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改革开放40年｜鲁又鸣等：谁愿意啃闵开发这块没肉骨头

【编者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该文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中。

口述：鲁又鸣[曾任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党组)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

蒋建忠（现任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吴凡音（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招商中心副总经理）

采访：郭继、赵菲

整理：赵菲

时间：2013年1月16日、2018年8月3日

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征程，从当时全国其他省区的实践看，创办特区已经取得比较广泛的共识。上海也面临改革开放、吸引外资的大好形势。但当时的上海可谓百废待兴，城市建设历史欠账严重，基础设施陈旧，不能满足外商投资项目建设的配套要求。于是，时任上海市市长的汪道涵提出一个思路，即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规划一块地区，集中先搞好基础设施建设，再把外商投资项目引入，这样既可节省投资，也可加快进度。经过规划部门及专家的反复论证，1982年9月，上海市政府决定建立以吸引外商工业性项目为主的闵行开发区（当时叫“出口产品工业区”）和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的虹桥开发区。

解放思想啃下闵开发这块没肉的骨头

虹桥开发区靠近市区，搞商贸比较有利，闵行开发区依托闵行老工业基地，以工业为主。这样的布局比较科学合理，既节约土地，也节省投资。1983年上海专门成立上海市闵行虹桥开发公司，一个班子管理两个开发区。后来，为了投资、建设、管理上的需要，分别成立了两个中外合资的开发企业，即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和虹桥联合发展有限公司。

常言道，凡事开头难。开发区的创业过程也是如此。闵行开发区规划建设的地域，原本是属于马桥乡的紫藤大队，是一片农田，在一片农田里建设开发区，离不开资金的投入。但在闵行、虹桥开发区起步时期，市政府从全市的市政建设费中拨了1个亿，给闵行6500万元，给虹桥3500万元。闵行开发区一期规划，开发面积为2.13平方公里，按照当时的标准，每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投入1个亿的资金，资金缺口比较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采纳了汪道涵市长提出的引进外资搞开发的措施。市里与日本有关方面接触，可他们认为基础设施投资周期长，回报低，不感兴趣。后来又与香港中银集团接触，他们派人来进行了可行性分析，测算的结果是闵行的投资要有五年的亏损期，所以也不看好。反而对虹桥的投资相对感兴趣。有人比喻，闵行和虹桥两个开发区犹如一个蹄髈的两部分，虹桥是块肉，闵行是块骨头，谁愿来啃骨头？

没办法，上海就要求捆绑投资，最后与香港中银集团谈成，与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共同对闵行与虹桥各投资3500万元。因为他们看好虹桥，所以对虹桥的投资是按1：1出资，并且资金一次到位。对于闵行则分几年分批到位，因为他们担心投资回收困难。职工队伍同样对去闵行信心不足。1985年成立两家合资公司，基本队伍就是从“母公司”分家来的，原来“母公司”领导班子四个人中，三个去了虹桥，只有一个到闵行。职工的心情完全可以理解。为鼓舞士气，我们公司班子在第一次董事会上作出一项重要承诺，只要我们努力工作，闵联公司的职工将来的待遇不低于虹桥。实际上，当时母公司已经对虹桥投了一半，而闵行连工资都快发不出去了。我们到中国银行跑了好几次，找行长，因为他们是我们的投资方。当时给我们贷了六十几万过年，职工的工资都是从贷款中拿出来的。

接着，我们调整原有规划，压缩投资。按照开发区原来的规划，设想很全面，其中一项要在黄浦江边造一个货运码头，还有供暖工程，但都由于资金的缺口和实际的需求被砍掉了。

我们就根据合资开发公司的有关章程规定开发区的土地采用租用形式，把土地租用的费用归开发公司作为收入来源，进行再投入。当时有关部门的领导提出了异议，认为土地是国家的，土地收入怎么可以作为企业的收益。这件事最终由江泽民同志作了明确批示，才得以妥善解决。

