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改革开放40年｜陈青洲：亲历漕河泾开发的困难时光

【编者按】

2018年，中国迎来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从负担沉重的全国“后卫”，一跃变“前锋”，实现大变样。浦东开发的高楼大厦背后，陆家嘴、张江、金桥、外高桥开发的规划政策背后，开发开放的高速进展背后，有着怎样的大胆尝试、奋力进取的故事。澎湃新闻·请讲栏目推出“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采访了部分上海改革开放的政策制定者、执行者们讲述上海改革开放那段激情澎湃的历史。该文将收录于即将出版的“上海改革开放40年口述”系列丛书中。

口述：陈青洲(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第一届党委班子成员)

采访：郭继、周奕韵、赵菲

整理：周奕韵

时间：2018年6月8日

我是1985年主动提出到漕河泾的，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向组织提出个人要求，1986年，我正式通过组织调动来到漕河泾，赶上了漕河泾开发区的创业时期，并从此谢绝一切调动机会，心无旁骛在漕河泾扎下了根。在漕河泾的28年里，我在开发区党、政、工条线以及公司本部和子公司十多个岗位任过或兼过职，亲历了漕河泾开发区迄今为止各个发展阶段最困难的时光，见证了开发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看着一栋栋厂房拔地而起，看着一批批中外企业从谈判、到建设、到投产、到发展，看着一个个自主创新企业成长起来，心中的幸福感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

靠发展解决困难，闯出一片天

漕河泾开发区的前身起步于1984年的微电子工业区。1978年，我国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1980年，中央决定在广东、福建两省建立经济特区。1984年，中央又决定开放上海等十四个沿海港口城市，明确在这些城市可以划定一个有明确地域界限的区域，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根据中央的要求，以“利用上海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加快中国微电子（集成电路、半导体等）产业发展，赶上全球第三次科技浪潮”为宗旨，把筹建上海市微电子工业区列入规划日程。

1984年起，汪道涵市长主持，刘振元副市长具体负责，各级领导、各路专家、各方代表参加了《上海市高技术开发区研究》报告撰写，同时以地理位置、区位条件、基础设施、交通配套、能源供应、工业支撑、环境质量、教育和科研资源等11大类、39项指标、150个分值为指标体系，在全市遴选的基础上，对五个候选地区进行评分比选，满分为9分，漕河泾地区获得最高的8.7分，得出结论是：“漕河泾地区是目前上海最佳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选点”。建设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的决定是由汪道涵市长在上海市八届二次人代会上宣布的。

1985年，上海市经委开始组建班子，调遣各路人马，进行前期准备。其间，1986年8月21日传来了邓小平同志在视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时所作的“开发区大有希望”的重要题词，给我们增添了信心和力量。1986年9月26日，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正式开工建设，时任上海市长江泽民题写了“上海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奠基碑，老市长汪道涵和黄菊、刘振元副市长等领导出席开工典礼。

开发之初非常艰难，“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也没有现成模式、成熟经验。当时汪道涵老市长语重心长地说：国家刚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百废待兴，百乱待理，你们不要“等、靠、要”、“找市长”，要靠自己的努力“找市场”。实际上市里是很支持我们的，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批给了我们一笔1亿元的贷款，我们靠着这笔贷款，开始了漕河泾“东区”（即虹梅路以东地区：西起虹梅路、东到虹漕路，北沿蒲汇塘，南至漕宝路）的“一次创业”。

那时指挥部条件艰苦，需要和外面联络，却没有电话。经过争取,得到电信部门同意，在他们技术指导下，我和同事们从上澳塘河对岸的贝岭微电子工地门卫室拉来了一根副线，接上载波机，再接通六门载波电话，开始了与外界的联络。市领导们都曾来到开发区坐着硬板凳，用着载波电话，进行工作。我们没有食堂，就自己家里带饭来，当时液化气凭票供应，我们想办法从市煤气公司买来两个液化气钢瓶，一个放在我们桂箐路65号的办公区，一个放在漕宝路509号的工地现场办公室。有了液化气，再配上两个铁锅和蒸笼，让大家热一下带来的饭菜。那么多人的饭菜在隆冬腊月里根本无法蒸热，但大家将就着过来了。

