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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维诺诞辰100周年 | 请相信书籍的未来

2023-10-16 12:1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10月15日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0.15—1985.9.19）的100周年诞辰。本文选自数十年前的一个秋天，卡尔维诺在一场书展的演讲，原题为《书与书海》。

“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前不知道多少年，书本就已经在流传了，所以在今后的很多很多年里，它们也一定会寻找到新的生存形式。”

在书籍与深度阅读日益边缘化的今天，相信卡尔维诺对书籍与文学的信任仍然能激活一部分人。对于我们，书是工作、事业，也是生命，本文给我们的共鸣与感动，迫不及待地想与大家分享。

纪念卡尔维诺，也感谢每一位读者，每一位你。

▲ 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1923.10.15—1985.9.19），意大利当代作家，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之一，生于古巴哈瓦那，作品有《我们的祖先》三部曲、《马可瓦尔多》《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等。

亲爱的朋友们，很高兴能应“图书博览会”的邀请来到布宜诺斯艾利斯，这个我向往已久却从未踏足的城市。尤其令我高兴的是发现自己在此刻，同各位一起置身于一种失而复得的自由气氛中。

如果我在演讲中说了意大利语，还请见谅。但愿在座的大多数都懂意大利语，就像我懂西班牙语一样，尽管我并不确定能在整个演讲中一直说西班牙语。让我稍稍安心的是，为数众多的意大利后裔使我们的语言在阿根廷文化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不再只是一门完完全全的外语。

请允许我在这次“图书博览会”的会场上，向大家剖析一下我每次看到大型图书展时都能得到的一些感触：有一种迷失自我的眩晕，迷失在这印刷书页的海洋中，迷失在这彩色封面的广阔天空中，迷失在这印刷字体的渺渺尘埃中；也有一种空间上的开阔感，它是如此无边无际，就像一连串的镜子把世界放大了；有对惊喜的期待，期待着巧遇一个能勾起好奇心的标题；也会有突然滋生的渴望，渴望着能见到一本久久寻觅不到的旧书的重印；想到奉上我一生的全部年岁，只能把摊开在眼前的书本读上一遍又一遍，数量多么有限，我感到惶恐；不过要做到这件事，一生又刚好足够，于是我又感到几分慰藉。

如果你足够仔细，就会发现这些感触与一座大型图书馆带来的那些是不同的：在图书馆中沉淀着的是过去，就像在地质层中沉淀着无声的话语一样；而书展却是写作界万物的革新，它是不朽的。它是新鲜出炉的句子汇成的涌泉，向着潜在的读者们流去，一股脑地涌入他们的大脑回路中。

我觉得大型国际书展在初秋时举办并非偶然：10月的法兰克福也好，4月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好。对于我这样一个意大利人而言，初秋是摘葡萄的季节。不过，正如每年的葡萄收获季都是庆祝饱满多汁的葡萄串增产的好时节，图书博览会也是对书卷革新、加印的庆贺。这两个秋天的盛会带来的丰盈与富足感是完全一样的。比起酿桶里煮开的酒香，油墨的香气弥散出的醉人氛围可毫不逊色。

书海就意味着要有非常多的书，单独的一本书只有在与其他书放在一起时才有意义，因为它们之间总是有着前后联系。很久以前，书还是一卷卷的莎草纸，排列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直挺挺地竖着圆柱形的身体，就像管风琴的音管，每一本书就用它自己或浑厚，或微弱，或自信，或忧郁的声音诉说着。我们的文明建立在万千书籍的多样性上：只有像一只彩蝶从各种语言、对立与矛盾中吸食花蜜那样，不断在各种书页中游走追寻，你才能发现真理。

