世代独特的政治文化与社会气氛，影响所及不仅及于中央朝政，亦下至地方社会。真宗打造的天书时代，与紧接而来的仁宗朝古文运动，更有着内在发展的理路。换言之，“天书时代”这一被归为政治史的议题，如何牵动思想史的关键课题“古文运动”，便是本书探究的主题。古文运动与庆历改革，向来是北宋儒学史与仁宗朝政治史的重要课题。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便指出宋初古文运动是宋代儒学的第一阶段，古文运动的学者热心于得君行道，从而引发庆历改革。研究宋代古文运动的代表性著作，依出版时间排列有：金中枢《宋代古文运动之发展研究》；刘子健《欧阳修的治学与从政》；何寄澎《北宋的古文运动》；祝尚书《北宋古文运动发展史》；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这些著作在个别细节上详简有别，但总体而言，他们的研究为宋代古文运动勾勒出一个“典范叙事”。此一叙事包含三项结构性要素：第一，宋初古文运动先锋柳开，主张文章应阐扬古圣人之道，从而改变了五代的弱质骈文；第二，杨亿（974—1020）与刘筠（970—1030）在真宗一朝，吹起一股重视修辞、对仗的反古文精致文风；第三，仁宗朝由范仲淹（989—1052）、欧阳修、孙复、石介、穆修（979—1032）、尹洙（1001—1047）等开启反杨亿文风的古文运动。古文家的共通趋向是不再依循汉唐经典注疏，而是从儒家本经着手，直探圣人之道。且此“道”，必须借由政治改革加以实践。因此，庆历改革经常被学者视为仁宗朝古文运动学者的政治实践。

上述古文运动的“典范叙事”，构成学界对仁宗朝儒学运动的基本认识，似乎难再突破。漆侠先生在21世纪初作《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对个别儒者的经学思想、政治活动有十分细致的讨论，但在整体架构上，并未挑战这个典范叙事。

《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

那么，此“典范叙事”是如何产生的？笔者认为，这三阶段的结构叙事，最早完整地呈现在范仲淹所作尹洙文集序：

唐贞元、元和之间，韩退之主盟于文，而古道最盛。懿僖以降，寝及五代，其体薄弱。皇朝柳仲涂（开）起而麾之，髦俊率从焉。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洎扬大年（亿）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髣髴，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洛阳尹师鲁（洙），少有高识，不逐时辈，从穆伯长（修）游，力为古文，而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其深有功于道欤！

短短二百多字便概括了现代学者对古文运动的理解框架。然而，细究这段文字，其实有诸多问题尚待解答。首先，为什么范仲淹将古文运动追溯到已过世半世纪的柳开？柳开在世时，仅官至知州，且从未进入中央任职，柳开的影响力，为何能够改变所谓五代“薄弱”文风？柳开“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是哪些人？他们对古文运动有何贡献？其次，范仲淹的诠释，无疑有其特定的立场与视角。这篇序既是为尹洙文集而作，序文难免突出尹洙及其师穆修的重要性，文末更强调了范仲淹与尹洙共同好友欧阳修的贡献。我们是否能把此书序的叙事，视为古文运动的发展实况？

检视范仲淹的尹洙书序，实际上是在放大个别人物的影响力的同时，模糊化了历史发展的脉络。范仲淹的书序，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柳开或杨亿能有如此大的影响力，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尹洙与欧阳修能够改变重视雕琢的文风。而这个文风变化的时代—从柳开过世，到所谓欧阳修等重振古文、古道，正是以天书时代与庆历改革为政治背景。

因此，欲突破古文运动的典范叙事，便有必要重新梳理真宗到仁宗朝的政治过程，从而还原古文运动复杂的发展历程。真宗朝的天书时代，并不是在真宗过世的那一刻便画上句点，而是影响了一整个世代的政治意识形态，与配合此意识形态的文章撰作。杨亿是这个时代的佼佼者与代表人物，但并不是影响这个时代的关键人物。真宗的过世，确实带来政风、文风转变的契机，但这个转变的过程，亦非单凭数人能够翻转，而是由身处不同权力位置的士大夫们，在不同的时间点，做出关键性的建议与决策。范仲淹、欧阳修与尹洙等庆历改革核心人物，虽是其中要角，但却不是对此转变做出贡献的唯一群体。

