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令飞：回归鲁迅之后，我还是我自己

周令飞今年70岁，无数人说他长得像祖父鲁迅，尤其是年龄越来越大之后。他自己也觉得像祖父，而且是家人里面最像的。

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十来岁，身材高大，黑发里夹杂几根白发，两撇胡子横在鼻唇之间。周令飞走在街上，曾有人认出他是鲁迅的长孙。陈丹青描述过鲁迅的相貌，说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

除了相貌像祖父鲁迅，周令飞认为自己性格很多方面也像祖父。父亲周海婴对他的评价是，“性格极强，自己认准的事情，非要达到目的不可。”周令飞自己也说，他性格倔强。此外，他的兴趣爱好也和鲁迅相似，比如看电影、设计等。

当他与人交谈，有不同观点时，他会引用鲁迅的话，比如，“从来如此便对吗？”1999年从中国台湾回到大陆以后，周令飞断断续续看完鲁迅的所有作品，不过他坦言，那并不是出于对文学作品的喜爱，更多是为了做鲁迅相关的传播和普及工作。

周令飞没见过鲁迅，他说跟其他人一样，鲁迅最初在他心中的形象是来自学校和课本。小时候，学到鲁迅的那些作品，也觉得祖父是很凶的，有时候甚至庆幸祖父不在了，总害怕回去挨打挨骂。在学校里，很多人像看珍稀动物一样趴在他教室门口看他，每次学到鲁迅的课文，同学会对他说，是你爷爷写的。口气很羡慕，但听多了，他心里觉得怪怪的，总想逃脱出来，想远离。

1954年，童年周令飞与祖母、母亲。本文图片均为 受访者供图

小时候，周令飞调皮，有次郭沫若去他家，那是“文革”期间。他听父亲说郭沫若骂过祖父，他就认定郭沫若是坏蛋。他记得那时家里大客厅比较大，有一组沙发，铺着蓝色地毯，郭沫若坐在一把椅子上，戴着眼镜，穿身中山装。

客厅与厨房中间有一个备餐间，桌上放着一个托盘，上面有两个茶杯。祖母许广平的茶杯是固定花色的，那个年代出于卫生，茶杯各用各的，客人的茶杯很好认。在工作人员把茶端出去之前，周令飞偷偷往郭沫若的杯子里撒了些盐。

周令飞透过门缝看，许广平和郭沫若在聊天，茶水端出去以后，往客人那边一放，他心想怎么半天不喝。后来郭沫若端起来喝了一口，咂了咂嘴，就将茶杯盖起来，不再喝了。

1961年，许广平和儿孙。

长大后，周令飞参军，去日本留学，去台湾结婚，最后又返回大陆工作，所有选择由他自己定。周令飞说，他的家庭教育尊重孩子的个性。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回忆：“曾有许多人问过我，父亲是否想像三味书屋里的寿老师那样对我教育的？比如在家吃‘偏饭’，搞各种形式的单独授课，亲自每天检查督促作业，询问考试成绩；还另请家庭教师，辅导我练书法、学乐器；或在写作、待客之余，给我讲唐诗宋词、童话典故之类，以启迪我的智慧。总之，凡是当今父母们想得到的种种教子之方，都想在我这里得到印证。我的答复却每每使对方失望。因为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目前在《鲁迅先生与海婴》里讲到的那样，顺其自然，极力不多给他打击，甚或不愿拂逆他的喜爱，除非在极不能容忍，极不合理的某一程度之类。”

周令飞当年去台湾的选择给父亲造成极大的压力。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回忆：“台北，这是什么地方啊，岂是你可以去得的吗？” 周海婴的主管领导把他叫去，说周令飞的行为，政治影响极坏，并以党和组织的名义命令周海婴写一个声明，宣布与周令飞脱离父子关系。

