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刘学照先生

作者与导师刘学照先生（左）合影。刘学照，（1935-2015）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这世间有许多奇妙的缘分，将陌生的甚至属于不同世界的两人联系在一起，从此开启不一样的人生旅程。我与刘学照先生结识，并幸运地投身先生门下，开启了一段长长的改变命运的研学旅程，便是这种奇妙缘分的结果。

初识先生

1994年我报考了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台湾研究方向的硕士研究生，以2分之差落选。当年4月，我拜访了就读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我的本科同学舒小昀，和就读该校的博士研究生我的本科学长皮后锋。恰逢与舒小昀同住一个宿舍来自广西师范大学的博士生某先生，建议我调剂到广西师范大学他的硕士生导师门下，他将帮我推荐，并极力怂恿我去广西。我当时穷困潦倒，有些心动。但在和舒小昀商量后，拒绝了这个建议。舒小昀认为，去广西师范大学主要从事太平天国研究，而这已经不是学术研究的热点，难有成就。其次，如果去了广西，再想出来，就难了。（按照当时的政策，进入某些地区读书，存在服务于当地多少年的政策约定）记得当时舒小昀以决绝的方式劝阻我，只有终生挚友才会以这样的方式劝诫。后由皮后锋学长联系他的导师蔡少卿先生为我写了一封不具对象的推荐信，携此信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寻求调剂事宜。我来到华东师范大学文科大楼8楼历史系办公室，见到了历史系办公室秘书周水贞老师，填写了调剂登记表格，她要求我等待调剂结果。

从系办公室出来，等电梯下楼时，遇到了同样等电梯在读研二后来成为师兄的方平。他了解我申请调剂的情况后，对我说，刘老师好像还可以招收一名学生，我带你去见他。方平师兄口中的“刘老师”就是大名鼎鼎、威名远播的刘学照先生。当时刘先生住在师大一村的老房子里，方平师兄带着我去见刘先生时，只有先生一人在家。这是一个晚春的上午，温暖的阳光照进房间里，亮色和暗色将房间衬托得幽深错落。房间的书和家具被打包，一捆一捆地码放在地上，在房间里走动，需要侧身而过。一个身材魁梧、声音宏亮的长者接见了我们，这就是刘学照先生。刘先生说话抑扬顿挫，声音浑厚，普通话带着特有的上海或江苏味道，戴着琥珀色的圆边眼镜，眼镜后边大大的眼睛凝视我，亲切而厚重。他说家里有点凌乱，正在整理图书和家具，准备搬家。下次见面时就在新的住址了。刘先生询问了我的本科学习、工作和考研情况，也询问了我的家庭情况，对我有个初步了解。刘先生同意接纳我成为他的研究生，给了我一张研究生调剂表格，签署了同意接纳意见，并签上名。这是一张暗灰色带有毛边的纸，有些古旧。我带着这张表格再次来到历史系办公室，将表格交给了周水贞老师，等候复试通知。

第二次见刘先生是三周之后的研究生面试，由于研究生调剂名额有限，当时参加面试的只有我一人。面试的老师有刘学照教授、李学昌副教授、谢俊美副教授。面试气氛比较宽松，但我自己表现得很紧张。面试老师问了一些基本情况，我用简短的话语回应。谢俊美老师问了一个在我看来是重磅问题，问我在大学期间读了些什么书。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面试，功课准备不足。加之高度紧张，竟对这个问题无法回应。我当时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我在大学期间读了哪些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书，而将专业以外的书排斥在所读书目之外。而我在大学期间，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方向的书阅读甚少，将自己的阅读兴趣主要放在了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等方向。我当时非常窘迫，老老实实地回答，除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的中国近现代史教材外，没有读过什么书。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求助地望向刘先生，我的窘迫使整个气氛都比较紧张，刘先生将双手从书桌上拿了下去，微笑着说，只要勤奋，读书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迟。面试就这样结束了。