基于上述的反思，融合政治史与儒学史（以本书所关注的面向而言，更确切的说法是经学史）成为本书最关键的切入角度。既有研究往往将政治史与儒学史划分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政治史是历史学者关心的课题，儒学史则为中文研究学者所关注。两个研究社群有各自的研究传统，却也因此较少相互对话。故而，天书时代为历史学所注目，古文运动则被划入儒学史或文学史的范畴。这便导致真宗朝的天书统治，与仁宗朝的古文运动，尽管在时间上前后相续，但似乎各自独立、无所关联。然而，至少在北宋以前，儒家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阐述与诠释，往往是为了回应现实的政治问题；儒士作为政治场域中的主要参与者，他们脑海中的儒学思维与观点，也深刻影响了政治发展的走向。

本书认为，过去属于政治史范畴的“天书时代”，本质上是真宗君臣利用、诠释儒家经典，最后却以破坏儒教统治告终的历史过程。宋太宗后期至真宗统治前期，赵宋朝廷颁布了主要由汉唐儒者注疏的“十二经”经典诠释。天书时代的神道礼仪，即是操办者对官方经典注疏进行选择性的接受，与诠释性的应用结果。另一方面，天书时代又大量融入了道教奉神之礼，并将之接架于儒教祭礼之上，从而对儒教祭礼进行突破。从儒家本位立场的士大夫来看，则不啻是对儒教统治的破坏与否定，从而引起他们对政治现状的焦虑与反省。故而，真宗、仁宗之际政治文化的变迁，本质上也是士大夫对儒家经典的维护与反思。

其次，过去被认为属于儒学史与文学史范畴的古文运动，亦必须放在真、仁之际的政治史脉络中，重新解读。正如学者一致赞同，仁宗朝古文运动带有强烈的政治改革、重建秩序的目的。这背后蕴含的潜台词是：他们对既有的政治秩序颇感不满。这个令他们不满的政治秩序，自然不会是二百多年前安史之乱后的中唐，亦不会是一百年前五代的分裂格局，而是直接构成仁宗朝统治基础的天书时代。天书时代正是范仲淹、孙复、石介、欧阳修等人年少时的亲身经历；也是他们及许多同时代的士大夫，希望将之扫除的政治遗产。换言之，正是在与天书时代所利用、破坏的经典诠释进行不断对话的过程中，激发了新一波的古文运动。

总之，从天书时代到古文运动，一方面意味着带入儒学史的视角，以翻新北宋前期的政治史；另一方面则是将古文运动镶嵌入其政治史脉络，以深化我们对古文运动的认识。需要说明的是，本书探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讨论的时间下限大抵在庆历改革，而不涉及仁宗晚期或北宋后期古文的发展。换言之，本书探究的主题与时代范围，与从文学观点讨论北宋古文与文学的研究，有根本差异。

三，推动政治过程的政治派别

本书既是探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推动此“过程”的君主与士大夫群体，毫无疑问是本研究的主角。本书将中央的政策走向视为一个权力竞争的场域，不同派别的士大夫都欲争取最高权力者—君主的支持，以将他们的政治理念付诸实践。本书揭示的政治“过程”，正是在不同派别士大夫的理念抗衡与权力竞争中推进。

本书以“派”或“派别”来指称推动政治过程的政治团体。“派”与“派别”包含两个互为因果的内涵，其一是同属一派的士大夫，彼此有着较为紧密的人际往来；其二是同属一派的士大夫，有着相近的政治立场与政治理念。本书将以派别人物中，具领袖地位，或政治影响力最大的士大夫，指称该派士人群体。尽管任何一个派别都不可能有固定、明确的边界，其成员也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增减，但我们仍可借由人际网络与政治立场的分析，辨识出不同派别士大夫如何在特定时间点，推动着政治的发展。其中，有些派别士人内部存在较明确的师生关系，使他们构成该派领袖人物的“后学”。因此，为了避免指称上的单一，本书有时也以领袖人物的“后学”指称具有较明确师生关系的士大夫群体。