由于资金有限，我们不得不采用“滚动开发”的方式，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实施上，集中力量开发一块，建成一块，投产一块，而不是全面开花式的开发。1984年，我们在场地平整的情况下，由爱建公司搭桥，出生于上海的爱国港商叶仲午、顾小坤率先到上海闵行投资，与上海的玩具公司和爱建公司合作，共同组建了上海环球玩具有限公司。当时，国内正处于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渡的转型过程中，不仅体制上不适应的地方很多，人们认识上的问题也很多。环球玩具有限公司铺一条电线，也要打电话给市长；工厂劳动力在闵行当地也是不能随便招的，一定要跑到上海市区来招工人。加上开发区硬件建设还没跟上，环球玩具有限公司的厂区所在地块两年的时间，是“小小玩具厂，地皮晒太阳”的萧条场景。环球玩具公司的外方顾小坤先生曾向我们投诉，对市计划部门在建设过程中要征收供电贴费一事意见很大，很不理解。说现在已是湿手抓面粉，懊恼万分。我们向他保证会向市里反映帮助解决，后来在李肇基副市长的亲自关心下，获得圆满解决。顾先生在“沪港经济”杂志上发表文章，大意为“苦尽甘来”，表达了对上海投资的信心与满意。

体制上不适应的又一个例子，是在我们建设商品厂房申请流动资金贷款时碰到的问题。厂房建造按计划经济的概念，应该是属于固定资产投资，而我们造的商品厂房是不属于公司的固定资产，而是供外商投资项目购买或租用的商品，应该是申请流动资金贷款，银行说，他们过去没有碰到过，不同意作为流动资金贷款。后经多次沟通，终于得以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碰到的实在太多了。

1986年，邓小平同志到天津开发区视察时，作了“开发区大有希望”的重要题词，给了全国开发区莫大鼓舞。在1987年底，进区企业已达到26个，投资项目已有7个。项目投产了，效益出来了。我们闵联公司也提前三年实现了扭亏为盈，解决了对闵行投资的信心问题。

“筑巢引凤”成为国家级开发区建设的典范

1986年闵行开发区获批为国家级开发区以后，进区项目日益增长。搞好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做到“七通一平”虽然很重要，但光有这些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搞好投资软环境的建设，如落实优惠政策，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等。1987年，我们率先建立了“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中心”，由海关、商检、工商、银行、保险等26家单位实行“一站式”服务，免去了外商去市内来回奔波之苦，提高了审批速度与办事效率，获得了一致赞誉。江泽民同志为中心题写了招牌。

1987年开始，一批跨国公司的大项目纷纷落户闵行开发区。闵行开发区成为跨国公司进入时间最早，也是进入数量最多的开发区。开发区项目呈现“三高”特征，即层次高、投资额高、技术含量高。其中，施乐复印机项目是个典型。这个项目是当时美国在上海投资额最大的工业性项目，既是高科技的技术密集型，也是资本密集型。这个项目谈了五年，因为涉及3000万美元的外汇平衡问题，当时国家外汇紧张，有关部门审批时，都不敢轻易拍板。江泽民同志到上海后，在他的直接关心下，在当时国家经委副主任朱镕基同志的协调下，这个问题得到顺利解决。1989年施乐项目建成投产，很快有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促进了国内电照行业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也由于要为该项目配套，带动了国内一百多个项目的升级换代与经济效益的提升。

还有1994年的意大利不凡帝项目进区。外方老板到闵行开发区实地考察，发现不少跨国公司已经落户，向随行人员表示这里投资环境肯定比别的地方优越，当场决定落户闵行。事实证明这个外方老板是有远见的。现在不凡帝项目效益十分良好，产品供不应求，投资规模一再扩大，外方十分满意。开发区作为“引进外资的基地”的功能十分明显，发挥了重要作用。如开发区的分子筛公司是一个高科技项目，外方是著名的美国联合碳化物公司。这个项目当年建成投产，当年就出口，第二年产品供不应求，外商投资很快就收回了，他们很满意。在市外经贸委组团去美国考察及上海投资环境介绍会上，他们主动帮我们作宣传，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我们的成绩引来国内外的广泛关注。每年方方面面的接待从基层到中央，国宾到外宾，参观者络绎不绝。1989年5月18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与夫人赖莎在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及朱镕基市长陪同下，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到开发区来考察访问。这是开发区接待的第一位国家元首级客人。听完情况介绍后，戈尔巴乔夫说，你们对外开放比我们早十年，已经有经验了，我们是来学习的。我们提供了译成俄文的投资指南，并对所提问题一一作答，他们非常满意。10月，老挝部长会议主席凯山·冯维汉率领代表团来访。听完介绍以后，凯山说，你们对外开放，引进外资搞开发区很成功，你们不光引进了外资，还引进了技术，提高了质量，学习了管理，解决了就业，解决了出口，增加了税收。他希望我们去帮他们搞开发。说明国外也很重视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究竟怎么样，都要亲自来考察了解。

