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黑山，徘徊在欧洲边缘 （下）

巴尔海景。本文图片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汪伦宇 图

欧洲最年轻的语言

2007年，黑山宣布独立仅一年后，新政府便将“黑山语言的独立性”写入宪法。在不到20年的独立岁月中，为了区别与塞尔维亚语的不同，黑山政府还多次为黑山语寻求国际社会的承认，2017年，国际标准化组织终于为黑山语授予了代码ISO639-2，算是得到了国际权威机构的认可。

但这门年轻语言的现状实在是太过尴尬。在联合国和各大国际组织的官方网站上，常常无法找到黑山语的勾选选项，也基本没有对应的语言学习材料。最关键的是，除了小部分民族主义者，绝大部分黑山民众并不认为黑山语实质上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有何不同。

黑山政府试图通过确立语言身份来巩固民族地位，将年轻的黑山语打造成黑山民族、文化和国家的最重要象征。具有塞-克语背景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学者彭裕超博士认为，近来黑山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变化趋势显示，主张民族语言改革的“激进派”影响力日增，几乎成为黑山语言规划的实际执行者，其主张具有明显的语言民族主义倾向。

“国家层面上，‘激进派’的主张受到更多支持。各政府部门在制度设计、机构设置和资金上都向其倾斜。”彭裕超告诉我，“黑山教育部早在2004年就将中小学语文课由‘塞尔维亚语言文学’改名为‘母语与文学’。独立后的政府还在2014年以决议支持‘激进派’设立黑山语言文化研究所，并开设黑山语专业。”

“激进派”的大本营是黑山语言文化研究所，它的选址就有讲究，选在了古都采蒂涅，距离西部的亚得里亚海岸线只有二十多公里。这是一座安静而低调的古朴小城，如今仅有数万人口，难为外人所闻。采蒂涅作为黑山王都的光荣岁月早已远去，但昔日的影响依然存于街巷的砖瓦之中。

采蒂涅的高光时刻在19世纪。1878年的柏林会议后，包括奥斯曼在内的各个大国开始承认黑山的独立地位，随之而来的大批西方国家外交官涌入小小的采蒂涅。随后的20多年里，英、法、德、意、奥等多国都在当地开设了使领馆，采蒂涅逐渐变成了黑山的西方文化辐射中心。

迟至二战前后，一些当地家庭仍然操着法语、意大利语或英语，采蒂涅的上流人士们追随着欧洲的时尚潮流，家中充满了考究的欧式家具和装饰，服装样式也与巴黎、罗马的流行款保持同步，毫不掩饰自己和黑山平民们的文化差异。直到战后的铁托时期，这种“洋腔洋调”才渐渐淡去，被新的社会主义文化取代。

采蒂涅博物馆中的前南时代。

时至今日，新的轮回开始。如今，小小的采蒂涅城中光博物馆就有四五座，细分为民族历史馆、王朝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等，此外还有一座国王的陵墓隐藏在郊外山岗中。这些地点浓墨重彩地展现古代黑山的高光时刻。

山间的国王陵墓。

黑山独立前后，以这座城市为基地的“激进派”提出的语言改革主张具有明显的“拟古主义”倾向。据彭裕超在一篇关于黑山语言民族主义的论文中的观察，由“激进派”代表契尔吉奇在2009年主持修订的现行《正字法》中，在标点符号、字母大小写等方面过多使用19世纪文本作为例子，试图彰显黑山语言的“悠久历史”和文学传统。

但细思之下其实略有讽刺意味，采蒂涅的文化底色之中颇有西化色彩，严格来说未必能符合“拟古”的细致标准。从这里刮来的所谓“古风”更多是任何可以区别于塞尔维亚语的元素。

“他们不管是创造一些新的所谓‘传统’，还是语言标签和符号，又或是某种不加甄别的西化，这些行为都非常人为，与黑山的语言和文化现实存在明显脱节。”彭裕超说。

蔚蓝的亚得里亚海海岸距离采蒂涅仅有二十多公里，但在这座黑山旧都，几乎感受不到任何海洋的气息。到处都是深色砖瓦的低矮房屋。 就连城市中心几家装饰古朴，以传统菜肴为卖点的餐馆也很少提供海鲜，烤肉、牛排和香肠是只有黑山语的菜单上的绝对主力。

