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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语与视听”,从文学到影视的迁徙该注意什么
10月13日,第七届平遥国际影展期间,以“词语与视听”为主题的论坛活动在平遥电影宫·门厅举行。小说家班宇,导演、编剧刘苗苗,电影监制、编剧、策划王红卫等齐聚一堂。对谈由诗人、批评家欧阳江河主持,他表示文学向影视转化,反过来影视也可能向文学做一种更为复杂的双重意义上的转化,“两者间的转化是双重相互的”。
据介绍,平遥国际电影展自第六届开始设立“迁徙计划·从文学到影视”单元,推动不同类型、不同风格的文学精品进行电影和剧集开发。今年,又有16部适合影视改编、寻求影视版权交易的文学作品走进聚光灯下,备受瞩目。同时,平遥国际电影展特别邀请拥有过作品影视改编及编剧经验的作家,及参与过文学改编创作的电影界人士,在实操层面讨论从书本里的词句到视听语言的迁徙。
论坛现场
“电影不傍着文学就完蛋了”
刘苗苗在发言时开门见山,“我的恩师、北京电影学院资深教授司徒兆敦先生说过一句话,电影不傍着文学就完蛋了。我的第二部作品《马蹄声碎》,就是由南京军区政治部创作室的作家江奇涛同名小说改编的。当年作家把他们的小说改编成电影叫做‘触电’,但一般会对‘触电’存在恐惧心理。”
她介绍说当年在潇湘电影制片厂,不但有文学部,还会有专门负责剧本创作的文学副厂长。“通常都是由一些著名作家担任的,比如湖南的作家谭谈、莫应丰,都曾当过我们的文学部领导。当时文学部组稿时间非常漫长,因为主管领导大多也是作家或者中文系出身,非常有眼光。剧本可不是说我今年要拍,去年组稿就可以了。在刊物上发现好作品,就会把相应的作家请到厂里谈剧本,可能三四年前电影厂的文学部和某个作家说,你这个作品我们组稿了,但第五年还没拍,或者还在反复的修改,作家都很怕这件事情。几乎所有的作家都知道,他的小说也好,剧本也罢,最后能够被国营的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当时也就那么几个厂能够拍电影,是个很漫长的过程。”
“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个电影剧本的诞生,我觉得更多的是文学创作者和电影导演之间灵魂上交流的过程。很感恩所有跟我合作过的作家,一个电影导演必须获得文学的滋养,傍作家奖,傍文学奖,必须是这样的,我一直是得益于此。”刘苗苗说。
导演、编剧刘苗苗
“《漫长的季节》的第一个标签是生活”
随着今年网剧《漫长的季节》热播,也让参与剧本策划的作家班宇再度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而由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逍遥·游》也入围了本届平遥影展“藏龙”单元。
班宇笑言缘分是个很奇妙的东西。“2004年,辛爽带着乐队来沈阳演出,我就去看过。没想到2019年再次相见,他竟然已经是导演了。当时他刚拍完《隐秘的角落》,还没有播,对我的小说《盘锦豹子》和《冬泳》很感兴趣。2021年年底他的制片人给我电话,约我去北京谈《漫长的季节》剧本的改编。”
网剧《漫长的季节》改编自作家于小千的长篇小说《凛冬之刃》,班宇就问辛爽对原剧本哪一点最感兴趣。“他告诉我说,那些案子不是最打动他的,反倒是里面的一场戏:桦林出了碎尸案,警察马德胜到工厂生活区出现场,结果汽车的备胎被人偷了。这时王响出现了,他是这一片的大拿,谁爱干偷鸡摸狗的事儿他都清楚,很快就把备胎找了回来。辛爽说他特别喜欢这样的桥段,一个生活化的细节就能把人物树立起来。其实每个剧都会有几个标签,比如《漫长的季节》,导演给出的第一个标签是生活,然后是剧情,可能最后才是悬疑或者犯罪。这部剧里,案子的谜底不是它最重要的表达,导演想讲的时代,时代里的情绪,讲那些被时代碾压过人群身上的伤痕,这是他感兴趣的部分。后来我们又把剧本的时间线,还有一些情节、人物关系重新梳理了一下。”班宇说。