功夫不负有心人，对开发区创建六年的最好总结，就是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全国开发区小平同志只去过两个，一个是天津开发区，还有就是闵行开发区。

1992年2月12日，小平南方谈话最后一站就是闵行开发区，恰逢我们开发区批准成立六年。那天，小平同志和国家主席杨尚昆，在市委书记吴邦国、市长黄菊陪同下来到开发区的紫藤宾馆听汇报。当时考虑到他已经八十八岁高龄，只安排20分钟的时间汇报，实际却用了40分钟时间。在20分钟汇报中，我们围绕“开发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引进外资的基地”这一主题，着重汇报了两个问题：一是开发区实践证明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是正确的；二是引进外资，外方得益，中方也没有吃亏，比外方得益更多。我们以开发区实际数据证明了这一点。例如：我们基础设施花下去1个亿，通过税收收回的是2.8个亿，是2.8倍。我们不光得到了技术，提高了质量，打开了出口渠道，有了出口创汇，还解决了劳动力就业，培养了干部，拿到了税收，因此得到的比外商多。开发区六年实践证明，党的改革开放的政策，建立开发区的决策是成功的，是正确的。

由于小平同志对开发区跨国公司情况感兴趣，吴邦国书记叫我们再作补充介绍，这样又花了20分钟。汇报结束，本来小平同志起身要走了，可老人家又坐下去，讲了20分钟，这20分钟是“计划外”的讲话，成为“南方谈话”很重要的组成部分。他讲道，你这2.8倍，这不是有利于我们社会主义吗？那些方面实际上是最有利于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大原则问题。看到好啊，姓“社”不姓“资”。这就是事实说话，议论太多并没有什么必要，实践会证明的。现在把投资全部收回来，还增加了2.8倍。这是实践来回答了。难道这不是有利于社会主义？成十成百的事实来说明了，是姓“社”不姓“资”，有利于“社”，而不是有利于“资”。

小平同志视察闵行开发区的消息和讲话的内容很快就传开了，开发区的许多外商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传送给各自总部，大家都很振奋。可以说，在闵行开发区初创阶段，不可避免地会面临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不统一，对改革开改政策的不理解，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探索，到1990年代浦东开发开放时，尤其是经过小平“南方谈话”的思想解放后，人们开始有了全新的理解。记得在1990年中央宣传开发开放浦东时，香港文汇报有篇报导，说“站在南浦大桥遥望浦东，人们感到闵行开发区的今天，也将是浦东的明天”，对闵行开发区的示范作用给予充分的肯定。

“腾笼换鸟”二次创业让老园区迸发新势能

闵行开发区是全国工业性开发区中面积最小的，单位产出效益名列同类开发区前茅。但到了2000年左右，经过几十年的引进外资和产业更新，闵行开发区3.5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已经满了，因此，我们一直不断在思考和实践如何腾笼换鸟转型升级，对土地进行二次开发。

土地二次开发的第一阶段，大致在1999－2008年，特别是2002－2005年之间。在此阶段，闵行开发区土地已开发完，土地供需矛盾非常突出，只有二次开发是较好解决此矛盾的手段。我们开始通过“腾笼换鸟”的方式，把有限的土地资源向具有技术优势、市场优势、品牌优势的国际跨国公司倾斜。

富士施乐复印机就是具有这三大优势的优质项目。2002年该公司需要在原址扩大并增资10亿日元建设第二工厂。为了满足该企业扩张需求，开发区通过补贴资金，动迁和置换了周边效益不理想的５家企业，为富士施乐公司提供了8000平方米的土地和1.3万平方米的厂房，使该公司的生产能力从9万台跃升至30万台。通过置换，富士施乐公司的土地资源只增加了约50%，但其生产能力和经济效益却增长了3倍以上。而对开发区来讲却不止3倍，因为转移出去的公司之前的产能加在一起也只有几千万。到2006年前后，国家开始对开发区有所限制，但是谁也没料到的是，就在那年的2月，国务院在没有批准全国其他开发区扩区的情况下，却批准闵行开发区扩建临港园区，扩区面积13.3平方公里。可以这么说，闵行开发区是在没有想要申请扩区的情况下，被批准扩区的。究其原因，就在于闵行开发区土地集约利用的水平一直比较高。在扩区之前，国土资源部等三部委来闵行开发区考察，对闵行开发区的土地集约利用表示高度肯定，很快就批准了扩区。吴仪总理也明确表态，除闵行开发区外，全国开发区不再审批扩区。