人生有许多关键的路口，这些路口决定了未来的前进方向。1994年春夏之交考研受挫，促使我前往上海，在上海巧遇方平师兄，方师兄引荐我见到吾终生之良师学照先生，从此开启长达二十多年的师生缘份。在良师的指引下，走向了一条充满荆棘但也光明的学术道路。

2005年，刘学照先生（前排左三）七十华诞与弟子及弟子家属合影。先生右边是师母。

入先生门下

面试结束由沪返鄂之前，刘先生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这个号码是刘先生家的座机电话，这个电话成为联系刘先生的重要渠道。每次拨通这个电话，总是能够听到先生悠长亲切的声音，在知道对方是谁之后提高八度的回应，鼓励我经常拨通这个电话，就学习、生活等各种问题向刘先生请教。

大学之大，在于大师；大师之师，在于言传身教。上世纪九十年代，计算机刚进入中国，互联网还未见踪迹。人们对信息的取得，主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受业师的指导及与业师的日常交流成为获取信息和评价信息的主要渠道。华东师大历史系是名师辈出的地方，一代一代名师奠定并塑造了大学的风骨。名师的为人处世和治学之道在代际之间传承，并在后师迭出中被传播和革新。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时，单就华东师大中国近现代史专业而言，在岗的大师群中，夏东元先生声名最著。而夏先生之外，刘学照先生当属中国近现代史领域最活跃声名最显的大师，刘师之外，无出其右者。

得到这种认知，并非空穴来风。我在入先生门下后，耻于复试时候的表现，来了一个恶补。我在考研之前，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并非我之所好，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学术现状也不了解。当时之所以报考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是奔着台湾研究去的。在我的想象里，中国近代史充满血和泪，中华民族还在漫长的黑暗隧道里摸索。我在潜意识里是回避对这段历史的研习的，不愿意触碰历史伤疤。投入刘师门下后，在先生的引导下，观念发生重大转变，认为中国近现代史是历史学研究的显学，略带自私和不敬地说一句，其他时段的历史研究，其重要性无法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匹敌。我随之将研究热情转到先生的研究领域——中国近现代社会思潮、社会转型和现代化。我的阅读从身边的大家开始，陈旭麓、夏东元、刘学照、忻平、谢俊美等诸先生的著述是首先研读的对象，然后从这些先生的著述扩散到上海乃至全国中国近现代史领域的著述。

阅读是一种单向对话，著作者将作品投放于世，供有兴趣者阅之。阅读者体会著作者的思想、旨趣和心境，揣测著者的表达方式和创作意图。阅读者与创作者作单向心灵沟通，体会其喜怒哀乐，而创作者对此并不知情。阅读者也以一种高度压缩的方式理解著者人格和平生心力所凝结的成果，以文识人。

可以将单向对话变成双向沟通的唯一例外是阅读先生的著作。先生的敦厚人格和对弟子慈爱的长者风骨，使师生关系变成师长、父兄和朋友的复合体，这种关系使先生和弟子间形成一种奇妙的氛围——有界限的家人和师生关系。这种氛围使学生在向老师请教问题时，能够畅所欲言，不用担心提出的问题幼稚或冒犯而不敢说出来。在先生的书房里，先生魁梧的身躯常常半坐半倚在圈椅上，双手交叉搁在胸前，微笑着望向坐在沙发上的弟子，仔细倾听弟子的发言，或微笑，或点头，或思考。在谈话紧要处，常常坐直起来，身体前倾，双手搁在腿上撑住身体，镜片后的双眼炯炯有神地凝视弟子，嘴巴微张，眼中充满笑意，似乎要鼓励弟子继续大胆地表达观点，也似乎是要通过弟子的语言和面部表情解读背后的意义。

