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瑞敏︱何振岱为陈宝琛代笔考

一

1929年1月4日，旧历十一月二十四日，郭曾炘在北京病逝。其子郭则澐请陈宝琛为撰墓志铭，即收于《沧趣楼文存》卷下的《郭文安公墓志铭》（上海古籍出版社《沧趣楼诗文集》，下册，412-415页）。作为研究郭曾炘生平的重要资料，这篇文章却并非出自陈宝琛之手，而是由何振岱代笔。《何振岱集》收录《侯官郭文安公墓志铭》，题下小字注“代”。何振岱（1867-1952），字梅生，号觉庐，晚号梅叟，和陈宝琛、郭曾炘同为福建人。有《我春室文集》《觉庐诗集》等。2016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何振岱日记》，民国二十九年（1940）十一月十六日：

郭舜卿使人送春老墓志拓本，宝侍郎书，楷法端严，得欧阳率更之神。文则弢老撰，而予代笔也。尚觉整洁不芜，铭词尤雅赡。

春老即郭曾炘（春榆）。郭则寿（1883-1943），号舜卿，有《卧虎阁诗》，何振岱为作序。郭舜卿是郭柏苍曾孙，郭曾炘的祖父是郭柏荫，郭柏荫是郭阶三的次子，郭柏苍是第四子。此时距离郭曾炘去世已经过去十年。郭曾炘曾为礼部侍郎，民国后，居于北京。1925年，陈宝琛从北京迁居天津，仍往来频繁。1928年，郭曾炘为陈宝琛的弟弟、陈懋鼎的父亲陈宝瑨撰寿文。垂暮之年，郭曾炘开始手定诗作拟刊行，请陈宝琛为诗集作序。宝侍郎即宝熙，在宗室中诗文、书法皆有美名。何振岱对自己的这篇文章甚为满意，如果没有日记的记载，很难知道这篇《墓志铭》非陈宝琛的手笔。

陈宝琛为近代诗文大家，有《沧趣楼诗集》《沧趣楼文存》存世。《沧趣楼诗集》刊行之前，曾经师友反复审定，足见慎重。然《沧趣楼文存》二卷，并非陈宝琛生前自定。陈遵统《〈沧趣楼文存〉校读后记》：“兹集辑成后，幾士以付陈君无竞，无竞于庚寅春校雠竣事，缀以短跋。旋复由几士托胡君孟玺珍藏，以俟刊布。”1950年春，陈海瀛校雠后交还陈懋复，由胡尔瑛（孟玺）珍藏，胡为林纾弟子，辑有《畏庐尺牍》。陈之麟《沧趣楼文存跋》称“《文存》稿本二册，曾藏胡君孟玺处，亲友辗转借阅，甚恐日久散失，遂商取先付油印若干，分贻爱好者。寿诸梨枣，且期异日”。1958年，海澄陈氏读我书斋油印刊行《沧趣楼文存》两卷。1959年，福建省图书馆卫星印刷厂油印再次刊行《沧趣楼文存》两卷。二十年后，陈宝琛第六子陈懋随（立鸥）从美国回福州，询问遗稿。张允侨《〈沧趣楼文存〉跋》：

海运复通，始得归展松楸，即亟以先稿为询，知闽中曾有油印本行世，顾印数无多，丙丁劫后，存者益尠，且印时仓卒，墨色浓淡，字有漫漶不可辨者，乃嘱公从孙纯、绳广事搜求，假得公私藏本数帙，短长互补，缮成今本。

1988年，《沧趣楼文存》二卷铅印刊行，此时距离陈宝琛去世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

海澄陈氏刊行《沧趣楼文存》时，就已注意其中有代笔之作，陈遵统《〈沧趣楼文存〉校读后记》：

惟师既以大年长德弁冕群伦，晚岁之乞文者遍海内外，而箧中遗稿之存者不过什百中之一二，集萃孔艰，固自可想，缺略之憾，诚属当然。抑以酬应文多，时或授意他氏为之，而予以修饰。集中屏而弗录，夫固其宜。惟《张文襄墓志》，实由师之弟叔毅丈代为之。师与叔毅丈相为师友，而许为知言养气者。此文载《艺兰室文存》，仅旁署曰“代”，未明言其代何人，而兹集则不录。然师于《鹿文端墓志》末有“未及再朞，既铭文襄，今又铭公”之语，不收此文，深恐疑误读者，似宜并集中代师他作一概录入，而旁署以“某某代”，一文两见，固无不可也。