扩区的成功，拉开了闵行开发区新一轮开发建设的序幕。我们主动调整机电、医药、轻工等三个产业齐头并进的态势，将新材料逐步取代轻工。这几年，又从生产基地开始向两端延伸，前端就是研发、总部。

能够做好这些业态调整的一个很大的前提，就是闵行开发区制造业的基础很扎实。因为这些向两端延伸的项目，从前端来说，特别是研发，相关的税收和产出多不会很大。而闵行开发区之前制造业的基础，能够支撑我们来消化这些。比如说在产业转型的时候，把一些业态转移出去，它原来的经济量可能会有一个空缺，而闵行开发区其他的业态基础能够把它补充进去，就不怕再引进一些研发中心和管理性总部。闵行开发区的研发中心有一个最大的亮点，就是大多数都是企业自发需要产生的。比如说强生在园区有六个项目，它后来设立的研发中心就是为这些项目服务和提升的。我们统计了一下，目前引进了5家世界级的独立研发中心，还有18家我们叫研发技术中心，它不是独立的，而是为它的集团服务的。我们规划还要引进4到5家世界级的研发中心。前端的研发引进后，我们还要引进一些总部，这样还能把后端的销售等拉进来。今年11月，亨斯迈的投资性总部就要在闵行开发区落地，之后能给地区带来大量的贡献，因为它所有的结算都在这里，这是我们当前一个重点的工作。这样向两端延伸，无论是从转型升级的要求，还是制造业对区域的贡献度及未来发展潜力而言，都是有益的。

在闵行开发区二次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在与外资企业的合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更新了很多理念，并且建立和健全了机制。

比如，2008年吉田拉链（YKK）看中我们两栋楼的标准厂房和一个仓库，但要求我们全部拆掉后再卖给他们去造房子。当时领导的决策很艰难，光拆掉旧厂房就要1000万左右，而且国有资产拆掉了就没了，我们要承担很大风险，最终我们还是顶着压力拍了板。就这样，吉田拉链在拆除后的场地上，按照自己的标准重新建造，不另外新增土地的情况下兴建了7000平方米的厂房，容积率从原来的0.6提高到0.72。事实证明，吉田拉链生产扩大后的贡献是很大的，每年都有3-4个亿的税收。这家企业给我们提供了土地利用绩效的优秀案例。

过去我们的环保理念远远落后于这些外商投资企业。我们最初的环保意识，仅仅在开发区最早设立的时候，出于保护黄浦江水源的原因，在开发区不能引进电镀行业和印染行业。但是园区内土地二次开发利用，用过的土地给新的企业用，除了土地交易之外还存在环保问题，格雷斯（中国）最早给了我们这种启发。格蕾斯（中国）1986年进驻园区的时候，是中国首家外商独资企业。它当时在美国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知名化工企业了，主要是做罐头密封胶的。这个项目引进的时候，目的就是以产顶进，以在国内生产顶替进口。2006年，这家企业最早提出项目扩大的问题。我们当时花了很大力气把格雷斯旁边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关掉，然后把这块地给格雷斯用作扩大项目。格雷斯这家企业在世界各地都有工厂，环保上自然也有很多经验，它首先就花了很多资金找境外机构来检测土壤。检测完了之后，发现土地有油污，提出要开发区处理。我们之前没有碰到过这个情况，谈判的时候我们反复强调，我们认可你们的检测，万一以后国家政策有变化，或者有新的环保的政策出来，开发区来承担责任。给我们的时候只要不再增加污染，我们就不追究你们企业的责任。但是格雷斯不接受，坚持要开发区处理，并且提出处理的办法——换土。这个要求让我们目瞪口呆，甚至有点无从下手。但是为了支持这样一个优势企业，做好开发区的土地二次利用，我们开发区咬牙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帮他们换了土。换土的过程可谓是一波三折，不是我们简单地想想，随便拉点土进来换掉就好了。这其中有一个完整的跟踪流程，新换的土从哪里来，运输中有没有污染，进来之后有没有问题，运出去的土又怎么处理，统统都有跟踪报告。而在换土的现场，就有他们请来的权威的国外检测机构实时监测。根据初始的场地评估报告，预计地下储油罐周围的污染范围在地面以下1.3米到1.5米，但实际上挖下去到2米以后还是有问题，然后就继续挖，一直挖到他们说OK才停。