学者们同意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改革者怀抱着政治理想，但很少注意到打造祥符天书时代的徐铉（916—991）王钦若（962—1025）一派文士，也有其独特的政治理念，并且说服真宗将之付诸实践。不过，真、仁之际政治过程的推演，并非单靠王钦若与范仲淹两派政治群体便能推动，他们甚至不是这段时期权力最盛者。本书将纳入更广的士大夫群体，探讨他们如何参与真、仁之际的政治过程。其中包含李昉（925—996）王旦（957—1017）杨亿派文士、柳开后学，与孙奭（962—1003）派士大夫。这几个群体获得现代学者的关注度，远不及范仲淹及其政治支持者，但他们却是在庆历改革以前，与仁宗关系最亲近、影响朝政甚巨的士大夫。这些不同派别的士大夫，在真、仁之际的政治过程与古文运动的发展上，扮演着立场不同但又都相当关键的角色。唯有将他们也纳入分析视野，才可能深入了解古文运动如何在复杂的权力竞争中展开。

四，《宋会要辑稿》与士大夫文集的史料价值

李焘（1115—1184）《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无疑是研究北宋政治史最为重要的史料，但若过度依赖《长编》来探讨北宋前期的政治过程，亦有风险。蔡涵墨分析《长编》与《宋会要辑稿》在北宋各朝的史料比重分布，发现《长编》中，真宗一朝的史料比例偏低，仁宗朝，特别是庆历时期的史料分量则特重。真、仁两朝的《会要》内容，分别源自庆历四年（1044）王洙（997—1057）上奏的《会要》，与元丰四年（1081）王珪（1019—1085）续编的《会要》。尽管仁宗在位四十二年，远超过真宗在位的二十五年，但在今存《宋会要辑稿》中，真宗朝的条目竟略多于仁宗朝。这显示李焘在编写真宗朝历史时，在他所能见到的真宗朝材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删减。这个现象无疑是由于仁宗朝以降的儒家士大夫，贬低真宗天书时代的价值。这也警醒现代学者：依靠《长编》讨论真宗朝的历史，是远为不够的；《宋会要辑稿》则是重建真宗朝历史更为早期、丰富的材料。

因此，本书除了引用约五百则《长编》，亦引用约一百二十则《宋会要辑稿》中的材料。特别在第二、三章，我们将看到，《长编》如何删减了《宋会要辑稿》中的关键信息。此外，本书也引用了约五十则宋绶（991—1040）、宋敏求（1019—1079）所编的《宋大诏令集》，这些诏令亦是研究北宋政治史的重要原始材料。

北宋前期的士大夫文集，也是本书倚重的史料。除了第二、三章大量引用徐铉文集外，第五章更是以仁宗朝文士文集作为主要的史料依据。李焘《长编》虽然为仁宗朝留下十分丰富的材料，但李焘对范仲淹及其政治盟友的同情，导致反对庆历改革的士大夫，在《长编》中的能见度远无法匹配其在当时的影响力。幸好，目前留下文集的仁宗朝士大夫，不仅包含庆历改革的中坚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韩琦（1008—1075），还包含支持改革但人际网络颇为复杂的石介。石介人际网络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为我们认识这段历史提供了珍贵材料。此外，与范仲淹等人关系紧张的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兄弟，也留有文集，能帮助我们探索范仲淹盟友之外士大夫群体的政治与思想动向，从而为本书勾勒出更为立体的历史图像。

