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都市化180年︱苏智良：追寻1843年上海开埠的往事

关于近代上海开埠的叙事带有殖民者的色彩，欧美的记载几乎千篇一律地认定：1843年11月17日，英国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宣布上海开埠。[1]实际上，开埠是上海道台宫慕久与巴富尔共同商议的结果。上海道台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参与者，而是一定程度地维护了国家主权，引导了上海的平稳开放。

一

巴富尔乘“美杜莎”号（Medusa）于11月8日下午到达吴淞，然后乘“火河”号（Phlegethon）军舰前往上海，日落时分“火河”号停泊在小东门外的黄浦江上。巴富尔即派人给道台宫慕久“投递照会，约期面见”。

宫慕久，山东东平人，1819年中了举人后到云南为官。《南京条约》签订后他被派到上海担任道台，此前并没有任何与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但在国家变故和激荡的年代，他被推到了中英地方交涉的风口浪尖，55岁的宫慕久还是担当起了重任。1843年7月，他到任道台后，布置上海、吴淞的海防工事，提拔候补道台吴健彰、知县蓝蔚雯，将松江同知沈炳烜调任上海同知；然后等待着英国领事的到来。

11月9日，巴富尔坐着道台派来的肩舆，来到小东门外的江海关，向道台介绍了翻译麦华陀、医生哈勒等领事馆的职员，并且提出希望为英国人生活及外商报关贸易提供方便。作为东道主，宫慕久率领文武官员为巴富尔举行了欢迎宴会。10日，宫慕久到“火河”号的甲板上回访了巴富尔，对其“颇为尊重”，考虑到要“面子”的朝廷，宫慕久并没有上报这件事。[2]

宫慕久与巴富尔磋商的第一件事就是英国领事馆的选址。

《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七款载明：允准英人携眷赴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居住，不相欺侮，不加拘制。中华地方官必须预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华民不许勒索，英商不许强租。

道光皇帝给通商五口官员的指示：准各国商民人等挈眷居住事，准如所请，但租地架造，须由地方官与领事官体察地方民情，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如何贯彻“审慎议定，以期永久相安”的方针，如何对付英国人，办事沉稳的宫慕久决定采取“隔离政策”。他计划领事馆最好设在城外，外国人也最好在城外居住。在外交方面，有利于控制，这在广州已有前例；在政治方面，可以减少中英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在文化方面，英国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会玷污儒家文化。这样中英之间就会减少许多矛盾。

但初来乍到的巴富尔等英国人不愿意离开繁荣而生活便捷的上海城，坚持要在城内租赁房屋，如果不行，他表示宁愿在军舰上搭个帐篷。自然，领事馆在帐篷里办公是给上海道台的抗议与难堪。对此宫慕久已有预案。

接下来找房子的过程有点喜剧性：当巴富尔一行愤愤然离开道台衙门（其遗址在今金坛路35弄）时，有位绅士模样的人主动前来打招呼，说他知道有处房子或许适合做领馆，诸位不妨去看看。巴富尔等跟他到了西姚家弄敦春堂（遗址今为学院路四牌楼路路口东南角）。只见敦春堂有两层楼高，上下52间房，红木家具等齐备，后院还有口井。巴富尔对这座宽敞明亮、陈设华美的房子十分满意，当即就与顾姓房东订约，并付清年租金640银两。随即，巴富尔报告英国驻华公使璞鼎查，13日将顺利搬入西姚家弄的顾家大屋，[3]他称赞宫慕久“温文尔雅，思想开明”。英国领事馆到1849年7月才从西姚家弄敦春堂迁往外滩。

宫慕久与巴富尔商议的第二件事是开埠和征税。

中英双方逐条对照贸易章程和税则，以确认各项交易规则。为了行使国家主权，对外船征税，宫慕久决定，立即在北门外洋泾浜以北的头坝设立江海关的盘验所，[4]以监管外轮，依法征税，行驶主权。并指定了6位城实可信的商人代表江海关监督收受关税，巴富尔也表示，海关税费交纳的银两标准平色已在领事馆备案，英国商人可照此标准向指定的6家钱庄缴纳税费。[5]

