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者的新世界：全球视角下的中外旅行与历史书写

9月25日—9月28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主办，中国法国史研究会协办的第十八届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顺利举行。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由华东师范大学、法国人文科学之家基金会、中国法国史研究会、浙江大学与法国巴黎第一大学于2004年创办，至今已有二十年的历史。今年研讨班的主题是“16—20世纪的中法旅行史”。中法学界以研讨班为平台展开对旅行史的讨论，积极筹划全球史视角下中外旅行史比较研究的合作项目，着眼现实，不断推进学术研究与文化交流。

与会者合影

关于本届研讨班的主题——旅行史，法国格勒诺布尔大学艾迪安·布尔东（Étienne Bourdon）教授认为，当前旅行史研究应该注重跨文化交流中的他者视角，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不同文化的交流碰撞；应该注重材料的多样性，研究和比对不同身份的旅行者所书写的材料；应该注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将旅行史研究与地理学、制图学、管理学、自然科学的方法相结合；应该注重旅行的知识史的维度，探究旅行中不同知识系统交流背后所反映的文化碰撞。在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布尔东教授又说道：历史是对过去与现在的思考，阅读史料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当下。而旅行史则可以凝聚更多的主题，让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合作交流，以更好地理解当下的复杂性。浙江大学沈坚教授在其发言中指出：旅行史视角能够为历史学家提供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知识史的维度不仅有助于历史学家意识到主体在认识客观知识时的相对性，也有助于提醒历史学家关注地图这类反映当时地理学知识的史料；而本次研讨班上各位学者的报告展示了切入旅行史研究的多种角度，对建构旅行史的理论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复旦大学李宏图教授则认为，历史上人员、物质和思想的流动和其背后的国家权力密不可分，所以研究旅行史应该关注国家维度。对于中方而言，中国的旅行史研究才刚刚起步，所以需要整合旅行史的研究方法，将旅行史发展为史学领域的新兴学科。对法方而言，中国作为当今的旅游大国，可以为法方提供更多创造新知识的材料。希望中法双方能够就旅行史的研究在未来开展更深入的合作交流。

来自他者的研究：全球视角下的旅行、知识与书写

本届研讨班共有四场主题演讲。

9月25日下午，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米海伊·科尔比埃（Mireille Corbier）教授围绕“罗马帝国的旅行、参观、描述与认知”这一主题开展学术报告。科尔比埃教授展示了罗马帝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各类旅行，以及当时的人们通过旅行所获取的地理学知识。在科尔比埃教授看来，罗马帝国统一了地中海区域，并将势力扩张到了东方。与此同时，帝国内部各地区之间人与物的流动也变得更加频繁。她介绍了罗马帝国时期的几类旅行：第一类是以贸易为目的的旅行。罗马与各地区的贸易被地中海连接起来，形成了海陆兼具的贸易系统。因此，与贸易相关的流动构成了罗马帝国旅行活动的重要成分。罗马商人、军人和旅行家的墓志铭是研究这一时期旅行活动的重要材料，有关沉船的考古物证也有助于研究这一时期商船的人员构成、造船方式和贸易方式。第二类是罗马皇帝到帝国各邦的出行。当时许多具有纪念意义的铜币都刻画了帝国各邦人民迎接罗马皇帝入城的仪式。这种入城仪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罗马帝国统治与各城邦独立性之间的权力关系。第三类是罗马的艺术家和运动员的旅行。罗马艺术家和运动员会从一个城邦奔赴到另一个城邦，以参与在不同城邦举办的各项比赛。他们在参赛途中时常会留下记录旅行的作品，这些作品也是研究当时旅行活动的重要材料。第四类是以朝圣为目的的旅行。四世纪以后，随着罗马的基督教化，朝圣也成为罗马帝国重要的旅行活动。当时许多朝圣者留下的游记，是研究基督教史的重要材料。科尔比埃认为，罗马帝国时期的旅行促进了地理学知识在古典世界的传播和发展。她提及了托勒密、普林尼和塔西佗等人的地理学著作，并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两部周航记：《黑海游记》（Periplus Ponti Euxini）和《爱利托利亚海游记》（Periplus Maris Erythraei）。前者主要描绘了里海至黑海地区的地理状况，后者则主要描绘了红海至印度洋入口的地理状况。这些著作对于当时人建构地理认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9月26日上午，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莫里斯·埃马尔（Maurice Aymard）教授围绕“中世纪至近代欧洲的游记、知识流通及知识效用”这一主题进行了报告。埃马尔教授通过对中世纪印度洋地区各类游记的研究，展现出旅行史反欧洲中心主义叙事的可能。他认为旅行史的本质是：历史学家利用现存的直接或间接的史料，研究历史上的人与物的空间流动，探寻流动的主体、动机、背景和规模，以此重构人类流动的历史。旅行的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是旅游、迁徙、战争、贸易和朝圣等。历史学家一方面可以借助考古物证，重构历史上人与物的流动路线；一方面可以根据个体的旅行书写，探究旅行的组织方式、目的和动机、风险和解决办法、成功和失败，以及书写者沿途的所见所闻。他强调，研究中世纪旅行史要突破欧洲中心主义观念的限制，超出地缘政治的边界，延伸到欧洲外部的区域，把视野扩展到同一时期的亚洲和非洲。与近代相比，中世纪的旅行书写尚未被欧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完全垄断，更有利于历史学家们将视点放在欧洲以外，从外部世界观察欧洲。在分析了古典晚期至中世纪欧亚大陆的一系列变化之后，埃马尔教授提及了《爱利托利亚海游记》中罗马商人航行至印度洋的叙述。罗马商人曾依靠着季风进入印度洋海域，但并未对印度洋形成控制，后来的阿拉伯商人控制了印度洋贸易。在埃马尔教授看来，中世纪欧洲在印度洋的贸易体系中处于较为边缘的位置。为了弥补欧洲中心主义的缺陷，应该将研究的视点转向印度洋区域。这一时期的印度洋航线上汇聚了来自亚洲各国的商人和水手，海上贸易蓬勃发展。贸易连接了印度洋区域的各个地区，甚至超出了亚洲的范围，延伸至欧洲和非洲。埃马尔教授介绍了一系列历史个体在印度洋区域的旅行，并建议以总体史的视角研究印度洋贸易。他认为，贸易将各个经济主体联系起来，从而使历史学家能够以总体史的角度反思单中心视角的缺陷。因此不应把印度洋视作与地中海世界平行的区域，而应该将二者共同视作世界体系的一部分。

