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祸福无常：明清时期“五星政治学”的没落

海麟

2023-10-23 12:49

公元1398年闰五月，明太祖朱元璋在金陵南京驾崩。皇太孙朱允炆继位，次年改元建文。朱元璋一共有二十六个儿子，除了长子朱标立为太子，幼子朱楠刚出生就夭折，其余二十几个儿子都被封为藩王。宗室封王，为的是御边守国，屏卫朱明江山。重要的边防关塞，基本都直接在朱家掌控之下。但是，这种局面对建文帝朱允炆来说就颇为微妙。要知道，这些藩王全都是朱允炆的叔父辈。历史上父子篡弑喋血宫门都并不少见，又怎么可能在叔侄之间建立无条件的信任？更何况是二十几个叔父，既有庶出，也有嫡生。

朱允炆像

面对莫大的潜在威胁，朱允炆在还是皇太孙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到：

诸王尊属拥重兵，多不法，奈何？

太常卿兼翰林学士黄子澄与兵部尚书齐泰“同参军国事”，俩人商议后，办法只有一个——削藩。建文帝即位后，周王朱橚、齐王朱榑、湘王朱柏、代王朱桂、岷王朱楩等相继被废，而且要么流放，要么软禁起来，其中被指谋反的湘王朱柏更是不愿受辱而全家自焚，而周王朱橚则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弟。

还在世的这些藩王中，年龄最大、实力最强且屡立战功的正是燕王朱棣，排行老四，与建文帝朱允炆的父亲朱标同出一房。面对建文帝意图明显的行动以及步步逼近的各种部署，出入疆场的燕王朱棣岂会坐以待毙。建文元年七月，燕王朱棣装病装疯之后，决定从北平起兵，一场历时三年的内战就此爆发，史称“靖难之变”。

所谓“靖难”，即“清君侧”，指向的是皇帝身边的奸臣，名义上并不是反对皇帝。燕王朱棣声称：“陷害诸王，非由天子意，乃奸臣齐泰、黄子澄所为也。”其实按齐泰的意思，削藩的首要目标就该拿燕王朱棣开刀，而黄子澄则认为要从其同母弟周王朱橚开始。所谓“削周是剪燕手足也”，实为打草惊蛇，天真书生之论。

既是靖难之师，名义上就不是造反，反而是遵照先皇遗训匡扶社稷——当年朱元璋曾主持编撰《皇明祖训》，授权藩王们有靖难之责。

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亲王训兵待命，天子密诏诸王统领镇兵讨平之。

所以，朱棣起兵，就成了“遵奉条章”“出于不得已”“为万姓请命”的正义之师，他也自称本意并不是想取而代之，原本只是要效仿当年的“周公辅成王”。当然，冠冕堂皇背后，所谓忠奸，不过一朝天子一朝臣；所谓靖难，也不过美其名曰。在建文帝看来，这就是“忘祖逆天，称兵构逆”的悖逆叛乱，于是针锋相对地直接削藩，把燕王朱棣废为庶人，发兵三十万讨逆。

叔侄决裂，君臣刀兵相向。近三年的征伐过后，大明朝廷不断失利，主力尽失。建文四年六月十三（1402年7月13日），燕王朱棣领兵进入京师，建文帝朱允炆在宫中纵火后不知所踪。四天后，朱棣登基，次年改元永乐，是为明成祖。“靖难之变”，朱棣大获全胜，成为中国历史上在大一统时代由藩王造反并成功登基的唯一一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朱棣像

曾有长期征战经历的明成祖朱棣，杀起人来自是毫不手软。既有“靖难”之名在前，天下定鼎后，这些所谓“奸臣”自然悉数难逃。

成祖起靖难之师，悉指忠臣为奸党，甚者加族诛、掘冢，妻女发浣衣局、教坊司，亲党谪戍者至隆、万间犹勾伍不绝也。

黄子澄、齐泰等首当其冲被灭族，大批建文旧臣被处决或自杀，甚至发明了株连朋友门生的“夷十族”（方孝孺案），以及祸及乡里的“瓜蔓抄”（景清案）。

前朝“奸臣”株连血洗，新朝功臣论功行赏。九月甲申，封公两人、封侯十三人、封伯十一人。军功枯骨，不同悲欢，各忠各义，几人赞，几人叹。战争与杀戮过后，帝国秩序终于恢复平静。成为明成祖的朱棣自然知道，打天下要敢杀，治天下却必须向仁德的传统靠拢，所谓“武王绍周，愿广至仁之化”。于是，有意思的一幕出现了。永乐元年五月，一共有五件事被记录在案。

