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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倬云|在满清的统治之下,人是没有尊严的
原创 许倬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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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帝国的格局中,满洲八旗是战斗单位,人民和军事合二为一,最上面则是唯一的君主,依仗武力的优势,成为所有臣民的主人。
满清政府的权力核心,先是内阁,雍正以后是军机处,基本结构都是皇帝自己亲政,加上一两位亲王作为辅政,配合少数几位大臣、近臣,作为君主决策的中心。
满清皇权的内朝,至少比明代宦官的司礼监稍微合理。然而,内廷的决策直接交付政府六部和相关单位遵旨执行,君主权力无人可以挑战,也无人可以矫正。汉代的廷议和唐代的三省制衡,在明清两代都不见了。
君主与旗民之间,是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汉军旗当然又在满旗之下,蒙旗则是满旗的亲戚。此外,还有一批所谓包衣,则是满人扩展时武力掳掠为奴的人众(主要成分是汉人百姓),后来被编入旗下的佐领 。
每一个八旗的贵族还有自己的包衣,把他们编制在自己的单位之下。这些包衣的地位,当然就是奴才,主奴关系世代传袭。
奴才和主子在日常生活上往往非常接近,于是,满清的制度里,尤其在清代前半截,许多重要的职务是由包衣出身的奴才担任——得势的奴隶也常常还有自己的奴隶。
整个帝国的结构是君主为奴隶共主,结合不同阶级地位的奴才,统治众多的汉人。
康、雍、乾三朝,许多地方大吏和统兵大将本来是包衣出身,平日对着汉人耀武扬威,一旦失宠,就被打回包衣的奴隶身份。
所有旗人相对于君主都自称“奴才”,汉人则甚至不配以“奴才”自居。
因此,即使在统治阶层的满洲人之内,奴隶体制之下,人是没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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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三十六年《万法归一图》
明代社会的精英,也就是经过科举出身的缙绅,他们所经由的科考,以朱子学为主,灌输读书人以忠君、守礼的观念 ;君权恩威并用,利用“胡萝卜”和“棒子”驯化读书人,作为统治者的工具。
清代延续明代统治国家的策略,入关以后,一方面以武力压迫汉人易服剃发,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的象征,并且屡次以大大小小的文字狱,压制反抗的思想和行动 ;另外一方面,将读书人困在科举制度的牢笼下,服从者有富有贵,不服从者被打入底层。
历史上,中国的儒生阶层曾经不断有节烈之士,代表文化的良心、社会的正道,抗议皇权与政权。
直到明代,舍身抗议的人物还是有很多,相对而言,在清代,这种代表文化和道德的人士就少多了。
满清君权一如明代,借刑罚剪除谔谔之士,又以八股文章消磨读书人的志气。
清代两百多年产生状元数十人,其中真正有功业可称的寥寥无几。单从这一个指标就可以看出,科举取士并不是取贤取能,而是取“乖乖牌”。
于是,依仗武力转化的国家暴力居权力的上层,而中层则是这些驯服的文官,在朝俯首服从,在乡鱼肉百姓。
中国文化传统里,以儒家理想平衡国家暴力,无非依靠一批不为权势屈服、不受利禄收买的“士”,来撑持文化的良心。
经过蒙元、朱明、满清三个暴力政治的持续,社会精英渐渐消沉,文化活力也随之衰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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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国来朝图》轴
如此专制的统治上层,其最早的权力基础当然是八旗的武装力量。
入关以后,满旗的实力不够,必须配合投降的汉来共同征服天下。在天下大定以后,清廷削“三藩” ,基本上去除了汉军的实力。
满旗的战斗部队,则分别驻戍在全国重要地点,如杭州、广州、福州、成都、荆州、西安等处,都有满城或是旗营扼守战略要地。
在康、雍、乾三代,针对北方的屡次用兵,使得八旗的实力消耗了不少 ;两三代以后,八旗的子弟安享富贵,也失去了战斗力。
乾隆以后,中国没有常设的国防军,各地旗营都不过是旗人居住的地方而已,国家有事,即需依靠临时招募的汉人部队,组建所谓的“绿营”担任战斗任务。
这些招募的军人,社会地位不高,战斗单位的延续性很弱。
因此,满清一朝的后半段实际上没有常设的军备。
这也是历史的吊诡之处 :在乾隆时代,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他们回去后撰写的报告里面,就认为中国是个不设防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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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戛尔尼带领英国使团出使中国
满清能够维持专制的局面,基本上就是依靠爵禄收买了文化的精英,他们已经习惯于“忠君”,不再为大是大非提出抗议。
在太平军以后,平乱的湘军、淮军,俨然是全国唯一可以作战的部队。
当时的有识之士,无人不知道世界正在面临大变,然而,湘军的领袖在这个关键时刻,竟然没有以武力来要挟政府进行改革,号为“一代名臣”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竟无法放下自己的君臣伦理观念(说白一点,另一形态的主奴关系)。
八国联军之役,帝后出亡,国将不国,封疆大吏也无人敢接出光绪进行改革。
清朝晚年,革命风气大盛,真正参加革命的人物,很少是“文化精英”中人,孙中山即是出身中国社会边缘的人物,他初期发动革命的力量,也始终不能离开会党那些边缘性的组织。
由此可见,威胁、利诱两个手段相比,自古以来,利诱的功效往往比威胁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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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许倬云|在满清的统治之下,人是没有尊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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