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重新定义主权：主权概念的缘起、流变与危机

2018年9月7日，在清华大学文科图书馆会议室，汇聚了来自中国、美国、印度、意大利和瑞士等多国学者。此次会议的主题是“重新定义主权”，由清华大学的汪晖教授联合美国非洲研究著名学者安东尼·博格斯教授（布朗大学）、意大利政治学和历史研究学者拉法叶·劳达尼（博洛尼亚大学）两位学者共同发起。这次会议是全球人文和批评理论学会之下一个研究项目的初步尝试。该项目名为“政治概念的全球史”，为挑战现代政治思想史传统的学者创造了一个跨国的学术网络。一方面反思欧洲中心论视角下的现代政治概念与理论框架，另一方面超越当代社会、政治分析的“方法论上的民族主义”。

会议现场

在全球化矛盾频现的当下，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主权观念下的政治和法律技术操作，还要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回溯这一重要政治概念的缘起和流变。换言之，在历史终结论最终确认之前，我们尚需追问：主权思想如何在近代欧洲萌发，并升格为当代公认的政治概念？在全球化进程中，主权概念在殖民时代前后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在当代的政治建构中，是否存在主权选项之外的可能性？

作为意象的主权

研究福柯的Sandro Chignola教授来自意大利的帕多瓦大学。面对全球化时代混乱的政治概念，他转向对古代文献中主权者图像的解读。他认为，全球化时代下的各种机制已经对主权概念提出了挑战，因此在厘清主权概念之前必须先明确两个前提。首先要明确，我们当下对主权等政治概念的模糊认识，实际上是一种认识论的断裂。全球化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整个现代性的概念史，这使以国家为普遍政治历史主体的思考方式受到了挑战。其次需要承认和纳入全球化视角，而这种吸收、承认、纳入又是细微、无形和去中心化的。

他援引昆廷·斯金纳的观点指出，十六至十七世纪的欧洲人文主义者将视觉图像作为吸引读者注意力的工具，并将理念与思想浓缩到图像之中，使其映刻在读者脑海。斯图尔特·克拉克称之为西方文化的“眼中心主义”。当时的英国政治理论家霍布斯，显然非常熟悉这套方法。在他翻译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撰写的《论公民》、《利维坦》三本书中，都使用具有丰富信息价值的图像作为书籍扉页。Chignola教授也承认，霍布斯著作的扉页图像确实比文字蕴含了更多可解读的信息。这三幅图中最重要的莫过于《论公民》和《利维坦》中的两幅图像。

图片依次为《伯罗奔尼撒战争》、《论公民》、《利维坦》三本著作的扉页。来自论文集截图

《伯罗奔尼撒战争》扉页分上中下三部分。在上部，左边是斯巴达城邦，右边是雅典城邦，中间是希腊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全图。在中部，左侧是斯巴达国王阿希達穆斯二世，右侧是雅典民主领导人伯里克利。在下部，体现了两国的政治场景，斯巴达国王与贵族在议会共商国是，雅典的民众则在听煽动者的演讲。《论公民》的扉页分为上下两部分，每一部分又分左右两块。在下方的世俗世界里，右侧是人人自由、处在无政府状态的印第安人，互相争战，面容憔悴；左侧是主权保护下的帝国，秩序井然，生活富足。在上方的宗教世界里，主权治下的人们深入天堂获得拯救，无政府下的野蛮人只能被魔鬼押入地狱。在《利维坦》的扉页中，主权者化为圣经传说中的海怪利维坦，左手执利剑，右手执权杖，躯干由成百上千背过去也不露面孔的小人组成。

假如我们能进一步放大利维坦躯干，将会发现组成它的成千上万个小人里，每个人背对读者，仰望利维坦的头颅。从长袍和帽子可以判断，其中有男人，也有女人，还有怀抱婴孩的妇女。在伟大的利维坦面前，每个人均被包裹在大同小异的长袍里，个体性别、财力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被抹除，每个人都是其中的臣民/公民。霍布斯似乎在暗示，只有高度同质性的个体才能完美地统一在一起：“……像这样统一在一个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称为国家，在拉丁文中称为城邦。这就是伟大的利维坦的诞生。”