五月丁丑，除天下荒田未垦者额税。

癸未，宥死罪以下，递减一等。

庚寅，捕山东蝗。

丁酉，河南蝗，免今年夏税。

是月，再论靖难功，封驸马都尉袁容等三人为侯，陈亨子懋等六人为伯。

丁丑免税、癸未减罪、庚寅捕蝗、丁酉免税，显而易见，政策所及，百姓得利，这四件事都算得上有道明君的仁德善政。虽然捕蝗属于被动应对，但无疑也是利好百姓的举措——毕竟遭逢灾年的时候，若是乱世，只会流离失所，哪来有组织的救灾？若是恶政，只会雪上加霜，又哪来官民合力？最后一件是就年前“靖难之变”成功再次论功行赏，敕封侯伯，皇恩浩荡。

上一次庆功封赏不过就是半年前的事，在连番德政之后旧事重提再说靖难，是否有什么特别考虑呢？确实有的。

永乐元年五月甲辰，五星俱见东方。

就在体现明君善政的几件事以后，天公作美，五星俱见的天象出现了。当真是无巧不巧，正当其时，为当朝天子的有德之举别上了一朵鲜艳的大红花。

你也许有疑问，这几件事和五星俱见有什么关系？貌似史书里也没把这两码事联系在一起啊？其实不然，我们来看这几件事的时间线。

丁丑免税，是五月初一；癸未减罪，是五月初七；庚寅捕蝗，是五月十四；丁酉免税，是五月二十一；甲辰五星俱见，是五月二十八。

初一、初七、十四、二十一、二十八，恰好是以七天为周期，一目了然。还记得后唐庄宗李存勖所编造的“咸通中”四星聚于毕、昴吗？含糊其词的“其后四十九年”，七七四十九，用的也是这个七的周期。历唐宋以至于大明，数字七的神秘信仰显然已经深入人心。自然法则往往是随机的，齐齐整整则多半是人为安排，但所谓五星俱见的天象，又绝对不可能是人力所能控制，所以，特殊天象的适时出现，无异于对帝国政治给予天意的肯定和嘉许。

然而，多智则近妖，过巧必有诈，第二十八天出现的五星俱见，其实早在五月初一的时候已经可以预见。换言之，整个五月的这些德政操作，完全是有意地设计和人为安排。

1403年5月21日，明成祖永乐元年五月初一，也就是第一次荒田免税的那一天，日出以前，木、火、土、金四星早就清晰可见。随着时间推移，最后一颗水星也即将在日出以前从东方升起，对钦天监的官员们来说，这并非难以推算而不可知的命题。事实上，早在差不多一个月前，即4月底的时候，已经能在日出前见到四大行星，那时就已经可以预见到五星俱见即将出现。可以想见，正是在充分的验算和君臣合谋计划以后，才有了五月近乎表演的七天一德政，最后再以五星俱见的天象完美收官。

由此也不难推知，“是月，再论靖难功”，一定就在五星俱见的五月二十八当天，或者之后的两天。五月二十八当天再提靖难论功行赏，无疑是最佳选择，因为论功诏令肯定得提前发布，到当天上朝，钦天监及时上报五星俱见，如此巧合，莫非天意？多么应景，多么完美。上有五星俱见，下有靖难论功，五星与靖难相互呼应，三年靖难之变的反叛战争就此有了“赖天地祖宗鉴佑”的天意背书和加持，曾经不得已的兴兵讨恶也进一步升级成了上合天心、下符民意的历史必然。

