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民国，看看城里的知识人怎么过日子

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北京社会，经历迁都后两年多的停滞性通膨之后，进一步表现为生活消费普遍低落的通货紧缩局面。但对消费者而言，物价下跌代表同样的钱可以购买更多商品，形同个人实质所得增加。

正是在这一阶段，北京开始进入知识群体认为的“物价低、服务好”的文化古城阶段。20年代末去北平旅行的陈存仁感叹，北平的物价“样样都便宜过上海，有时两个人一天的话费，还用不了一块钱”。

而此一时期的上海，则面临通货膨胀、生活指数偏高的局面。“现在物价的增高率，逐步骤涨，已经成为只有增加，没有退缩的定律了。人生的要素衣、食、住之外，还有日常的零星什物，试问那一件东西不是贵了若干倍。越是日用的食品，越是贵的倍数多。”

“除了慕尔堂听耶稣、法藏寺听经、马路上吃施茶、听无线电、看壁报、看橱窗广告之外，其余坐要坐钱，立要立钱，到处都是花钱的场所。”

艾迪和晏阳初先生一家，1932（来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1930年2月27日天津《大公报》副刊上一篇概述一个上海普通中等职员家庭开销的文章谈及上海衣食住行的高额消费令人难以为继。

房租，十块钱住了一隔全楼，连了一盏二十五支光的电灯，不贵啊，近闹市的房价要高出一二倍吓。虽然为离闹市远，要多费三块钱车费，然而还是上算的。然而这两项，一个铜元也省不了。三块钱来，那里不要吃，终不能天天饿肚子呀，七块钱菜蔬，连着油盐酱醋，那里还能节省，你想只扯得二角三分一天，还不到七十个铜元，能吃什么东西。一块钱火油是更其不再省了，烧茶煮饭，那一件不要用。四块钱杂费，尤其能不省了。肥皂、草纸、邮票、纸笔、理发一行说不尽的杂用东西。衣服扯五块钱一月，六十元一年，那里再减少，帽子、鞋、袜都在内呢。

上海生活指数的高涨，一个主要的反映就是住房开销增大。“一·二八”战后，大量人员涌入租界避难，由此带动租界地段房屋租金成倍上涨。“沪地生活程度至高，房租尤为昂贵。借以谋利者甚多。故对于避难来沪者，每索值奇昂，较平时增加数倍。闻租界中某里竟有一亭子间索租金二三十元者。”

而租界与华界居住人口的不对等，也造成城区不同地段房屋租金的不均等。施蛰存回忆，在当时的上海，一幢石库门房子每月的租金，“在闹市区，例如南京路至广东路一带，房子造得考究些，租户用来开设字号，租金每月就要二三十元”；

“在离市区远的里弄内，一般月租只有十五六元。大约一个每月工资在六七十元以上的职工，一对夫妻租住一幢石库门房子，可以生活得相当安逸”。

经济上处于下层的知识分子无疑只能选择最为廉价的亭子间或低档里弄住宅。柔石初到上海时尽管每个月有20元收入，但“尚需负债十元，以廿元只够房租与饭食费”。浦风在中国公学大学部念书期间，与同学合租房子，对高涨的房租心疼不已。

我和赵是七号晚方才返校的，八号又慌忙赶到沪埠租房子。好容易我们于永安里第一街找到了一个可住三人的前厅，言定每人七元，合共二十一元，有行军床二张，桌一张，凳子二张。九号的晚上，房东来收房金，我们忍痛地把钱给他了。除了房金，还于附近定了饭菜，言定每人每月十一元。——统计起来，这一次搬来搬去的结果，每人平均起来必须二十五元左右，和一千二百人计算，共总凭空花去三万元左右。当局诸公大约未曾计算及此罢！可怜的我们只有在他们的威力下耗费父兄们挣扎得来的一点血汗了！

而经济条件宽绰的高校教师及知名自由撰稿人、报社主笔等知识分子，自然有足够能力支付不菲的住房开销。

抗战前夕，即使不计算大学教师中有人有来自薪金以外的兼课或写作收入，上海公立高校教师账面上的薪金收入也已经足以负担一个家庭的正常生活开支，并且绰绰有余。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位教授回忆了抗战前的居住状况：