9月26日下午，布尔东教授围绕“16、17世纪欧洲旅人的中国之行和关于欧洲的认知”这一主题进行了报告。在他看来，欧洲在进入地理大发现时代之后，许多欧洲的旅行者前往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中国。这些旅行者所留下的游记与《马可·波罗游记》的记载有不少差异，甚至颠覆了欧洲对外部世界的传统认识。布尔东教授强调了知识史和科学史的区分，他认为：知识史的范围超出了科学史。科学史往往侧重正确观念的构建历程，而知识史包括错误的观念。科学史更多涉及书本知识，而知识史包含实践知识，因此不再局限于精英阶层。16、17世纪旅行书写中对远方知识的构建是多样的，其中一些知识甚至是错误的，但是这些知识对当时人的认知造成了实质性的改变，进而影响了历史进程。在介绍了一系列旅行史最新的研究成果后，报告进入正题。布尔东教授首先分享了从知识维度切入旅行史研究的方法，他认为历史学家在研究旅行史的过程中：应当察觉到单一欧洲视角的缺陷，以去中心化的视角去看待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应当察觉到旅行本身所生产和传播的知识，而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旅行所追求的知识；应当关注旅行知识的生产与权力的关系；应当关注旅行史与经济史、技术史之间的关系。随后，布尔东教授介绍了《马可·波罗游记》对16世纪欧洲建构中国知识的影响，并用一系列地图展现了当时的欧洲人对世界地理的认知随着旅行知识的传播而逐步递进的过程。针对16、17世纪欧洲人在中国的旅行，布尔东教授先分析了葡萄牙人数次尝试深入中国而最终失败的原因，然后重点介绍了来华耶稣会士的旅行经历。他认为来华耶稣会士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的权力阶层，对知识的获取更加系统和完整。耶稣会士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出版成册，这对当时欧洲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进了欧洲汉学的诞生。在布尔东教授看来，16、17世纪的欧洲人主要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获取中国的知识：第一，通过在中国与欧洲之间充当中介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第二，通过正在构建自身世界体系的部分亚洲国家；第三，通过来华耶稣会士的旅行书写。最后，布尔东教授总结说，他认为研究知识传播史最重要的还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下，比对和碰撞不同的史料，让沉默的史料“说话”。

9月27日上午，华东师范大学蒂墨·贝克罗夫特（Timothy Baycroft）教授围绕“在旅行书写中找到你的方向”这一主题开展学术报告。蒂墨教授明晰了旅行史这一学术概念的边界，并分享了研究旅行史的方法。在蒂墨教授看来，旅行书写是旅行者对旅行过程中的一个或多个地点的回忆和记录，通常出自水手、军官、科学家、传教士、冒险家、商人、外交官、行政人员和艺术家之手。也有许多旅行书写由这些旅行者的妻子完成，因为她们通常有更多空闲的时间。历史上旅行文本的数量非常庞杂，学者们可以分别从文学、历史学、人类学和哲学等不同学科的视角切入对其进行分析和解读。蒂墨教授在此区分了虚构的旅行文本和现实的旅行文本，他将旅行史研究的范围限定在现实的旅行文本之中。对于带有虚构成分的现实向文本，历史学家需要认真甄别文本中虚构和真实的成分，对其进行谨慎考证。蒂墨教授引入了来华传教士安德烈·伊韦尔诺（André Yve rneau）的事例以说明旅行史研究的形式。关于旅行史的研究方法，蒂墨教授认为历史学家应该关注旅行史的三个核心要素：文本、地点和问题。首先，可以从地点切入。历史学家可以选择一个固定的地点，然后系统性地研究有关这个固定地点的旅行文本。其次，可以从问题切入，历史学家可以用旅行文本作为材料，将其组织起来回答某个问题。最后，要关注文本的历史语境。历史学家在阅读旅行文本时，应当通过文本捕捉其折射的时代背景，以重构当时的历史场景。

