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人们会对自己生命的境况过分乐观

【编者按】

对人生大问题的悲观回应并不流行，这大概不令人意外。南非开普敦大学哲学系教授、系主任，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大卫·贝纳塔在《生存还是毁灭：人生终极困境的坦率指南》中分析了为何人们会对自己生命的境况过分乐观。贝纳塔认为人类对困境更现实合理的回应，是保持敏锐察觉，但不整日沉湎其中，而是依然努力地生活下去，尽自己所能提升生命的质量和意义。本文摘自《生存还是毁灭：人生终极困境的坦率指南》。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标题为编者所加。

《生存还是毁灭：人生终极困境的坦率指南》， [南非] 大卫·贝纳塔著，张晓川译，北京日报出版社·理想国2020年4月版

生命的意义与质量到底是什么关系，取决于你怎么理解这两个概念，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什么能使一生有意义以及什么能造就好的一生的问题。

无论你对生命实际上是否有意义采取什么看法，感到自己的生命有意义总对生命质量有所增益，感到自己的生命无意义则总对生命质量有所减损。感到生命有意义，就会感到生命更好，而对生命无意义的感知有可能对生命质量有深远的负面影响。

然而至少按照有些看法，即使生命质量不佳，人的一生也能有很大的（世间）意义。例如，纳尔逊·曼德拉的监禁大大减损了他的生命质量，但最终，这段监禁为他的一生增添了巨大的意义。一种残酷的反讽是，生命中的意义实际上能因某些造成生命质量（在其他方面）降低的事件而增加，曼德拉先生可以说就属于这种情况。他经历的监禁，期间遭受的艰苦与轻侮，以及他对这些的回应，使他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象征，而假如他当初逃离南非，在随后的种族隔离年代流亡海外，享受整体上更高的生命质量，那么他不会有这般成就。

按某些看法，同样可能的是，无意义的一生在（其他方面）生命质量的尺度上有（相对）更高的得分。身家百万的花花公子一生并无意义，却可能被（某些人）看成是高质量的一生。若其他条件相等，这样的一生无疑算不上最悲惨的人生。

生命意义与生命质量的一个有趣联系在于，对意义的疑问常常浮现于生命状况变差之时，譬如你遭遇了严重事故、孩子去世或确诊患癌。然后你会问“这一切是为了什么”或“为什么是我”。人们一般不会以这样的问题来回应（相对来讲）状况良好的事情。你若中了彩票，也很可能对好运大为惊奇，但不会整宿整宿地思忖为什么所有人里偏偏是你中了彩票。就算好事坏事都纯属运气，仍是坏事催生那些折磨人的疑问。

当然，对意义的疑问也产生于生命质量在其他方面较好之人的内心，但往往还是生命中的坏事而非好事促发了对意义的找寻。身家百万的花花公子，也许会最终停下来琢磨他的生命是否无意义，但那很可能是生命质量方面的坏事所致—也许是他年岁渐长，或者别的什么事提醒他想起自己终有一死。

生命质量之所以是人的困境的要素，不单是因为它把人引向对生命意义的追问，还因为它自身的特性。与很多人认为的相反，人的生命质量其实低得惊人。

不同人的生命质量明显有极大差异。但是，认为某些人的一生比另一些人更差或更好，这只是在做比较，完全没有告诉我们，更差的一生是否差到足以算作很差的一生，或者更好的一生是否好到足以算作很好的一生。但通常的看法是，某些人的生命质量确实称得上就是差的，另一些确实称得上就是好的。与这种看法不同，我认为虽然某些生命好于另一些，但没有谁的生命（从非比较的角度、客观的角度看）是好的。

对这个看法，显而易见的反驳是说，毕竟有无数人判断自己的生命质量就是好的。怎么可能论证出他们都错了，论证出他们的生命质量实际上很差呢？

回应这个反驳，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表明人对自己生命质量的判断非常不可靠。第二步是表明，上述评估之所以不可靠是由于一些偏差，而我们一旦纠正这些偏差，更准确地看待人类生命，就会发现（即使最好的生命）其质量实际上非常差。