我入学的时候，正逢先生的又一个创作高峰。几乎每隔一段时间，就有一篇高水平论文在历史学头部期刊发表。先生常常拿着新鲜出炉的期刊或单行本送我，在这个时期，我可能有幸成为除期刊编辑之外先生作品的最初读者。从阅读先生的作品中，体会先生的人格、理想和家国情怀，也从文章中学习、体悟先生做学问的法门。

先生交给我的两个任务

1994年是甲午战争一百周年，1995年是马关条约签订一百周年。中国近现代史学界将会举办甲午战争与马关条约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刘先生大约在1994年10月交给我一个任务，撰写一篇甲午战争国内外学术界研究的综述。刘先生在布置这个任务的同时，交给我一篇由他与夏东元先生合作完成的以洋务运动为主题的国内外研究综述。我仔细学习这篇文章，寻找做一篇大型学术文献综述的方法、路径、结构框架、转呈起合和写作技巧。在我看来，无论是洋务运动研究还是甲午战争研究，在当时的学术界都是热点中的热点，发表的成果数量之巨在当时检索条件下难以统计。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开始拿到这个任务时，虽然压力巨大，但是我认为我是能够完成的。我大约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检索收集文献，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来撰写。在写作的过程中，才发现自身功力浅薄，如此大型文献和学术界思想家们的观点是我很难驾驭的。我照着刘先生的范文依样画葫芦，但是画不出文章的风骨和神韵。在临近寒假时，先生将我叫到他的书房，以聊家常的方式开展了一场气氛有些压抑的谈话。我检讨了撰写文献综述失败，以目前的功力很难驾驭大量文献，既要面面俱到，引经据典，还要从已有观点中生成新的思想、观点和知识，我目前很难做到。先生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勉励我要振作精神，万水千山从头跃。在我的印象中，这是我进入师门之后先生为数不多的以严肃的批评态度对我谈话，先生的批评以委婉、曲折、谦和、点到为止的方式进行，体现了先生敦厚、内敛的处事风格。我来自荆楚之地，楚人行事常常直接鲁莽有余，迂回谦和不足，在为人处世上常常好心办坏事，伤人伤己。先生的谈话在学术上给我上了一课，也在为人处事上给我做了一个好的示范。

先生交给我的第二个任务是1995年春夏之际协助先生接待日本学者横山宏章来访。横山宏章时任日本明治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日本现代化、东亚政治和日中关系研究。是先生担任中国中日关系史学会理事和上海中山学社理事期间结识的朋友。横山宏章与先生在学术研究领域多有交集，在学术交流和私人交往上颇多渊源。邀请横山先生来访对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和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都是一件大事，学校专门安排了一辆车担任交通任务。记得先生当时让我陪同到虹桥机场接机，帮助拿行李和担任语言交流中介。横山先生携带女儿一起访华，印象中横山身材魁梧高大，女儿却长得娇娇小小，她除了参加最初的宴请之外，其余时间都在上海自由行，只在送别时见过一面。我曾经上过一学期的日语课，能听懂简单的礼貌用语，在陪同期间，用日语间或英语与横山先生交流，然后向先生转述。语言真的很奇妙，我这个三把刀竟然担任起先生与横山间的语言中介，让整个交流顺畅进行。听横山先生的描述，横山太太好像是驻中东的外交官，家中有汽车和网球场，在日本算得上富裕之家。对于上世纪的中国乃至上海而言，横山先生的家境仿如天外来书。但是三十年之后回头看，中国的普通家庭也能赶上或超越日本所谓富裕家庭的生活水准。