问题是，五月二十八（6月17日）凌晨时的“五星俱见东方”，是真实的吗？

五星俱见确实不假，但水星从东方升起时，木星已经向西方地平线落下，五大行星几乎分布在由东到西的整个天空，其间距赤经差约150°。“俱见”是没错，但所谓“俱见东方”，就完全是名不副实的夸大其词。更为吊诡的是，在传统星占理论中，所谓“五星俱见”，其实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吉祥瑞兆。

郗萌曰：“五星俱见，兵布野，期不出三年。”

显而易见，曾经的兵灾之兆到了明成祖时代已经改头换面，完全由凶转吉，成为论证王朝政治合法性与必然性的无上祥瑞，以及标榜太平的象征与配饰。这种观念的转变，是朱棣登基以后出于现实政治需要的生拉硬拽吗？还真不是。

五星聚本是王朝易姓的征兆，宋代被文人学士们硬生生地改造成了学术大师应运而生的标志，极端敏感而讳莫如深的政治预言蜕变成了书生们津津乐道的文化符号。四星聚原本也并非改朝换代的预兆，而在南北朝和五代十国的两次大分裂中，也被觊觎神器的各路枭雄们重新解读，成为篡位有理的天意证明。

事实上，重整山河的太祖朱元璋或许也曾经不可免俗地期待过五星聚的出现，遗憾的是始终未能如愿。不过，在他长达三十五年的执政生涯中，分别在洪武十八年和二十年各出现了一次五星俱见。五星间距一次约60°（称为五星并见），一次约150°（称为五星俱见），客观而言，其实都算不上多么特别。这两次五星俱见，同样也扮演了彰显天意的角色。洪武十八年（1385年），“二月甲辰，以久阴雨雷雹，诏臣民极言得失”。此时春分已过，正是草长莺飞时节。所谓“春雨贵如油”，在于雨水来得适时又适量。持续的阴雨雷雹，对以春耕夏种为主要生计的农耕社会可不是好事。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明制浑仪

在中国古代政治语境中，天灾异象，往往意味着人君有失而上天示警或予以惩戒。作为应对，皇帝就得采取祭天悔过、下罪己诏、大赦天下等补救措施。所以，面对影响春耕的持续阴雨雷雹，朱元璋选择了“诏臣民极言得失”，允许臣民们批评皇帝，指摘过失。有没有人真的就信以为真而大胆上书论说皇帝施政的功过，这不好说，但是，明太祖的姿态，老天爷表示首肯，二月甲辰下诏，第二天，“十八年二月乙巳，五星并见”[1]。天气是否就此好转不得而知，甚至所谓的阴雨雷雹是否真的严重到影响农耕作业的顺利进行都在两可之间，完全不排除因为五星俱见这一特殊天象的出现而采取碰瓷式的政治话术，但毫无疑问，君臣相互配合的一场政治秀颇为圆满。

朱元璋选用的是批评而不是自我批评的策略，既可以完美承纳五星天象的祥瑞，也可以避免自我检讨自证污点。即便真有人奉诏上书，恐怕时间也来不及。头天刚下诏，第二天钦天监就上报五星俱见，老天爷都点赞了，哪个不长眼的还敢来说是非。而且，要说太祖执政有问题，就得把天象解读成凶兆，在君臣都默认是难得吉祥瑞兆的舆论场中标新立异，当真是食古不化，自寻死路。

其实朱元璋的“诏臣民极言得失”也并非别出心裁，毕竟大明之前有千年历史可资借鉴。比如1500多年前，汉文帝时代就用过这种办法。汉文帝二年十一月癸卯（公元前178年1月2日）发生日食。太阳往往是君王的象征，太阳被侵蚀的日食现象在古代政治中意味着天灾，意味着“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所以，汉文帝“思朕之过失”，下诏请臣民们提意见，知无不言，言者无罪。