经双方议定，道光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江海关盘验所于洋泾浜北岸（今延安东路外滩）正式建成，江海关盘验所开征“夷税”，[6]是上海正式开埠的中国官方标志。[7]关于17日开关征税事，江苏省巡抚孙善宝向皇帝上奏：“该道等已将验货收税等事，照章妥办。”[8]

开埠后的一个半月中，就有7艘外国货船进泊上海港，江海关即对其征收洋税。外商们对宫慕久这位地方官表示满意，认为开明公允的上海与广州历来横征暴敛的舞弊形成鲜明对照。[9]

但对于鸦片走私，宫慕久并没有留情，他就英国船违约输运鸦片向巴富尔进行严正交涉，[10]在开埠的一个月里，江海关从3艘英船上共查获鸦片120余箱。在宫慕久的压力下，巴富尔不得不向上海的英国人发出告示：鸦片是“（清朝）法律禁止的商品，势必会涉及大英帝国建立的诚信”。[11]

盘验所开张后不久，宫慕久又在今汉口路外滩处圈定20多亩为盘验所地基，准备将来建造“洋关”。到1846年，道台宫慕久根据贸易不断扩大的趋势，将盘验所升格为江海北关（其址即为外滩海关大楼），办理洋商征税事宜，俗称新关。[12]原有海关改称江海大关或江海常关（其址在今新开河路北侧。小刀会暴动后被毁，海关移至同仁辅元堂下的救生局，今外马路348号），办理华商海船进出口税务。

宫慕久与巴富尔商议的第三件事是确定外船的港区和停泊区。这件事双方没有什么争议，在上海城厢东门外的江面上，停泊着数以千计的沙船，已经没有什么空间建设新码头。所以双方同意将外国船只的停泊区设置在苏州河口至洋泾浜（今延安东路外滩），黄浦江自县城（今南市）至吴淞口为港区。然后11月12日由英领事发布公告。

二

上海开埠后不久，就发生了一件有可能导致中外之间对抗的棘手事件。

1843年11月16日，美国“瓦尔帕拉索”号抵达上海。20日，该船的一名美国水手登岸在上海郊外打猎时，散弹枪击中了在竹篱笆后面看热闹的两名男孩，其中一人伤势严重，上海民众自然异常愤怒，这使得本地人对外国人之间关系趋于紧张。巴富尔立即将受伤的孩子送到英国哈勒医生诊治，在视力有所恢复的前提下，募捐200元钱，请道台买了一块地，以赔偿伤者，同时制订鸟枪管理条例，对打猎做出详细规定。

一波未平，一波再起。1844年8月的某一天，上海同知和知县给巴富尔送来一封信，历数英国人种种出格的事情，表示本地政府抓捕了一名姚姓的中国教徒，这名教徒在鸦片战争时帮助英国人担任翻译。

当天晚上8时，气势汹汹的巴富尔派遣传教士兼翻译麦都思去衙门交涉，并要求姚某必须在一个小时内得到释放，否则领事将离沪回国。宫慕久做了让步，姚某回到了家中。

第二天一早6时，巴富尔又心急火燎地拜访道台，留下了一封备忘录，要求同知和知县道歉。对此，宫慕久回信示好。到下午3时，麦都思来到道台衙门，希望得到道歉。到晚上9时，宫慕久将同知和知县的信函做了修正，遣人送给了巴富尔。这封信使用了和缓的语气，但没有道歉。巴富尔收到了，当夜又写回信给道台，明确将关闭领事馆走人。

宫慕久收到后立即研究。在凌晨1时回函送到了领事馆，希望英方推迟作出决定。天亮后，巴富尔再次通知宫慕久，“维克森”号将于当日中午由上海开往舟山，他将随船离开上海，并且不准备得到中国海关的允准，英军将会予以协助。于是，英领馆前的国旗降了下来。

在这剑拔弩张之际，宫慕久表示下午1时他将来拜会巴富尔。而巴富尔立即回复，来不及了，“维克森”号中午就会启航。于是，宫慕久决定妥协，他立即从巡道街的道台衙门起身，前往姚家弄的领事馆拜会巴富尔，并拿着正在起草中的道歉信，表达了诚意。这时巴富尔也表示了退让和理解，重新升起了英国国旗。不久，正式的道歉信送到了领事馆，巴富尔表示接受。一场外交危机便结束了。[13]