横山先生到访的第二天在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举行了一场以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一百周年为主题的小规模学术研讨会，当时请历史系从日本留学回来的郭海良老师担任翻译。印象中刘先生致欢迎辞，详细介绍了横山先生的学术史和取得的学术成就，以及邀请横山先生来访的目的和意义。横山先生作了一个学术报告（好像是关于甲午战争的），我的师姐侯颖方作了一个学术报告，该报告正式文本由先生与师姐合作完成（后来在《学术月刊》发表）。安排了较长时间的自由交流和讨论。我在自由交流和讨论环节参与进来，对于横山先生报告中关于中日甲午战争由中国挑起的论断提出严厉批评和质疑。我在之前的文献梳理和拓展研究中，详细地阅读了《马关条约会谈实录》，对于会谈实录所呈现的黑暗场景积聚了巨量的愤怒之火，辅之以楚人的野蛮之气，在这个学术研讨会中对着横山喷薄而出。刘先生作为会议主持者勉力维持大局，调和会场气氛。担任翻译的郭海良老师似乎对横山的观点也颇为不满，将我的批评和质疑原封不动地翻译给横山，横山对批评和质疑有些吃惊，但一一作了回应。

接待横山先生的工作结束后，我私下与先生作了交流。我问先生，作为接待横山先生的主要参与者，在学术研讨会中向横山提出尖锐的观点，是不是影响了接待工作和友好大局？先生回答，学术观点只要自圆其说皆成理，没有关系。先生问我，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怒火？我告诉先生我阅读《马关条约会谈实录》的感受，以及马关谈判中日本人的鬼蜮伎俩。我们在大方向上要维系中日友好大局，但在民间交流中要向日本人表达中国人对日本的真实观念和态度。先生表示赞同。

我在重回先生门下读博士期间，先生曾经举办过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的交流会，先生让我来参加，我以手头工作忙为由婉拒了。后来私下交流时，先生问起我没来参加的缘由。我老老实实告诉先生，担心出现像接待横山宏章时剑拔弩张的场面，搅了交流会的气氛。先生遗憾我没能参与，同时宽慰我，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是对的，不要放在心上。

先生是一个宽厚敦和的人，不为己甚和点到为止是先生在教化学生时一贯秉持的态度。尊重学生的观点，在恰当的时机适时加以引导。先生的风骨是以儒家的典型人格为基座，以具有世界视野的现代学者锐意进取精神为表现形态，形成人格和事功的奇妙组合。

细流斋学术养成

细流斋是先生书房的雅号，来源于先生所作《咏学》一诗，“学涯长河若，惊涛细流成。风物淘千古，润泽绿九洲。”这首诗在我入学第一次课上，先生即以浑厚的男中音及略带上海口音的普通话，抑扬顿错地念给我听过。这首诗也请上海的书法名家精心书就，精致装裱后挂在书房的墙上，成为师门学术研究的励志之书。对于不了解“细流斋”来历的人而言，一般会认为斋主比较自谦。但仔细理解《咏学》一诗所表达的意境，体现了斋主宏伟的学术理想和志在家国天下的情怀。颇合老子“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和“大道至简”的理想。更加符合孟子“达则兼济天下”，儒家以学术救国的高度入世情怀。

先生开放、亲和的心态，以及锐意将细流斋打造为一方读书和学术研究乐土的志向，使细流斋成为学生们的向往之地。先生一生招收研究生近三十名，细流斋最盛之时有十多名学生同时在习，少则二三人。无论人数多寡，均可成学术研讨或漫谈之景。先生与弟子们约定，每半个月组织一次细流斋研读会，指定一名弟子作主题发言，汇报最近的读书情况，心得体会，论文写作成果等，其他学生作辅助发言。除了学术观点的争鸣外，也可以谈学习、工作、生活乃至爱情。家事、国事皆可谈。先生答疑解惑，或适当引导，常常使漫游云宵之外的各种谈资回到学术主题。

细流斋的自由之风养成了一种积极而有趣的研学氛围。每一个进入刘门的弟子都会被这种研学氛围感染、同化，成为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先生很少为学生制定具体的学习任务和工作目标，需要完成或发表多少篇论文。但是进入细流斋的学生，似乎都被自然而然地赋予了某种使命感，需要努力向学，精研学术，在学术上取得一定的成绩，方不负细流斋的学术环境和先生之期望。这似乎形成了一种传承，细流斋的文化底蕴和根性传导给进入细流斋的每一个学生，学生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种文化根性。

