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一村庄数十村民死后仍分钱，股权“生不增死不减”引争议

村民死后仍“享受”集体资产的收益分配，但新出生人口和外来媳妇却没有同等分配资格，这事在长沙市雨花区桃阳村引发争议。

两年来，村民邓学科一直为他儿媳和孙女的“分配资格”头疼。他的儿媳2016年落户桃阳村，孙女2017年出生后上了户口，可都不能享受村里的统筹分配。

邓学科儿媳和孙女的分配资格问题并非个例。9月28日，邓学科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提供多份名单称，近六年来全村死亡的86位村民，仍在“享受”每人每月200元的集体资产分配，年终还有一千元分红；但近六年来村里的159名新出生人口，以及十多名嫁入本村并落户的外地媳妇，却未能获得集体资产收益分配。

桃阳村和同升街道办事处的干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采访时介绍，桃阳村推行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根据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将2012年12月31日作为“断股基准日”，“基准日”之后的集体资产股权分配，实行“生不增、死不减”。

街道办事处建议一直“维权”的邓学科向法院起诉，不过法院认为此事属村民自治予以驳回。对于此类案例，多地法院的裁判定性有些差异，而接受澎湃新闻采访的多名法律人士也存在分歧。

争议：80多名死者仍享分配，上百新增人口“无资格”

位于长沙南部的桃阳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因为雨花区建设产业园项目，桃阳村2009年完成了整体搬迁，以前的村庄变成了现在的桃阳小区，原来村委会的牌子改成了社区筹建委员会。

在九年前的拆迁过程中，桃阳村的680亩土地被保留下来，作为村民的生活和生产安置用地。现任村支书彭特介绍，村里将这些土地和相关物业对外出租，一年的“合同收入”为1670万元左右。近六年来，村里的2262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人每月领200元，年终可获1000元左右的“分红”。

在分钱的问题上，一些村民因为没有获得“资格”，与村干部产生矛盾。

湘潭女子刘建秀与桃阳村民张金华结婚后，2016年将户口迁至桃阳村并在此生活居住，但她一直未能享受村里集体财产的分配。“我已经是这个村的人了，却是一个不被认可的人。”刘建秀叹道。

与刘建秀情况类似的，包括邓学科的儿媳吴拥。2015年1月，吴拥与邓学科的儿子邓八锭结婚，此后在桃阳小区生活居住。2016年她将户口从娘家迁至桃阳村，但不能享受村里的集体资产分配。

此外，吴拥的女儿邓植萱2017年8月出生后上了户口，也无法享受村里的统筹分配。

邓学科此后调查发现，像吴拥、刘建秀这样取得桃阳村户口但不能享受集体经济分配的“外来媳妇”，有十多人。而他掌握的另一数字更详细：2013年1月至2018年9月10日，桃阳村新出生人口159人，均未能享受集体资产收益分配。

但另一方面，一些已经死亡的村民却能照常“领”钱。村民张金华介绍，其父亲张术生2016年7月因脑溢血去世，但其名下每月200元及年终约一千元的分配额，至今仍按时打入账户——当然，这钱实际上由张金华领取。

邓学科提供的详细人员名单显示，2013年3月至2018年9月10日，桃阳村死亡人数为86人。这86位已死村民至今仍“享受”集体资产分配，每月的钱都打入其账户。

“死人照常享受，一些活着的人却没份，这不公平嘛。”邓学科说。

“股权”：集体资产收益分配“生不增、死不减”

桃阳村的集体资产收益分配为什么会出现邓学科、刘建秀等人所反映的情况？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村支书彭特进行了解释。

早在2012年，桃阳村开始试行产权制度改革，对集体存量资产实行统筹分配。彭特介绍，当年11月，相关工作方案经村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统筹分配的人口计算截止日定为2012年12月31日。

“在截止日之后，新出生的不重新分配，死了的那份也不收回来。”彭特说，邓学科儿媳妇是“截止日”之后嫁入本村落户，所以不能享受相关分配，“我们六年来一直按这个方案执行，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至于六年来本村死亡、新出生以及落户人口等数字，彭特表示“不大清楚”。

2016年，桃阳村筹划成立“长沙市桃阳实业有限公司”，对村级资产进行公司化经营。彭特证实，由于“公司”没通过工商注册，故没有实质运营，“现在我们准备按集体股份经济合作社的形式，进行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彭特所说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2017年来已在长沙市雨花区铺开。雨花区是这项改革全国第二批的100个试点县（区）之一。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将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以股份或者份额形式量化到本集体成员，作为其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基本依据。”文件要求，全国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此项改革。

