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周兵：气候临界点离我们有多远？

最近，周兵正努力推动有关“气候临界点”的科学传播。

2008年，英国埃克塞特大学全球系统研究所所长提摩西·莱顿（Timothy Lenton）教授研究小组发表“地球气候系统中的临界点”学术论文，第一次提出气候系统的9个临界点。

十多年来，这一概念正在引起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2020年，莱顿团队在《自然》杂志发文指出，全球超过一半已被辨识出的气候临界点已呈现出活跃状态。在2022年9月9日发表于《科学》杂志上的一个研究报告中，科研人员引用200多篇发表于2008年以后的论文指出，在全球范围内气候临界点实际上有16个。

在这16个气候临界点中，9个为影响全球的全球性临界点，7个为可能产生严重区域影响的区域性临界点。科研人员对各个临界点被触发所需的气温升幅进行了计算，结果发现有5个临界点已处于“危险区”，已经或很快就会被突破。

周兵说，全球性临界点可能会导致全球性的连锁影响，伴随着额外的碳排放和更高的海平面上升率。区域性临界点可能产生严重的区域性或地方性影响，如极端温度、更频繁的干旱、森林火灾和前所未有的天气等。

作为中国气象局气候服务首席专家、国家气候中心二级研究员、“典赞•2018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之一，周兵试图通过科学传播让人们关注“气候临界点”，并通过行动扭转或延缓“气候临界点”。

为什么普通人会在气候认知和行动中有所迟疑？面临“困境”的气候科学传播者们正在做出哪些尝试？在与周兵的对话中或许可以寻找到答案。

气候临界点之惑

澎湃新闻：气候“临界点”可逆吗？当我们已经进入到另一种状态，还有机会回来吗？

周兵：气候临界点，实际上是一个气候指标，它主要跟气候变暖有关。比如全球温升在0.8℃的时候，就会触发格陵兰海冰的融化。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点”，而是一定的阈值范围。

看一下下面的图注，有温升“最小估计”“中间估计”和“最大估计”，分别对应气候临界点“有可能”激活、“很可能”激活和“极有可能”激活。可以很明显地看到，它是一个“幅度”。

全球变暖（℃，相对于工业化前）16个气候临界点图。 来源：McKay等，2022

但“激活”不一定等于它不可逆转，达到什么程度就可能无法逆转了呢？我们来看这张图中格陵兰海冰气候临界点对应的温升“最大估计”，当温升达到3℃左右的时候，格陵兰海冰就可能全部融化，此时，全球海平面高度升高2至7米。这可能就已经是不可逆转的状态了。因为形成目前格陵兰海冰的规模，在年际尺度、年代际尺度、世纪际尺度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是需要上千年时间尺度的演变和积累，一旦它全部融化，期望它逆转恢复如初几乎不可能。

澎湃新闻：怎么理解这张图中的“可能”“很可能”“极有可能”等类似表述呢？

周兵：对于公众而言，可能需要对气候临界点或者气候指标的概念有一个基本了解，即现在呈现出来的结论，是基于我们对以前一些问题的认识，基于气候系统数值模型计算出来的结果，不能作“1+1=2”这种绝对意义上的理解。

澎湃新闻：对于某一气候临界点来说，如果当下没达到其对应温升的“最小估计”，是否可以理解为暂时是安全的？

周兵：并不是说我跨过门槛，才是危险的。即便还没达到“最小估计”，实际上可能已经在通往激活的路上了。

就说这两年欧洲、美洲各界都在密切关注的大西洋翻转环流问题，这一气候临界点被激活的温升在1.4℃左右。目前监测到的全球温升是1.15℃左右，加上2023年可能产生的温升，它是有可能很快被激活的。

“大西洋翻转环流”又被人们称为“墨西哥湾流”，它通过将温暖的表层水传送到高纬度地区，从而让这些水在寒冷的北大西洋深层水的作用下冷却、渗透、向南返程流动。大西洋翻转环流对欧洲与北美气候有明显的增温作用，如果没有它，欧洲同纬度国家要比现在冷得多。 

全球温盐环流示意图

如果这一指标被激活，那可能整个欧洲、北美的寒冬就要来了。如果温升超过最大估计值即3.8℃，大西洋翻转环流将彻底崩塌。届时北大西洋冬季平均表面温度将在十年内降低2至3℃，欧洲的风暴将增加，北美东部的大西洋海平面将上升，南极冰盖的融化会加快，地球将开启新的小冰期时代。