全球化时代重新的主权建构，延续地仍然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逻辑，个体将个性化的面孔背对读者，留下的是同质性的公民身份。无论黑人、移民、妇女还是其他少数群体，个殊性的身份并不会成为主权共同体重构的障碍。

此外，布朗大学从事非洲研究的学者Bedour Alagraa从阿甘本和德里达的著作出发，从另一条脉络梳理主权意象，同时从美洲黑人奴隶视角反思主权，比较主权在美洲与欧洲象征的不同。Alagraa同样也将主权的意象追溯到霍布斯的《利维坦》，但她突破了人们对利维坦的通常理解，即它是一个巨大的组合体——由头、剑、权杖以及成千上万个人的身体组成的躯干组合而成。如果进一步的检视，会发现这并非只是由四部分组合而成，而是由无数围绕躯干的细线和边界组成。因此，主权毋宁说是划定空间的界线。

Alagraa指出，另一个描绘主权的重要意象是“狼”，这一传统从卢梭延续到德里达。在阿甘本和德里达的著作中，狼的隐喻被用来分析主权如何用权力来组建政治共同体，或者通过人民的内在信念塑造统一性。阿甘本对“牲人”（homo sacer）的比喻是“狼人”（wolf man），他们被禁止进入城市。牲人是因违背禁忌，而被共同体排除在外的独立个体。他被剥夺了原有的社会联系，还原为纯粹生物性存在，性命不再受法律保护。在那个纯粹自然角力的领域，暴力取代法令，成为唯一且无声的语言。在德里达的《主权与野兽》（beasts and sovereign）中，德里达用狼的隐喻来解释政治生活起源的故事。

这点在中世纪童话中也可见到端倪：许多故事告诉小孩远离森林，否则将受到狼的袭击；因为为了保护儿童，某些家长的保护成为必须。因而，“狼”的隐喻成为主权思想形成的前提：主权被看作某种保护，让共同体免受被吞噬和毁灭的危险。而施密特认为，政治就是区分敌友，共同体在与“敌人”的对立中获得确认，实际上也暗合了这一逻辑脉络。

然而，在美洲殖民地和欧洲，主权的表达和象征呈现不同的特点。在欧洲，从狼的“隐喻”和施密特对敌人的阐述可以发现，他们通过禁令或恐惧的方式塑造共同体成员。在殖民地，欧洲白人殖民者的实力远远大于土著和奴隶，白人殖民者建构共同体的技术也发生转变，他们所建构的他者从神秘的敌人转为可供施虐的弱者。因此，Alagraa认为，对殖民地的白人定居者、种植园主及其后代而言，他们从对土著、奴隶等的暴力行为中获得身份认同和主权感知。从殖民地种植园的早期文献中，我们能看到奴隶主对奴隶的难以想象的残忍行径，例如在加勒比法国殖民地盛行的“血色盛宴”（feasts of blood）——种植园主阶层用毫无必要的惩罚和惨无人道的虐待对付奴隶和土著居民，或活埋、从头上浇灌热蜡、用火药填满奴隶身体之后再引爆，捆绑在蚁巢附近，从而被蚂蚁活活吞食。这成为塑造殖民地主权的某种仪式（rituals），也造成了黑人心中的“白色恐怖”（white terror）。

从欧洲转换到海外殖民地，从对暴死的恐惧到恶的释放，这些不单单是心理或行为的变化。对白人定居者而言，垦殖世界的边缘不再是危险的黑森林，而是亟待开发的新世界；向蛮荒世界的拓殖毋宁是驱除黑暗，带来文明的火种。殖民者正是在不断地开拓边疆中形成独有的民族特性。 白人在欧洲被“狼”威胁，在殖民地却成了危害和破坏他者的“狼”。因恐惧而组建保障安全的集体，因威权而组成施虐的群体，共同体通过自我与他者对立，塑造自身的逻辑没有变化，变化的是彰显主权的仪式。