还记得那个时候漕河泾地区没有公共交通，最近的公交线路一条是到田林新村的224路，一条是到虹桥乡的87路。领导和员工同甘共苦，步行、骑车和挤公交是常态，主要领导合用的工作小车经常挪作集体公务车。市委、办、局同志来区办事，领导合用的这辆小车如不在园区，我和同事们就会骑着自己的自行车，到田林新村终点站把他们载过来，等他们开好会、办好事再骑车送他们出去。一位当年在市经委工作的同志在纪念漕河泾20周年的征文中特别提到了这些事，他感动地说：“在这样的地方，有这样的同志拼命地干，怎会不成功？”开发区创立时资金短缺，成立最初几年我们的奖金一年只有五元钱，当时还发不出，大家并没有怨言。同志们不计较收入，也不计较个人的职位，我们的很多同事来开发区的时候是一名工程师，退休离开的时候还是工程师。大家人心思干、人心思上、人心思创，以“开拓、吃苦、钉子、效率、效益”五种精神激励着为振兴祖国微电子事业而奋斗。尽管当时条件艰苦，大家信心还是很足的，相信一切会好起来的。

最大的困难还是缺开发资金。当时，受到宏观经济影响，先于我们起步的闵行、虹桥兄弟开发区招商引资正遇到困难，项目少，压力大。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人质疑漕河泾开发区还要不要继续上？市有关部门领导也提出对漕河泾项目需要再慎重研究。压力面前，我们一方面向上级据理力争并努力做好自己园区的各项基础工作，另一方面主动跟兄弟开发区实现差异化发展、互相支持。比如，闵行开发区引进的是全外资企业，我们就坚持内、外资并举；他们以加工制造业为主，我们就突出以信息产业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相互间形成差异性、互补性。再如，虹桥开发区是以商贸、办公、酒店等第三产业项目为主，我们就坚持二、三产业并举，着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相配套的高附加值服务业，尽力创造自己的特色。这样，在我们三个园区之间既坚持扬长，又互相补位，都获得了很好的发展，使曾经有疑虑的市有关管部门逐步改变了看法。后来我们三个园区不但都没有“下马”，而且在国务院批准第一批国家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时候，三家同时入列。

1988年6月7日，漕河泾微电子工业区扩建获批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11月，在时任市长朱镕基关心下，我们争取到隶属于港澳中银集团的中国建设投资（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侨通发展有限公司、中国银行上海信托咨询有限公司联合投资，一起开发漕河泾“东区”。1989年1月12日合资的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成立，使开发区不仅增添了资金实力，而且注入新的运行机制。是年，第一期市政基础设施竣工验收，初步达到了“七通一平”。

“七通一平”好了，但引不来凤的话，就无法实现“兴办开发区、扩大对外开放、促进经济发展”的目的。1990年3月28日我们开发区成功地进行了上海首块工业用地有偿出让，受让者是台湾地区企业家。由于当时大陆和台湾地区尚未“三通”，一些认同“一个中国”、“两岸同胞同是炎黄子孙，同是中华血脉”的台胞们还不能直接过来投资。但办法总比困难多，我们推动和支持他们先去香港注册设立“香港齐来贸易有限公司”，然后以香港公司名义来漕河泾投资，获得了开发区B7-B10地块5万平方米土地五十年使用权，建设起“上海齐来工业城”。我们把出让土地收入的增值部分上缴给市里，把相当于开发成本的部分留下来用作开发区的再投入、再开发，使资金活了起来。齐来工业城实际是漕河泾开发区内最早的“区中园”，后来在吸引台商、扩大投资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1991年3月21日，漕河泾开发区被国务院批准为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加上之前获批的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漕河泾开发区成为了全国唯一的具有“双重性质、功能”的国家级开发区，这就为漕河泾开发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重要基础条件，国家经开区政策突出“以工业为主、外资为主、出口创汇为主”，国家高新区政策重点鼓励“科技创新创业、培育自主知识产权项目”。漕河泾开发区借助“双重园区”的天时，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发展之路，即：对所有来区的投资者不论国籍、不分所有制、不问个人身份背景，只看其来开发区做什么。只要是来区发展高新技术研发和产业，只要符合漕河泾《人大条例》第一章规定的九项高新技术产业内容，一视同仁，一样对待，反之，婉言谢绝。

