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洪智库视角 | 李罗力：深港在河套地区合作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

编者按：9月21日下午，由社科联主办、马洪基金会承办、综合开发研究院支持的“深港科技创新再出发 河套跨境园区新机遇”研讨会在银湖CDI大厦举办。马洪基金会创会理事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受邀出席研讨会并总结。以下为李罗力教授现场发言部分内容整理，以飨读者。

今天这个研讨会开得非常好，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几乎不参加这类活动了，但前些天刘炜秘书长邀请我参加张克科同志的新书发布会，我说一定参加。克科是我的老朋友了，而且我们一直是在深港研究方向上的合作伙伴，所以今天义不容辞地前来捧场。今天的研讨会对我本人而言也有很大的收获和提高，接下来我先对前面各位嘉宾的发言的若干亮点进行总结，最后再谈谈自己的想法。

首先对张克科同志《河套的前世今生与深港合作一一深港科技创新口述史》一书的出版表示热烈的祝贺。在河套开发研究领域，深圳方面的克科和香港方面的文伙泰先，生两个人都是开创者。在河套开发漫长的历程中，克科始终如一，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地研究深圳的一河两岸发展问题，既关注河套，又不局限于河套。刚才他的学生也提到，在深圳市的高新科技产业培育方面，张克科老师也做出了令人难忘的贡献，因此我们很高兴能看到张克科这本著作得以出版。我前不久从深港科技创新的话题出发，也写了一本《深港合作共建高科技产业基地》一书（此书尚未出版），我在其中很多章节都引用了克科文章的观点。

今天会上大家从主题出发进行了轮番发言，我在台下听完感觉获益良多，尤其有一个亮点让我印象深刻。汪云兴讲“河套不是深圳的河套，不是福田的河套，也不是香港的河套，而是全国的河套，是全球的河套”。我认为这句话犹如高屋建瓴，从高远恢弘的角度看待我们对于河套问题的定位、研究、眼光和境界，可以作为本次研讨会的标志性定位。

刘鲁鱼刚才指出，尽管国家发布了河套规划，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支持，但实际上我们对河套下一步的发展仍是困难重重。我个人很同意他的观点。因为我们经年累月地研究香港问题和深港合作问题，与香港的很多人士打交道，涵盖了香港的政府官员、商界人士以及各界学者，切身感受到推动香港发展和推动深港合作实际上是很难的。最关键的一点在于，困难不在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始终是热情积极的，正如我在很多场合和文章中一直讲，我们深港合作（包括前海以及现在的河套在内），都是深圳这边“剃头挑子一头热”。这种情况在2021年迎来了转折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发表2021年施政报告时提出了“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它象征着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转变，是一个历史性的拐点。但是这转变是否已经深入贯彻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各个机构，甚至扩散到它的商界、产业界以及市民群众当中呢？这一点还有待观察，在我看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虽然我们要努力去推动河套发展，但是也要充分地重视其中的困难。刘鲁鱼也阐述了他的设想，河套地区要避免房地产色彩过于浓厚，要以金融、法律为主要发展方向，要以开曼群岛为典范，将其打造成融资、避税、信息交流的中心。

张正峰提出的两个意见也很重要，一是争取全国人大给河套立法，把河套纳入到全国立法的考虑视角，我觉得这一点势在必行；二是要通过实施河套规划打开深圳的国际合作局面，促进深圳与全球主要城市进行交流，把深圳打造成国际城市。当然，设立目标是一回事，怎么实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有这样一个构想，对于河套地区未来的发展来说还是很有启发的。

另外，张克科还提出了打造“河套湾区驿站”的展望与设想。他发言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什么是“驿站”，如何理解这一概念。听了他刚才在圆桌论坛上的讲话，我理解了“河套湾区驿站”的核心理念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深港双方在河套共同搭建平台，深圳的企业、金融机构可以到香港科技园或者河套地区去发展，但不一定要在香港注册；香港的企业和金融机构也可以不需要注册到深圳这边来，只要有利于双方发展的要素都可以很方便地到对方这边设立工作点、研究点、合作点，以此促进双方的发展要素能够高度融合。我认为，我们需要去认真考虑“驿站”这一做法，这也是将来可以认真研究的方向之一。“湾区驿站”是克科提出的新概念，我听完之后也是大受启发。