先生最初将北屋布置为书房，后来修改布局，将南屋布置为书房，并固定下来。书房进门左手边的东墙安装了一个到顶的书柜，收纳先生的藏书和手稿。进门右手北墙摆放沙发，供弟子或客人安坐。书房的南墙边摆放一个宽大的实木书桌，是先生埋首奋笔疾书，躬耕创作的地方，许多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论文就出自这里。在南墙的左边开了一扇门通向阳台，阳台上种植花草，阳台顶上安装了一个晾衣架，供晾晒衣服之用。先生累了之后，会来到阳台，极目远眺，左手边可以看到国际交流中心，右手边是著名的华师大二附中，可以看到充满活力的中学生在二附中的操场上奔跑。

先生在书桌前安放了一把宽大的实木圈椅，是先生的专属坐椅。弟子们进入书房后坐在靠北墙的沙发上，先生将圈椅掉转方向正对沙发，与弟子相向而坐。如果来的弟子多，沙发不够用，其他房间的方凳、椅子会被搬过来支援，环绕先生而坐，形成一个气氛宽松的沙龙。印象中先生从未像系里的其他老师那样将系里的小会议室当作上课的地方。我在读研期间的上课地点总是位于先生师大一村丽娃大厦的书房内。一年级时我和师姐侯颖方在书房听课，二年级时是我和师弟陈美衍，后来有访问学者鲍静静老师加入。先生的讲义均为先生的手书文稿，有时是先生新近发表的论文。虽然上课只有二到三人，但先生仍像在大教室里给学生上课那样，声音宏亮，抑扬顿错，情绪饱满。我在读研三年期间，几乎所有的专业课学分都是在先生的书斋里获得。后来因为培养方案规定必须有一门课程是导师之外的其他老师讲授，我和王家范老师商量后，修了王先生的一门社会史课程，提交一篇论文后，获得了两个学分。

在现代大学教育体系中，细流斋的弟子可能属于一群比较特殊的存在，在开风气之先的上海著名学府中，细流斋倔强地保持了书斋式血统，数名或一群学生在先生的书房里读书论道，聆听先生的教诲，一面喝着先生或师母亲手调制的咖啡和点心，在宽松有时也不乏严肃的气氛中，探寻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的密码。

细流斋的书斋式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是比较特殊的，它将家庭、教育、学习、生活紧密融合在一起，弟子在学习之余较深地融入到导师的家庭生活中。在常规的生活中，家庭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家庭成员作为一个共同体紧密地生活在一起。偶尔会打开大门，欢迎客人到访，客人只是稍作停留便会离开，不会影响共同体的团结性和私密性。细流斋的书斋式教育将弟子的来访制度化，使家庭共同体的圈层扩大到弟子，弟子进入家庭共同体后，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在保持师生关系的同时，生发出类似家人关系似的情感。先生和师母以其亲和性成为弟子融入先生家庭共同体的纽带。在十年二十年之后，细流斋的师生聚会，仍然是弟子们热切回忆和向往的美好时代。这让我想起2500年前的孔子，夫子开门授徒，开启了书斋式教育的先河。慕名而来者拜于夫子门下，师徒坐而论道，教学相长。孔子开门授徒保持了高度的开放性，有志于拜孔子为师者均可进入，成为孔门弟子。在适当的时机，弟子可以随时选择离开。孔子招收学生保持了形式上的自由性和开放性，但并非没有标准，志趣相投，三观相合，有志于救世者方可真正成为孔门弟子。三观不合，不认同孔子理想的人，相信很难在孔门立足。在孔子的书斋中，家庭共同体和师生共同体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很难区分。在细流斋，先生招收学生不像孔子那样自由，现代教育体制屏蔽了绝大多数想要拜先生为师的人。相同的是，志趣相投，三观相合，有志于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理想的人，在细流斋如鱼得水，甘之如饴。