从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初，一批中外科技企业先后落户漕河泾，如：飞利浦照明、贝岭微电子、AT&T、法液空、3M、瑞侃、安普、大计数据、莱迪思半导体、爱普生、英业达电子、施耐德电气、大唐移动、联芯科技、梅特勒-托利多、SGS通标、天祥科技、PFU计算机、高智科技、广茂达科技、新涛微电子、科华生物、复星生物、中科股份、中晶科技等，它们的入住，带来了开发区的可喜发展以及资金的良性循环，印证了漕河泾人的一句话：“开发区因企业而兴盛”。

用创新应对挑战，造就数个第一

从创业至今，漕河泾开发区始终秉持不能放弃“科技产业园区”这个定位。这个定位源自邓小平1991年4月23日关于“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题词，经过漕河泾开发区长期实践证明是正确的。

漕河泾开发区的发展是跟随着国家改革开放脚步前进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是不平坦的，我们遇到过曲折，遇到过困难，遇到过折腾，遇到过国家的调整，受到过国际国内大事件的影响，但我们始终牢记着汪道涵老市长“不找市长找市场”的嘱托，坚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方向，努力到市场里去寻找办法、解决困难，反倒是闯出了前人没有走过的具有自己特色的路，逆境、挑战、困难倒逼着我们奋斗出一个又一个“第一”。

1990年4月8日，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由我们开发区和市政府法制办、市人大财经委共同起草的《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暂行条例》经朱镕基市长签发提交市人大，获得了上海市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正式通过，成为全国地方人大为所在地国家级开发区的首批立法之一。《人大条例》的颁布实现了其“总则”中所述的“加快上海市漕河泾开发区的建设，发展高技术、新技术及高技术、新技术产业，促进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推动传统工业改造”的宗旨，也为尔后漕河泾开发区实行“人大立法、政府管理、公司运作”的管理体制和“市区联手、区区合作、品牌互动”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法律依据，为依法治区提供了法律保障。

漕河泾还是全国第一批孵化器（科技创业中心Incubator）和第一本孵化器管理服务标准的诞生地，我们走过了从“创业村-创业街-创业中心-双创中心-加速器-专业孵化器-孵化器集群”的道路，坚持提供包括技术转移、项目培育、企业孵化、企业加速、产业推进、产业转移的全产业链接力式双创服务，获得了首个“亚洲最佳孵化器”称号。

漕河泾开发区除了是首个国家微电子工业区、首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之一、首批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首批工业用地有偿使用先行区、首批实现人大立法的开发区，还是国际科学园区协会（IASP）来自中国的第一个A类会员；中国海关总署第一本正版电子通关账册的诞生地；首个通过ISO9001和ISO14001“双认证”的开发区管理机构；首个获得国家进出口经营权的开发区管理机构；首批对APEC成员国开放的国际企业孵化器；首批上海市品牌园区；首个也是唯一一个以园区的身份获得的上海市著名商标；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东区”开发主体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是首次探索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结合的范例；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至本世纪初中英合作科技绿洲是首次探索中国资本和外国资本结合的“园中园”试验田，其品牌效应和影响力已跨越区界、市界和国界；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海宁分区是首次在全国开发区中探索上海资本和外省资本合资运营的先行区，从该园区起步的“中法合作产学研园区”项目日前已纳入中法两国工业4.0对接项目；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松江高科技园则是首次探索开发区国有资产和所在乡村的村民集体资产合资运营，使失地的原住农民长期地实际地持有园区开发公司的资产性收益，共享改革开放成果……