与同样拥有亚德里亚海岸线的另一个南斯拉夫国家克罗地亚十分不同，如今的克罗地亚仍然散落着罗马的遗迹，而黑山则难以令人联想起它同样美丽的地中海风光。在数百年的时光里，坚持独立的黑山人受到土耳其人四面八方的包围。为适应抗争的需要，他们逐渐形成了兵民合一和政教合一的社会组织模式，大主教同时成为掌握政权的统治者。这样的黑山政权只能坚守在西巴尔干南部山区，控制范围比今日的黑山小得多，领土仅限于交通不便的内陆。巴尔、科托尔和乌尔齐尼等少数几个风光旖旎的海湾城市则仰威尼斯帝国鼻息，成为多种文化交融的商业自治城邦。

生于南斯拉夫

夏季的巴尔就难得地浸染着这个国家身上那层浅淡的海洋色调。空气炎热干燥，地中海海岸典型的绿植点缀着街巷。一望无垠的蓝天中几片棉絮般的浮云飘向海湾，清晰地衬托出地面上一幢幢低矮房屋的轮廓。

来自巴尔的朱洛是一个身材瘦高的男人，头发仍然茂密，眼睛明亮看上去略带笑意，这让人常常忽略他眼角的细纹而错判年龄。朱洛实际上已经40多岁了，当了近20年工程师，他有一个即将上大学的儿子。

朱洛和妻儿一家平时住在滨海港口巴尔，他们很少出远门，假日消遣也往往在周边的海滩上。巴尔附近有不错的沙滩，商业港区面积并不大，因此从高处俯瞰不会觉得突兀的起重机和龙门吊过于破坏城市的滨海景观。偶尔出没的几艘北约小型军舰似乎也没有影响到居民们的休闲氛围。

巴尔港里停泊的军舰。

这座休闲城市布满顶着诸如“威尼斯假日”、“慕尼黑”店名的咖啡馆和酒吧，城内还散落着一些在黑山其他小城并不多见的现代购物中心，西方消费主义气息显然顺着并不宽敞的亚得里亚海漂到了这里，尽管看上去有些滞后。走在街头，你时不时能听见意大利语、阿尔巴尼亚语、俄语和乌语对话。

亚得里亚海在民族、文化、语言和宗教等各种意义上都能算作欧洲的边界之海。得益于对亚得里亚海岸线的控制，威尼斯帝国一度崛起为海上强权，向爱琴海、黑海和黎凡特海岸播撒欧洲的武力、贸易和文化影响。威尼斯的贸易活动还将其他文明的元素带入，亚得里亚海东岸的巴尔和乌尔齐尼等黑山港口汇聚了土耳其人、黎凡特人、阿尔巴尼亚人，这些所谓的东方民族带来了异域文化和宗教，与本地的东正教和带着浓郁意大利色彩的天主教共存了数百年。

到了20世纪初的大移民年代，巴尔港成了黑山人奔向山海的第一站。数以万计的黑山年轻人在巴尔踏上了轮船，辗转意大利的的里雅斯特等港口前往美国。 这些雄心勃勃而又精力充沛的黑山人将当时的美国看作希望之地。除了赚钱，他们更想看看更大的世界，开启新的冒险，逃避在山上放羊耕地的单调日子。

朱洛站在他参与设计的南北高速优先段旁。

站在家乡巴尔的亚得里亚海滩上，跻身各国游客和避难者之中，朱洛回望身后巴尔干腹地的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和萨拉热窝，不免会用一种沉淀了几个世纪的世界主义的眼光来审视东南欧内陆的某些光怪陆离，尤其是纷乱而紧张的政治。“民粹是最可怕的东西。”这位资深工程师如此评论塞尔维亚、波黑和克罗地亚三个邻国的政治乱象。