陈宝琛晚年以应酬之文太多，无力应付而请人代笔，“集中屏而弗录，夫固其宜”。而张之洞《墓志铭》的处理却似乎有些为难。这篇《墓志铭》为陈宝琛的弟弟陈宝璐代笔。陈宝璐（1857-1913），号叔毅，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有《艺兰室文存》。《闽县陈公宝琛年谱》：“张公之洞病呕血卒，予谥文襄，将归榇南皮，公有诗送之。其子以铭请，公嘱弟叔毅代作一首以应。文见《艺兰室文存》，未入公集。”《艺兰室文存》中题作《清赠太保军机大臣经筵讲官体仁阁大学士南皮张文襄公墓志铭》，并注“代”。而陈宝琛《东阁大学士鹿文端公墓志铭》称“既铭文襄，今又铭公”，故陈遵统以为如果《沧趣楼文存》不收录张之洞的《墓志铭》，可能会让读者困惑，建议将其他的代笔之作一并收录集中，而标明“某某代”。代笔之作也可收入原作者的集中，如此一文两见，自然是可以的。但家印本《沧趣楼文存》依然沿袭油印本的做法，并未收入此篇。2006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点校出版《沧趣楼诗文集》，附录有辑佚的《沧趣楼文存补遗》，首篇即《清诰授光禄大夫体仁阁大学士赠太保张文襄公墓志铭》，注明据陈遵统《校读后记》此文为陈宝璐代作。《张之洞诗文集》亦将这篇《墓志铭》作为重要资料附录其中，归于陈宝琛名下。

二

民国十二年（1923）冬，何振岱北上在柯鸿年（贞贤）家教读，开始了在京十余年的生活。时陈宝琛已经七十六岁了，何振岱五十六岁。何振岱初到时，陈宝琛尚居北京，后移居天津。《陈宝琛年谱》（1923）：“冬，何振岱来京，在柯鸿年家教读，赁居南池子。尝往拜谒，陈宝琛以墓铭寿序之文属为代笔，承称赏，自是何振岱常为捉刀代劳。”显然代笔是从何振岱寓京后开始的。《陈宝琛年谱》对代笔一事仅有零星记载，所据即《何振岱年表》。而《何振岱年表》主要依据吴家琼、叶可羲的说法，吴家琼《故友何振岱生平事略》：

陈此时年垂八十，精力就衰，不耐构思，勉强下笔，辄患失眠。陈的门下士，如举人、进士、翰林以及名士之流，车载斗量，顾陈眼界甚高，对彼曹所作的文字，都不惬意，闻何到京，喜出望外，由是捉刀之劳务，便落到了何身上了。

叶可羲《何梅叟先生传》：

时吾乡陈太傅宝琛，于先生极为器重，应世文章，常倩先生代笔。《我春室文集》中注“代”者，皆其所代作。

1955年，何振岱去世三年后，《我春室文集》油印刊行。其中注明“代”者有十篇，有五篇见《沧趣楼文存》，题目略不同，即《张氏〈荼茹轩文集〉序》《〈东莱赵氏楹书丛刊〉序》《侯官郭文安公墓志铭》《清故广东知县吴君墓志铭》《清诰封淑人丁母黄太淑人墓志铭》。另有五篇未见于《沧趣楼文存》：《长林尚干族谱序》《闽中曾氏族谱序》《谢枚如先生传》《重修南靖县孔子庙碑文》《诰授资政大夫度支部右丞曾君墓志铭》。

何振岱为陈宝琛代笔的第一篇文章是什么，已不可知。《何振岱日记》始于民国十五年（1926）三月，此前情形无从知晓。日记中关于代笔之事最早的记载是在1926年五月二十六日，“在畴处扶倦改寿文，为弢老作者。文体较净，可寄去矣”。遗憾的是，关于这篇寿文的对象是谁，日记中并未提到，也无从得知。何振岱在日记中对代笔的记载多数都很模糊，只有极少数的情况下可以确定具体篇目。