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令前，几十年里，鲁迅的作品在台湾被视作禁书。上世纪80年代，周令飞岳父的百货公司破产倒闭后，他在当地谋职，因为是大陆人，又是鲁迅的孙子，没人敢用他，夫妻俩生活一度穷困潦倒。90年代，周令飞的生活渐渐好起来，两岸开放探亲后，他回到大陆工作，而“回归鲁迅”是一次偶然。那时周海婴正独自一人忙于处理各种侵权鲁迅的官司，希望周令飞帮忙，出于对父亲的愧疚，周令飞决定留在父亲身边。

同样作为鲁迅的后代，周令飞更能理解父亲的处境，寻找自己是父子俩共同的宿命。他常常困惑，名人的后代应该怎么生活？他感觉父亲周海婴一生都在寻找自己，身为鲁迅之子，总想做出些属于自己的成就。为了帮父亲找到自我认可，周令飞在父亲80岁时帮他办了摄影展，作品获得专业认可，周海婴多了一个摄影家的身份。这也成为周令飞最骄傲的一件事情。

周令飞把自己目前的人生分成三个阶段，从“逃离鲁迅”，做自己，到“回归鲁迅”，仍然是自己。他习惯于自己总被称为鲁迅之孙，父亲周海婴生前常被唤作鲁迅之子。

在公众视线里，广为人知的是周令飞小时候、上学期间和当兵时期，因为是鲁迅孙子而遭遇的轶事，以及后来为爱奔赴台湾的往事，但他最想提及的是自己“回归鲁迅”之后的生活。2002年，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成立，10年后，鲁迅文化基金会成立，周令飞任会长兼秘书长。

9月12日，他坐在鲁迅文化基金会贵宾室白色皮质沙发上，身后是朋友赠送的一幅油画，名字叫《野草》，墙壁上挂着十幅鲁迅的单人和全家福的黑白照片。基金会距离绍兴鲁迅故居一公里左右。绍兴是水乡，人们在乌篷船卧听打桨摇橹声。

周海婴在《鲁迅与我七十年》里写道，母亲把遗物分为三份：上海、北京、绍兴。绍兴老家，父亲用过的遗物上海没有，从绍兴带到北平的也极少。绍兴是鲁迅故乡，又是人文旅游热点，远近中外闻名。

周令飞常去那里，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的临展厅和二楼办过多次与鲁迅有关的活动。如今，进出周家大宅的多是络绎不绝的游人，百草园和三味书屋最受喜欢，是打卡拍照的热门景点。院里几处小商品店里摆放着各种鲁迅的亚克力人形立牌小挂件、石膏雕像、明信片、日历等，配着各式鲁迅语录。

周令飞更喜欢这个充满人间烟火气、融进人们日常生活里的鲁迅，和他熟识的祖父更像。

【以下内容根据周令飞的口述整理而成：】

从台湾回到大陆

我一直不太想做我个人的专访，现在大家比较喜欢讲我到台湾去和当兵的那段经历，其中有太多不实和胡乱推断。

当兵那一段经历，我自己有讲过一些，之后有人不停炒冷饭，瞎编的很多。台湾那段是我人生的重要经历，但我从未全面详细地说过，随着台海两岸政治时局的变化，我的变化其实非常大。

从我个人角度讲，我的人生大致分成三大段。第一段是“逃避”鲁迅的后代。小学开始我就觉得“鲁迅”二字很沉重，是个大包袱，束缚、捆绑，也是困惑，我活在不自在之中。我当兵十年、出国留学、到台湾结婚可以说都是一种逃离，努力证明我不是靠爷爷吃饭。

1960年，小时候的周令飞穿军装。

1976年，当兵时期的周令飞。

然而，我在台湾就曾经历一次极大的波折。那时我不接受台湾方面的工作安排，到电视台或报社工作，选择在岳父的百货公司上班，后来岳父公司垮掉，我变得落魄困顿，曾经卖过爆米花。有人说我给祖父丢脸，我的回答是“自食其力，一点儿也不！”