住房因当时第一医学院的宿舍较少，所以在外面自租单间三层之楼房一幢与人家合住，计住二层（二间），厨房公用，房租共付30圆，连水电费等在内，每月不超过40圆。家具为中等之木器家具，皮沙发等均系陆续添置。

日常饮食也是消费支出的一个重要方面。对于柴米油盐等日常开支，经济条件较差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方式尽量节省。

30年代林默涵在报社工作时，报社老板因赌博输钱而扣发工资，使林默涵生活得颇为艰苦：“我每天几乎只吃一顿饭。这顿饭是零点以后上夜班的人的工作餐，不要钱，白天我就到街上买几个小生煎馒头充饥，两个铜板一个，买十个要花二十个铜板，或者顶多吃碗面，喝碗开水。”

西式午餐，1919（来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左联”成员齐远负责筹资在虹口区办工人夜校，与一个名为林耶的由东北南下的“左联”成员同住。

“那时我和林耶的生活是这样的：早饭一人一碗豆浆，一个包油条加了点白糖的饭团，每人几个铜元；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二十二枚铜元；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十来个铜元，总之每人每天两角钱就够。”

陈白尘回忆起30年代住在上海西爱咸斯路317号时的情形：

两毛钱可以支持两个人一天的生活，这在现在似乎不可思议，在当时却是事实：一斤面条，加上酱油、麻油和辣椒酱，可能不到两毛钱，多下两个铜板，还可以在牛肉铺里换到一点牛肉末，这就足可以填饱两个人一天的肚皮了。不过这有个前提：即在打汽炉子里有煤油的情况下。否则要分出钱来打煤油，就无法买面条了。不过天无绝人之路，打了煤油烧开水，以烧饼充饥也是可以的。

对这些拮据的知识分子来说，节假日之际，手头较之平日稍显宽裕，稍加改善生活的场景就成为深刻的记忆。陈白尘对1929年元旦当天的情形印象深刻：

1929年元旦这天，生活显得比较宽裕些：除了还清房租、水电费和米店得欠账等等之外，还剩下五块多钱。我们烧了一碗牛肉，又花了一百八十文买只熟猪耳朵下酒。因为我依旧没有冬衣，近来学会以二两白干御寒了。

有些知识分子由于对吃有着特殊的偏好，因此在其衣食住行的开销中“吃”的比重较大。郁达夫就是如此。王映霞回忆了郁达夫在上海居住期间的饮食开销情况：

在衣食住行中，郁达夫最讲究的是吃。他常说：“我们无产者惟一可靠的财产，便是自己的身体。”又说：“文章做不出事小，身体养得好好的，这是第一着。”当时，我们家庭每月的开支为银洋二百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这可说是中等以上的家庭了，其中一百元都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一元可以买一个大甲鱼，也可以买六十个鸡蛋，我们比鲁迅家里吃得好。

文人知识分子在获得稿酬版税等收入后，多有请客吃饭之习气。蒋光慈就是如此。据亚东工作人员回忆：

蒋先生用钱并不吝啬，且他对于物质要求很容易满足，往往当我们把版税算给他的时候，他就这么说：‘这么多钱，怎么用得了（其实，顶多不过数百），吃、吃、吃、大家吃！’他就去叫几桌酒席，请我们大吃一顿。

这时教授夫人正在厅里用一杯鲜牛奶喂着她的洋狗，日光射进厅里，厅里的花砖反映着她的面颊微微地带着些儿红晕。教授把外衣脱了便又走出厅前来了。他手里燃着一枝雪茄烟，一沉就沉在沙发椅上，一面吐着烟球，两颊时时浮现出一些笑态。

鲜牛奶、洋狗、花砖、雪茄烟、沙发等，上述所引文字勾勒了一个有着西化生活方式的大学教授悠闲惬意的家庭生活场景。可见，经济条件处于中上水平的上海大学教员与知名作家、自由撰稿人等知识分子，他们的日常消费相较于下层要宽裕许多，不但日常饭菜里常有牛奶、鸡蛋及鱼肉等，而且其服饰打扮与住房条件也较为优越，有的还有余钱雇佣人。

穿西式服装的行人，1933（来自：抗战文献数据平台）

上海第一医学院一位教授回忆抗战前的饮食情况时说：“抗战前的物价很低，1936年米价约10元一石，布1元2角左右一尺；猪肉约4角一斤，每天都有鱼、肉等荤菜，小菜只需要7、8角钱，还经常吃鸡蛋、牛奶、水果等。”