汉文帝下诏求批评，显然这就是朱元璋要效仿的对象。尽管汉文帝可能更有诚意，朱元璋则更多的是在演戏，但作为中国历史上有贤明之声的皇帝，汉文帝开启了受到历代称颂的“文景之治”，比附汉文帝，无异于把自己和大明帝国也列入了贤君盛世的荣誉殿堂。不仅如此，朱元璋还更为好运更受上天垂青，就在下诏求批评之后，紧接着就有五星俱见的天降瑞兆，比较之下，当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前有“文景之治”，得到历史的认证；现有“洪武之治”，则有天意的见证。朱明王朝的太平盛世，臣工子民们难道不都有目共睹吗？四海升平，贤君有为，钦天监上奏五星俱见的时候，想来朝堂之上不免谀辞滚滚，太祖朱元璋应该也很受用。

明初的第二次五星俱见也很巧。就在两年之后，洪武二十年（1387年），“二月壬午，阅武”。这天的傍晚，“二月壬午朔，五星俱见”。朔，就是二月初一。

有意思的是，半个月前，正月甲子（1387年2月1日，正月十三）南郊祭天，朱元璋与侍臣们有一段关于敬天恤民的讨论。

（洪武二十年春正月）甲子，大祀天地于南郊。礼成，天气清明。

侍臣进曰：“此陛下敬天之诚所致。”

帝曰：“所谓敬天者，不独严而有礼，当有其实。天以子民之任付于君，为君者欲求事天，必先恤民。恤民者，事天之实也。即如国家命人任守令之事，若不能福民，则是弃君之命，不敬孰大焉。”

又曰：“为人君者，父天母地子民，皆职分之所当尽，祀天地，非祈福于己，实为天下苍生也。”

敬天恤民，为天下苍生祈福，有道明君的形象跃然纸上。半个月之后就出现了二月初一（1387年2月19日）的“五星俱见”，显然，五星天象的出现再次对太祖表示了嘉许，所谓德政也就有了天意背书。

真的事出凑巧吗？事实上，五星俱见等天文现象并非在某一天突然出现然后又阒然消失，而是一个持续数天乃至经旬盈月的过程。在二月初一之前，“五星俱见”已经有了一周时间；在此之后，也至少还有十天时间可以看到“五星俱见”。

不仅如此，其实就在正月祭天的时候，已经可以在太阳落山之后看到金、火、土、木四大行星，推算并预测水星同时出现凑成五星俱见，对于食君之禄的钦天监来说，并非难事。

显而易见，如果不是因为特殊天象蕴含着上天对皇帝施政予以肯定的特殊意义，如果“五星俱见”不被视为彰显王朝德政和天下太平的吉祥瑞兆，也就绝不可能把祭天之后出现的“五星俱见”记录到二月初一朔日，而且又恰逢这一天“阅武”，朱元璋大概也不会在祭天之后表白什么敬天恤民的面子话。

正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天为祀，阅武为戎，祀与戎都有天意加持，国事顺天应人，当朝皇帝自然就是天选天授的真命天子，当今天下自然就是天清气朗的太平盛世。“起自寒微，无古人之博知”的太祖朱元璋是否真的信这一套不好说，但看起来明成祖朱棣是信的，或者说这是他所需要的。在二十八天当中以七天为周期所进行的德政表演，将叔侄争位后朱棣的心虚和焦虑显露无遗，而天象祥瑞的出现，无疑是起到镇定与安慰作用的一剂良药，对建文帝朱允炆的各种诋毁也才能变得更加理直气壮，更加心安理得。

太祖朱元璋和成祖朱棣三次政治表演，貌似平常操作，实际全都是配合五星俱见的刻意安排，透过史书文字，沿着星象顺藤摸瓜，皇帝的新衣真可谓昭然又赫然。

显然，到明朝的时候，传统的星占之学早已在不断地适应现实需要中被改得面目全非。

观念可以重塑，天象可以按需解读，倒也不见得全都是推倒重来。比如五星聚，南北朝时已经公认“五星聚有不易行者”，改朝换代的必然变成了可能，但对当朝皇帝来说，这种可能性毫无疑问仍然还是很恐怖的。

太祖朱元璋没能等到五星聚的眷顾，成祖朱棣也很遗憾只是五星俱见，而一百多年后，明世宗朱厚熜遇到了。

嘉靖三年正月壬午，五星聚于营室。

1524年2月20日（正月十七），水、木、土三星紧挨着，金、火二星紧挨着，但距离最远的土星和金星，其赤经差也只有10.5°，位置在北方玄武七宿的室宿和壁宿之间，称其为“五星聚于营室”完全没问题。