我想要以自己的能力过日子。从80年代留学开始，我学习影视制作，经营美术画廊，后来专职做演展策划人。90年代我曾第一个邀请当代法国大师到台北访问办画展，第一个策划在国外七大都市举办“中国名陶展”，第一个在台湾策划举办大陆少数民族服饰展、佛山花灯展；我还在半年内带领一万三千名海外观众，到日本观看电影大师乔治鲁卡斯的舞台超级大秀。那时我得过多次国际褒奖，在台湾买了人生第一套房子，有了一个像样的壳。

1982年，周令飞在东京内山书店。

1982年，周令飞在台北结婚。

1983年，周令飞在台北巨匠画廊会见法国当代画家。

我才不是人家讲的落魄了，活不下去了，所以回大陆吃鲁迅饭的。那个时期我已进入非常好的生活状态，我有了两个女儿，我邀请父母到我台北家小住二次，每次半年。后来我还做到过台湾某卫视的高级主管，月工资16万新台币，相当于人民币4万块钱。那时两岸已开放探亲，因电视台业务需要我经常往返台湾与大陆两地。或许真有冥冥之中的安排，让我回到爷爷鲁迅的身边。

1998年，正在合资翻新的一家电影院，因为我在国外的节目制作经验，聘请我做总策划人，计划做一台集武术、杂技、舞蹈综合表演的大型文旅舞台剧，开价月薪4万元人民币，还有分成。为求人生突破，我告别家庭只身到上海工作，临时办公室在凤阳路。但刚报到没多久，就被告知工地建设资金紧，每个月只能发我1万块，余款等剧目上演后再补发。

1999年，电影院节目论证会。

没想到我的剧本和筹备工作差不多了，公司资金链断了，欠了我一年半的工资，加起来有四十几万人民币之多。那个时候上海很漂亮的全新房子也就4、5千块钱一平米，我本来想在上海买房，但工资没发，也就这辈子与上海买房无缘。为了跟欠钱的老板打官司，我留在了上海，我把电影院的房产也假扣押（注：假扣押指债权人的诉讼请求为金钱给付时，为防止法院判决后，债务人不履行给义务，债权人可向法院申请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假扣押）了，那是很大一笔钱，我必须要回来。

在上海期间，父亲常来见面，他一次次地表达希望我帮他，因为那时候他碰到一些问题，他在上海打几个官司，还有他当时正在撰写《鲁迅与我七十年》那本书，也想让我协助他。

父亲跟我讲，在他的四个孩子里只有我一个是搞文艺的，又有国际实务经验，鲁迅的事家里应该有人做，他希望我做。我问为什么，他说过去鲁迅的事是国家负责，相对安全些，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不能置身事外了。我思索再三，虽然不愿意，但我到台湾结婚成家给他带来大麻烦，觉得亏欠他太多，再加上反正我在上海讨薪有空闲，也就答应下来，走一步看一步了。

2001年，周令飞和父亲周海婴访问上海鲁迅纪念馆。

我万万没有想到，开弓没有回头箭。这竟是我“回家”的开始。那时我有三项主要工作：一打官司，二讨生活，三做公益。

先说打官司。那时父亲在打几个官司，有些生意人用鲁迅的姓名、肖像做生意赚钱，父亲是学物理出身的，他讲究一是一二是二。然而打这样的侵权官司得不偿失，赢了赔偿也不多，还不够付律师费的，即使有律师愿意免费，又欠人情。更划不来的是，父亲跟人打官司，外面就有人传鲁迅之子死爱钱，坏了父亲的清名。于是我跟父亲讲，尽量不要打官司吧，父亲不肯，说要坚持真理，我就说如果一定要打，成立个鲁迅中心用机构（的名义）去打吧，我不想看到父亲遭白眼。当然，那时还有我自己的官司，公司曾派人找我说打折支付（工资），我不答应。