刚才袁义才讲到，今天讨论的观点和内容已经超过了国务院发布的《河套规划》，这一点我赞同。对于国务院公布的《河套规划》，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不能想着全盘照搬《规划》中的条件、政策、目标，不能凡事都去按照《规划》做。为什么说今天大家的讨论超过了《规划》？因为在场各位包括我自己都认为《河套规划》只是个大纲，河套发展要研究的问题很多，实现《规划》的过程中真正要再装进去的东西也会很多。将来如何把这个《规划》在行动大纲的基础上真正丰富它的内容，需要我们不断地创新。甚至很多时候需要我们因地制宜，从深港的现实出发，灵活变通地实施。香港毕竟是特殊的，它是实行“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如何突破其中政治因素、体制因素以及其他各方面因素的桎梏，在河套地区做出创新性的更加丰富的成果来，需要我们在《规划》之外更多的发挥主观能动性，因此袁义才的观点我深以为然。

另外，袁义才也讲了三个亮点，一是河套发展面临新的机遇期，这个新的机遇期对我们而言有好有坏，有良好的形势，也有严峻的形势（谢来风也提到了，要对《河套规划》面临的风险进行评估）；二是规划明确了河套肩负的国家使命；三是认为《规划》几乎已经包括了在此之前人们期望的全部政策。可能有很多人对于《河套规划》有不同的见解，在我看来，这个《规划》最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多年来一直是深港两地在讨论河套发展问题，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刚才，谢来风谈及《河套规划》的研究历程。因为我很长时间没有参与研究院的研究工作，所以我也是第一次听说从2017年国家就开始布局研究制订《河套规划》。现在国务院公布的《河套规划》，是由国研中心牵头，包括我们研究院以及深圳发改委、决咨委在内都参与其中，多方合力研究、设计了很多版本。说明我们的《河套规划》在上升到国家战略的过程中，经过了非常细致认真的研究。

另外，我很赞同谢来风提出的观点：《河套规划》很重要的特点是“协同发展”，或者说，《规划》的核心就是协同发展。河套方案如何实现我们与香港的协同发展，这也是我们理解国务院《河套规划》的重要结点。河套发展现在面对的国际形势非常严峻，尤其是来自美国的打压，香港如今也已经变成被美国打压的对象了，甚至香港特首要参加国际会议都被美国拒之门外，只是目前香港还没有被列入到美国的制裁名单而已。事实上，我们国家现在重要的战略产业（主要是高科技产业、金融产业等），美国都在拼命制裁打压。所以，未来《河套规划》实施过程中，我们都需要充分考虑和研究国际环境对香港会带来什么样的风险，以及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等等。对于河套怎么发展、深圳怎么发展、香港怎么发展，不能抱有一厢情愿的想法，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研究，需要解决。刚才我还注意到谢来风提到深港两地建立园区理事会机制的问题，理事会如何运作还有很多实际问题需要研究解决。

以上是我对各位嘉宾发言内容的几点归纳总结，算是帮助与会者捋清思路，发现并整理出亮点，对各位嘉宾而言也是一种收获和提高。

接下来，我简要地讲一点个人想法。我一直在申明一个观点，深港合作与全国各省市和香港之间的合作，包括穗港合作、沪港合作、京港合作都不同，最重要的不同就在于，深港之间是“同城合作”。深圳和香港两地仅一水之隔，两者实际上是一个城市群。深港的合作实则是“一体化”合作，是一种两地经济和社会的“融合”发展。虽然现在讲深港合作“一体化”“融合发展”，在书籍出版或者公开发表文章的时候都受到限制，但实际上就是这么回事。换言之，只有深港的合作是“融合”的，是“同城”的，是“一体化”的，这是深港合作区别于其他城市和香港合作最大的特点。

第二，河套地区合作，既是深港发展最早的一个节点，也是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个节点。现在无论在深圳还是香港，哪里还有同城化的运作？哪个地方都没有！只有在河套地区，在福田保税区和深圳河对岸，深港双方签订了协议，将这片地区建设成了“同城化”的实验区，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二三十年前开始，文伙泰先生、张克科先生，也包括我们研究院在内的刘鲁鱼、谭刚等人就开始研究深港合作了。我是1993年底调到研究院来工作的，而他们在1992或1993年就开始参与这项工作了。我们现在福田口岸的穿梭巴士就是刘鲁鱼他们提出研究报告最终落实的重要成果，而能在当时落实这个项目就是很了不起成果了。这些年来，进行河套地区深港合作，各方面的人都没有停止过努力，但是实际上河套地区的研究中间还是停滞了很长时间。这次《河套规划》的公布为我们开辟了新的前景，创造了新的空间，提出了新的命题，大家可以用很多的新颖的构想和研究方向去丰富它。