为何人对自身生命质量的判断不可靠

人对自身幸福程度的评估无法可靠地指征生命质量，这是因为这样的自我评估受三种心理现象影响，这三种现象的存在已有充分的证实。

第一种现象是种乐观偏差，有时称“波丽安娜效应”（Pollyannaism）。例如，当被要求评估自己有多快乐时，人们的回应不成比例地偏向打分范围更快乐的一端。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把自己评估为“不太快乐”。当人们被要求对照他人来评估自己的幸福程度时，典型的回应是，他们的情况比“最普遍的体验水平”要好，这一点用两位作者的话说，表示了“一种有趣的感知偏差”。人们对自己整体幸福程度的描述过分乐观，这并不奇怪，因为构成这种判断的各部分也易受乐观偏差的影响。例如，人们对自己未来际遇的预想会（过度）乐观。涉及对过去经历的记忆时，研究结果则更复杂，不过在某些限定条件下占上风的结果是，人们对正面经历记得比负面经历更好。这也许是因为负面经历易受认知过程的压抑。对某人生命的总体质量的判断，若未充分考虑曾经发生与将要发生的坏事，就不是可靠的判断。有足够证据表明，人类存在乐观偏差。这不是说偏差的程度没有参差。即使客观条件接近，某些国家居民自述的主观幸福程度仍高于另一些国家。有人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但是，乐观偏差尽管程度不一，却到处可见。

第二种应能使人对自我幸福评估生疑的心理现象，有好几种称呼 ：顺应（accommodation）、适应（adaptation）或习惯化（habituation）。某人的自我评估如果可靠，那么这些评估会追踪此人客观状况的改善与恶化。换句话说，如果某人的状况改善或恶化了，他会在相应程度上感知到自己状况的改善或恶化。此后他的自我评估会维持不变，直到有进一步的改善或恶化，才会再响应转变，做出调整。

然而，现实不是这样。虽然我们的主观评估的确会响应我们客观状况的转变，但变动之后的自我评估并不稳定。随着适应了自身的新状况，我们不再像最初发生改善或恶化时那样评估自己的状况。比方说，如果某人的双腿突然不能用了，那么他的主观评估会骤降。但是过一段时间，随着对瘫痪状况的适应，他对生命质量的主观评估会改善。他的客观状况没有改善，瘫痪依然如故，但他会判断他的生命不像刚瘫痪时状况那么差了。

我们能适应到什么地步，这有一些争议。有些人表示这种适应是完全的适应 ：我们会回归主观幸福程度的基准水平或说“设定值”。另一些人认为证据不能表明此点，至少不是我们生命的所有领域都如此。不过没有争议的是，存在一定的适应，且有时是显著的。这足以支持我们的主观评估不可靠这一主张。

损害幸福度主观评估可靠性的第三项人类心理特征，可称为“比较”。对幸福程度的主观评估，隐含着与他人相比较。我们对自身生命质量的判断，会受（我们感知到的）他人生命质量的影响。结果之一是，一个人在判断自身的生命质量时，会把一切人类生命都有的坏特征忽视掉。由于自己的生命在这些特征方面不比其他人更差，我们在对自己的生命质量得出判断时往往会忽略这些特征。

波丽安娜效应仅使判断往乐观的方向产生偏差，而适应和比较则复杂一些。人不仅会适应客观状况的恶化，也会适应其改善。与此类似，人既能跟状况比自己差的人比较，也能跟状况比自己好的比较。但如果认为最终结果是抵消了所有偏差，那就错了。这是因为，无论适应还是比较，都是在乐观偏差的背景下起效的。适应和比较也许会减轻乐观偏差，但不会抵消它。况且，乐观偏差也存在于这另外两种特征的表现之中。例如，我们更有可能跟状况比自己差的人，而非状况比自己好的人去比较。由于这些缘故，三种特征的最终结果是让我们高估了自身生命的实际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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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生命之低质量

大多数人承认，人类的生命质量有时可能低得惊人。但人们一般倾向于这样看待别人的生命，而不是自己的生命。当人们真正觉得自己的生命质量很低时，那常常是因为他们的生命状况实际已异常地差。然而，一旦平心静气地看看人类生命，克制住自己的偏见，我们就发现，人类生命的一切都充满糟糕之处。