其次是讨生活。我比较自负，相当乐观。自认为能吃苦会做事儿，凭我的策划执行能力，商业转化应该很容易，中国市场很大，鲁迅那么有名，养活自己不成问题。我想到做鲁迅纪念酒，不是鲁迅酒，没想到并不简单。首先连我们家属都不能注册鲁迅商标了，因为他是伟人。

接下来我们跟绍兴一家黄酒厂成立公司做纪念酒，没多久他们执意要把公司关掉，我们觉得诧异不解也很无奈。十几年后才听说，当时有人写举报信到政府，说鲁迅是一面伟大的旗帜，怎么可以做酒？跟家属合作酒厂，利润分给家属，是国有资产流失。当时为了做这件事，我50万元卖掉北京的房子入股，房子放到现在至少价值三百万，我吃了个哑巴亏。还有一件事更沮丧，鲁迅笔下孔乙已、阿Q、咸亨酒店等16个知名作品元素的商标，早在80年代就被注册一空，甚至Luxun.com的互联网域名也被抢注掉了，开价20万才肯转让，看来家属想吃鲁迅饭也行不通的。

对于做公益，我没概念，成立鲁迅中心（全称为上海鲁迅文化发展中心）这个民非组织是误打误撞，原先心里想的是替父亲出面打官司，再以公益名义名正言顺地做宣传鲁迅的事。在这期间，我多次和父亲谈我的思路，我觉得过去祖母（许广平）和父亲把祖父的一切，包括房产、手稿文献、生活用品都捐给了国家，把鲁迅的事都交由国家管，可如今时代不同了，鲁迅事都和家属息息相关，我们不能袖手旁观。除了在重要纪念日出出场、站站台，除了打官司，弘扬鲁迅精神是我们后代应有的责任和使命。

得到父亲的支持后，2002年，我个人出资人民币10万元，在上海鲁迅墓旁的虹口足球场馆里，租了个50平方米的办公室，请了位助理和财务，成立了鲁迅中心。自那时起至今一晃22年，我再也没有离开过公益文化领域。之后，我自诩是义工，把打官司拿到的四十几万元工资全投了进去。

“回归鲁迅”

对我来说，这就是“回归鲁迅”的时候。

鲁迅中心是个地方性的民非组织，力量有限，也没有免税资格。我先用了两年多时间摸索着做了几件打底工作：一是协助父亲撰写《鲁迅与我七十年》一书，这本书出版以后引起轩然大波，我要安排父亲参加很多相关活动。二是花大力气对国内外“鲁字号”情况做调查，有哪些研究机构、纪念设施、公园、学校、企业，以及友好团体和鲁研学者，他们的基本概况，建立了资料库。

《鲁迅与我七十年》再版封面。

在此基础上，还申请取得了家属捐赠鲁迅遗物的全部清单和电子数据，2004年邀请北京、上海、绍兴、海南4所鲁迅中学组建全国鲁迅学校校际交流会，同年第一次向中学生颁发“鲁迅青少年文学奖”，提出“尊重母语、学习语文、独立思考、培养韧性”的活动宗旨。其间最值得一提的，是我和父亲联名撰写的理论文章《鲁迅是谁》于2006年发表，之后又策划《鲁迅是谁》展览。这是鲁迅家属有史以来第一次站出来发声。

2011年，鲁迅青少年文学奖现场。

《鲁迅是谁》。

这件事要从“鲁迅遗嘱”说起，遗嘱中鲁迅有“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的叮嘱，为此父亲谨遵父命，学了物理，一生从事我国的广播电视的技术工作，对文学、对鲁迅研究从不参与，更不发声。然而，鲁迅中心成立以后，通过走访调研，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鲁迅被过于神化，鲁迅研究过于学术化，鲁迅传播过于意识形态化，鲁迅已面目全非，鲁迅家属不认识这个鲁迅了。

我们不满意，不能再事不关己，要发出家属心底的声音。我们邀请学者专家开了多次座谈会，梳理思路动笔撰写，花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6千余字的理论文章《鲁迅是谁》，阐述家属总结的鲁迅精神内核“立人为本、独立思想、拿来主义、韧的坚守”。

