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 动物考古学家袁靖：人类离开动物，几乎寸步难行

每次吃带骨头的肉，袁靖都会习惯性地看一下这是什么动物的哪块骨头。这是他的“职业病”。

今年已经71岁的袁靖是中国动物考古与科技考古的领军人物，其代表性著作《中国动物考古学》曾在2016年荣获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研究成果金鼎奖。尽管动物考古在上世纪30年代殷墟考古时就已拉开序幕，但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处于停滞状态，直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才开始专门配备做动物考古的研究人员。袁靖本人是在1989年赴日留学后，才走上了这条路。

袁靖

在长期从事田野挖掘和研究工作的同时，袁靖还热衷于科普工作。他是央视《考古公开课》的主讲嘉宾，曾策划过《与猪同行》这样的普及性学术展览。今年，他还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从动物考古学视角解析中国的“十二生肖”在中华民族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在袁靖看来，动物与人类社会关系密切，它们或为先民的生存做出了巨大贡献，或代表了先民向往的某种理想。动物考古，可以让我们看到古代动物的状况、人类环境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和人对动物观念的变化。

【对话】

从一块小小的骨头，看到动物活着的历史

澎湃新闻：首先第一个问题，动物考古究竟指什么？同样都是对挖掘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研究，它和古生物学的差别是什么？

袁靖：古生物学与地质学关系密切，主要研究保存在地层中的地质历史时期的生物遗体和化石，以探讨生物的进化为主；而动物考古属于考古学的一个分支，主要研究的是古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我们对考古遗址出土的动物遗存开展全方位的研究，目的是探讨研究古人怎么利用动物、这个过程在人类的历史进程中发生了什么作用、人类的活动又对动物本身造成了什么影响。

河南殷墟郭家庄的车马坑

澎湃新闻：要搞动物考古，需要掌握哪些知识？

袁靖：毫无疑问，在掌握考古学的基本知识外，我们还要学习动物学，也就是研究动物的形态、分类、生活、生态、行为、分布、遗传、进化及其与人类的关系的学科。

动物学的主要分支学科包括动物分类学、动物解剖学、动物地理学和动物生态学。我们要学习这些学科的基础知识。掌握了动物分类学，我们才能认识动物种类之间的亲缘关系，科学排列遗址中出土的动物种类；熟悉动物解剖学，我们就能准确地鉴定出土动物遗存所属的种类和部位，并且对骨骼上残留的切割痕迹做出判断；掌握动物地理学，我们可以依据一个地区动物群落的自然分布的状况、遗址中出土的动物的种属鉴定和数量统计结果等，判断当时人类获取野生动物的方式、家养动物的来源、动物的迁徙等信息；而动物生态学，可以帮助我们分析古人利用动物的一些行为的客观原因。要做好动物考古，必须具有跨学科的基础知识。

2018年，袁靖在王府井动物考古实验室

澎湃新闻：能不能给我们描绘一下你们的日常工作是怎样的？

袁靖：我们会按照古代的房址、墓葬、窖穴、灰坑、文化层等遗址单位，手工收集肉眼可见的动物遗存；同时，还要抽取特定遗迹的土样进行过筛，以获取其中的动物遗存。因为有些动物的骨骼十分细小，不通过过筛采集，很容易漏掉。

接下来，我们会用水将动物遗存表面清洗干净，以便看清其形态特征。对有些破碎的动物遗存，还可以进行拼对粘接，最后拼对出来的动物骨骼越完整，骨骼上的特征点就越多，鉴定起来就越可靠。拼对完骨骼，我们就要开始做鉴定和测量等形态学方面的研究，包括确认这些骨骼属于什么动物，是动物的哪个部位，各种动物的数量分别是多少，这只动物的年龄多大，形体如何，雌雄认定，骨骼上有无病变，人工痕迹，等等。比如，被人当作坐骑的马，其腰部的脊椎骨会留下骨质增生、发育不对称、脊椎融合、水平裂缝等多种病变迹象。而距今3300年左右的河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的马骨，没有发现这种病变迹象，说明骑马这种行为在商代还没有出现。马传入中国，首先是用来驾车的。

