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近代转型——评《国家与学术》

历史与价值

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享有“莫扎特式史学家”之誉的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他在关于儒教中国的近代命运的分析中曾开掘出一系列影响深远的命题，其中最著名的便是“历史”与“价值”的二分——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对待传统呈现一种情感与理智的复杂纠葛，情感所留恋的却是在理智所必须放弃的。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在列文森看来，近代中国思想家普遍充满着这种纠结，其根源在于：民族主义未能为人们在寻找一种能使特殊和普遍的需要纳入同一思想轨迹，并能在激烈的斗争中保持不可辩驳之地位的信条而提供一个最终的安身之地，因为民族主义既力图维护日益没落的儒教权威，又曾对它发动过成功的攻击，所以它本身就是躁动不安。或许，列文森的犹太人身份使得他对国家与文化的纠葛有着更加深刻的体悟：如果文化依赖的实体总是处于变动不居的漂泊，那么个体的文化认同将如何安放？

近代中国的思想家们如此纠结，说到底是现实中国的积贫积弱，要想摆脱这种困境，便不得不对自己的过去进行系统清理：承担传统中国的国家象征性统合功能的君主制被民主共和制所取代，承担传统中国社会流动重要渠道的科举制被新式学堂所取代，承担传统中国意识形态整合的儒家思想被科学主义所取代，所有与儒家思想相关的家族制和宗法传统皆被批判。总之，只有将价值从历史中排除，才能将儒教中国改造为现代国家。这种普遍性线性式进化观在近代中国的知识界占据支配地位，以至于任何对此持反思和批判的立场的人，都很可能会被视为污名化了的“保守主义者”。所以，当学术所依赖的政治体制和价值体系已然发生根本性变化，那么传统中国学术逐渐脱离于现实世界而日益走向学科化自然成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之大势。

问题在于，如果历史和价值真的能够完全二分，将传统文化从国家中排除，近代中国就会自动建立起西式政治秩序吗？维系国家整合的文化基础又将如何找寻？昔日传统中国的辉煌总是萦绕在民族主义者心中，他们能安心于将中国置于西方主导的不平等的国际体系，依然无法使中国摆脱被列强支配的命运吗？

其实，近代中国所谓的激进派和保守派关于儒教中国的近代命运尽管激烈争论，但是却共享一套未曾言明的民族主义目标：在现代世界中，中国如何既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能再造一种新文明。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争论不休。正是在这种激烈的争辩中，传统中国学术也经历了浴火的淬炼，最终获得一种新生。

从“国学”到“史学”

今天，如何根据中国的历史和实际构建一套具有自主性的知识体系逐渐成为更多中国学者的追求，但是如果要问：近代中国的读书人从什么时候开始对传统文化普遍“不自信”？答案或许不会早于甲午战败。比如，张灏先生就认为1895年之后的二十年是开启中国现代思想转型的突破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面临政治、文化双重危机：在政治上，知识精英阶层开始怀疑清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对清政府离心背弃，这促使传统政治秩序的基本体制“普世皇权”由动摇而瓦解，中国由此陷入空前的“政治解体”危机之中；在文化上，代表传统中国人基本的公共信仰与价值取向的儒家思想逐渐动摇和解体，这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深层危机。当知识分子开始对传统中国学术是否有用进行争论，实质上就已然意味着他们对文化所依赖的政治体系产生深刻怀疑。

《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3年版

而著名历史学家罗志田先生的经典之作《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以19—20世纪之交中国知识界关于学术和国家的复杂关系的争论为中心，为读者详细展示了近代中国传统学术面对西方的强烈冲击，如何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粹，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的艰难蜕变的历程。这些争论内容尽管复杂多样，但是核心主要是三个方面：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有用；国学在现代世界中的位置。

发端于甲午战败后的关于国学是否有用、有什么用以及什么才有用等系列问题直接影响到庚子之役后的士人。他们从开始反思国学在物质层面的“无用”，发展到后来关于中国“无学”的认知，虽然庚子之役后关于国学的讨论延续了戊戌维新时期的相关问题的讨论，但是历史已进入二十世纪，士人思想资源的扩充以及日本影响的增强，杂志大量涌现等带来的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用以表述思想的术语明显增加，当时的争论重点主要在于“致用”，但是关于什么是“有用”，却存在诸多分歧，关键原因是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处于弱势，这是关注国家和学术关系的国粹派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因此，面对这种困境，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则不得不重建国学。以章太炎为代表的学者则强调，中国传统在传统初期的确有用，不过由于某些因素在特定的时期逐渐表现得无用，因而问题出在那些使传统“无用”的因素而非传统本身，不过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本来有用的中国传统不能经世，却是持此观念的国粹派人士在重建国学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章太炎

可以看到，面对近代中国的现实困境，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很难对西学采取彻底的排斥。庚子之后，士人多以为政府不足以救亡，朝野双方在政治上相对对立，但在文化上则都有保存国粹的愿望和具体的努力，且都有不同程度上的中西调和的取向，对“欧化”采取包容的态度而非一味排斥，在朝廷中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欲强中国不得不讲西学、欲存中士之认同不能不讲中学的曲折心态，在民间则有提倡开放的国学、强调国粹不阻欧化的国粹学派，二者的共性是遵循温故知新或“新故相资”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的路径，但是二者在关于保存国粹的具体取向上相当不同，因而产生诸多争论。