出现五星聚，钦天监上报：“五星聚营室，其占为天下兵谋。”兵谋，或是外敌侵扰，或是起事造反，总归是战争。钦天监的乐頀提供了详细解读：

星聚，非大福即大祸。聚房周昌，聚箕齐霸，汉兴聚东井，宋盛聚奎，天宝聚尾禄山乱。占曰：天下兵谋，星聚营室。

五星聚，要么大福，要么大祸。在乐頀列举的五个事件中，西周、西汉和北宋的兴起是新朝建立，齐桓公称霸意味着东周王权的衰弱与旁落，而安史之乱更是大唐王朝的噩梦。

对嘉靖皇帝来说，这五个例子中，春秋时代实为东周乱世，盛唐走衰正是始于安禄山，安史之乱还直接导致唐玄宗退位，这都让他感到无比忌讳乃至胆战心惊；倘若像商周革命、秦汉之变以及赵宋登极一样，这次的五星聚也预示改朝换代，意味着朱明王朝的易姓覆灭，那无论如何都不能坐以待毙。

事实正是如此，在兵部尚书金献民等人警示以后，嘉靖皇帝不仅采信还真的付诸实际行动，采取了加强边防、增加储备、全力剿匪以及自我节制等一系列措施，“外绝门庭之寇，内弭萧墙之虞”。一句话，内外都有危险，准备打仗。

有意思的是，这次五星聚确实发生了，但因为太靠近太阳，实际观测中其实并不可见；其次，金献民等人拿五星聚说事是在二月己酉，即3月18日，已在钦天监上报五星聚之后一个月，看起来更像是大臣们趁机进谏之举，只不过找到了一个让皇帝不得不认真对待的理由。不管怎样，我们正是从这些记录中得以了解那个时代人们对五星聚天象是如何看待的。

又过一百年后，明熹宗朱由校也遇到了五星聚，“天启四年七月丙寅，五星聚于张”。天启年间的五星聚（1624年8月）和嘉靖时（1524年2月）一样，因为离太阳过近，而且分布在太阳两侧，在实际观测中并不可见。

嘉靖年间的五星聚曾让皇帝虚惊一场，天启年间的五星聚对时局政治有何影响却未见史载。历史告诉我们，明熹宗朱由校即位时年仅十四，朝廷政事倚重宦官，造成后来的阉党乱政、东林党争等问题，大明朝在衰败的轨道上不可避免地愈行愈远，此时距离李自成造反的“甲申之变”已经只有二十年了。

若要说星占征兆，天启年间的五星聚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清军入关后，中国王朝史进入尾声。到雍正年间，又出现一次五星聚天象。雍正三年正月廿九（1725年3月13日），钦天监上奏，将在两天后，也就是二月初二，出现“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联珠而共贯”，而且号称是“二曜五星，联络晨见，亘古罕有”。

不难发现，此时的五星聚已经完全是太平之符、盛世祥瑞，而与王朝易姓的危险毫不相干，传统占辞中的“有德受庆，改立大人”也只剩下前半句有效，曾经让当朝皇帝不胜忐忑的可能性风险已经完全不存在。

如前所述，特殊星象从来不是只在瞬间发生的事件，五星聚也有一个持续数天乃至盈月的过程，钦天监之所以选定两天后作为五星聚出现的日子，不过是因为“二月二，龙抬头”的民俗信仰为这个日子赋予了特别的象征意义和联想空间。与两天前相比，二月二的五星聚其实变化并不大，而且也并非本轮五星会聚天象中间距最小的时候。

当然，钦天监还说了“日月合璧”，到二月二这天，凌晨看到五星聚的同时，在本轮天象中月亮确实是最为接近太阳的时候。但另一方面，所谓“五星联珠”又不无夸张——水、金、木、火四星彼此靠拢，而土星却孤悬在外，约45°的赤经差，其实称之为五星聚都颇为勉强，所谓联珠之象更是踪影全无。