澎湃新闻：对于动物骨骼，光是“看”可能还不够吧，应该还会用上各种科技手段进行分析吧？

袁靖：当然。在肉眼的观察和判断后，我们还会对动物遗存进行碳14测定年代、古DNA分析、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锶同位素分析等科技检测。比如，通过碳14测定年代确定距今多少年，建立明确的年代标尺。通过古DNA分析确定动物的谱系，我们说中国的黄牛、绵羊和山羊都是通过文化交流从外面传入的，其中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这些动物的基因特征最早都发现于西亚地区。通过碳氮稳定同位素分析，我们可以认识动物的饮食结构，进而判断那个动物是野生的还是已经被驯化的，因为动物与人类的食物趋同是人类掌控和饲养动物的标志；锶同位素分析则可以揭示动物是土生土长的，还是外地传入的，探讨动物资源的流通。总的来说，这些科技手段可以让我们从一块小小的骨头中看到动物们活着的历史，包括它们从哪儿来、吃了什么、死于何时等等。

河南偃师商城的猪

澎湃新闻：能不能举个例子？

袁靖：陕西省宝鸡市有一个雍山血池遗址，是秦汉时期的国家级祭天场所。我们对这个遗址出土的26匹马的骨骼进行了全方位的动物考古研究，发现它们是18匹公马，8匹母马，都是幼马；马的毛色以栗色为主，还有骝色和黑色；体型偏小，耐力较强，不擅长短跑。马骨的线粒体DNA的多样性非常高，可以划分为六个不同的谱系。马的骨骼中的锶同位素比值表明他们均来自至少100公里之外的地方，这反映出秦汉时期中央集权体制可以高效调配动物资源。研究还发现，这些马在宰杀前一段时间被喂食了大量粟、黍等C4植物草料。把这些信息结合在一起，我们便可以得知秦汉时期国家级的祭天仪式中征集、选择、饲养和使用马牲的情况。这些内容在司马迁的《史记•封禅书》中都没有提及，可以说，没有动物考古学，这段历史就不能完整地展现出来。

考古是实打实的，要秉承科学精神和严肃态度

澎湃新闻：既然说到马，我记得您在《动物寻古》里写道，在距今3300年以前的遗址中几乎没有发现马骨，而在那之后，多处遗址都发现了车马坑和马坑，也就是说，家马是突然出现在这一地区的。但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还不清楚。我好奇的是，研究人员需要从哪些方面入手、收集到什么样的证据，才能推断出为什么那个时候突然出现了大批家马？

袁靖：这个很难说。我们现在只知道马是从中国境外传入的。从中亚地区传播过来，可能是新疆的线路，由西向东；也可能是蒙古高原的线路，由北向南。但不管是哪条线路，沿途应该有多个出土马骨的遗址，我们需要通过排列遗址，找出路线图，然后才能进一步推测下去。但是现在还很少发现能够把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现马骨的遗址跟中国境外的遗址联系起来的证据，很大一片地区都是空白，所以，我们暂时还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和有根据的推测。要知道，数千年间因为没有文字流传而造成的历史传承的中断，绝非轻易可以重建的。考古的魅力就在于不断有新的发现。相信今后随着新的出土马骨的考古遗址和相关遗址的发现，我们能够一步一步地把马传入中国的路线图画出来。随着对位于那些区域的考古学研究的深入，我们能够从遗迹和遗物中找到那个时候究竟发生了什么的证据，为探讨家马传入中国的原因提供启示。

阳陵出土彩绘陶塑动物群

澎湃新闻：马一直是非常受瞩目的动物，那有没有什么动物，一般人不太会重视，但对于你们的工作很重要？

袁靖：有啊，老鼠。上个世纪20年代末，当北京周口店遗址发掘出第一个完整的北京猿人头盖骨时，整个世界都为之瞩目。除了古人类的骨骼，学者们其实还发现了一些散碎的鼠类骨骼，但那些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更多的关注。