民国十六年（1927），《何振岱日记》三月二十一日：“至弢老处，取曾氏《行状》归。”曾习经（1867-1926），字刚甫，号蛰庵，广东人。有《蛰庵诗存》。曾习经卒于民国十五年（1926），其嗣子曾靖圣撰《度支部右丞曾府君行状》。想来当是曾靖圣将行状寄给陈宝琛，请为墓志铭，而陈宝琛转请何振岱代劳。四月初三日，“作文毕，夜抄至十二时”。初四日，“抄文，写信与弢老，挂号”。眉批云：“寄与弢老函，文在内。”这篇墓志铭在《我春室文集》中题作《诰授资政大夫度支部右丞曾君墓志铭》，题旁小字注“代”。《诰授资政大夫度支部右丞曾君墓志铭》云“君与予两弟一侄齐年”，显然是以陈宝琛的语气，因曾习经与陈宝琛的弟弟陈宝瑨、陈宝璐及陈宝瑨之子陈懋鼎四人，都是光绪十六年中的进士。这篇《墓志铭》，《沧趣楼文存》并未收录。

民国二十年（1931），《何振岱日记》二月二十四日，“弢老来，以某氏征文略二本属代为文”。三月初三日，“文两首寄天津”。四日，“为弢老作文”。四月三十日，“弢老来，谈周家禄、陈伯陶两人轶事”。周家禄去世于宣统元年（1909），陈伯陶卒于民国十九年（1930）。五月十五日：“长日雨不止。作《陈伯陶墓铭》至晚。夜甚凉。”十九日，“改文，写好寄津”。《陈文良公墓志铭》见《沧趣楼文存》卷下。六月二十日，“弢老来两次，以周家禄诗稿见示”。八月初十日，“撰墓表未成”。十一日：“作周文未成，录其事迹问弢老。”十四日，“弢老来一信”。十八日，“八点半至弢老处，缴周家禄墓志”。《周君彦升墓表》，见《沧趣楼文存》卷下。这两篇墓志铭均未收入何振岱文集中。

同年，何振岱代陈宝琛为卓孝复撰墓志铭。陈宝琛《致何振岱札》：“卓世兄又钞寿序两篇，以备参考，皆言情之作，恐尠可采处，姑以奉览。削稿后径寄天津来，此两序不必附还，重累邮递也。”卓世兄指卓孝复之子卓君庸。卓孝复于前一年（1930）去世。七月初九日，何振岱作好墓志铭，随后寄给了陈宝琛，“缴卓文寄天津”。八月初六，郑孝胥就收到了卓君庸的信，《郑孝胥日记》：“卓君庸寄其父墓志来求书，弢庵撰文。字约四分许，与邹《志》相若。”可见郑孝胥以为这篇《墓志铭》是陈宝琛撰写的。然而这篇《墓志铭》，陈宝琛、何振岱的文集中皆未收录。

何振岱的代笔之作，陈宝琛往往会略有修饰。吴家琼称：“陈对何所撰之作，间有更易一二字，亦与何函商，备极谦逊，从无贸然径行涂改。”兹以《茹荼轩文集序》为例，《我春室文集》中题作《张氏〈茹荼轩文集〉序》：

张君锡恭没后之某年，所著《荼茹轩文集》，都十一卷，诗及杂文十一二，余皆议礼之作。授梓既成，其友人钱君同寿远道寄视。

张锡恭（1857-1924），字闻远，江苏人。光绪十四年（1888）举人。何振岱撰文之时并不太清楚张锡恭去世的时间，只能模糊以某年。《沧趣楼文存》卷上《茹荼轩文集序》：