为了还原多元的人间鲁迅，我立即策划《鲁迅是谁》综合性展览，首展在香港，由于是在公共场所人行要道上展出，14天展期有40万人观看。首届“鲁迅论坛”也同时创办，之后这个展览又去了澳门、广州、深圳、上海、莫斯科等公众聚集地，至今已累计观众120万人次。而“鲁迅论坛”则每年在全国各地轮流举办，直到2012年以后更名为现在每年在全国政协礼堂举办的“鲁迅文化论坛”。

2006年9月，香港铜锣湾时代广场一层中庭举办《鲁迅是谁——纪念鲁迅到港80周年图片展览》。 

鲁迅中心的工作“爆款”了，却是入不敷出。尽管我抠着用，节衣缩食，个人的积蓄终于见底。民非组织无法募款，我和父亲说，要走远路，是时候成立基金会了。先后找了上海、绍兴和北京的一些人和机构，都不太顺利。

常言道绝处逢生。父亲说自己是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祖母又是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参加者，干脆我们打报告给政协领导请求支持吧，想办法成立国家级的基金会。报告很快得到上面的批复，那个时候成立全国性基金会需要发起资金人民币800万元，我们没有钱，就写信给北京、上海、绍兴市政府，希望他们能够为发展鲁迅事业出资。

没想到2010年，国家又有了新规定，全国性的基金会要2000万才能成立，三地政府说，家属也得拿钱，各家四分之一。500万，把一切都捐了、全家都是打工者，我们哪来那么多的钱？父亲铁了心了，他觉得这事值得做、非得做，有了基金会，家属就有了组织，就能融入传承鲁迅的事业，家属的心神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地。

他拿出父母留给他作永久纪念的一套初版鲁迅单行本，上面每本扉页都有鲁迅的亲笔题字，他把签名本交给国家文物单位收藏，换了500万元做基金会，三地政府看到家属的决心，也就纷纷拨款到位。

中央领导的批复有了，钱齐了存进专有账户，我们静等国家相关部委的批文。2011年，提交报告两年了，父亲重病在医院也已一年多，成立基金会是他的最后心愿。批文终于在4月6号中午批下来，下午我赶到医院告诉他，他无力说话，在我的手心上用指头点了点，好像说知道了，太好了。

（2011年）4月7号清晨，他永远离开了，他是鲁迅的独子，他留下遗嘱，把鲁迅“交给”了我们这些后人。

周令飞和母亲在周海婴上海墓前。

2012年，鲁迅文化论坛，鲁迅文化基金会成立。 

基金会成立了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我不懂，条条框框特别多，财务的、法律的、规章制度的。像我们基金会最近搬到这里（绍兴）来，要办迁移的手续，6个月的时间，来回奔波。

在大文化的概念下，基金会创作过交响乐，搞过节目，也搞文化论坛，做国际文化交流。 我们是纯第三方成立的，没有政府拨款，没有企业托底，所有靠自己。

2014年，周令飞在鲁迅与国际文学“大师对话”活动。

平时基本上是我一个人去募款的，找企业捐款是很难的，我们做的绝大部分都是政府项目，所以我们一直还在想怎么样能够把公益的部分、就是慈善类的能够做起来。

从2002年起（成立鲁迅文化发展中心）到现在20余年了，鲁迅的事从无小事，我经历了太多的不可思议。但作为鲁迅家属，我认识到名人后代要有最起码的人格和尊严，以及继承发扬的责任感、使命感和韧性。作为名人后代，子承父业不一定是专指实业，精神也是宝贵的财富。我们应该把名人后代的家风和生活态度，传达给社会，甚至能对他人有一些启迪。