如今已有近20年从业经验的朱洛在贝尔格莱德接受了专业的工程师教育。他读大学时恰逢噩梦般的1990年代，整个巴尔干乱成了一锅粥，塞族主导的南联盟正在目睹一个又一个共和国脱离控制宣布独立。波黑战争之后，科索沃成为前南内战链条上的最后一环，但和平分离的步伐没有就此停止，“小兄弟”黑山也在2006年成为独立国家。

俯瞰波德戈里察

不过受过教育的黑山人前往贝尔格莱德学习深造的传统并未消失，至少没有被1990年代的战火打断。在朱洛的记忆里，相较于波德戈里察，1990年代的贝尔格莱德仍是一座现代化的东南欧都会。那时，作为联邦首都，贝尔格莱德各所高校的学术水平和声誉也远超小兄弟黑山，黑山学生前去就学是理所当然的事。

而现在，自豪谈起儿子的朱洛不愿考虑将他送到塞尔维亚就学的可能性。经过独立后十多年的“向西看”，黑山高校在各方面迅速与欧盟接轨。以首都的黑山大学为例，各系教师频繁到欧洲大学交流访学，并在西方期刊发表论文，一些西欧和美国的学者也前来担任客座教授。新一代黑山大学生普遍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有的甚至掌握了法语、德语等二外。 这些使朱洛开始对祖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另眼相看，他认为在教育质量上波德戈里察和贝尔格莱德之间不再有显著差别。政治气氛又带来了一层新的考虑：

“今天我不会把自己的孩子再送去贝尔格莱德读书了，即便他想也不行。”朱洛坦言，“我不喜欢现在那里的气氛，更害怕儿子深陷其中。假如知道他来自黑山，一些塞尔维亚人可能会表现出敌意，我不喜欢那样。”他所指的是科索沃问题再度紧张之际，塞尔维亚有所上升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塞尔维亚右翼人士认为，黑山正在背离与塞的传统友好关系。

当然，局势升温并非只有一方的原因。科索沃当局近年来一直试图渗透进该国北部的几个塞族市镇，其迟迟不推行当地自治，甚至安插阿族军警的做法已经违反了早前由西方国家牵头的《布鲁塞尔协议》。而在整个西巴尔干地区，麻烦远不止小小的科索沃，还有其他令人头疼的问题，多与民粹主义有关。

“我生于南斯拉夫。”朱洛用出色的英语说，几乎听不出口音。前南陷入内战深渊时，朱洛只有十几岁，但他清晰记得各种版本（大塞尔维亚、大克罗地亚、大阿尔巴尼亚等等）的民族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如何将南斯拉夫拖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概括地来说，在南斯拉夫解体后的巴尔干诸国中，黑山和马其顿是最怀念铁托时代的地方。斯洛文尼亚在奥匈帝国时期浸润中欧文化已久，早早踏上了欧洲之路；天主教的克罗地亚紧随其后，斯、克两国是1990年代初最早从南斯拉夫分离出去的共和国；“老大哥”塞尔维亚则一直对铁托时代压制塞民族主义，甚至有意削弱塞族实力的做法耿耿于怀，前南内战结束后，敌视铁托时代的民粹主义在塞民间也有不小的市场。

相比之下，黑山却十分不同，铁托时代中央层面的黑山干部数量很多，考虑到其人口占全联邦的微小比例，黑山人现象是前南政坛的一大特色。早在南共游击斗争时期，游击队中的黑山成员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南共游击队最为外界所知的女游击战士斯塔娜就来自黑山，英国记者拍下她的戎装照后登上杂志，她在西方被当作南共游击队的一张名片。她后来成为南共中央领导层的一员。

在战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黑山依然受到联邦的重视。医院、学校、影院和居民区拔地而起，公路、隧道、桥梁等基础设施项目纷纷破土动工，起点极低的工业也得到了一些发展。

由于前南游走于两大阵营间的特殊的国际地位，铁托政府需要向西方适度展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开放和现代的一面。黑山正好面朝西方，与西欧大国意大利隔亚得里亚海相望，每年夏季都会接待为数不少的西方游客。因此，有必要将黑山打造为面向资本主义世界的一扇“橱窗”，政府在这里投资修起了一大批旅馆和疗养院，后来又吸引了大量前南各地的干部、工人前来疗养，黑山还由此获得了“南斯拉夫疗养院”的称号。