因为这一气候指标与欧洲、北美的气候关联实在太密切，虽然它目前只是在减弱，尚未被激活，但当地已有“凛冬将至”的危机感。

澎湃新闻：您刚才讲大西洋翻转环流，其实也关联到了海平面上升和这一指标。16个指标之间是否都存在类似关联？

周兵：某种程度上它们存在着“级联关系”，有时甚至近似一套多米诺骨牌。

格陵兰海冰融化，大家说得比较多的一个影响是：海平面上升。但我们再来想一下，“冰”是什么？是降水，是淡水，对不对？那海水是什么？是盐水。那大量海冰融化，是不是会使全球海洋盐度变低？

还有，海冰作为一种“冷”的存在，它的融化，会不会触发欧洲、北美气温下降，进一步影响全球气候？

所以，当一块“骨牌”倒下时，就可能随即触发相关的临界点，最终，全部倒下。

与中国关系密切的气候临界点应长期关注

澎湃新闻：是否存在与中国有关的“气候临界点”？

周兵：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有两个气候指标虽然不在这16个气候临界点之列，但我认为应该值得长期关注。

第一个，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近15年来，这个制约着中国气候的东亚季风系统“重要成员”，无论是其强度还是面积，一直呈现增强或增大趋势。叠加气候变化因素，使得高温热浪变多变强，原本五十年一遇的事件，现在十年或更短时间内就会出现，高温热浪将成为一种新的常态。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是青藏高原冰川融化。这些年来，冰川融化使得地表更加湿润，促使生态向好。但冰川的体量是有限的，如果未来某一天，它无冰可化了呢？我们要长远思考，气候变化总体来说是弊大于利，需要有忧患意识。

澎湃新闻：这两个“指标”，国内是否有参照气候临界点，比如温升达到多少就会“激活”的研究？

周兵：从气候风险预估领域，比如类似温升多少海平面会上升多少，是有相关研究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亚马孙热带雨林与高原气候存在着“级联关系”。

不过，国内气候指标尚未纳入气候临界点范畴，但随着东亚气候变化研究的深入，一定会有相关气候临界点出现。

希望青少年对全球气候治理产生好奇心

澎湃新闻：您怎么看待气候临界点在传播中的价值？

周兵：很多人可能都关注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今年7月曾警示“全球变暖的时代已经结束，全球沸腾的时代已然到来”。当然，这个“沸腾时代”，不是真的沸腾，它只是用一种相对夸张的词汇，表达出一种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缓慢、没有效果的担忧。

今年4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气候传播与风险治理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指出，当下中国公众的气候认知呈现出“高支持度，低行动力”的特点。想要解决这一症结，需要对公众进行细分、制定更有针对性的叙事策略与传播方案。实际上在人们的普遍概念中，气候变化是一个慢性病。慢性病是缓慢的，不是你突然发高烧，“咔”一下来，立马引起你的恐慌，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就会觉得，慢性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再等一等，说不定就好了。那我们说，如何看待慢性病，其实是一个群体性科学素养的体现。那么如何对待气候变化，也是如此。

气候临界点的出现，就相当于医生告诉你，你这些指标有问题，你要改变生活习惯了——每一个地球公民要思考我们应该怎么做了。

澎湃新闻：您参与编写过一本《扭转气候临界点 青年行动指南》，为什么在扭转气候临界点这件事中，年轻人这么重要？

周兵：年轻人已经非常习惯现在的快节奏生活，我们已经无法想象生活中没有外卖、快递是什么样的。这里有个数字，一个快递从生产、包装、运输到最后被扔掉的这个过程，全国平均下来，它的碳排放相当于开私家车行驶了8公里；从北京到广州2000多公里，来回坐飞机（经济舱），是需要种6棵树才能抵消它的排放量的。当然，我们不是说碳中和时代，就要和生活不方便画等号。但我们是能够进入相对简约、高质量的生活状态的。

碳达峰、碳中和的目标，离不开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这种科技创新的主力，正是当下的青年人。青年群体要有这个意识，这也是《扭转气候临界点 青年行动指南》编辑出版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