互为他者的主权建构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之间的主权认识互动也颇值得关注。殖民者如何识别本地政权，并找到能够达成协议的统治者？当地人又如何在他们的传统知识谱系中定义殖民者，并形成本土政权和殖民者政权同时存在的差序格局？与会的几位学者回顾了殖民时期的历史，以一种“相遇”或“互相发现”的视角，试图重新理解“主权”概念。

1838年，东印度群岛和中国站的总司令弗雷德里克·梅特兰（Frederick L. Maitland）驱遣Larne号帆船及其船长布莱克（P.J.Blake）去收集有关菲律宾苏禄岛的主权者情报。而布莱克船长的这一任务，成为一场更为广泛任务的序曲，英国政府鼓励海军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识别各地主权者的浩大行动。美国范德比大学研究帝国史和殖民法的Lauren Benton教授以这段历史文献为基础，研究了英国海军在十九世纪中期识别主权者的情形。

当时英国海军将其塑造为英国臣民或者说英国利益的保卫者，为了评估海外的威胁以及最好地保护英国利益，便要求海军军官在得到来自母国的答复之前，迅速地对当地情形做出判断和行动：当地统治者是否值得成为契约适格当事人？他们能否维护商业关系并保护财产？而发现真正的主权者，成为找到契约适格当事人的必要前提。“保护”（protection）和“占有”（possession）成为识别主权者的两个标准。保护意味着一种无疑义的政治统治关系；明确保护关系，才具备向主权者表达领土要求的证据与可能性。

然而英国海军在前往苏禄、马尼拉时，套用这个规则便遇上了麻烦。有些官方允许的私掠船袭击了他们，而这伙人声称是苏禄岛苏丹的臣民。假如苏禄岛苏丹是主权者的话，又为什么不能控制他的臣民行为？英国海军进一步意识到，这些地区的统治者几乎是一盘散沙，无法有效地约束部下和臣民，与当地统治者签署的协议有效性着实堪忧。这种情况使海军军官不再对主权者地位作出任何非常明确的决定，并在孤岛和沿海地区承认各种“准主权”统治者。

完成现代主权国家建构的欧洲殖民者，习惯将自身的体制与历史理解投射到其他地区，力图识别殖民地的主权者，这被证明有时是荒谬和徒劳。然而，认识图景中的错位并不能阻碍列强的殖民进程。在资本主义和工业化大生产的推动下，全球政治版图根据民族国家和主权理论模型快速调整，以适应当时的国际法和国际体系。欧洲近代国家与印度的王朝政权的相遇戏剧性地展现了这一融合过程。印度在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殖民下，传统政治体制和概念逐步瓦解，为了便于殖民者的地方统治，南亚政权被改造得权力更为集中。来自印度“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SDS）的女性学者Prathama Banerjee教授回溯此段历史，发现了新兴与传统政治概念在印度的兴衰交替。

Banerjee教授认为，主权并非一个普遍的政治概念，尽管它已经在当代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中拥有了丰富的实质内容。以南亚历史为例，统治权可能会采取不同于典型主权的形式。在前殖民时代的莫卧儿王朝，南亚诸王共同分享权力，最高统治者作为万王之王（king of kings），较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仅享有一些特权而已，尚未形成欧洲绝对主义国家和垂直官僚制的架构。这种权力结构与其解释为主权，倒不如解释为权威（overlordship）。

另一方面，在南亚负责殖民和商贸任务的东印度公司也不同于我们一般所认识的主权国家体，它像一枚硬币的两面那样，既有主权者的权力，又有财产权。东印度作为主权统治者，要求法治（rule of law），而作为财产所有人，又以自由为基础要求尊重财产权。东印度公司与南亚传统统治者的相遇发生了复杂的化合反应。东印度公司在努力识别这块土地上的主权者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西方对东方暴政国家的流俗想象，认为印度也属于一个专制独裁的国家——统治者不仅掌握了政治的绝对统治与生杀予夺，同时还拥有国家所有的土地，人民毫无财产权意识，可供任意驱使和搜刮税赋。事实当然并非如此。东印度公司不仅先入为主地错误理解了南亚的社会形态，同时也将南亚的权力结构改造为类似欧洲国家的中央集权结构。当然，东印度公司对南亚传统政治结构的改造，并不是所谓文明世界的恩典，而是出于帝国扩张和资本主义的生长逻辑，这实乃物种进化的逆向逻辑：主体并非单向地受环境改造；庞大的主体能对环境产生了逆向影响，让陌生环境成为一个个镜像复刻的自我。这样才能最高效率地控制、互动和汲取营养。