华东师大是一个大师辈出的地方，大师之大在于学术、思想和人格，大师也是有性格的人。有些导师严厉，学生畏之如虎，如坐针毡。有些导师孤僻，学生敬而远之。有些导师亲和，学生视之如父如母，犹如亲人朋友。由此形成许多种师生关系，有师生反目，老死不相往来；有平淡如水，形同路人；有关系融洽，宛如家人。在这些关系中，导师的人格都被注入其中，引导或驾驭这种关系。刘先生之人格敦厚亲和，师母之品性贤良慈爱，将细流斋共同营造为学生向往之地，学术和人格养成之所。

2023年9月，作者与师母合影。

先生的三句警言

先生在细流斋的书房里讲课时，常常关注学生的反应，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在课业之外给出学术建议。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三句话，让我一直铭记于心。

第一句警言是“烂笔头胜过好记性”。记得胡适先生曾经讲过一句话，“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查资料”，胡先生强调上天入地查资料是做学问的不二法门，需要通过这种极致的方式，将考据的功夫发挥到最大限度。刘先生的话要更浅显一些，他常常对我说，人的记忆是有限的，再好的记性也敌不过一只小小的笔头，每日将所见、所思、所想记下来，是将心得体会和灵光一闪的妙思变成现实的最好方法，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会淡去，灵感会消失。只有用笔头记下来，人才不会将自己限定在感性的记忆层面，记忆消失，过去的自己将不复存在。我认为先生的话几乎是至明的真理，看上去虽然不是警句，但非常实用。我后来在阅读《陈旭麓学术文存》时，看到了刘先生这句话的最佳实践。从学术传承来说，陈先生是刘先生的老师，刘先生的这句话，也许来自陈先生的学术实践，也许不是，关于这一点，我没有向刘先生求证过。在《陈旭麓学术文存》的第四卷中，有许多陈先生的学术思考，这些思考以学术随笔的方式记录下来，短小、不成系统，但充满学术智慧。是陈先生学术思想升华但没有系统化的作品。陈先生在早晨或黄昏，散步或伏案思考时灵光闪现的智慧结晶，这些灵感被陈先生记录下来，得以有效保存和整理，才让后来的读者见到。如果单纯的勤于思而不用笔头将之记录下来，这些思想将无以见天日。相对而言，孔子是一个比较懒的人，述而不作是他的特点。好在孔子有一大帮弟子，孔子在思考或谈话时，有一群弟子帮他代书，或在后来的回忆中记录孔子的话，才有了后来的《论语》。刘先生常常自谦是一个笨拙的人，没有超常的记性，但“笨人有笨功夫”，勤于思考，勤于动笔，日有所积，日有所进，终能到达学术彼岸。先生常常这样要求我们，他自己也在身体力行。

先生的第二句警言是“十个指头弹钢琴”。这句话是我拜入先生门下第一年的下学期我在细流斋的书房里先生对我说的。我在入学的第一年遭遇了一些挫折，12月参加大学英语六级考试只考了59分，以1分之差没有通过。先生布置给我的撰写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100周年学术研究文献综述没有成功，最终烂尾。我们最初入学入住的第一宿舍被拆除，搬入新建的第16舍，在调整宿舍时发生了一些不愉快，我脱离大部队与其他专业同学合住。这三件事先生通过我或其他渠道作了了解。因为第三件事很难说什么，先生在聊天时重点和我讨论了前两件事。先生询问大学英语六级不过的原因，认为我研究生英语入学考试成绩不差，大学英语六级不至于不通过。我告诉先生，在10月份接到撰写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100周年学术研究文献综述的任务后，我将所有精力都放在综述的撰写上，六级复习备考就放掉了，导致成绩不理想。虽然综述撰写没有成功，但是是花了时间和精力的。先生思考了一会儿，对我说要学会“十个指头弹钢琴”，一个人在同一的时间里总会面临很多任务，我们不能为了完成某一个任务而放掉其他的任务，需要像弹钢琴那样，十个指头都用上，照顾到所有琴键，才能奏出美妙的音乐。先生的这个隐喻非常精辟，在生活中，专注一点，不及其余，可能是一种美德，但有缺陷。“十个指头弹钢琴”才是一种大智慧，俗话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办法总比问题多。

