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其他国家想完全效仿英国工业革命时，为何出现了重大差异

英国工业革命的成功促使欧洲很多国家进行效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认为必须完全效仿英国的模式，但结果却不尽然，这激发了学者寻找产生这种差异的兴趣。在博洛尼亚大学经济史教授维拉·扎马尼（Vera Zamagni）的《欧洲经济史》一书中，他列举了无差异效仿理论和差异化效仿的理论，并且论述了国家在效仿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澎湃新闻经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摘发这部分内容，注释从略。

许多欧洲国家效仿英国的工业革命有三个原因。毫无疑问，第一个原因是它们拥有许多之前曾引发英国工业革命的要素，尽管正如我们所见，各国和各地区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差异。第二个原因是在思想交流、人员和实物往来已十分成熟的空间中，信息可以快速传递。英国所发生的事向那些落后国家证明了发展确实可以实现（“示范效应”）。第三个原因是竞争精神，它总是激励着欧洲国家，甚至比它们的公民还要早地阻止它们相对于他国丧失权力（“权力平衡”效应）。如今，没有什么比工业革命更能颠覆性地打破权力平衡了。工业革命让英国的收入和财富比其他国家增长得更快，它们之间的差异以指数级速度扩大，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可以不需要通过战争便能够征服新的殖民地和新的领土。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蒸汽锤

拿破仑战争、大陆封锁政策还有拿破仑复辟，都阻碍了欧洲大陆那些想要效仿英国的国家采取行动；但是效仿的过程还是开始了，当公共权力的自发决定或民众起义迎来了普遍的和平，并解除了复辟政府极权主义的严酷统治时，这一效仿过程被进一步加快。本章将介绍效仿是如何实现的，这一主题吸引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必须完全效仿英国的模式，但后来出现的重大差异，敦促学者们去寻找更为复杂的解释。

无差异效仿理论

马克思认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许多人相信无差异效仿（imitation without variants），即认为任何一种效仿上的差异都会导致背离成功，并且对各国政府的评价标准是其是否有能力在国内重新创造出与英国类似的条件。当然，这一立场是基于英国模式的，去掉了“后发国家”在效仿过程中许多非必要的当地特征，这里所说的“后发国家”指的是那些欧洲大陆国家。

最著名也是最为重要的理论由华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在1960年出版的著作中提出，该理论概括了从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社会所经历的五个阶段，这一过程适用于任何一个工业化国家。

第一阶段：传统社会。转型前的出发点：由于土壤等自然资源的低产出、人口增长和自然灾害（如瘟疫和饥荒），经济体系陷入停滞。

第二阶段：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在某一个时点上——在这一点上罗斯托对触发机制的研究并不十分彻底——社会开始放弃传统并寻求变革。于是出现了企业家群体，他们将自己和别人的资本汇集到一起从事新的冒险活动，但在总体水平上并没有产生重大影响。

第三阶段：经济起飞。有活力的企业家群体大量涌现，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不断有新的投资产生，系统也开始加速运转（经济起飞），从而开启了资本积累和生产率持续增长的过程，带来了生产和收入水平前所未有的增长。一般而言，经济体系的创新是不均匀的，首先会出现在某些重要行业，这会产生典型的部门之间发展的不平衡，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才能够将整个经济体系推向新技术的前沿。

第四阶段：走向成熟。整个系统一旦实现了现代化，由于投资机会的减少和新技术发明的放缓，便进入了低速增长的阶段。投资停滞、更多资源被用于消费，随后进入整个过程的最后阶段。

第五阶段：大众消费时代。我们应该强调的是，从经济起飞到走向成熟的这段时间里，消费是被抑制的，这样才能够满足整个经济体系现代化所需要的大量投资。只有当这个阶段结束之后，经济的积累速度才会降低，更多的购买力才会被用于消费。这激励了生产消费品的企业对生产标准化流程进行投资，从而降低成本并进一步扩大产品市场，这对于保持系统的增长率十分关键。

罗斯托的理论对于完善一些重要概念——例如经济起飞和大众消费时代，以及描述更为一般的构建工业化体系的步骤十分有用，但它无法解释从一个阶段应如何过渡到另一个阶段，以及是什么样的机制在恰当的时机导致真正的企业家精神产生。此外，它忽视了政府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各国之间的相互影响，或者说忽视了经济的国际维度。

《欧洲经济史：从大分流到三次工业革命》

差异化效仿的理论

我们受益于一位具有极强历史纵深感的学者，他对这一效仿过程有一个完全创新的观点：差异化效仿。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拥有俄罗斯血统，其最重要的成果与罗斯托的理论成果在同一时期出版。十月革命后，他移民奥地利，然后在纳粹入侵后来到美国，并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他所掌握的欧洲语言和真实情况的第一手资料，使他强调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而非相似之处。最终他在这些差异的基础上，建立起对效仿过程的解释。格申克龙的理论并没有解释整个过程，而是重点关注了罗斯托理论中的两个阶段——第二和第三阶段，并且试图找到开启不同国家发展进程的机制，即便它们都是后发国家。