班宇参加了《漫长的季节》剧本的二度创作。“我当时跟导演聊的一点是,很想把剧中的这几个人物写成自己的家人,而家人的感受不只是东北环境里面你的父母、舅舅、姨夫,好像从每个生命里抽象浓缩出来的形象,而是既跟你亲切,有时候又相互无法理喻,是那种鲜活而真诚的存在。我们讨论很久,《漫长的季节》最后一组雪落下来的镜头,辛爽说和《冬泳》的小说封面感受有点像,我的感受则来源于乔伊斯的《死者》,到最后,一场大雪落在爱尔兰的土地上,落在每个生者和死者的身上。每个人生命里都有这样一场落雪的存在。”
谈及此次同梁鸣的合作,班宇介绍说导演曾专程从北京来沈阳,为他放了一遍前作电影《日光之下》。“这部电影有一点特别打动我,梁鸣拍的东北不是90年代大家印象里旧旧的东北,而是一个此刻的,既洁白又有点肮脏的,既可爱又有点让人讨厌的北方环境,以及那几个人发生的故事。这一点是他在用影像来解释和解决当代性的问题。”
“到了这次《逍遥·游》的剧本改编,我们合作也非常顺畅。在我秉承一个想法,文学和电影间经常有这样的转译和转化,导演有导演的思路,那不是我最擅长的部分。剧本是导演自己来写的,大家再进行修整。因为电影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沈阳,我可能更比较熟悉,沈阳人平时什么样,怎么说话的,什么情绪,我提供了一些建议。”
小说家班宇
“‘词语和视听’是文学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本体”
王红卫的发言以国营电影厂时代的文学部和现而今对应的策划部起头。“改革开放后伴随着文学的兴盛,那时的电影创作者的观念就是要傍着文学,那是一个电影在从文学中拿营养、拿根源的时代。现在的影视公司把文学部改成了策划部,或者叫开发部也好、项目部也罢,承担的功能好像是以前文学部的,性质其实不一样了。现在都是在找项目,从之前由低向高的仰望,感觉要溯源找大河之源的思路,变成了从高向低的俯视,去沙里淘金找各种IP,去找未来能够改编成电影,并且赚钱的这么一个思路。这背后的关键之别是,到底电影是艺术作品,还是娱乐商品?”
“究其原因是90年代后,国产电影一度面临快要死了的局面。同时,余华、苏童、莫言等,包括王朔他们这一代的文学作品也开始慢慢没人看了。这一双重的断层到了21世纪之后,才逐渐恢复。而先恢复的是电影所谓的市场化和商业化,大家要去做类型片。如此,所有的电影导演和电影编剧一起重新补课学习类型片的规律,没有好的文本可以傍,只能自己编。而计划经济时代的电影制片厂体制逐渐坍塌,民营公司起来了,文学部三个字开始消失。这几个问题实际上是连在一起的。”
中国电影经过了新世纪头十几年的积累,虽然出现了疯狂的泡沫,但也让电影市场的银幕数全球数一数二。“观众开始愿意花钱看电影了,看华语电影的商业片,这个时候会面临一个新的匮乏,电影需要重新从文学中去拿营养。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新的作家,双雪涛、班宇、郑执等等。近些年不少电影来自文学小说的改编,你说电影和文学联姻也好,互补也好,这其实有时代的必然性。”
在王红卫看来,“词语和视听”这两个词,就是文学和电影这两种艺术形式的本体。“既然可以用两个词标识出它们各自的本体概念,那么我们讨论的最终目标便不是在这两种艺术间一较高下。王朔为什么在《我的千岁寒》之前很长时间没写小说?就是他在更多涉足电影之后写不出来小说了。当一个作家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影视思维,一定会影响他单纯作为作家的小说思维。所以不管是文学爱好者,还是电影人要坚定好自己的选择。你要非常坚定地明白,文学就是文学,电影就是电影。只要想明白这两件事,不论你去做作家,还是做导演,你才能做出最符合你艺术形式的作品。”
编剧、策划王红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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