先生的第三句警言是“要燃烧不要冒烟”。细流斋经常举行聚会，先生在全国各地的弟子回沪，某个同学顺利毕业，先生有重要的事情需要和弟子们商量等，先生都会把在沪的学生召集在一起，在细流斋举行聚会。聚会开始之前，先生和师母会作大量采买，准备丰盛的熟食和生鲜，我们在书房聊天时，师母在厨房忙碌，烹制美味佳肴和各类点心，细流斋的聚餐会总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种聚会在谈正事之外，也会天南海北、天上地下、国内域外等都会谈到，敦厚的先生总是面带微笑，倾听弟子们的发言，也会参与进来。在闲聊中，也有弟子发愤世疾俗之言，常常会将聚会的主题带离。先生微笑着倾听，作适度的引导，回归正题。先生之敦厚不是这两个字能概括的，先生不喜愤世疾俗，但是对发表言论的人表示宽容，并不会当场阻止这种言论，而让发表言论的人下不来台。在聚会结束后的私下聊天中，先生对我说，愤世疾俗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把所有情绪投入其中。重点来了，先生说我们做人“要燃烧不要冒烟”。说得好听点是愤世疾俗，说得通俗点是发牢骚，我们不能将自己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到发牢骚上，只是抱怨而什么都不做，于人无益，于事无益，于己无益。抱怨就像冒烟，将自己的智慧和精力虚耗掉了，最终一事无成。我们应该燃烧，发光发热，投入精力、时间和智慧，解决问题，让事情变好。先生的隐喻通俗但深刻，充满智慧。

一个笔记本和一张路线图

学术探索是一件痛苦的事，尤其是找不到门径，难以突破时，这种情绪就更加强烈。先生虽然不会直接给弟子提出非常明确的学术目标，需要在读研期间发表多少篇论文，但在平常的书斋式聊天中，先生会将师兄师姐取得的学术成就、发表的论文一一罗列，然后用殷切期待的眼神望着你。所以进入细流斋的学生都自觉地抱有某种学术使命，即使在学术圈不能扬名立万，但也要肉眼可见留下飞翔的痕迹。

我进入细流斋后，面临许多学术上的困窘，常常为找不到门径而苦恼。主要面临两个问题，一是找不到好的有价值的选题；二是历史学的文献引用功夫不娴熟，不能将原始文献与论述有机的结合，不着痕迹。于是我去找先生诉苦，告知先生不知道该如何突破。先生拿出来一个笔记本，在我的印象里，先生很少使用笔记本，他喜欢使用合页夹，将讲义甚至论文写在合页夹里，随时取下装上。先生告诉我，这个笔记本里记录的是他在查阅文献时的心得体会和受到启发后想到的一些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选题，他给我念了一些选题，询问我有没有感兴趣的题目，如果有可以做起来。先生告知我，平时在读书学习时，可以为自己准备一个笔记本，将所思所想好的题目随时记下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方向。读的越多，积累的越多，想要做的题目就越多，不会出现无题可做的困境。这可能是先生做学问数十年积累的重要心得体会集成了。我记得在先生念到的选题中，有一个题目是“简论洋务运动的理性偏误”，我告知先生我对这个题目有兴趣。于是我开始构思这篇论文，在界定“理性偏误”时，面临理论上的困境，我去向当时正在读博士的胡卫清师兄求助，胡师兄给了我一个概念，认为洋务运动时期秉持的是实用理性，而实用理性存在缺陷。于是我沿着这个思路，写出了“论洋务运动的理性偏误”一文，后来在《安徽史学》发表，成为我读研期间留下的重要痕迹之一。记录先生心得体会以及许多深思熟虑选题的笔记本具有强大的治愈功能，也具有方法论意义，作为先生的学术秘籍，我虽然没有翻阅过，也再没有和先生聊起过这个笔记本，但这个笔记本揭示了某种学术方法和思路，沿着这个方法和思路，投入精力、时间和心血，必有所成就。我后来也准备了一个笔记本，学着先生做一些学术笔记，但没有坚持下来。