格申克龙通过提出“相对落后”（relative backwardness）的概念开启了他的思考。他将欧洲各国与作为领先国家的英国进行比较，并以它们所不具备的先决条件的重要性和数量进行相应排序。最接近英国的国家最有可能效仿英国，而且无须等待和进行重大调整。而一国与英国的社会条件差距越大就越难效仿英国，效仿就越有可能出现延迟；随着差距的不断扩大，后发国家的情况自然也变得更为不利。

然而，格申克龙看到了这些国家实现改进或适应的可能性，虽然它们不具备英国的初始先决条件，但可以利用替代要素。尽管可能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但这些替代要素可以扮演与英国的先决条件同样的角色。根据格申克龙的观点，这就是欧洲大陆在效仿英国的过程中表现出差异的原因。由于并非所有国家都能够找到替代要素，因此也并不是所有国家都具备工业化的能力，而且只有当这些国家将替代要素最终付诸实践时，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里实现工业化。在接下来的两章中，当我们讨论各个国家的案例时，会重新提到格申克龙的理论及应用，还有基于这些理论的讨论结果。

对于相对落后这一基本概念，格申克龙还有另外一个重要观察：如果一个国家成功利用替代要素实现了经济起飞，它的发展速度一定比先发国家更快，即所谓的后发优势。但是后发是否真的有优势？无论看上去多么荒谬，但效仿者确实不需要创造新的发明或通过复杂的工作来完善它们，而这些发明和改进都需要投入时间和资源。相反，效仿者可以吸收其他国家已经十分完善的技术，实现比先发国家更快的生产力“爆发式”增长，因为先发国家不可避免地会经历更为渐进的试错过程。如此一来，后发国家如果能够保持增长率优势足够长的时间，那么不仅可以实现经济起飞，而且还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过先发国家。

经济学家们对“追赶”的最终结果已进行了大量研究，他们试图总结出一个国家成功进行“追赶”的必要条件。因此，那些先发国家并非一直都能处于领先地位；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英国作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便是如此，在前工业时代的欧洲也同样是如此。意大利的城市在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蓬勃发展，但后来却屈服于西班牙和葡萄牙短暂而猛烈的扩张，然后又在17世纪不断扩张的荷兰面前败下阵来，再后来又被发展势头极猛的英国所替代。由于竞争的驱动力，还有落后并不太多的国家的效仿能力，一国的领导地位不可能永久稳固。那些原本落后的国家可以尝试成为一个效仿者，而且它们拥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格申克龙还注意到，再来的经济起飞由于技术发生了深刻变化，后发国家的主导产业与英国工业革命时的主导产业并不一样。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但是格申克龙没有充分深入挖掘其内涵，因为他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经济起飞阶段和实现经济起飞的条件上，这便掩盖了后续的发展路径。实际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路径表现出持久的差异；工业资本主义的多种形态表明它们竞争的不仅是产品价格、质量、种类和服务，还包括管理生产流程的不同制度。

格申克龙的概念揭示了效仿和创新之间的根本区别。效仿所需要的是关注创业、教育和国际关系的良序社会，甚至连独裁政府都可以追求这样的目标（比如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而且有时经济增长率会非常惊人；创新所需要的是风险偏好和创新能力，目前这些要素在有效实现公民自由和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社会中都已存在。因此，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民主对于发展中国家并非遥不可及的，独裁政府也并非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更有效率。实际上，到目前为止，自由社会往往在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领导者的角色。在极权政府中只有几个国家开始了效仿，而且事实证明大多不可持续。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在多数情况下，效仿过程只有在极权政府被消灭后才可以充分实现。

格申克龙的理论工作让理解欧洲国家发展路线的差异成为一种有益的实践。许多学者一直在从事不同国家的案例研究，并不断对格申克龙的概括进行验证和改进，甚至到了否定只有一种工业革命模式——英国模式的地步，或认为英国模式是一个无法效仿的例外。我们将一些国家的案例研究推迟到下一章进行讨论，在这里我们先来看一下后续学者对格申克龙的概念的有趣的实证和补充。

正如第3章所讨论的那样，在对效仿英国工业革命的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时，波拉德注意到采用地区维度比采用国家维度具有更强的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同一本书中，波拉德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观点，使我们注意到可被定义为“干扰”的因素。格申克龙的分析则完全集中于一个国家的国内先决条件，还有其找到自身发展问题解决办法的能力。国际经济的大背景提供了强有力的刺激和可供效仿的技术储备；从整体来看，如果后发国家懂得如何为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做好准备，这是一个没有限制的环境。波拉德提出了“共时性差异”（differential of contemporaneousness）的概念，他强调一些国际影响性事件干扰了个别国家的发展路线，有时这些国家会背离既定的方向，这意味着要充分理解各国发展路线的多样性，关注和分析国际经济发展变得十分重要。