当然，也存在着一些文明、宗教与个人，他们能找到绝无仅有的一本书—“那本书”。但这样的一本书事实上包含了万千本书在其中，就比如《圣经》，用西班牙语说就是tàbiblìa，我们最好应该称它为“书海”而不是“一本书”。就算一份宗教文献本身确实只是单一的一本书，比如《古兰经》，但为了读懂它却需要数不尽的评论与注释，这么一来毫无疑问，它远不只是一本单薄的书，它的内部可填塞整座整座的图书馆。

绝无仅有的一本书，这个概念也常常出现在世俗文学当中。马拉美就对首字母大写的“那本书”充满着向往。但要我说，那是来自魔鬼的诱惑。最好还是以更谦卑的姿态把自己的书当作前人著作的注解，或者把自己的作品看作一本超级图书的一章，而这本书中包含着世间万卷：那些已经写就的与尚未完成的，名家名作与无名氏的产物，各种语言写就的书籍。

人们的想象力赋予了文字超凡的力量。一个会读书的人能通过他的想象力统治书中的幻想世界。一本有魔力的书就如同童话、传说、骑士小说里的超自然法器：通常它们的力量都带来灾祸，可一旦好好使用，黑魔法也能成为潜在的助力。

在《疯狂的奥兰多》中，魔法师亚特兰提从他的魔法书中升起一座幻象宫殿，其中到处都是最英勇的战士与最迷人的贵妇人的鬼魂。骑士们一旦在游魂中辨认出死敌或情人的身影，追随而去，就会迷失在这些虚幻的围墙中，再也无法离开，直到书本合上，整座宫殿化为乌有。可当这本书落到阿斯托尔福，这个有自信驾驭一切奇妙事物的骑士手中时，却给了他神奇的力量，让他骑上骏鹰飞向月亮。

在阿廖斯托的长诗中，交迸相擦发出隆隆声响的武器有长矛、宝剑、弯刀，还少不了最早的火绳枪—因为在那时的骑士文学中已经出现了火药，但真正绝对的武器是这本魔法书。一本魔法书到底有怎样的力量？它可以改变世界吗？更确切地说，它是可以分裂世界、自成世界，还是用书中的世界替代现实世界？

《疯狂的奥兰多》这本书中包含着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中又包含着想要成为世界的一本书。这本魔法书中到底写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也许在“骑着飞马飞翔的阿斯托尔福”这一卷中，正是诗句本身在诉说着阿斯托尔福、飞马，还有他们的月球之旅。

书即是世界，世界即是书。这两种隐喻由来已久，从中世纪流传至今。有谁能读遍世上所有的书呢？是只有上帝才做得到，还是人也一样可以？神学上关于神的智慧与人类认知极限的讨论，总是围绕着“书与世界”这一隐喻展开。

近代伊始，无论弗朗西斯·培根还是伽利略·伽利雷，都把神与大自然用它们的语言写就的书本放到了人类书本的对立面上，认为是时候轮到人类去领会神与自然之书了。托马索·康帕内拉把这个想法浓缩进了一首十四行诗中：“世界是一本书/真理在上面书写下自身。”伽利略则明确说，上帝以数学和地理学为文字，写就了世界这本书。

巧的是，伽利略最喜欢的诗人正是卢多维科·阿廖斯托。阿斯托尔福在魔法书的帮助下骑上骏鹰飞向月亮；而伽利略则在数学论证的帮助下，通过望远镜观察到了月面景观，并用阴影与耀眼的光亮将它描绘出来。

这位佛罗伦萨科学家坚持道，整个世界就包含在一本再小不过的书中——字母表。在伽利略看来，字母表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因为通过这二十几个字母的组合，你可以了解到对宇宙各种各样的研究。他还说道，这就像是在调色板上调配那些简单的颜色，你就可以画出你所能见到的一切。文字以最迅捷的方式使思想的传递跨越距离，跨越时间，跨越生死……

所以，文字的力量就在于它将不同领域的艺术联合起来的无穷潜力。从中世纪的拉蒙·勒尔到18世纪的莱布尼茨，对这些野心勃勃的天才们来说，艺术的联合正是他们掌握各类知识的关键，并在他们心中点燃了寻求万物真理之书的梦想。