刚才我提到，当下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有利的条件，就是上一届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提出的北部都会区域发展策略。北部都会区域发展策略的提出，象征着港府第一次承认深港合作，第一次承认深圳是和香港处在同等高度的合作伙伴。过去我们研究深港合作的朋友都知道，香港不认同深圳，他们认同的是粤港合作，在他们看来香港是和广东省平起平坐的，深圳和香港合作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所以他们原先对于深港合作并不积极。但是从北部都会区开始，他们认识到香港的再工业化也好，新型工业化或者是各种振兴也好，都离不开深圳，而且现在形势已经逆转，深圳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香港。以前都是深圳人南下，如今是港人北上，现在的深圳已经成了港人的主要消费圈。所以我觉得研究河套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香港北部都会区的背景，我们不能够仅仅着眼于河套这几平方公里的地区，要将北部都会区这个香港的大计划纳入视野。我们河套将来发挥作用，不说在全球、全国的范围内，就是从深港两地出发，我们都不能够把目光局限在河套这几平方公里。

我在自己的书中提出了另外一个想法，虽然张克科可能不太同意我的观点，但是我一直坚持这个主张，为此也写了很多文章，那就是深港合作一定要实现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合作。我现在非常担心现在河套地区的产业发展，尤其是“研发中心”和“中试试验区”的问题。我想向在场各位提出几个问题：深圳现在有不少国家高端实验室，它们有没有可能建设到河套去？没有可能！深圳大学、南科大等等深圳高校的科技研发中心有没有可能建设到河套去？没有可能！深圳的高科技发展主力军是企业研发，但是深圳的高科技企业如华为、中兴、比亚迪等等，有没有可能把它们的研发中心建设到河套去？没有可能！它怎么进行中试？和谁进行中试？中试是和产业配套的，产品从实验室出来后需要完成中试才能和产业配套，然后才能形成产业链。河套地区产业链如何培育？供应链在哪儿？上下游产业怎么办？现在能去的只有港科大、港大、香港理工大学等等，仅此而已。河套地区3.89个平方公里，仅仅几个研发中心怎么填满？河套里面剩余的面积要摆什么？

我很担心河套的发展会重蹈覆辙，成为又一个前海。《前海规划》很高大上，同样也是国家战略，但实际做出来什么了？真正的《前海规划》有多少落到实处的？大部分只是一时深圳“剃头挑子一头热”的设想。《前海规划》对香港经济发展起到什么作用了？没看到！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玩自己的。我们现在一定要考虑在《河套规划》里面能够玩出来什么东西？能否把产业放进去？没有产业进入，没有企业进入，没有上下游配套产业进入，你光摆几个研发中心有什么用？更何况香港没有什么研发中心，除了几所大学之外，它根本没有高端产业。大部分港资企业现在仍然属于低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香港的金融业、物流业、航运业等等，都只是为实体经济配套的服务业而已。香港经济的要害实际上是“产业空洞化”。香港提出“再工业化”已经过去十多年了吧，现在有什么真正的进展？香港建设高科技园也已多年，它的高科技园如今也没有什么大的进展，在我要新出的书里对此都有认真的研究，提出各种数字资料的佐证。

现在香港在河套那边建设了一个科技园，总共就是寥寥几所大学，摆的研究机构，还不如我们这边热闹。我们福田区在河套这边的福田保税区建设了很多机构，但都也是研发中心、实验室、测试室等。福田区拿出来的这些东西，能代表我们深圳的高科技产业吗？我们真正的高科技产业在哪儿？在南山区，在高科技园！当然全市现在也有很多高科技产业，但问题是怎么将它们引到河套地区去？河套地区在这个过程中要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我提出的这些都是很实在的问题，怎么样解决这些问题，才是真正有实际意义的。

当然我不是给大家的热情泼冷水，我是觉得在研究河套发展问题时，我们能否在国家规划基础上，想办法用一些新的方式、新的内容把它填实了，变成实实在在的发展规划和发展前景。前海也有规划，也是国家战略，当时公布时同样很让人震撼，然而实际的发展成果却差强人意。前海的问题我言之于此，不再多说。

谢谢大家，嘉宾们的精彩发言还是给了我们很多启发，感谢今天所有参加会议的同志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