周令飞与夏目漱石之孙。

自我认可

其实我后面这一段“回归鲁迅”，也是让鲁迅回到我们家里来。

我们毕竟有血缘在，有DNA的连接，外人看我们叫我们，也是叫你鲁迅儿子、鲁迅孙子，这其中包含对鲁迅的崇敬，你脱不开的。

在子承父业上，我承认有后代先天条件的问题。我们是四兄妹，我是老大，有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他们都不是搞文艺的，职业经历比较简单，性格相对内向。我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开始做媒体传播工作，至今有50多年了，算是个多面手，策划和举办活动游刃有余。现在基金会里做活动，因为我过去有制作人的经历，所以都会弄。我挺庆幸过去有机会接触相关行业，有些经验和知识，我常常自嘲是“狗皮膏药”，可以到处贴。

我觉得弟妹对父亲和我在弄的很多事情不太了解，信息也不对称，我发现父亲对一些事情的传达也不尽完整。父亲的最后十年和我在工作上密切联系，经常商量甚至争论，但每次我们都是统一意见、相互妥协后才一致行动。

父亲去世后，这几年我才跟弟妹讲讲我在做的事情，他们可以从公众号看到基金会消息，应该慢慢从不认可到认可吧。如果他们有能力有时间，随时可以参与进来，但他们也都六十几岁了，做做理事还可以，做第一线工作恐怕也力不从心。接班的问题，我也在听他们的建议，将来谁来接班？要早作安排，这还有个二三年熟悉培养的过程。

鲁迅的第四代总共六个孩子，二男四女。两个男孩我大弟小弟一人一个，大弟的儿子现在国企上班。小弟的儿子今年刚刚大学毕业，基金会的工作我准备让他来试试，他也在考虑。但是他学的是地质专业，期待他能扑下身子，尽快熟悉基金会，能上手做些具体工作。我妹妹嫁给日本人，有两个双胞胎女儿，她们出生在日本，曾在北京上大学，毕业后都在日本工作。

我有两个女儿，小女儿在台北，老公是台湾人，继承家业、育有一女，他们有自己平静的生活，自食其力，虽然普通却很实在。大女儿现在全家在深圳，她和老公有三个孩子，她是一家大企业的中高层主管，年薪不菲，她很厉害，是竞聘上岗的。现在她要抚养三个孩子，我跟她深谈过几次接我班的问题，不过我给她的工资不够养活三个孩子，她不能来我这里。这里不得不说的是，这20年来我对太太和两个孩子亏欠太多，离开这么久没能照顾她们。在祖父、父亲和家庭之间，我没得选择也无法选择，自己的命运早有安排，只能对太太和孩子说对不起，好在她们能够理解和支持我。

2008年，全家福。

我后来留在国内以后，还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就是让我父亲感觉到他自己的价值。

父亲觉得他一直活在我祖父的光环下，活得谨小慎微。他在那本《鲁迅与我七十年》里写得很清楚，说他最终选择学物理搞科技，一辈子过下来，在别人眼里他永远是鲁迅的儿子，没有自己，他曾说过他是个花瓶摆设，遗憾这辈子没什么建树。我曾和他多次讨论人生，他这辈子生活品质相当不错，精神世界却相当寂寞。

1949年，周海婴在北京。

2007年，我偶然发现他的那箱近万张的照相底片，我搞过专业摄影，认为里面必定有宝。经过近一年的整理、精选和准备，2008年作为给父亲的80岁生日礼物，我把他的摄影作品命名为《镜匣人间》，在北京举办了一个大型的摄影展。 

2008年，北京周海婴摄影展请柬。

2008年1月，周海婴上海摄影展开幕。

直到展览开幕时，他很紧张，不相信这是真的。他一直问我这种照片能拿出去展出吗？展览一炮而红，得到社会和业内的认可，摄影专业杂志给予高度好评，接着被邀请到全国多地展出，还有很多国外藏家买他的作品。大家称赞他四五十年代的作品尤为珍贵，填补了时代空白，称他是摄影家，是中国的布列松。父亲心里乐开了花，我看到他脸上挂满笑容，走路都美滋滋的，胸前挂着个新买的相机，人的精神状态焕然一新。这个时候接受采访都是谈他的摄影经历和小故事。