耶稣会的传教士们从中国带回一本书，通过排列组合六条或断或续的短线，可以把所有人的命运都包罗其中。这本书叫作《周易》。莱布尼茨学习了这本中国古籍中的全部六十四种卦象，并不是为了预知未来，而是从中提取出一套计算体系，也就是两个世纪后将会运用在计算机技术中的二进制系统。

有魔力的书，绝对概念上的书，它们的奥妙超越一切语言的限制。那么，是不是只能指望电脑来写就这样一本书了呢？可是电脑能为我们做的只有存储信息，执行大量程序，而编制程序，再把它们输入电脑的还是我们自己。我们又来到了每每认知一个事物之前都会遇到的多样性中。正如离开了程序与软件，电脑就毫无意义，一本书如果妄想成为绝无仅有的“那本书”而脱离与它相关的许多本书构成的背景，那它也一样没有了意义。

另一种更加古老的诱惑是把所有书中的知识集中在一段话中，就像百科全书那样。可以说，这种渴望在动机上更为合理，体现着人们对秩序与方法的需求：我们想要画出人类知识领地的地图，想要验证我们认知的界限。也许每个文明、每个时代都曾尝试过编写这样的百科全书。不过说真的，每次将各类知识统一化的愿望最后都被证明是妄想。因为每一个种类的知识都有它独有的形式与语言，不同于其他所有。

我们不能将它们硬塞进百科全书里同名的词条中。

但我现在想强调的是，一种诞生于近代之初的文学体裁——小说，正背离它原本的样子，向全书倾斜而去。拉伯雷的《巨人传》中既积累着他对大学的全部认识，也有对小酒馆的描写；既用到学者的辞藻，也有平民的土话。同样地，半个世纪后的塞万提斯让我们看到了诗歌的卓绝与生活的平庸，书与幻想中的理想世界，谚语的浅显与明智，蒙着尘埃的街道，气味刺鼻的小旅店和藏于其中的艰深智慧。所有的一切混合成爆竹的火药，在堂吉诃德的荒唐中炸开了，庆贺着现代文学的诞生。

这种全书式的倾向在小说故事中始终存在。事实上，在我们这个时代，百科全书式的小说是最有代表性的。从《魔山》到《没有个性的人》，尤为突出的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它的每一个章节都被分派了一种不同的写作形式，包含着人类经历的不同领域。意大利最出色的百科全书式小说家是卡洛·埃米利奥·嘉达，他在《曼罗拉纳大街上的惨案》这本侦探小说中浓缩了罗马与意大利中部的方言、巴洛克艺术、维吉尔的史诗，以及心理学与哲学，尤其是有关认识论的哲学。

也许小说正是唯一可能存在的百科全书，记载着有关人类的一切：其中既有从人类存在的非凡独一性中所见的整体，又详细记述了每一个个体的生存，无论那是多么琐碎、暧昧、互相矛盾、不尽相同。“整体”作为一个哲学概念，始终是抽象的；生活中一点一滴的小事，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着，却常常会觉得它们难以捉摸、无法抉择。小说家们因此尝试着把它们与数百年来书中人的经历联系起来，编织成网。

一本书，千万本书的书海。

也许每本书都是从另一本已经写成的书中诞生的，就像生物繁殖一样—这样的想法让人联想到存在主义：如果是书稿自己写成了自己，而作者只是一种工具，当书稿书写自己时恰好传到他的手中，那么也许并不是我们在写书，而是书在写我们。

支持这种存在主义的人更愿意相信他写下的书页是一面镜子，其中投射着他自己的影子：书是作者书写下的自己，因此最深刻地延伸着他的个性，展示着他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存在。自我是一本有待研读的书，书是折射自我的镜子。