即使身体健康，人每天也有很长时间在不舒适的状态中度过。我们每过几小时就会渴会饿。数百万人处在长期的饥饿状态之中。待到有了吃的喝的，能把饥渴抵挡一阵，我们又开始感到膀胱和胃鼓胀不适。有时候求得解脱较为容易，但也有些时候，（有尊严的）解脱机会不像我们希望的那样随要随有。我们也有很长时间处于热不适感中，觉得不是太热就是太冷。而除非一有点乏就打个盹，否则一天里还会有好长时间觉得累。实际上很多人一醒就累了，然后一天都是这个状态。

除了世界上贫困人口所处的长期饥饿是个例外，上述的不适往往都被人当成小事，不屑一提。这些事与人们遭遇的其他坏事相比固然是小事，但并非无关紧要。若是某个更有福的物种的成员从未经受过这些不适，它们就会恰当地注意到，我们既然把不适看作坏事，那就该比目前更认真地看待人所体验到的日常不适。

其他负面状态也经常有人体验到，尽管不是每天或每人都会体验到。常见的是瘙痒和过敏。像感冒这样的小病，几乎人人都得过，有些人每年数次，其他人也是每年一次或几年一次。许多育龄女性常有痛经，更年期女性则有潮热。恶心、低血糖，心脑疾病的突发及慢性疼痛，这些症状普遍存在。

人生的负面特征不只局限在不舒服的身体感觉。比如我们还频繁遇上糟心、烦心之事。堵车了得等，人多了得排队。我们会遭遇低效、愚蠢、邪恶、繁复诡秘的官僚机构以及需要几千小时去克服的其他障碍—且不说到底能不能克服。很多重要的抱负不能实现。数百万人找工作一直无果。而有工作的人，很多对工作不满甚至厌恶。即使是享受自己工作的人，也许还有一些职业抱负一直不能实现。大多数人渴望亲密而有所回报的个人关系，尤其想找到一生的伴侣或配偶。在有些人，这份渴求永无满足之日。另一些人暂时得到满足，却又发现这份关系难以应付、乏味不堪，或发现伴侣背叛甚至开始压榨、虐待自己。大多数人对自己外貌的某一方面不满意，觉得自己太胖、太矮或耳朵太大。人们想年轻，想看上去年轻，想感觉年轻，但岁月从不饶人。人们对孩子寄予厚望，又常常受挫，例如孩子可能终究在某一方面令人失望。我们亲近的人受苦，我们见了心里也苦 ；他们去世，我们丧痛不已。

这无数骇人的遭遇，我们无法抵挡。虽然不是所有的遭遇都会降临于我们每个人，但我们的存在本身就使我们处在这些结果的威胁之下，而对我们每个人而言，某件可怕之事出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日积月累，风险也委实巨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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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许多状况都伴随着疼痛，可我们还要记得，很大一部分疼痛并不伴有可见的状况，这是没在经受疼痛的人难以注意到的。一位遭受慢性疼痛之苦的人形容它“使人衰弱”，还说疼痛“能控制人的生命，损耗人的能量，抵消快乐，冲淡幸福”。

并非所有受苦都是身体上的，虽然心理疾患无疑可以有身体症状。威廉·斯泰隆描述他的抑郁时说，最终“身体会受影响，感觉像被抽干、耗尽”。他写到自己“反应放慢，快要瘫痪，内心的能量值几乎掉到零”。他因抑郁无法安睡，凝视“张开大口的黑暗深处，因自己心智的损毁而疑惑、辗转反侧”。他告诉我们说，受抑郁之苦的人，“就像战争中的步行伤员”。

此外，人还可能落入他人之手而遭伤害，其种类多到令人发指，包括遭到背叛、折辱、蒙羞、诋毁、中伤、殴打、侵犯、强奸、绑架、拐骗、拷打、谋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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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坏多于好

乐观者很可能提出，上述图景太过片面——生命一般不只有坏，也有好。可是，虽然生命的确不总是十足地坏，但即使对最幸运的人来说，坏也远多于好。不那么幸运的人就更糟了，很多人几乎没有一件事对自己有利。