在否认了原有的统治之后，殖民地政府第一次在南亚建立了典型的主权结构，它的基础是与地区或者社群无关的理性化法律。然而这套施予的外来政治概念与印度本土的政治概念并不十分协调。在前殖民时代的南亚王权范畴里，政治与经济的统治权相互共存，并不分离。但是西方的现代主权思想严格区分了经济与政治领域，即便到了全球金融网络无缝对接、跨国贸易兴盛的今日，仍是如此。而这套结构在印度独立后被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所继承。

后殖民时代的民族国家建构的参与者忘却了自身的本土资源，也不再眷顾传统的政治合法性理由。这当然不只是地理大发现和殖民时代以降的历史惯性，更是以欧美为中心的现代国际法体系和经贸来往的要求——参与者必须以主权国家和民族国家的面目出现。全球化编织了一张涵盖经济、文化、政治与思想的跨区域传递网络。这种网络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并没有因为近代殖民与奴隶贸易的抽离而告瓦解。我们在努力跻身其中，同时也被这个体系的规则规训。这个时代不得不重新思考主权国家的功能与地位，挖掘本土根源的政治思想传统，应对内外的周期性危机。

康奈尔大学东亚系的酒井直树（Naoki Sakai）教授，试着在东亚社会体制转型的基础上思考平等和正义问题。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前的政治体制被称为“幕-藩制度”（Baku-Han）：封建的藩邦围绕幕府组成政权的联盟，并不等同于现代主权国家的集权体制。德川幕府不代表日本人民全体，更不享有完全的主权。在这种社会结构下，现代的平等理念难以实现，只能在明治维新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之后才能实现。同理，酒井直树教授认为，归功于民族国家的建立，东亚的中国、韩国也得以重新完成个人身份的认知。

儒家文化在这段进程中的作用十分微妙。儒家文化对社会关系和个人身份的理解与现代民族国家并不相容。儒家文化也不能化约为人们对社会身份的教义式理解，因为它毋宁是一种更复杂多层的社会关系网络和实用的行为规则。日本近代思想家福泽谕吉在当时社会结构转型和国家架构的过程中，已经意识到了儒家文化与现代国家的不协调，并积极寻找儒家道德伦理的替代品。最终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了儒家文化的替代品，对天皇和国家的忠诚成为人的信条，对日本民族优越的自信取代了中日朝在文化上的亲近感。这最终酿成了东亚近代的战争灾难。现代日本依然残存着极端民族主义势力，他们通过针对外族的暴力排外行为获得身份认同，这在过去几十年针对在日定居韩国人的暴力事件中已有显现。

近年来，有学者围绕黑人政治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例如种族如何塑造黑人的民主公民身份问题。现在人们开始用主权观念来描绘种族与各类政治衰落之间的关联性。布朗大学的政治学教授Juliet Hooker在她的报告中，建议用丹尼尔·艾伦（Danielle Allen）和蒂娜·坎普特（Tina Campt）的反思来概念化她称之为“种族化主权”的微观政治。目前这种政治形态不仅源于国家主权的衰落，还来自于对种族主义和白人优越地位的重申。在西半球，过往白人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时代的怀旧似乎成为当代种族政治的关键因素。同时我们会怀疑，主权概念是否是描述各类政体中种族主义权力主张的最佳形式，黑人国家的政治主权是否能够保证黑人的独立地位。

来自克拉克亚特兰大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Maziki Thame致力于种族和性别研究，她认为，虽然在后殖民时代的加勒比地区，黑人需要塑造一种不同于传统的主权观念，以回应自己的政治诉求，并获得培植自由的基础。她将应用于国家的主权应用到黑人整体族群之上，在国家范围之外建构理解和认识黑人自由权利的空间，以此免受殖民主义和奴隶制等历史包袱的影响。反之，加勒比地区的黑人国家仅仅追求区别于殖民地的国家完整性，这种政治主权的完整性仅仅是一种有限的“解放”。