这一观点同样标志着现代文化的开端，最早由蒙田提出，并由罗素继承，流传至今。普鲁斯特和其他一些作家仍然有着这样的看法。惠特曼是这么说的：

“当你打开这本书时，实际是在与一个人交谈。”

但是很少有书去描写，去讲述人类尚未触及的真理。我想，也许是这样的真理本来就不需要太多。至少那些已经充斥于文学中的情感宣泄与自我陶醉，实在是不需要再扩充了。一本杰出的书并不会教会我们做什么特定、具体的事情，但它会向我们展示一种新的思考方式，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去理解人类生活，不管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也可以去重新认识我们自己。

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我宁愿相信存在着这么一座理想中的图书馆：它收藏着所有体验的典型模式与本质，使我们能够从中推论出一切可能。

现在从宏观思考中跳出来，来谈谈我作为作家的体验吧。我想写出“我的书”，一本相当于我自己的书。出于这种强烈的渴望，我不得不暂时放下那些我喜欢的书，努力想象自己已经是这本尚未完成的书的作者，哪怕这个幻想中的作者一点也不像我自己。

比如说，最近我在意大利出版了一本通篇由描述构成的书。全书的中心是一个名叫帕洛马尔的人，他的一切思考都来自对眼前事物的细微观察：动物园里的鬣蜥，商店柜台里的奶酪。问题是，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我总是心不在焉，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中，没法把注意力集中在眼前的事物上。所以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在写每一章之前，我都有必要去做一种预备工作：强迫自己去观察那些司空见惯的事物，再把它们最微小的细节都一一记住。有些事物，比如夏夜布满星辰的天空，洒满落叶的草地，会让这种观察练习变得非常困难。因此我必须想办法改变自己，变得更像是能写出我想写的这本书的样子。正是这样，写一本书变成了一种启蒙式的体验，它能带来对自身的不断教育，而这大概也是所有人类活动的成果吧。

我年轻的时候曾想过，阅历的缺乏或许会严重阻碍我的创作；也曾想过放任自己只去写那些讥讽的、忧郁的诗歌，或者那些从童年记忆与梦中诞生的散文诗。但在那些年里阅读的小说却向我诉说了残酷颠沛的生活，发生在遥远国度里的战争与冒险。它们虽然令我深深着迷，却属于一个太过遥远的世界，与我的世界全无联系，令我无从下笔。那时我还想不到，我们这一代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积累的经历—不管是悲伤的、恐惧的，还是为了生存而在诡计中摸爬滚打的经历—将会在后来引导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去书写生命与死亡。哪怕不久之前，我还仅仅只是作为一个读者去看待它们。

最开始评论家与读者们把我定义成现实主义作家、人民作家，我也尝试着以这个全新的身份去创作。但我在第一部小说上取得的奇迹并没有重演，那之后的所有作品，在我看来都不过是模式化的产物。

这种危机一直持续着，直到有一天，我决定再也不去写那些我以为我应该写的小说，那些别人期望我写的小说。我要写的是我自己会喜欢的小说，它也许来自另一个时代，来自另一个国度，作者也许是一个不认识的人，也许是在阁楼发现的旧卷轴，被老鼠咬得破破烂烂，当我翻开它时，我可以像小时候一样在阅读的魔力中忘乎所以。

我想写的是这样一本书。就这样，我得到了绝妙的灵感，读者与评论家则对我有了更准确的评判。

在这之后，我始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落入某种固有形象的禁锢中。我希望我的每一本书都是新鲜的，我希望每一次我的名字都会被当作一个新人作者。我始终对阅读万般着迷，尤其对某种体裁无从下手时，我会想象自己站在那些作者的面前，仔细体会是什么造就了他们与我之间的差异，什么是他们有而我却没有的。这种想法就像战书一样不断鼓动着我。可以这么来描述我的工作，虽然有一点点夸张：一旦发现某种文学体裁在我能力范围之外，我一定会拼命在这个方向上尝试，来看看是不是真的此路不通，否则我是片刻也不得安宁的。又因为我不喜欢半途而废，所以一定会继续走下去，直到努力结出成果，一本新书。