后来博朗在2008年扩大项目的时候也遇到这个问题。博朗旁边原来是一家做电蚊香的外资企业，这家企业已经搬走，只留厂房空在那里。在土地交易前，他们也坚持要做测地监测。这些与外商投资企业沟通合作的案例，让我们有了与国际标准更加贴合的理念。经历了两个项目二次开发时的土地检测之后，在国家关于土壤监测还没有法规的情况下，我们就将土壤检测报告作为场地使用合同的附件。等到后来国家相关政策出台时，我们发现，跟当年外资企业提出的要求是一致的，所以新政策新法规对我们来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因为我们和企业早已有了这种环保合作的范式。不仅如此，上海现有的很多环保方面的规定，也都是从闵行开发区的实践总结而来的。比如环科院给市里面提报告，都是根据闵行开发区的东西来制定的。再比如现在全市实行的工业企业全生命周期管理，也是市有关部门到闵行开发区作调研后在上海试行后全面推广的。

除了与国际接轨的环保理念外，引进外资企业也带给我们先进的合作理念，比如我们和ABB的谈判。这家企业在闵行开发区都是定制厂房，他提供设计、提供思路，我们来投资。完全按照他们的要求造好房子以后，再租给他。印象中最深刻的是，签合同的时候，我们的标准很少的，文本很少，但是他们回过来的合同却是很厚的一本，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很细，包括使用的材料等等。一开始我们很不习惯，因为消化合同就要花费好多时间。现在来看，在履行合同的时间里，双方就显得很轻松，所有的应对都找得到的，所有的责任也都有对应，合作起来非常顺利。我们跟他们第一轮的合同已经到期，那第二轮续签12年，按照原来的合同复制就完全没有问题。因为这么长时间合作下来，对环保的理念，对法律文本的理解，管理的好办法都不断在消化。

当然，在开发区的硬件建设上，我们近些年在改善生态环境的同时，还投入对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在高压走廊下不能兴建厂房的情况下，兴建了一个生态公园，免费供周边居民使用，当年五号线开通的时候，规划只到东川路，不到我们闵行开发区。那时的黄融总经理主张再加两个站进来，两个站的投资由闵行开发区承担，大概3个亿左右，设立了闵行开发区站，投完之后我们就没有多余的钱了。不过，以园区来命名的地铁站恐怕以后再也不会有了。轨交建成之后，对园区交通的帮助很大，对周边居民的出行也提供了便利。后来我们把这段轻轨无偿交给申通公司使用。

多年来，我们一直延续土地节约利用方面的优势，实现了100％的土地开发，100％是外资企业，100％是制造业。目前，开发区内最好的前20%企业占据着开发区约50%的土地，实现了土地向优质企业集聚的目标。截至2017年，我们的销售收入大概在600亿。按照净土地来计算，就是240亿每平方公里。这个水平在全国的国家级开发区里面名列前茅。土地的二次开发，百分之四十的土地是重复利用过了，一遍两遍三遍反复利用。从园区累计引进企业179家，调整到现在的70家，其中有100家企业是来了之后又出去的，这样留下来的厂房和土地资源就重复利用。在开发区土地面积不增加的基础上，开发区从1995年销售额100多个亿到现在的600亿，就是在有限的土地里不断盘活。

30年来，闵行开发区积极发挥改革开放试验田的作用，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体制改革的实验基地，为上海的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做了重要贡献。新时代，闵行开发区将保持原来的优势，为上海再做新贡献。

【口述人简介】

鲁又鸣，1934年出生，2016年2月28日辞世。1983年5月至1984年4月，先后任上海建筑机械厂技术副厂长兼总工程师、上海冶金矿山机械公司副经理兼总工程师、上海市经委副秘书长兼综合规划办公室主任。1985年3月至1999年10月，任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党组)书记兼董事长、总经理。

蒋建忠，1964年3月出生。1989年7月来到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现任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

吴凡音，1964年5月出生。1985年7月来到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工作。现任上海闵行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招商中心副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