五，从天书时代蜕变出的古文运动

本书分为两部分。上篇“天书时代的形成”为前三章，分析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奉天书而行的神道礼仪，如何从汉唐政治中的儒学与道教神仙信仰汲取思想资源，这些思想资源又构成怎样的宗教统治逻辑，以肯定政权的正当性；下篇“历史中的古文运动”包含后二章，探究天书时代如何在真宗及刘太后相继过世后，遭到在朝、在野士大夫的反思与批判，从而推展出古文运动与庆历改革。一言以蔽之，本书将揭示：仁宗朝的古文运动是在批判天书时代的过程中蜕变而出。

第一章探讨天书时代的前奏—太祖（960—976在位）、太宗君臣如何追求统治正当性，以摆脱五代短命而终的阴影。在汉唐历史发展中，“封禅”大典象征着统一帝国“致太平”的成就。太祖、太宗皆渴望封禅，却未能实现。换言之，封禅并非真宗在澶渊之盟后才欲进行的典礼，而是继承父志的举措。本章亦探讨君主祭天之礼如何为太宗朝的文臣创造发挥的舞台。太宗虽因与契丹的军事挫败而未能封禅，但儒教的祭天之礼因为象征统治者的“天子”身份，而获得太宗的高度重视。为太宗操办大礼的，便是以李昉为首的北方文士，他们因此获得太宗青睐，而经常位居宰执之位。相对而言，以徐铉为首的南唐降臣，尽管得到李昉等北方文士的礼遇，但并未获得太宗的信任。

第二章探讨天书时代的两种思想成分：谶纬与道教，以及徐铉后学如何镕铸这些思想成分，以打造号称太平的天书时代。谶纬学形成于东汉初，并在汉唐儒者的援引下，与儒家经典注疏紧密结合。谶纬学的核心概念认为，得到“天命”的君主，皆会获得龙、龟等灵兽献上的河图、洛书，即天书。真宗统治初期，已流露出对“河图、洛书”的向往。本章即分析徐铉派文士—以王钦若、陈彭年（961—1017）、杜镐（938—1013）为核心，如何在真宗朝与北方文士展开新一波的竞争，并争取到真宗的信任，而将他们的道教统治理念结合谶纬思想，实践于祥符时代。

第三章探讨天书时代所依循的统治概念与世界观，以揭示真宗君臣对太平后的宇宙秩序想象；以及在此统治秩序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士人如何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这场颂赞太平的政治运动。依据天书时代的统治概念，儒教昊天上帝已非最高主宰，而是位居道教尊神之下。祥符时代崇奉道教神仙的仪式，不仅在朝堂上进行，更是以多层次的方式推广到地方，从而辐射出更广的影响力。此时，自认成功交通天、地、神灵的真宗，将自己定位为依循《洪范》“皇极大中”思想，居于绝对正确位置的帝王。他开始大量撰写文诰，来“教导”臣民；中央朝士与地方士人，则撰作歌颂真宗太平之政的文字，以交换政治与文学上的声誉与地位。在此政治文化下，原本对神道礼仪感到疏离的王旦派士大夫，为了与王钦若一派竞逐权力，也逐渐卷入天书时代的各种活动。

第四章探讨仁宗统治前期，天书时代的政治文化如何逐步破损，以致“太平无为”的意识形态瓦解，政治改革则逐渐成为君臣的共识。真宗过世后，立即浮现一个问题：年幼即位的仁宗不可能接续真宗如导师般的帝王角色，这便使天书时代的政治文化出现破口。本章首先分析刘太后主政时期，皇权如何致力于维护太平之下的统治模式，而这样的统治模式，又如何屡屡遭到臣僚的挑战。其次，探讨仁宗亲政后至庆历改革前（1033—1043），士大夫们如何更积极地调整、打破真宗以来的“太平”论述。我们将看到，仁宗统治前期，君臣长期在“说法”上，将“太平”视为既定事实；直到庆历改革前夕，“太平”才在君臣的政治话语中成为过去式，政治改革的正当性也才得以获得肯定。