而在清代最后几年，伴随着西方民族主义思想的引入，此前不甚被看重的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而被视为“国粹”的要素之一，随着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与其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和语言文字的改革成为朝野共同关心的问题。“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重要特征的新名词越来越流行，而抵制这一文体成为朝野一致的观念。与“东瀛文体”的冲击相比，简化中国文字、以拼音方式再造中国新文字甚至是废弃中国语文并采用“万国新语”等主张带来的影响更加明显，因为语言文字是国粹的要素，即使是章太炎等深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革命党人也不能容忍这一激进主张，所以结果便是革命党人内部对此进行各种争论。

辛亥革命后，曾经激烈的国粹和欧化之争有所减弱，以反传统著称的“新文化运动”在向“孔家店”发起激烈攻击后，不久又转向对传统持相对肯定态度的“整理国故”，但是新派内部缺乏充分的认识，并于1923—1924年就整理国故问题开始了一场整合观念的论争，其导火线就是胡适和梁启超关于为清华学生开具的国学书目。这次争论和科学和人生观争论互为表里，争论双方都以科学作为援助。比如吴稚晖和康有为等在政治和文化立场上都相当不同的老辈学者强调的是此时中国特别需要的是物质层面的科学，而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更加注重科学整体性，因而提出“科学的国学”口号。

其实在新派学者内部，对“整理国故”的认知也有较大的变化，他们最初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是到北伐前后几年间态度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将整理国故和破坏性的“打鬼”联系起来。关于这种变化，如果从内在理路层面而言，新派学者一开始就有一种思路即从病理学的意义来看待“整理国故”，认为通过整理可以防治中国固有的疾病，从此理路出发走向“打鬼”和放弃“整理国故”也属自然的发展。从社会观念的层面而言，新派学者明显受到“北伐战争”后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氛围影响，很多人正是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为划清与旧派的界限而走上反对自己前期主张的道路。

到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随着“整理国故”运动走向衰歇，西方学科分类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确立后，许多学者据西学分类以表述中学，国学必须和西方学术体系实现有效衔接才能建立正当性。当时关于国学的学科化的代表性观念主要是两类：一类是认为将经过整理的国故纳入哲学、文学、史学等新分类的学科体系中；另一类则主张国学根本就不是学，但后者又相当强调国学的资格，将不具资格的各类读书人排除在国学领域之外。总之，伴随着现代国家转型，传统中国学术逐渐脱离于其所依赖的实体而被现代学科体系取代，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

有意思的是，清季民初正是传统中国学术越来越与现实中国脱离的时代，同时也是被后来者所乐道的国学大师涌现的时代。比如，作为“整理国故”运动的主角的胡适对几部中国古典小说的考证，就被著名文学史家夏志清誉为“国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实，在这些复杂的争论背后，更为重要的是那些身处学术转型大变局的学者们身体力行，为后世留下了典范性的现代学术著作，这或许是传统中国学术经历前所未有的淬炼从而获得新生的真正含义。

转型，转向何处？

历史学家的使命是“求真”，但是，“求真”其实很难和价值判断彻底割裂，近代中国变迁本身就是“大转型”，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转型，到底转向何处？

难道国学逐渐成为与现实无关的一门边缘性学问，说得好听一些是成为“博物馆中的展览品”，说得更难听些其实就是成为“木乃伊”，就是中国传统学术在现代世界无法逃脱的结局和命运？

其实近代学者围绕着国家和学术产生诸多争论，首先在于传统中国学术注重整体性与现代西方学术强调专业化之间的矛盾。

如果我们将近代中国学术转型和西方汉学研究范式转移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以法国的伯希和（Paul Pelliot）为主要代表的对中国文化和典籍进行细致考证的欧洲汉学，逐渐被以美国的费正清（John Fairbank）为代表的注重以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的“区域研究”所取代，而傅斯年等学者以欧洲汉学为典范，强调“将汉学中心抢回北京”的做法，从更长远的视野来看，反倒和二十世纪西方的历史学和中国研究的社会科学转向的学术潮流相悖。

而如何处理两种研究范式的关系是美国的中国学发展过程中必然面临的大问题。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西方重要刊物《亚洲研究杂志》（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专门举行了如何处理中国研究和社会科学关系的专题讨论，多位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重要学者如列文森、芮玛丽（Mary Wright）、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等学者参与其中。在讨论的最后，该刊邀请了在中西两大学术传统都占有重要地位的萧公权先生做总结。