森林里的植被总是吸引着我的目光，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各种类型的记叙文，在我看来就像故事的森林。一眼望去似乎很容易把各种植株混淆起来，可一旦仔细留意，就会发现一草一木都是与众不同的。

三十年前，我步入了民间故事的森林，尽情沉浸在意大利各个地区的民间传说里，沉浸在老奶奶们用各地方言所讲述的故事里。我试着从这一片错综纠缠的密林中挑拣出最不可思议、最魅惑人心的部分。

这段经历让我更加注意到：从一个故事可以增生出另一个故事；从最简单的故事的骨架中可以看出什么是简洁有力的行文结构；讲故事的艺术在最开始当然是口头的，尽管后来这门艺术不断具象化，出现了书面作品，有关它的口头起源仍留有蛛丝马迹；印度、阿拉伯、波斯等地流传的短篇故事集吸引着人们的兴趣，显著影响了意大利和欧洲短篇小说的发展。

通常在书面文学里，无数个版本的口述故事会被植入同一个故事中，就像被安入一个画框。薄伽丘让一群青年男女会聚在佛罗伦萨的一座别墅中，躲避肆虐全城的黑死病，在十天里每人每天轮流讲一个小故事。这种故事模式的兴起标志着叙事艺术在西方文学中的发展。

在我的新书中，我用一种全新的故事结构取代了这一传统的叙事模式，因为当一部小说越是接近“超级小说”，也就是蕴含着无限可能的高层次小说，它就越需要更复杂的构思。这就好比越是茂盛的树，枝叶就越繁多；越是精美的宝石，刻面就越繁复。

我写《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的过程就像是在写一部“伪经”，也就是不断想象着写这本书的人不是我，而是另一个不存在的人。这部小说描写的是阅读小说的乐趣；主人公是一个读者，他在同一本书中读了十个不同故事的开头，却出于某些缘故，没能读到任何一个的后续。接着，我把这十个开头都写了出来，每一个都来自一篇不存在的小说；它们的作者是十个虚构的人，每一个都或多或少不同于我自己，互相之间也各不相同。这十篇小说中，一篇充满悬疑，难以捉摸；一篇却鲜明、浓烈；一篇是关于自我反省，具有象征意义；一篇在本质上具有颠覆性；一篇愤世嫉俗，展现兽性；一篇被狂热所纠缠；一篇关于逻辑与地理；一篇描写堕落的情欲；一篇记述地球远古时的样子；还有一篇讽喻着世界末日。与其说我把自己当成这十篇小说的作者，不如说我把自己当成了它们的读者，由此来写出阅读在广泛意义上的乐趣，而不只是特定的某一篇带来的乐趣。虽然有时从这十个不存在的作者身上，我能感受到创造性的新鲜活力，但我更倾向的是布下蛛丝马迹，让这十篇小说始终互相关联：每一篇都因其他几篇的存在而存在，既紧密联系，又互相对立。

现在，或许是时候来回答这个反复出现在今天会场上的问题了，也是所有书展上的经典问题：你把书描述成始终存在并将一直存在的事物，可书本真的拥有未来吗？我们可以确信吗？它能在与电子视听设备的竞争中幸存下来吗？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或是干脆被什么东西取代？那么作家又会变成什么呢？

嗯，出于对书本的忠实，我的回答只有一个：书该是什么样就会是什么样。

我们把视野放得长远一些吧。在古腾堡发明活字印刷术前不知道多少年，书本就已经在流传了，所以在今后的很多很多年里，它们也一定会寻找到新的生存形式。

西塞罗的信件中详细记述了已知最早的出版社，那是公元前5世纪前后由阿提库斯在罗马设立的，用于传播希腊经典与新兴的拉丁文学。它和如今的出版社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唯一的区别大概就是如今印刷工人的位子上，当年坐着的是数不清的抄写员。