当时身为畅销书作家的蒋光慈收入可观，除每月固定汇钱到安徽老家和支付日常生活的各种开销外，还时常帮助经济困难的友人。吴似鸿回忆起1930年蒋光慈因工作过度而到法租界养病时的生活情形：

在法国公园（即现在的复兴公园）旁边的环龙路（南昌路）上找了一间楼房，租金三十元一月，伙食费四十元一月（营养品在内）。每天有牛奶、鸡蛋、可可茶、奶油汤，以及牛油、面包、盆菜，不是牛肉饼，就是烤什么……当进餐之前，光慈必把一瓶补力多摆上餐桌，准备餐毕服用。

汽车一度被视为近代工业文明的象征。20世纪二三十年代，随着汽车的日益普及，上海的都市交通已经十分发达。“上海滩的人，都要购置几辆汽车，便是买不起汽车的穷小子，也欢喜坐公共汽车，野鸡汽车，过他们的汽车瘾。”

出租汽车相当流行，街头到处可见，随手一招就来了。在市区内，不论远近，出租车均一律付银洋一元，另给小费一角或二角。然而，有些知识分子在日常生活中并不习惯这种西式交通工具；有些是经济条件不允许。

萧乾回忆道：“那时报馆（《大公报》上海版）设在爱多亚路，宿舍则在霞飞路——即现在的淮海路。为了锻炼身体，也为了看看市容，我每天上下班都步行。”唐弢因为经济条件不允许，“从住处到邮局，总是走着去上班，保持读书时候的习惯，很少坐电车或公共汽车”。

关露回忆：“周扬同志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工作之后，没钱坐车回家，来找我借几毛钱做车钱。”

柯灵感叹城市之大给路人带来的不便：“除非你是有车阶级，出门只靠步行，那么不但行人如鲫，市虎可畏，会增加紧张和疲劳，如果走得乏力，双腿酸痛，寸步难移，你绝对找不到一个立锥之地，让你歇一歇腿，缓一口气。

大都市中有的是交通利器，却大抵和路人无关。公共交通之拥挤，令人望而却步。”

柳亚子在致家人的信中写道：“我们今天下午出去修头发（新新公司），并环游三公司，可谓阔气矣。用去电车费八百八十文。”而有些则是生活习惯的差异。王映霞回忆了郁达夫的出行习惯：

郁达夫在交通上很节约，舍不得多花钱，从未坐过出租汽车。在上海期间，每次出门，路途远的坐电车或公共汽车。如鲁迅住在虹口，我们住在沪西，相距很远，来往就坐有轨电车。当时，电车分头等、三等（没有二等）。头等座位是皮制的，坐得比较舒适，车票价格比三等高二、三文，所差极为有限，而郁达夫斤斤较量，偏偏要坐三等电车。三等车多半是拖车，颠簸得很厉害，而郁达夫则处之泰然。路途近的，我们就坐黄包车。当时，黄包车很多，一叫就来到你的面前。郁达夫告诉我，坐黄包车，要坐老头拉的车，车钱不会太大。因为他自知气力不及青年人，车钱就低一些，我们乐得省几个钱。年轻力壮的车夫，虽然拉得快一些，但车钱必然要花得多。

而经济条件优越者，如邵洵美，甚至能够自行购买汽车以供日常出行与接送家人、朋友之用。徐志摩在致友人的信中不但提及自己买车的用途，还透露周边许多同仁皆已购车：“坐汽车诚有其事，舒服等情亦无可饰辩。

但所以置车者，实为光华、东吴每日有课，一在极西，一在极东，设如奔波，隆冬奈何？但居今之上海实不可无车，适之首创此说。所以迟迟者，圣人有心北返耳，此外穷教授如张慰慈，如歆海，如颜任光，如吴德生，皆已四缸者四而六缸者六矣。”

邵洵美即“买了一辆黄色塌鼻头的篷式汽车，价便宜不上千元，虽是新进口的货，但机器差，开时声音大。家中本有一辆老汽车，是他父母用的，雇了一位开车的司机”。

（选自《生活的逻辑：城市日常世界中的民国知识人（1927-1937）》，胡悦晗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9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