而今天，动物考古学家非常重视老鼠的遗存。除了可以探讨它们与古人的关系，当时的老鼠往往是作为偷食者存在的。另外，因为与其它动物相比，老鼠一般是在当地土生土长的。因此，只要我们能科学地判断出这些出土的鼠类骨骼是属于遗址单位的形成时期，而不是后来打洞钻进去的，老鼠的牙齿就是建立当时当地锶同位素标准的最理想的标本。也就是说，以老鼠牙齿的锶同位素比值作为标准，我们通过测量古人和其它动物的锶同位素，比较他们与老鼠的锶同位素比值相同与否，就可以判断古人和其它动物的居住地是否发生过变化，继而推断古人和其它动物在生长过程中是否发生过迁移，探究当时是否出现过文化交流。我们的研究证实，文化交流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过程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由于鼠类的骨骼十分细小，最大的头骨或肢骨的长度也仅有1-2厘米左右，很难被肉眼发现，所以我们会对遗迹的土进行水洗筛选或过筛，希望能找到它们。老鼠骨骼对于动物考古学研究有独到的价值。

澎湃新闻：动物的驯化一直是动物考古学家非常关注的重点。请问在这方面，中国的专家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发现与贡献？

袁靖：那就要说到猪了。像黄牛、绵羊、山羊、马这些动物，都是在西亚和中亚地区被驯化成家养动物后才引入中国的，而猪是在中国本土驯化的。我们在黄河流域史前时代遗址的研究证明了，先民大约在9000年前开始养猪。我认为，猪的驯化、饲养和选育技术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发明之一，人口的增长、社会的复杂化进程、文明的起源和进步都与此密切相关。在历史时期，家猪的饲养技术还扩散到整个东亚地区。不过，我们目前仍然无法最终确认控制野猪、饲养家猪起源于何时何地，希望未来的考古发掘会有更多这方面的发现，促进我们关于家猪起源的研究。

另外，我想特别提一个动物，鸡。上世纪80年代，中英两国学者曾在英国的《考古科学杂志》上合作发表论文，指出距今约8000年左右的河北武安磁山遗址发现了世界上最早的家鸡。后来，我发现，当时的骨骼鉴定有问题，那个遗址里发现的应该是雉，就是俗称的野鸡，雉和鸡是两个不同的种，不能混淆，家鸡是从原鸡驯化而来的。有外国专家跟我开玩笑，说你会让一些人不高兴的，因为这让中国失去了“发现世界最早之家鸡”的地位。我跟他说，‘科学就是科学，并不以高兴不高兴为转移。’考古是实打实的，我们在研究中始终都要秉承科学精神和严肃态度。

陕西咸阳汉阳陵彩绘陶犬

澎湃新闻：在《动物寻古：在生肖中发现中国》中，您还提到了许多遗址中出土的动物形象的文物，这也属于动物考古的范畴嘛？

袁靖：是的。不同材质制作的动物形象的文物也能给我们带来不少启示。比如画像石和壁画中的牛耕，做成多种动物造型的器物及青铜器上的各种动物纹饰的变化，这些都涉及到古人的农业生产状况、畜牧业状况和精神世界，是我们需要认真探讨的内容。比如，在画像石和壁画中都能看到驾驭牛耕地的图像，而驾驭牛耕地的首要条件是让牛完全听从指挥，这样才能进行牛耕。古人利用牛鼻敏感的特点，在牛的两个鼻孔中间穿孔，然后穿上环，环上连着绳索，或者直接用绳索穿在牛鼻孔上，驾驭牛时，扯动绳索，使牛顺从人的意志。收藏于上海博物馆的牛形牺尊是春秋晚期的青铜器，在这件青铜器的牛鼻上穿有一枚铜环，由此证明在中国的牛鼻穿环技术最晚在春秋时期已经出现。这种牛鼻穿环的现象在考古遗址出土的牛骨上是看不到的，在出土的牛骨上仅能看到由于负荷过重产生的骨质增生现象，而负荷过重往往就与拉犁或拉车相关。把牛骨和文物结合到一起，我们就能客观地重建古人驾驭牛耕地的历史。驾驭牛耕地，这是古代农业社会生产力的一场革命。

澎湃新闻：这么多年的动物考古工作做下来，您如何理解人与动物的关系？

袁靖：我觉得我变得越来越重视动物了。多年的工作告诉我，离开人类，动物并不会消亡，但人类离开动物，几乎寸步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