所有这些成绩，是几代漕河泾人艰辛奋斗、不断探索和创造的结晶。

以实践赢得机遇，持续奋斗不停步

多年来，我和同事们最深的体会是：一件事，认准了，就要坚持去做，决不半途而废。

回想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国家发生了政治风波，外资形势严峻，我们坚持一家一家企业做工作，一个一个项目耐心争取，做到了在谈的项目确保签约，已入驻的项目一个也不撤资。那年我们成功引进美国瑞侃和上海电缆研究所合资的项目，今天已经成为扎根漕河泾29年的泰科电子。那年入住的3M漕河泾工厂，今天已成为集研究、开发、设计、采购、制造、测试、销售、培训、服务在内的具有完整产业链和服务链的企业。英业达公司当时曾被迫将内地工厂撤离，并已在马来西亚槟城布点，我们想方设法把它引回大陆，引到漕河泾，从注册资金50万美元的软件公司起步，如今业务已拓展到全国，每年进出口额已超过了150亿美元。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我们正准备由东往西进行“西区”开发（即虹梅路以西地区：东起虹梅路、西到新泾港、北沿高门泾、南至漕宝路），在这被我们称为“二次创业”的节点，恰遇亚洲金融危机和国内第一波房地产热的影响，我们逆势而上，抓住国家新土地法出台的时机，把开发区所持有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主动按当时规定补了地价，取得了房地产权证（大绿证）。同时，经过精心比选，我们决定引进英国剑桥、牛津大学科学园区的规划设计者、经营管理者阿林顿公司及其母公司英国宇航集团，拿出13.8万平方米土地进行合作，中方以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英方以等值现金投入，共同建设漕河泾“科技绿洲”园中园，从而使国际先进品牌经验和国外投资双双进入漕河泾。在作为“二次创业”主战场的西区开发中，漕河泾人第一年拿下了征地批文和土地大证，第二年完成主要市政道路及配套管线工程，第三年开始有第一批招商经营收益,特别是抓住了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具有支撑和连锁效应的重要项目，如：美国朗讯、台湾长兴和英业达（二期）、复星科技以及一批留学回国人员创办的企业都相继进区，开发区由东往西的发展获得了成功。

2003年之后，国家进行新一轮宏观调控，对全国的开发区进行全面清理整顿，漕河泾经受住了考验，被国务院定为正面典型，支持漕河泾从浦西扩展到了浦东，浦江高科技园开始启动，漕河泾开发区总面积达到14.284平方公里。

2009年以来的全球金融危机给我们带来了又一波困难，我们和园区广大中外企业及其员工们一起抱团取暖，努力调结构、转方式、促发展。2017年度漕河泾开发区完成GDP1160多亿元，销售额3420多亿元，税收140多亿元，进出口额970多亿元。

创造开发区业绩的是3000多家中外企业和23万多员工。在漕河泾开发区，从上到下有一个共识，就是：企业是主角，我们是配角，我们为他们服务，帮他们搭台，让他们唱戏。凡是企业发生困难和提出要求，能在开发区内解决的，我们及时帮助解决；凡不是开发区内能解决的，我们有责任把主管部门请来并配合他们解决企业困难。比如，世界五百强企业泰科国际是纽交所上市企业，1989年入住漕河泾开发区，2010年因资产规模庞大，依照美国法律，企业要分拆为三家，我们获悉后立刻派遣人手，一方面协助其在华企业完成相应的分拆重组，一方面推动并联审批，使企业顺利完成相关建设项目。又如，为支持思科（中国）研发中心拓展业务，我们和海关一起，帮助解决了以上海注册地为主，连通多市海关关区的数字化异地监管问题，解其之难。再如，帮助广茂达科技公司在科技孵化器里，从2万元起步，成长为先后中标北京奥运会鸟巢、水立方和上海世博会的世博轴太阳谷LED系统的科技巨人。

中国的崛起要靠经济的腾飞，经济的腾飞要靠企业的发展，开发区是载体，是盛放企业的容器，要使它成为重器，就需要大批诚信、敏学、端行的工匠们。漕河泾作为这样一个容器，今天的我依然有幸成为铸造容器、帮助工匠的一员义工，将继续以感恩之心，实践之行，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科技产业园区而不懈努力。

【口述人简介】

陈青洲，1947年9月出生。1986年起进入上海漕河泾，是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第一届党委班子成员。历任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兼任上海新兴技术开发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东区公司）执行董事兼总裁和上海漕河泾开发区高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西区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是漕河泾开发区创业、发展的亲历者、建设者和管理者。2011年后担任上海市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发展总公司总顾问。曾获国家科技部“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建设和发展作出突出贡献奖”，获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三十周年“拓荒者”荣誉，四次获评上海市劳动模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