如今，黑山人只能看着西巴尔干各国的乱象，以及自身退居一隅的现实，难免心生些许对联邦时期的怀旧。如此心态下，塞、克两个前南老大哥之间的龃龉格外牵动神经。

“要我说，最大的问题还是在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他们一直是我们黑山人的两个‘老大哥’。”朱洛说，“但几十年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有长进，两边的政客还是日常互相打嘴炮，还是翻历史旧账，挑动民族对立的那些陈词滥调。”

克罗地亚加入欧盟已有十年，从表面上看，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尚好。但“融入欧洲”的水面之下，四百多万人口的克罗地亚依然背负着过去的包袱。“确保了身为欧盟成员的地位后，克罗地亚政治精英也学会了‘拉大旗做虎皮’，用欧盟身份来合理化民粹主义行为。”研究巴尔干民粹主义和媒体的黑山学者塞契奇告诉我，“每当其他巴尔干国家指责克罗地亚打历史牌和民族牌的时候，他们就会说，‘我们已是欧盟成员，讲的当然是欧洲价值观’。”

塞尔维亚内部一些右翼力量也不遑多让。他们向政府施压，鼓吹使用更加激进、更加强硬的政策来应对科索沃和波黑的局势。

无论如何，朱洛口中的前南斯拉夫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联邦已经远去，且没有留下任何地缘政治替代物。经过几轮仓促东扩的欧盟提出了“西巴尔干”概念，试图将南斯拉夫的碎片重新整合，成为拥抱“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欧洲的一部分。为此，欧盟官员频频在各种场合以“西巴尔干国家”一词来称呼塞尔维亚、科索沃（未获国际社会普遍承认）、波黑、黑山、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各类政策文件、欧洲主流媒体也开始大量使用这个提法。

与概念上的“创新”相呼应的，是巴尔港里往来越来愈频繁的北约舰艇，当然还有美国在波德戈里察的大使馆。这座安保严密的庞大建筑以其能容纳数百雇员的巨大规模，在地狭人稀的黑山不成比例地伸展着华盛顿的利益触角。此外，近年来美国和西欧在黑山的媒体、民间组织人员数量也不断上升，影响着黑山从语言、民族政策到媒体运行模式的各种“上层建筑”。

然而，与“前南地区”的概念相比，“西巴尔干”这个概念的问题甚至更多。“前南地区”好歹指出了这些国家的南斯拉夫属性（阿尔巴尼亚除外）和一段共有的社会主义历史，“西巴尔干”却完全没能概括该地区在政治、经济、社会领域的共性。

正如保加利亚学者科拉斯特夫（Krastev）指出的那样，西巴尔干诸国目前唯一的共同点只是还没有与欧盟一体化而已。从字面上，西巴尔干看似是一个纯地理意义上的说法，但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这两个欧盟成员国完全拒绝承认自己是巴尔干国家，不想与波黑、塞尔维亚、黑山扯上关系。因此西巴尔干变成了摆放欧盟候选国的箩筐。

概念上的不清和对国家特点的认知缺乏或许还有蔓延到实际操作层面的风险。作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回应，美、欧、印三方近期匆匆推出了基础设施联通战略。由于尚未落地，目前它的重点在宣传和造势方面。根据官方公布的展示该战略全景的视频，巴尔干地区对该战略而言十分重要，其联通路线经阿尔巴尼亚、黑山、波黑进入欧盟境内。然而，黑山境内的路线规划完全不合实际，直接从崇山峻岭上切了过去。在一些巴尔干论坛上，该视频片段已成为笑柄。

习惯了研究工程设计图纸的朱洛不大看西方人如何写黑山，不管是游记还是新闻报道，抑或是“西巴尔干”之类制造的花哨概念。就像他对部分西方媒体描写黑山南北高速项目的方式一笑而过一样。

“黑山和其它巴尔干国家都有太多自己的事情要做。反腐、建设法制、基建、发展经济、移风易俗，这些都搞好了，我们或许可以自己来讲讲巴尔干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