《清平乐》中的范仲淹

从天书时代到庆历改革的政治过程，范仲淹及其支持者无疑最受学者注目，但他们并非唯一对真、仁之际政治文化转变做出贡献的群体。此章分析仁宗朝堂上两股重要的政治势力—杨亿派与孙奭派士大夫。相较于范仲淹及其支持者在仁宗亲政后才崛起，杨、孙派士大夫与真宗朝宰相王旦有紧密的关系，同时也是仁宗年少时亲近熟悉的士大夫群体，他们长期把持朝政，并与范仲淹一派士大夫明争暗斗。此章将从这个结构性的权力关系，解释为什么庆历改革很快以失败告终：获得仁宗更多信任的孙、杨派士大夫，并不乐见范仲淹一派势力的崛起。

第五章分析古文运动如何在批判天书时代的过程中蜕变而出。首先讨论仁宗朝士大夫对祥符时代的批判，从而说明古文运动对儒家圣人之“道”的强调，如何在方方面面针对天书时代而发。其次，重新考察古文运动的发生与扩展。此章将指出，欧阳修与尹洙虽然也参与、支持古文撰作，但却非促成古文在景祐年间（1034—1038）蔚为风潮的关键人物，柳开后学与杨亿派士大夫的贡献，实际上更为关键。最后，探讨仁宗朝士大夫对天书的理论根据—河图洛书的深刻反思。他们否定河图洛书为帝王受命文书的谶纬学解经传统，从而瓦解天书在儒家经典诠释中的理论依据。这一方面促使儒者批判汉唐以谶纬解经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开启了直探本经的儒学运动。换言之，仁宗朝士大夫对“天书”的批判，正构成了疑经思潮的关键起点。

王钦若以“城下之盟”诋毁寇准，并说服真宗伪造天书的故事，自北宋仁宗朝起即开始流传，并衍生出多个版本。这个著名的故事主宰了后世对真宗天书的认识，但也模糊化了天书时代的发生脉络与后续影响。天书时代的形成，奠基于北宋前三帝致力于摆脱短命而亡的阴影，以追求太平的统治理想；此太平理想的追求，为朝中儒家士大夫创造可竞逐的舞台，并最终归结于徐铉后学对汉、唐政治文化的汲取与镕铸，从而打造了天书统治的时代。

真宗末到仁宗前期的政治过程则是天书时代的逐步瓦解，同时也构成中国儒学发展的关键时期。经历了仁宗朝古文运动的洗礼，汉唐儒家经典诠释丧失了权威地位，宋儒开启了自解经典的新道路。仁宗朝参与古文运动的学者尽管提出许多新的经学见解，但他们并未达成任何共识；也没有任何一位儒士的经学见解，能够争取到仁宗的认同；仁宗朝的政治革新，也仍停留在摸索、修正的阶段，而非如熙宁变法那样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正是这些不成功的尝试，揭开了宋代儒学的序幕，而后我们才可能见到王安石（1021—1086）新学、苏学与二程理学的互相争胜，与抱持不同得君行道之法的儒士所主张的政治改革。总之，仁宗朝乃一大破而未立的时代，它充满了破坏力与爆发力，它否定了镕铸多重汉唐思想元素的祥符天书时代，为宋代儒学开启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真、仁之际的政治过程，也是中国政治文化史上的关键转折期。真宗的东封、西祀并非创发，而是汉唐盛世君主汉武帝（141—87B. C. E. 在位）、唐玄宗（712—756在位）皆曾举行。然而，东封、西祀在真宗以后便成绝响，这与天书时代从中央到地方的广泛影响力，与随之而来仁宗朝士大夫的深刻反省与批判有绝对的关系。此外，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皆在统治后期，追求神仙与道教，真宗更是明确将神仙之道凌驾于儒道，打造道教统治的帝国。因此，天书时代的破产，再次确立了儒教在中国统治理念上不可取代的地位。总之，本书将揭示，真宗的天书时代可说是将汉至宋盛世君主对太平盛世的认知与想象，更系统化地进行重组与展演，其结果却是将汉宋时期的盛世礼仪，化作历史的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