我们的生命包含的坏之所以远多于好，是因为坏事与好事有一系列经验性的不同。例如，最强烈的快乐是短暂的，最糟糕的痛苦则可能长久很多。比如性高潮就结束得很快。美食的愉悦稍久一点，但就算这种快乐是延长了的，也长不过几个钟头。而疼痛严重起来，可能持续数日、数月、数年。其实不只最绝妙的快乐，一般来而言，快乐往往都比痛苦短暂。慢性疼痛常有，却没有慢性快乐一说。的确有些人有持久的满足感、满意感，但那与慢性快乐不同。而且既然不满足、不满意能像满足和满意一样持久，这就意味着积极的状态在这一领域并不占优。实际上，积极的状态更不稳定，因为事情出错比不出错容易多了。

最坏的痛苦之坏，甚于最好的快乐之好。否认这点的人应该考虑一下愿不愿意舍弃一小时最欢愉的快乐换取免除一小时最恶劣的折磨。阿图尔·叔本华也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让我们“设想一只动物正忙着把另一只吃掉，对比一下这两只动物各自的感受”。被吃的动物遭受的痛苦和损失，远甚于吃它的动物在这一餐的收获。

同样还要考虑伤病和痊愈的时间维度。受伤只需几秒，例如被子弹或炮弹击中，被人打倒或不慎摔倒，或是中风、心脏病发作。这些可以让人立刻失明、失聪、失去肢体活动能力或多年的习得。痊愈却是漫漫长路，很多时候还永远无法彻底痊愈。伤害到来只需一瞬，造成的痛苦却可能持续一生。就连较轻的伤病，发生得一般也比痊愈快得多。例如，普通感冒发作很快，而被免疫系统战胜则慢得多。症状在几小时内就会显现出越发强烈之态，却需要至少几天甚至几周才完全消失。

当然有些病症不会一下子让人衰退，过程是逐渐的，……我们不要觉得逐渐衰退的现象仅限于生病，这实际上是正常人类生命最为典型的特征。经婴儿期、儿童期的成长，正常人在成年早期身体达到最佳状态。（有些方面的巅峰是即将进入青春期时达到的，许多坏事的祸根即在于此。）自此，从一个人二十岁出头往后，长期而缓慢的衰退就开始了。心智的衰退，有一部分会被人的勤奋、智慧的增长所掩盖、抵消。所以，至少就某些（但不是一切）领域的追求而言，人在专业上或整体上的心智巅峰只在人生的稍晚阶段才会达到。然而，至少在身体方面，一定程度也包括心智方面，有一种衰退毕竟在悄悄发生 ：头发白了或者开始掉了，皱纹出现，身体的很多部位松垮了，肌肉让位于脂肪，一如力量让位于虚弱，而视力、听力也开始下降。

这漫长的衰退过程是人生的一大特征。起初，这种衰退难以察觉，但之后就变得再清楚不过。比如看看一个人从小到老拍的照片，你无法不为那种销蚀过程动容。充满力量与朝气的青年，渐渐变作虚弱衰朽的老者。此类系列影像毫无振奋人心之处。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衰退在早期阶段并不那么严重。如果这是说不像之后那么坏，那当然说得对，但这不代表衰退不存在。况且，衰退明显令很多人烦恼，而且有这种烦恼的不只是那些动用了染发、注射肉毒杆菌、做手术等种种美容干预手段的人。

形势对我们的另一个不利之处，在我们欲望的实现与偏好的满足这一方面。我们的很多欲望无从实现。因此未实现的欲望多于实现的欲望。即使欲望实现了，也不是立刻实现，因此总有那么一段时间里欲望是没有实现的。有时候，这段时间较短（比如平常情况下渴与解渴之间的间隔），但若是更宏大的欲望，也许就要用数月、数年、数十年来实现。有些欲望是实现了，到头来却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令人满足。你想做某份工作，想与某人结婚，但一达到目标，就发现工作没那么有趣，或者你的另一半比你以为的更气人。