父亲2011年去世，2019年中国美术馆为他举办了大型专题展览，并以国家馆藏的名义收藏了他的100件作品，把他列为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摄影家之一。我父亲地下有知一定非常骄傲，他没做空头文学家，他是摄影家，这个称号是他以自己能力获得的成就。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有帮他找到自己，在他80岁的时候，赢得了大家的肯定。

2008年，周海婴80岁生日。

被大家认出是鲁迅后代时，内心是五味杂陈的，成绩被大家认可时，才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我很喜欢自己被认可的那种被春风拂面的感受，在一次又一次被认可中找回我自己。比如我现在是绍兴荣誉市民，去年把我评为绍兴最美文旅人，这次选上亚运会火炬手，还有大家在工作上对我的认可，他们的表扬其实不出我意料，因为我觉得我真的很专业，又是我喜欢的东西。

周围人说我很潮很年轻，我欣然接受，我的工作就是我的事业和我的梦。过去我因为家世比较低调，不想说自已过去的事儿，最近我忽然改变了，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工作经验、成功的案例和过程的艰辛。我想，我不说谁会知道？人们轻易地知道我是鲁迅长孙，我要证明我是文化领域的周令飞。

2016年，鲁迅文化跑。

我还是我自己

要想证明自己的能力其实并不容易，我在日本受过两次深刻的教训，影响一生。

一次是90年代在日本工作期间，我那时把自己定位为国际策划人，为了这事还被我合作的日本人骂，说你不要光给自己弄这么一个名头，你的能力必须要符合一个专业国际策划人的内涵。

我才意识到我真的是有点太虚荣了，贪图一个虚名，做得还不够专业，后来我让自己变得越来越专业，甚至有工作洁癖，容不得半点差错。

还有一次是1980年，我在日本留学时，没钱，周末去餐厅打工，一小时800块日币。我工作很卖力，但不小心把盘子打碎了。台湾老板眼睛也不抬地说，我知道你是谁，但你在这里打工，每一秒钟都是我在发钱，你就要把工作做好，不能出错。那一刻我感到如芒刺背，冷汗都出来了，感觉是这辈子受到的最大羞辱。下班后我仔细想想那句话，话虽糙，但是那么个理，对我来讲有很大教育意义。他以为你有优越感，意思是不要以为你是谁，到这儿来你就是一个端盘子的。

1981年，周令飞在东京的9平方米住所。

名人的后代应该怎么生活？我不知道。但确实有一些后代是吃老本的，或者依仗父辈的权势赚钱过奢侈生活的。

这20年来，我天天跟鲁迅在一起，那天亚运会火炬传递的时候，记者问我的感想，我说鲁迅是绍兴的一面旗帜，今天我们从鲁迅故里开跑，我觉得是高举着鲁迅传下来的火炬在跑。今年又刚巧是鲁迅小说集《呐喊》出版100周年，大家到现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加油呐喊，让外国人看看咱们中国人的精气神。

我讲这些话真的是发自内心，我把它跟鲁迅关联一起是件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我是后代，又是鲁迅文化基金会的掌门人。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是鲁迅现在和我的生活、事业是融在一起的。过去我逃离过，后来我做我自己，最后我跟祖父融在了一起。

周令飞和父母在绍兴鲁迅祖坟。

在我们家里面我长得最像祖父，我越来越觉得我的经历也很像他。比如我祖父属蛇我也属蛇，他一辈子老是在搬家，住得不喜欢就换，我也是一直在搬家换居住地。他到日本留学，我也到日本留学。他从事文艺的，我也是从事文艺的，当然我没他厉害了。脾气上也很像，他很幽默，我也很喜欢说笑话恶作剧，平常大家很喜欢跟我一起聊天。祖父喜欢的东西很多，看电影，美食美酒，他还喜欢美术、设计，喜欢美的东西，这些我也喜欢，对事情都充满好奇，也都有点叛逆。