英国工业革命中的铁路

波拉德以铁路为例进行说明。毫无疑问，在引起极大轰动的工业革命创新中，不论是在人们的想象中，还是在政府官员的关注中，英国的铁路都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似乎没有国家可以离得开铁路，但是铁路给各国经济环境所带来的挑战不仅导致了不同的结果，甚至有时与各国的发展方向相矛盾。在英国，铁路不是发展的起因，而是发展成熟的结果——铁路出现时国家已经解决了募集资金和跨部门协同的问题（英国当时已经拥有足够规模的机械和冶金行业）。在比利时、法国、德国和美国，铁路是促进发展的强大触发器，国内金属加工业兴起，并建立了充足的融资渠道。就美国而言（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由于其拥有庞大规模的铁路网），它打造了大范围的管理体系，通过首次实现对劳动力的科学管理，美国变得强大且举世闻名。

对于像意大利这样最落后的国家，新政府在统一后启动的铁路建设项目被视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有力举措。铁路建设需要进口大量国外材料，但意大利却没能及时建立本国的金属加工业，其金属加工业直到最后才发展起来；意大利的铁路项目并没有取得商业上的巨大成功，最终给公共财政带来了负担。格申克龙是第一个思考意大利的统治者为什么在国家还没有准备好从铁路上获取全部经济收益时就要修建铁路的人。波拉德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观点：典型的干扰因素，或确切来说是“共时性差异”。土耳其和其他更为落后的国家情况更糟，它们的铁路全部是购自国外的毫无用处的奢侈品，（在支付铁路费用时）使业已摇摇欲坠的公共财政最终崩溃。

国家的作用

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史学总倾向于掩盖国家在发展中的作用。在格申克龙之后，国家在某些情况下被视为经济起飞的替代要素，我们会在后续章节中看到一些例子。否则，通常只有在国家办事不力时我们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甚至达到了波拉德极端悖论的程度。这一悖论认为越是感受不到国家的存在，一国经济就越会有大的发展。即便快速浏览一下表4.1也足以说明，公共支出的重要性随着时间显著增加，特别是20世纪由于福利制度的普遍推行（这一制度在20世纪70年代后趋于停止，甚至在一些国家福利水平还略有降低）。还有人指出，其他的干预措施——例如货币和汇率管制、贸易保护主义、补贴、救市、企业和银行的直接管理、反周期策略、社会和区域政策——也并不总是能够带来积极的影响，但它们已经逐步全面渗入公共政策当中以支持经济发展和就业。

表4.1

表4.1（续）

因此，国家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的，正如我们在前几章中所见，在前工业时代，国家作为渐进资本主义的基本要素已被证明是极其重要的。下面对国家的分类可以作为讨论国家角色的有用基础：

最低限度型国家（minimal state）。如果没有最低限度的国家来确保国防、法律和秩序（或立法以确立市场规则，其最重要的目的是保护竞争；以及进行司法监管），并提供一些公共物品，工业资本主义体系就无法有效运作。货币和管理货币的中央银行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公共物品。还有一种公共物品是邮政服务。教育通常也被视为公共物品，但在某些国家还同时存在为数众多的私立教育。为了提供这些公共品，国家通过征税来确保公共支出。

混合经济型国家（mixed economy state）。除了上面提到的必不可少的作用，在混合经济中，国家还提供许多其他的公共物品（通常是福利和基础设施，包括公共住房），同时在许多领域进行辅助干预：被视为战略部门的公共企业，以及通过所谓的区域政策扶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国家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因为有外部性、有益品或自然垄断的“市场失灵”，以及无法产生足够数量或质量的企业家的不完全市场。因此，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部分是由国家以垄断或竞争性企业的形式进行管理的，效率有所不同，结果也并不总是好的。混合经济型国家可以实施更多或更少的计划方案来协调其干预措施，但是从来没有否定市场的有效性。

最高限度型国家（maximal state）。在这类国家中，国家承担了生产的全部责任。实际上，这是一种极端模式，它否定了资本主义的根基，消灭了市场和企业自由。之所以要回顾这种模式，是因为它曾经在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中存在（我们将在第10章和第16章详细讨论）。

美国学者理查德·纳尔逊（Richard Nelson）认为西方发达国家最主流的历史模式是混合经济。纳尔逊甚至说经济中的某些部门由政府机构可以进行更好的管理（国防、警察、教育、卫生、某些研究、空中交通管制、基础设施、环境控制等），正如其他部门可以更好地由民营经济中的非营利组织进行管理（文化、援助、非专业体育和志愿者工作），而只为所谓的“私人”企业留下了一小部分经济活动空间。同样还有许多领域需要私人企业与公共机构进行合作（例如，在金融领域，作为公共机构的中央银行发挥着绝对重要的作用）。

然而，美国的混合经济更接近最低限度型国家的模式，相比美国而言，其他国家则更倾向于混合经济型国家，正如我们将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洲比美国模式更进一步推行了福利制度，但其可持续性在当下备受质疑。欧洲在不同时期还为一大批公共企业制定了各种产业政策，首先是贸易保护主义，然后是补贴，有时甚至是通过某种计划的方式，而这些企业后来大部分都已私有化（见第7章）。下面的章节将回顾各国的发展特点，之后我们便会明白国家之所以在美国和欧洲扮演如此不同角色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