面对“亘古罕有”的“日月合璧，五星联珠”，“幼耽书诗，博览弗倦”的雍正想必早在史书中读到过，对这种另类谀辞保持了可贵的清醒。他明确指出：“朕方临御二载，有何功德，遽能致此嘉祥？”如果真是天赐祥瑞，那也只能归功于在位六十余年的父皇康熙，自己“不但不敢自居，亦且不敢自谦”。

雍正也否决了以“亘古难逢之大瑞”为名进行庆祝的建议，“升殿受贺，不必举行”，只派人前往康熙的景陵进行告祭。这场原本可能轰轰烈烈的盛世庆典就这么平淡而过。

需要说明的是，这次被描述为“亘古罕有”的天文事件，在《清史稿》中并没有被当成五星聚，而是记为四星聚，而且是正月二月连续两次。

雍正三年正月丁未，木火金水聚于元枵旬余……二月……庚午，木火金水聚于娵訾旬余。

正月丁未，是2月20日；二月庚午，是3月15日。前后不过一个月的事，实为同一次天象。不过，记为两次也没问题，因为五星组合不一样。比之夸张的“日月合璧，五星联珠”，两次四星聚才完全符合事实。需要说明和校正的是，正月丁未四星聚，应为土、火、金、水四星，而不是木、火、金、水四星，其时木星离太阳更近，日出前不会从东方升起，此处《清史稿》有误。

五星聚很勉强，四星聚更准确，这个事实，雍正应该是知道的，因为钦天监曾“绘图呈览”，想必他们并没有这个胆量在呈递御览的星图上做假。至于文字上的夸张，多半是为了给即位不久的雍正提供一个自诩天意垂青的机会。就像前面说的朱元璋和朱棣，虽然只是成色不足的五星俱见，但也能在心照不宣的君臣配合下搞出有声有色的政治表演，只不过雍正并不在意这种虚假的繁荣。当然，臣子们的一番好意，雍正也大可不必直接戳破。

钦天监何以要准备这么一出号称“亘古罕有”实为夸大其词的天文剧本呢？联系时事背景，也许隐藏其后的就是“九王夺嫡”的历史谜案。

康熙二十四个儿子，九个阿哥都曾有意继承大统而相互竞争，皇太子胤礽更是两度废立。康熙晏驾之后，四阿哥胤禛最终胜出，但尘埃落定之日，也是流言纷起之时，其中的曲折阴谋，一直都是人们饶有兴致的戏剧题材和街巷谈资。从“日月合璧，五星联珠”这件事来看，很可能雍正初年已经有了各种清宫秘闻在传，适逢特殊天象出现，钦天监就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为雍正提供了一个以天意来正名的解决办法。

熟读经典，已届不惑，成熟的雍正放弃了所谓天意虚名，虽然没有完全否认天文奇观是升平祥瑞的说辞，但不难看出，他对于这种政治表演的实际功用并不感冒。

回归四星聚的真实叙事后，所谓“亘古难逢之大瑞”也就不复存在，要知道，对雍正来说，四星聚这种天象，实在是稀松平常，不足为奇——

顺治在位17年，出现过7次。

康熙在位62年，出现过21次。

雍正在位13年，出现过5次。

以史为鉴知兴替，南北朝和五代十国走马灯似的政权更迭，已经证明了“四星聚有王者”这种星占话术不靠谱，及至清朝，早就没人在意了。

昼夜交替，四季轮回，古人在仰望苍穹过程中，将日月五星的聚合离散与人间的王朝兴衰对应关联，在很多次改朝换代中也确实被演绎利用而发挥过特殊作用，但究其实质，诸天星宿的运转各有周期，“日月五星，运行于天，本有常度”，所谓祸福吉凶，终究不过应时而需、应需而变的人为造说，正如南宋时祝穆有言：

五星聚纬，秦谓之妖，汉谓之瑞，彼瑞此妖，颠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灭德，未或不亡。

五星会聚本无意，祸福岂有常？星汉灿烂千年是，倘若真有瑞应，或许也只能是——民本善政，唯德呈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