交流与互鉴：中外旅行史的范式探讨

在9月28日中法历史文化研讨班的圆桌会议上，与会的中外学者分享了各自的学术成果，共同交流旅行史的研究范式。

对于旅行史未来的研究方向，布尔东教授认为：应该从长时段的视角研究旅行史，重视印度和阿拉伯在东西交流中的中介作用，关注旅行的知识史维度。埃马尔教授同样也提及了对长时段视角，以及对东西之间中介地带的重视。他还提及了最近关注的一系列有关旅行史的问题，例如：新大陆对当时欧洲人认知的影响，太平洋被纳入到世界体系的过程，印刷术对旅行史的影响，以及被重新发现的古代知识对早期近代欧洲人构建知识体系的影响，等等。科尔比埃教授提到，她选择古典时代的材料进入旅行史的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希望将旅行史置于长时段的视野中去研究。针对东西交流中的中间地带，她认为中介国家的历史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东西交流的历史，所以中介国家的历史本身同样值得关注。此外，她还建议历史学家发掘传奇、神话和文学中可能蕴含的历史信息。巴西里约热内卢坎迪德门迪斯大学的恩里克·拉雷塔（Enrique Larreta）教授介绍了“旅行”一词在欧洲和中国词源学上的含义，展示了交通工具对旅行史的影响，并提及了孟德斯鸠、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等人对世界体系的思考。他提到，在全球化时代，旅行史不再只是关于过去的问题，同样也是关于未来的问题。英国利物浦大学历史系的邬隽卿副教授提及了长时段的视角如今在英美学界所受到的批判，与法方学者交流了对这种批判的看法。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高嘉懿副教授分享了她对新中国官方组织的外交旅行的研究。她提到，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为了向外宣传中国的形象，时常邀请一些法国友人访问中国，并为他们安排在中国旅行路线。来访的大多是一些立场亲共的左翼知识分子，在中国的旅行引发了他们对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重新思考。蒂墨教授分享了来华传教士安德烈·伊韦尔诺在中国的旅行经历，他认为旅行史研究最重要的是要将旅行文本放到当时的历史语境中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刘伟才副教授尝试从旅行史的角度思考非洲的内陆探险活动。他提到，欧洲人在非洲的内陆探险活动通常是出于贸易、传教和探索未知世界等动机，参与者通常有探险家、传教士、商人、猎人、博物学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医疗专家、殖民军人官员等多种身份。随后，他介绍了一系列深入非洲内陆的法国旅行者，以及他们关于非洲的旅行书写。复旦大学法语系青年副研究员鲁高杰（Gaultier J. R. Roux）分享了自己对皮埃尔·绿蒂及他所著的《在北京最后的日子》这一旅行文本的研究。他还提及了自己对20世纪法国船长和探险家所写的航海日记的关注，以及对20—30年代法国记者在上海所写的新闻报道的关注。他认为旅行史研究应该关注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在空间中的旅行。华东师范大学法语系的金桔芳副教授分享了自己对儒勒·凡尔纳小说中的虚构旅行的研究。她梳理了虚构游记的文学史，并展示了凡尔纳的虚构游记与十九世纪地理学认知的关系。她建议借助史料对凡尔纳的文本进行研究和解读，将文学的方法与史学的方法相结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的范丁梁副教授介绍了德国二十世纪旅行史研究的现状。她认为德国二十世纪以前的旅行史更侧重于探索外部世界，而二十世纪以后的旅行史则更侧重于重新审视德国自身；二十世纪以前的旅行史更侧重于研究个体或具有代表性的群体的旅行，二十世纪以后的旅行史则更侧重于研究普通大众的旅行。她介绍了德国史学界从现代性、文化史和视觉史等方向构建旅行史理论的一些尝试，并认为德国历史学家更倾向于将旅行置于社会结构史的范畴中研究是旅行史无法在德国成为显学的原因。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姚蕾分享了由十八世纪赴缅传教士的日记内容所引发的，学术界关于缅甸南方文明的一系列争议，并以此质疑了旅行史惯有的思维模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肖萧分享了关于美国66号公路的案例研究。他提到，66号公路承载了美国诸多的历史文化记忆。这条公路不仅连接着对美国过去的回顾，也同样连接着对美国未来的想象。会议的最后，各位学者针对自己分享的学术成果展开了广泛而深刻的交流，共同分享了自己对旅行史未来理论取向和研究方法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