当然，比起如今畅销书的读者，当时的读者数量根本不值一提。不过只要想想，就算是现在，许多书在本质上依然局限在特定的圈子里，于是这一数字上的对比也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令人沮丧。

重要的是，写作的念头就像连绵的丝线，从未断绝。即使在中世纪的刀光剑影中，书本依然能在修道院里找到一席之地，在那被保存、抄写。想到这一点，我既安心，又担忧。如今，如果要我们抛下已经被录像带野蛮入侵了的大都市，撤回到一个配备齐全的修道院，舒舒服服地出版有水平的书籍，我是很乐意这么做的。但同时，书籍以外的那个世界，那个与它们无声的低语、它们抚慰人心的安宁、它们隐隐约约的不安无关的世界，我也无法舍弃。作家的身后总是跟着孤独，两者间仿佛有着命中注定的缘分。但在这孤独中滋生着交流的愿望和才能：这种交流是文学所特有的，单独建立在不同的个体上，只有在某些特定的时代或场景下，它才会扩展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

当我知道彼特拉克与薄伽丘曾在羊皮纸上用精巧典雅的字迹亲手抄写自己和但丁的作品，并互相交换过这些手抄本，我开始相信：哪怕只看外在表现，文学的辉煌年代也一样那么光彩夺目。

我们都知道，书的外观在历史上曾改变过无数次，也知道它在今后一定还会继续改变。这让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作为日常生活的陪伴，如今书在外表上都具有相当的艺术感，虽说比起出于外表的喜爱，能看到书的内在价值才是更可贵的，但我对书的喜爱同样也出于它们如今所拥有的外观，就和喜爱一件普通的物品没什么两样。

当然，如果真如传言所说，今后利用文字处理软件，我们直接动动手就能把书写成，连印刷环节都不需要了，那么很多事都会改变的。就像图书馆，以后说不定就变成只收藏微缩胶卷的地方了。这会让我有些难过，因为这么一来就再也听不到翻动书页的沙沙声了。

那么我们阅读的方式也会改变吗？或许吧，但它到底会变成什么样，我们无法预见。对于发生在过去的一场重要的阅读革命，我们有圣奥古斯丁为证：他满怀惊奇地向我们讲述了他意识到这一革命的那个瞬间。有一天，圣奥古斯丁去找圣安布罗焦，却发现这位米兰大主教正以一种他从未见识过的方式进行着阅读：一片沉默，只有眼睛与思想活动着，不发出一点声响，甚至嘴唇连动也不动一下。圣奥古斯丁上过那么多显赫的学校，认识那么多学者，可他从没想过能像圣安布罗焦这样来阅读—连一个词都不读出声来。

也许今后会出现另一些我们想都想不到的阅读方式。号称着“对人类有害”而一味去反对新技术，在我看来是不对的。我想，每一种新的交流方式，每种言语、图像与声音的传播，都能带来创造性的新发展，引出新的表达方式。一个技术高度发达的社会一定包含着更多的推动力、选择、可能与手段，并始终更需要阅读，需要供以阅读的材料，需要那些阅读着的人们。

我想，任何其他的学习与交流手段都无法和阅读相提并论，因为阅读的节奏是由读者自己的意志所决定的；阅读为人们打开一个提问、沉思与批判的空间，也就是自由的空间；阅读绝不仅仅是我们与书本的联系，而是我们与自身的联系，是通过书中的世界而与我们的内心世界所进行的一种联系。

也许我们能花在阅读上的时间总会被其他事情占据，这在如今确实是事实。不过也许对大多数人来说，在过去更是如此。不管怎样，那些对阅读有需求的人，那些在阅读中得到满足的人（事实上阅读正是一个产生需求并得到满足的过程）仍会一遍又一遍翻开书，那些存在于过去，也将写就于未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