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也就是股份所有人，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采访中，长沙桃阳村支书彭特介绍，桃阳村的作法是，按照此前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将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基准日”，仍定为2012年12月31日，这个时间点之后实行“增人不增股、减人不减股”。

彭特介绍，桃阳村2012年12月31日的户籍人口为2262人，故六年来村集体资产收益均按照2262份来分配。“采用生不增死不减的办法，最有利于工作和保护群众利益，”彭特说，“否则的话，操作上很麻烦，麻烦还在其次，关键是人口源源不断地增加，而蛋糕还是这么大。”

桃阳村“生不增死不减”的作法，获得了其所在的同升街道办事处的认可。“我们把基准日叫作断股日，”同升街道办事处分管此项工作的人大工委副主任王宇说，“在断股日之后出生的村民不能享受原来的股权分配，去世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的股权由其家人享受。”

王宇告诉澎湃新闻，“断股”后的新增人口，也可以通过申请认定的程序成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但其股权不是从村里的股权中来分配，而是从他家庭已有的份额中共享。”

股权管理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中不能绕过的现实问题。2017年1月3日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农业部副部长陈晓华介绍，农村经营性资产的股权管理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随着人口增减而调整股权或份额的动态管理，另一种是生不增死不减、保持稳定的静态管理，“是选择动态还是选择静态，要由群众来最终决定。”

诉讼：法院认为属村民自治不受理，专家看法有分歧

桃阳村“生不增、死不减”的集体资产股权管理模式，让邓学科的儿媳、孙女，以及村民刘建秀等一百多名婚迁和新出生人口，失去了“同等分配”资格。

今年68岁的邓学科多次向上级部门申请“维权”。2016年1月，雨花区同升街道办事以公函形式告知他，其信访事项属村民自治范畴，“我街道决定不予受理，请依法向人民法院提出请求。”

2016年6月，邓学科作为儿媳吴拥的委托代理人，向雨花区法院起诉桃阳社区筹建委员会。

作为原告代理人的邓学科认为，吴拥婚后落户桃阳村并一直在此生活居住，应享有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分配；作为被告的桃阳社区筹建委员会则认为，村民代表大会已将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截止日定为2012年12月31日，截止日之后落户的吴拥不享受集体经济收益分配。

2017年3月，长沙市雨花区法院作出裁定认为，被告行为和原告诉求属于村民自治的范围，不属法院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驳回原告的起诉。法院裁定书还指出，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如果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

此后邓学科的儿媳提出上诉，被长沙市中级法院驳回。

澎湃新闻查询发现，与此案类似的案例，全国多地已有发生。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搜索“侵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共查到2016年至今的15份判决、4份裁定。

上述15起判例中，有3起判例判决集体经济组织胜诉，有12起判决包括外嫁女在内的原告村民胜诉，要求相关村组支付原告集体资产收益款；在4起裁定案例中，有2起裁定驳回原告起诉，其中1起法院认定事项属村民自治范围，不予受理。

对于邓学科儿媳起诉桃阳社区筹建委员会一案，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宋连斌认为，村民代表大会作出决定属于村民自治，法院不予受理符合相关规定；而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永福律师认为，法律并未规定，村民代表大会决定违法或侵权案件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且此类决定最终仍需村委会主体身份的意志作出和执行，依据村委会组织法三十六条规定，村委会作出的决定侵害村民合法权益的，受侵害的村民可以申请法院予以撤销，故法院可以受理此类案件。

北京律师张鹏认为，如果村民代表大会的决定不合法或侵犯村民的合法权利，受侵害村民可申请乡镇政府责令改正，如果乡镇政府未依法处理，当事人可向法院起诉乡镇政府行政不作为或作为违法。

桃阳村的吴拥、刘建秀等婚迁人口以及上百名新出生人口，因在“基准日”之后落户无法享受集体财产收益分配，这在法律上如何定性？

“村民自治的决定，应尽量维持。”宋连斌教授认为，除非是显失公平或发生重大情势变化，否则应尊重村民代表大会作出的决定，而且从实际情况来看，如果集体股权随人口的变化进行动态管理，操作上比较困难。宋连斌建议，集体经济组织可考虑另外拿出资金，解决新增人口的福利问题。

陈永福律师则认为，桃阳村新增的户籍人口如果长期固定在此生产生活并形成管理关系，应属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享有相应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生不增”实质上侵犯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利，应属违法无效；而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的集体财产分配权利，是一种具有人身依附属性的财产权利，死亡后其成员身份丧失，相应财产权利同时失去，故“死不减”也属违法无效。

张鹏律师亦认为，从公平角度和村委会组织法的原则考虑，“生不增、死不减”的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方式，应改为“生增死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