张君闻远没后之五年，所著《茹荼轩文集》，都十一卷，诗及杂文十一二，余皆议礼之作。授梓既成，其友人钱君复初远道寄视。

检校勘记可知，五年原作□年，据《茹荼轩续集》补。《沧趣楼文存》中的文章多数都有明确系年，《茹荼轩文集序》却是例外。与《我春室文集》相较，《沧趣楼文存》卷上《茹荼轩文集序》文章最末点校者据《茹荼轩续集》补上“戊辰闰二月闽县陈宝琛序于天津寓楼，时年八十有一”。己巳年即1929年。遗憾的是，《何振岱日记》没有1929年的记载，倒是在1935年提到《茹荼轩文集》，十二月初六日：“《茹荼轩文集》十一卷，装四本，娄张锡恭著。宣统间本。初印红字本，卷一赋诗，以下皆谈礼之文。”

三

这十余年间，陈宝琛虽然住在天津，但常常来北京，与何振岱过从密切。时常一起出游，谈论诗词。民国十七年（1928）重阳后五日，陈宝琛与郑稚辛、何振岱等人游狮子窝赏红叶并有诗作。何振岱在日记中录了陈宝琛的诗，并称其“字字稳惬，调谐律谨，自是老手”。陈宝琛也常将诗文词作钞给何振岱请为品评，《何振岱日记》1930年六月二十四日：“弢老寄《惜红衣》词，用白石原韵。甚见心裁，无懈字懈句。”七月十一日，“弢老以来，以所改词见示，予谓还是不改者好”。民国十八年（1929）开始，陈宝琛的孙子陈紘开始从何振岱学。六月初九日，《何振岱日记》：“得弢老手书。”略云：“小孙紘近岁十五，欲令从学，俾稍知途径，以端其始末，未知可容纳否？”十一日，“陈紘来受业，弢老之孙也”。陈紘（1914-2009），1935年从燕京大学毕业，1944年入剑桥大学。著名银行家。

南京图书馆藏有《谢陈二公墨迹合印》，即谢章铤、陈宝琛二人写给何振岱的书信。陈宝琛《致何振岱书札》已有学者整理刊载，指出《雷公泉理双寿序》（《沧趣楼文存》卷上）为何振岱代作，当从《沧趣楼文存》中剔除。这些信札多有涉及代笔之事，兹略举数通如下：

铿臣寿文，已否动笔？十年前，曾寿以诗，冗沓已甚，姑录呈览，不值一哂。

前托午原就商捉刀之件，未审节前有清商处？如可允，即将其行状并拙作寿文、诔文稿三篇统寄呈，以备参酌。可嘱午原见复。

陈兆锵（1862-1952），字铿臣，福建人。陈宝琛说十年前曾为其写过寿诗，《沧趣楼诗集》卷八有《赠铿臣族弟》。陈太傅将这首自觉“冗沓已甚”的寿诗录给何振岱看。《沧趣楼文存》卷上有《族弟铿臣七十寿序》，当自何振岱之手。午原即刘骧业，陈宝琛的外甥。虽然信中并未明言对象是谁，但可知陈宝琛是为其写过寿文、诔文的，故将此二文及行状一并寄给何振岱以作为撰写墓志铭的参考。然而写文章这件事，很多时候都是不愉快的。何振岱在日记中多次抱怨“日来为文字所困，殊无佳趣”，以至常常都在拖延。

有趣的是，与对记载代笔的颇省笔墨不同的是，何振岱在日记中常常颇为详细地记载日常的花费。如1927年九月二十一日搬家，《何振岱日记》载“移居于隔层一号，屋主为陈锺贤，月赁金卅元”。甚至于买一支笔，用了多少钱都要记下。如此细致的记账习惯，在日记中并不多见，于此大体可知何振岱的经济状况，亦略可见北京当时的物价。然而日记中对于润笔的记载却极少，吴家琼称何振岱每代笔一篇润笔为一百元：

因此陈的笔墨生涯最为兴隆，每篇润笔五百以至一千元不等，由陈并书，则加一半，并另加磨墨费一成。故昂其值，以抬高其声望。……陈所得不管多少，每篇概给何百元为酬。据何语我，他旅京至陈宝琛去世止，此项收入可二万元，次子能够自费留学法国，靠此挹注云。