以今人的立场观之，巴富尔原是马德拉斯炮兵部队的上尉，生性强悍，咄咄逼人，是五大通商口岸首任领事中最缺乏外交经验的。然宫慕久沉稳持重，委曲求全，以稳定、不破裂为目标，双方的合作尚属顺利。

三

宫慕久认为，英国人强势，中英一旦发生冲突，中方总会因为各种因素而退让，所以采取“隔离”政策，力求减少接触并避免中英之间的冲突。于是，一份新的文件送到了英国领事馆，这就是1845年的《上海土地章程》。磋商后先由道台发表，然后再由巴富尔用英文公布，从制度方面对华洋分处做了规定，租界内华人不得建房、租房，同时外商单户租地面积也不能太大，更不可囤积土地或租而不用。历史学家威廉·约翰斯顿教授指出：这位道台与《上海土地章程》的签订有着更大的关系。

宫慕久与巴富尔签订的《上海土地章程》

宫慕久推行的“隔离”政策平稳展开，得到在沪外国人的认可。而同样的政策却在广州、福州实施过程中引起了冲突。福建学政在比较“隔离政策”受挫的福州后，称赞宫慕久为人为官正直、诚实、守信和俭朴。后来的大学者俞樾颂扬宫慕久的外交能力，使得英国人恳切而柔顺。宫慕久也得到了上司江苏巡抚孙善宝的肯定，惊叹上海开埠“极为安静”，赞扬他在办理“夷务”方面获的成就，是“实心可靠之员”。[14]于是，1847年宫慕久被提拔为江苏按察使。

当然，宫慕久一定没有想到，他设立租借地、将外国人圈在那里的设想，被外来者不断突破底线，他们通过永租权而租地建房，并利用小刀会占领上海县城之际，于1854年私自订立新的《上海土地章程》，建立工部局，设置巡捕房，控制海关，最终成为完全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国中之国”。

在开埠的艰难时刻，宫慕久的理性、妥协、忍耐，审时度势，完成了外国领事馆的建立、外国商船到港贸易、清政府设关征收进口税等程序。上海平稳开放这个良好的开端，对于这个城市的未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市面平静，中外祥和，吸引了外国商人的到来。他们发现上海没有陈腐管理体制，也没有把持对外贸易的行会组织；上海已有的江南地区发达的商业贸易，已发展起了成熟的金融和信用制度，中外贸易随即“接轨”。在1843年年底，怡和、仁记、义记、森和和颠地等洋行的英国人居住于上海，外滩出现了最初的洋房。到1846年，英国人增加到108人，是五大通商口岸中增长最快的城市。中英商人之间约定俗成的规则得以确定，贸易不断发展，1844年9月，英国公使德庇时（Sir John F. Davis）考察上海后即预言：“上海地理位置的优越无比，地方当局的友好态度，驻沪领事的热情投入，这一切都促成了这个口岸贸易的繁荣，有望在不久将来超越广州。”[15]不出数年，上海港超越广州成为中国第一商港。

所以说，1843年11月17日，江海关自主设立盘验所，行使主权向外国商船征收关税，是上海成为通商口岸的起点。

（本文作者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

[1] 【英】兰宁、库寿龄著，朱华译：《上海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第1册，第259页。

[2] 【美】费正清著，牛贯杰译：《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75页。

[3]【英】兰宁、库寿龄著，朱华译：《上海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第1册，第257页。

[4] 同治《上海县志》，卷二。

[5] George Balfour, Shanghai Opened to Foreign Trade in 1843, Chinese and Japanese Repository, Vol.3, p.32.

[6] 《上海海关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3页。陈诗启：《中国近代海关史》，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页。

[7]【美】费正清著，牛贯杰译：《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75页。

[8]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五册，第2786页。

[9]兰宁、库寿龄著，朱华译：《上海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20年版，第1册，第259页。

[10]【美】费正清著，牛贯杰译：《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4页。

[11] 【美】费正清著，牛贯杰译：《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26页。

[12] 【英】魏尔特著，陈䍩才等译：《赫德与中国海关》，厦门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 97 页。

[13] 【美】费正清著，牛贯杰译：《中国沿海的贸易与外交 通商口岸的开埠1842-1854》，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49-250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十。

[15] Sir John F. Davis, China, During the War and Since the Peace, Vol. II, pp.61-65. London: Longman, Brown, Green, and Longmans, 18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