是巧合吗？也太多巧合了。大家说我越来越像祖父，尤其是胡子。其实我年轻时就有点胡子的，在部队时就留了，当兵以后就没刮过，但没有这么浓密。到了50岁以后，才越来越浓越来越多。

周令飞在上海市鲁迅中学。

其实我想把我的经历写出来，但我没有时间。不像我父亲70岁时，每天在做自己的回忆录。但我不喜欢写，静不下来，每天工作量非常大，明天（9月13日）一大早我要到北京去，开三四天的会，然后到河南去谈一个项目，一直要忙到年底。我现在是北京语言大学鲁迅研究院的院长，三届带过30个动漫系的研究生，我跟他们做课题，把鲁迅笔下的人物和场景元素变成动漫。我在做的工作，是想用新时代的语言，去做鲁迅的普及工作，跟时代接轨。

我就像一台机器，被无数人推着走，停不下来。我70岁了，身体又不是特别好，没有医保没有退休金，有病了，自己搜索一下，药房买点药完事儿。本来应该退休了，但是没人来接，谁能接得了？不只是说来领这份薪水，还要有情怀和责任心，能够耐得住寂寞，有相关领域的知识，能够不考虑薪水，不考虑代价。

这20年，我没怎么回过台湾，每年探亲只回去两个星期，我和太太长期分居。老太太肾功能不全，她要在台湾治病。

所以20年来我就一个人，你说孤独也孤独，说不孤独也不孤独，我跟爷爷鲁迅天天在一起。回头看看我坚持20年，觉得我真的很厉害。我所有的时间全部放在工作里，不能抽离出来，抽离出来以后我会很寂寞很孤独，反而感觉无所适从。

我的人生实际上是一个奋斗史，外面人看不到。后面这十年，几乎每天工作14小时，脑子一刻不停地在转，365天没有休息。我是不屈不挠的人，而且我这人当兵出身的，不怕苦不怕累，比一般人能够忍受疼痛。我用责任和使命这句话撑着，我必须把工作当成我的生活，必须把它填满。

但是我觉得我生活也挺多彩多姿，比如今年《呐喊》发表100周年，我们弄了一个10集的纪录片叫《人间鲁迅之呐喊》，每集5分钟，我亲自讲一段话，当主持人一样串场。

刚开始让搞纪录片的人写脚本，我看了说你这是什么东西？你不懂鲁迅，怎么写？你没有吃透他，写不了的。

我看从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统计下来有26部描写鲁迅的纪录片，我认为太意识形态化，太说教，所以这次的纪录片我觉得应该更生活化。鲁迅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写作？他当时的生活是怎么样的？他当时的衣食住行和写作的环境是什么样的？鲁迅的作品我后来都有看，但我不是学者。鲁迅的研究工作，还是留给专业的学者专家去做，术业有专攻，这是父亲和我的约定。但我知道影视作品要从观众角度出发。我改了几遍给了他们，后来拍摄采纳我的建议。

最后说一件比较欣慰的事，经过我们20余年的努力，当然还有很多人的努力，鲁迅逐渐走下神坛，而且烟火气还挺浓，鲁迅越来越像我们身边的人。如果束之高阁他，继续神化他，距离很遥远，你就无法接近他、触摸他。有人说鲁迅非凡人，思想很伟大，不能将他世俗化。我说伟大的人也是立体的、多维度的，不能把他压成纸片。现在教科书里鲁迅的作品有14篇，他跟孩子们贴得很近。但是如果在教课的过程中，把鲁迅变成一个遥不可及的人，或者孩子们很排斥，不想读他写的东西，那就违背了国家把鲁迅放进教科书本里的目的。

鲁迅来自民间，应该走回民间，来自群众，应该走回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