民国十七年（1928），何振岱次子何维澧留学法国，所费自然不少。而《何振岱日记》对润笔大都语焉不详，“弢老来，云前文甚佳，送润笔”。“弢老来，袖润笔来。”仅有数处提及具体的金额，民国十五年（1926）五月初七日，“往前门新亨银行支润笔百元归”。在他替陈宝琛给周彦升写完墓志铭之后，收到的润笔却大打折扣，“午至弢老，送我周家润五十元，竟减一半，殊出意外”。可见，何振岱的润笔确实是吴家琼所说的一百元。若吴家琼所言“此项收入可二万元”属实，以每篇百元计，从何振岱旅居北京至陈宝琛去世十余年间，何振岱为陈宝琛代笔之作的数量当有两百篇之多了，虽然绝大多数已经无从得知。

何振岱的笔墨生涯，也不仅仅是为陈太傅一人。1931年六月十三日：“王子长来，托撰尤镜生六十寿文，润八十元。”七月初二日：“作尤氏寿文成。”有时候也因嫌弃润笔太少而婉拒，同年八月二八日，“陈伯才来谈文事，价低，婉辞之”。但时常也有碍于情面，不得不屈尊降价为之。1928年九月二十八日：“晚到恒善社，勉强就席，伧父强与人亲，强求文字降价，不得已应之，殊可叹也。”1931年二月初六日：“午后石芝（按：李景铭）来下拜，谢为其母撰文也。润笔仅六十元，此次以弢老情面，少入四十元。文字生涯，每为人簸弄，可叹。”何振岱因工书善画，求书画者也不少，无可奈何之处不免又多了一层。1926年六月十二日，“贻书言某人欲求我画，以廿金，我欲应之，而询其人品。郑稚辛因前此代某人求画，不与之，故遽以微词调之。书画易开罪于人，诚然”。

四

从1923年冬何振岱抵京，到1935年初陈宝琛病逝，十余年间，何振岱究竟为陈宝琛代笔了多少文章，已不可知。而陈宝琛的《沧趣楼文存》并非生前自定，是身后由他人收集整理而成，虽然收集之时，已经比较有意识地剔除掉他人代笔之作，但仍难以穷尽，《我春室文集》中注明“代”字的文章，未收入《沧趣楼文存》的暂且不论。而今可以确定的是，《沧趣楼文存》中至少有十数篇为何振岱代笔，卷上：《东莱赵氏楹书丛刊序》《荼茹轩文集序》《雷公泉理六十双寿序》《族弟铿臣七十寿序》；卷下：《黄君芸溆墓志铭》《侯官郭文安公墓志铭》《陈文良公墓志铭》《周君彦升墓表》《丁母黄太淑人墓志铭》《吴君郁生墓志铭》《丁君闇公墓志铭》。

代笔之事，原属平常，只是身前若未及自定，身后遗文编撰，取舍之间总是难免左右为难。朱祖谋身后，张尔田为其遗文之事致信龙榆生：

古丈遗文，不知是何等篇。以弟所知，古丈素不作文，其中大半假手，有弟代作者，有宋澄之代作者。拙编《玉溪生年谱》序，为沈绥成代作：《吷庵词》序，为吴伯宛代作；《半塘定稿》序，为锺西耘代作；王刻《梦窗词》序，为曹某代作。合而编之，已觉为体不纯。又崔适《史记探源》序，古丈未作，崔自代作，竟大钞《新学伪经攷》之说，与古丈平时言论绝不类。岁甲寅，弟与古丈同入都，秦右衡师曾为戏拟《上项城书》，古丈恐其刻集，急攫稿而去，此乃其极不欲存者。若此篇发见，亦编入遗文，九原有知，能不饮恨？鄙意遗文无多，大可不刻，即诗稿亦当以其自定者为限，此外不存尤妙。（《张尔田书札》，梁颖等整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93页）

《石遗室诗话》卷二十二有云：“前人诗文集已有刊本者，若其本出于自定，则集外之作皆其所不欲存，后人即不必更为掇拾；掇拾之，转失其自行割弃之意。若其集本非自定，则有所掇拾，未必非其遗珠也。”诚哉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