即使欲望的实现在各方面都符合预想，满足感也通常是暂时的，因为欲望的实现会产生新的欲望。有时这些新欲望依旧是同一类欲望。例如，本来吃饱了，但慢慢又饿起来，就又想吃东西。但在此之外，“欲望跑步机”（treadmill of desires）还有另一种作用形式。一个人若可以有规律地满足自己的低层次欲望，那么一个新的、要求更高的欲望层次就会浮现。故而那些无法供给自己基本需求的人，要整日为这些需求拼争，而能满足这些反复出现的基本需求的人，则会产生亚伯拉罕·马斯洛所说的“更高级的不满”，并谋求相应的满足。等到这个欲望层次也能满足了，寻求满足的渴望就会移至更高的一层。

生命于是就总处于拼争的状态。这种状态有时可以缓解，但拼争只到生命结束之时才会结束。况且应该很显然，这种拼争是为了达成好事，抵御坏事。其实有些好事也不过相当于从坏事中暂得解脱，比如吃喝是为了解饿解渴。也请注意，坏事不请自来，但人却须得努力拼争才能抵御坏事，达成好事。比如无知无须费力，而知识却通常要求努力。

就连我们的欲望与目标的实现程度，也制造出了一种误导性的乐观印象，仿佛我们的人生进展良好。这是因为，我们在形成欲望和目标之际，实际上进行了一种自我“审查”。这些欲望和目标，虽然有很多从不会实现，但有更多潜在的欲望和目标我们连形成都不会形成，因为我们知道它们不可企及。例如，我们知道我们不可能活几百年，也不可能通晓我们感兴趣的所有领域。因此，我们会设定不那么不现实的目标（即便其中很多仍是有点乐观了）。于是我们会希望自己按人类标准看是长寿的，希望自己通晓某个也许非常专门的领域。这意味着，即使我们目前的所有欲望和目标都实现了，若是与我们的欲望形式未受人为限制时的人生相比，我们现在的人生仍不够好。

要更深地洞察人类生命的劣质，可以想想一般有哪些特质被公认为构成良好的一生，也要注意，哪怕最佳的人类生命，拥有这些特质的量也极其有限。例如，知识与理解力被广泛认为是善品，人们也常常叹服（某些）人类拥有那么丰富的知识与理解力。然而遗憾的真相是，从毫无知识与理解力到无所不知这条光谱上，就算是最聪明、受教育最多的人，距离光谱不幸的一端也近得多。我们不知道、不理解的事比我们知道、理解的事多十百千亿件。如果说知识真是种好东西，而我们拥有的知识又是这么少，那我们的生命在这方面的状况就不是特别好了。

……

我们未能注意到坏事在人类生命中占优，这不足为奇。我所描述的事实是人类（和其他）生命深刻而顽固的特征。大多数人类顺应了人的境况，因而未能注意到这种境况有多坏。他们的期望与评价根植于这条不幸的基线。例如，对长寿与否的判断，是相对于最长的人类实际寿命做出的，而不是相对于一个理想的标准。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知识、理解力、道德良善、审美能力。与此类似，我们总是预计痊愈的用时会比受伤长，于是我们对人类生命质量的判断就以此基线为准了，尽管形势在种种方面对我们不利本是生命的一件骇人事实。

“比较”这一心理特质显然也是因素之一。由于我所刻画的负面特征是一切生命的共性，所以这些特征几乎不影响人们如何评价自己生命的质量。无论对谁，最坏的痛苦之坏都甚于最好的快乐之好 ；无论对谁，痛苦都可能且经常就是比快乐持续得更长。无论是谁，都需要努力去抵御不快之事，追求好事。因此，人们在对比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并以此评判自己的生命质量时，往往忽视类似这样的特征。

这一切都是在乐观偏差的背景下出现的，而我们既受这一偏差影响，本就倾向于多关注好事，少关注坏事。我们没能注意到人生有多坏，但这无损于我对“坏远多于好”的论证。假如痛苦短暂，快乐长久；假如快乐之好远甚于痛苦之坏；假如我们极难受伤生病 ；假如真有伤病来袭也能很快痊愈 ；以及，假如种种欲望能即刻满足，且没有新的欲望取而代之——那么，人类生命就远比现在更好。而假如我们能身体健康地活上数千年，且比现在明智得多，聪明得多，道德水平高得多，那么人类生命也能比我们现在好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