主权、帝国与全球秩序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的Athony Carty教授与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章永乐副教授是在场的两位具有法学知识背景的学者。Carty教授的《国际法哲学》于2017年由爱丁堡大学出版社出版。卡蒂援引书中观点认为，经济上具有自决权的人民，才能塑造保护世界贫穷人口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国家的金融独立性和自主性，也是主权的重要维度，而现在只有少数例如中国这样的国家才能充分的控制货币和资本。此外，卡蒂希望国际金融体系能够迎来机构性改革，用银行业和税收来限制国际游资。

1980年代以来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的修辞，表明了各个国家不得不毫无选择地向世界资本市场开放。但是，也必须找到经济开放与国内社会稳定之间的平衡。实际上，如果一国没有知识和资本来保证国内社会和经济实体稳定的话，便无法参与到全球经济分工。拯救本国人口和经济的努力并不能被诋毁为民粹分子行径。然而引起的恐惧将激起其他国家的恐慌措施，从而互相伤害。“帝国”三部曲的作者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与《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作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著作已经预示了这一路径，同时也包括中国长期的经济和金融策略。

章永乐副教授尝试在帝国的历史语境中思考主权含义，发现了主权概念对帝国霸权格局的挑战。主权划分空间内外，然而人类历史上任何帝国只能适配单极的权力体系。帝国需要对各遥远邦国和行政实体声明至高的权威，主权的概念可能会成为地方行政机构宣称远离帝国中心、获得更高自主权的正当性理论。

1648年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结束了欧洲百年的王朝与宗教争战。它以主权理论为依据，承认各个主权国家共存，反对干涉内政，形成互相独立与制衡的国际体系。随着欧洲影响力遍及全球，这套规则体系成为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中心原则。然而美苏冷战结束后，苏联阵营瓦解，帝国囊括一切的逻辑彻底展开，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支持的国际资本流通和贸易体系，弱化了经典的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架构。美国俨然如中古时期的欧洲帝国，获得了世界秩序中的绝对霸权。依据主权划分的内外空间界限逐渐虚幻。然而在2017年我们见证了这一趋势的颠倒，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论重新激发了主权的论调。作为帝国中心的美国，不再强调侵入和驯化的逻辑，转而强调内外的区分，以至在美国墨西哥边境筑实体墙。

特朗普实际上在机会主义地使用主权概念，言说和实践并不自洽。与其说这代表了帝国的撤退，倒不如说他试图强化帝国的内核以拯救帝国。在未来多极社会的门前，我们更需要以一种中道的方式严肃思考与多边主义相协调的强主权概念。

尾声

无论是殖民时期的黑奴与白人，海岛土著与皇家海军，还是南亚王朝与东印度公司，也许可以将这之间的关系看作德里达“狼”的隐喻翻版。“我们”必须团结才能应对威胁、保卫安全；也仅仅归功于霍布斯式的暴死的恐惧，才能构筑起统一的“我们”，树立有绝对效力的主权。

主权无疑是现代政治思想谱系中神秘且复杂的概念。它来自于神权又排斥神权，正如凯撒区别于上帝；主权意味着统领世俗世界的一切，又不得不束缚在民族国家有限的空间中。主权表现为一套复杂的祭仪，它是旗帜与界碑、利剑与权杖；又像国之公器，在血与火、守卫与牺牲中获得。作为特定统治形式的主权发端于人性的幽微之处，那里残存着人类残存的动物性潜意识，即领地意识；同时来根植于村落边缘黑森林的恐惧，那里藏着猛兽和野蛮的外族，随时吞噬不慎闯入的牲畜和儿童。

在去魅的当代世界，神话与传说不再，主权概念更多地在法与政治的语境中被讨论，任何一个全球化网络中的政治共同体均无法忽略：它既是一个国家的合法性之所在，又常常以人权之名的行动刺穿。这样一个本源于近代欧洲的思想装置，却随着民族国家的浪潮逐步取代了地方性政治传统，成为普世化的政治“公理”与“法则”。我们尚无法想象无主权的世界如何运转，但思想的追问和探索仍将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