在萧公权看来，无论新旧汉学，学术研究皆应该注重整体性。他认为西方的中国研究走出孤立的旧式汉学当然是学术进步，但是老式汉学因为不受现代分工化的学科规范约束，反倒遵循了某种类似学科整合的方法。当然，在现代事物的格局中，一个学者必须认同一个已经确立的学科，在学术界没有“万事通”的位置，然而对某一特定学科的认同并不妨碍尝试采取整体的方法，中国研究的完整性是以跨学科研究方法为前提。在他看来，学者当然应该充分利用自己的学科所提供的特殊专业知识来分析问题，但同时也应该保持开放的眼界和头脑并和其他学科的研究者交换意见；同时，与不同学科的人展开合作研究并将他们的多项技能集中在合作研究事业中，这本身就对学术发展就非常有益；除此之外，研究者可以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和概念来发展他所在的学科，尽管在陌生领域涉水带有风险，但这要比在本土站稳脚跟更有机会接近中国研究的完整性。总之，萧公权认为谨慎地进行跨学科的冒险将是对抗学术“唯我主义”的弊病，因为这种弊病往往是由于对单一学科方法的功效过度自信所造成的。

若从这一角度来看，传统中国学术的一个重要优势正是在于其注重整体性。这和后来以现代学科方法强调分工和专业化明显不同，后者当然有其必要性，但是对专业化的过度强调带来的明显问题就是不同学科间难以实现深入交流，从长久来看，这其实会妨碍学科的创新性发展，而传统中国学术注重整体性的这一特性，对过度学科化带有一定矫正作用。

近代围绕着国家和学术产生的诸多争论，更重要的原因则和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究竟如何对待文化传统和民族主义有着重要联系。对此，我们不妨和近代日本国家构建做对比。

近代日本关注到文化传统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整合功能，但是日本的政治整合最终走向军国主义扩张道路。在日本著名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看来，要成为一个“民族”，所属成员必须地要求这种共同属性，就是那种欲成为“民族”的东西，或者至少必须作为一种被意识到的愿望，这种将自身的存在提升到政治的高度并迫切要求形成国家共同体的意识会凝聚成政治上的一体意识，而担负着近代民族国家的无疑就是这种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如果将这种民族意识为背景而成长起来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独立的主张称为广义的民族主义，那么民族主义恰恰就是近代国家作为近代国家所存立所不可缺少的精神动力。丸山真男同时颇具启发性地指出，民族主义的产生往往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并且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进行或多或少的自觉转换而把自己提升为政治上的“民族”，对这种转换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外部刺激通常就是外国势力。总之，民族主义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起到重要的整合作用，而民族主义的形成自然就会涉及国家如何对待自身文化传统。

关于这一方面，最典型表现就是在日本法政史占有重要地位“国体”概念的创造及其制度化，林来梵教授曾对这一重要概念的流转和历史背景进行了精彩的梳理和分析，这里不妨简要做一概述：

“国体”这一概念是由德川幕府后期水户藩尊王学者会泽正志斋于1825年出版的《新论》中提出。他针对当时日本正因西方列强势力渗入而陷入深重的国家危机，借助日本建国神话等素材，对来自中国古代典籍的 “国体”一词作了伦理和文化意义上的阐述，力图塑造日本在精神层面上的一体性。

在会泽看来，西方列强具有强大的“一体性”是因为基督教发挥了统合性凝聚力量，而他认为古代日本也存在 “一体性”，即日本的天照大神所创建并被传承下来的并以 “政祭一体”形式而存在的历史传统，这就是他所诠释的 “国体”。会泽的国体论旨在 “以全民自发性的服从来取代当权者强制性的支配”，以期归 “民志”于一，从而实现国家力量之统一。会泽所阐述的 “国体”只是精神性的，并未涉及政治组织与法律体制建构。

真正对近代日本政治组织和法律体制产生深刻影响的其实是伊藤博文。在日本近代史上对明治宪法的制定产生直接影响的政要如岩仓具视、伊藤博文、井上毅等，均是带有强烈国家主义倾向的国体主义者，最具影响的是日本明治宪法主要设计者伊藤博文。伊藤博文首先考虑的是确定日本的 “国家之基轴”，他将日本的天皇作为 “在欧洲文化的上千年历史中起到‘基轴’作用的基督教的 ‘精神替代物’”，通过这一 “国家之基轴”来实现 “臣民的统合”，而日本明治宪法最终所确立的国家形态就是 “在 ‘国体论’的框架中嵌入了普鲁士型的立宪君主制”，其第一章即题为 “天皇”，第一条明确规定： “大日本帝国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之”。这一条款虽然没有直接采用 “国体”概念，但其却在宪法条款的语义脉络中得到了体现。宪法颁布后，各种宪法解说书籍迭出，其中伊藤博文 《日本帝国宪法义解》一书最具权威性，该书开宗明义地指出：“天皇宝祚，承之祖宗，传之孙子，国家统治权之所在也；宪法特揭大权明记于条章者，非表新设之意也，以见固有之国体，因之而亦巩尔”。

如果我们从近代中国和日本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对待文化传统的差异性角度出发，日本近代国家构建过程中政治过度整合而最终走向军国主义扩张道路，清季民初中国国家构建中政治整合明显不足带来政治动荡，二者形成明显对比，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国家到底如何对待文化传统，才能真正构建起一种良性政治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