关于娴熟地驾驭历史学文献引用问题，我将这个困惑向先生提了出来。对于文献引用和论述的有机平衡，是初期甚至资深的学术研究者面临的共同困惑，我现在虽然已不再从事历史学研究，转到其他的研究领域，但文献引用和论述平衡仍然困扰着我，成为一个终生问题。我在尝试完成刘先生交给我的马关条约一百周年学术文献综述任务时，深切地体会到文献引用和论的关系很难把握，有时陷入文献自身的观点中难以自拔，用文献自有观点表达我的观点，又很难突出我的存在。后来在撰写一些习作时，进一步将这个问题向先生提了出来。先生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多读多看多学多体会，从他人的文献引用法门中找到文献引用的技巧，建立文献与论点间的有机平衡。先生的第二个建议是拿出来一张路线图，看着这张路线图我目瞪口呆，大为惊讶。这张路线图是先生为其成名作也是扛鼎之作《论洋务思潮》而作的。《论洋务思潮》发表于《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先生在学术界第一次提出洋务思潮的概念，并条分缕析地分析了洋务思潮的阶层、派别、主要思想和分野，此文一出奠定了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的地位和声望。以当下学术评价中的代表作制度，《论洋务思潮》当可为先生带来教授、博士生导师的殊荣和待遇，但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并没有给先生带来这些。当然，在民间评价中，先生之学术江湖地位已经建立。

如果我的记忆没有偏差，这张路线图是一张A3纸，当时看到这张图时，距离先生的创作和论文发表已经快10年，路线图泛黄，A3纸上贴满了先生手书的纸条，以《论洋务思潮》文章的布局排满了整张A3纸，犹如河流山川，人体筋脉骨骼，也犹如行军打仗时一个军事家详细绘制的军用地图，地形地貌勾勒得清晰可见。这张路线图根据论文的框架结构，细分到第三级或第四级标题，每一级标题下都标注着先生的主要论点。我相信《论洋务思潮》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完成的，可能花了半年或者更长时间，路线图上的纸条可以随时撤换和移动，取决于先生思想成熟的进程。从这个角度来看，路线图也像一个沙盘，随着先生思想日趋成熟，而不断对沙盘进行修正。

先生的这张路线图像一个珍玩一样，是手工雕凿的品质高洁的玉，它的最终产品是发表在《历史研究》上的论文，论文呈现的是一个思想的大师，对洋务思潮发表振聋发聩的演说。路线图作为一个精美的玉器，其价值丝毫不逊色于成品，甚至超出成品的价值。先生谦逊地说这是一个笨功夫，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看到这张路线图，我能想像先生伏在案上精工雕凿的情形，在玉器成形之前，先生不会轻易动笔去写他的成名作。钱钟书先生曾经说过，如果你喜欢鸡蛋，你就单纯地喜欢鸡蛋就好，不要想去见生蛋的老母鸡。钱先生的潜台词是，鸡蛋很美丽，但生蛋的老母鸡很丑陋。钱先生是世外高人，不愿意为俗务所扰。但是生产的过程其实是精妙所在，隐含着做学术的法门，非亲近者难有机会得窥其中奥秘。人类学大师马林诺夫斯基作有《文化论》，奠定了马氏在功能主义人类学领域的学术地位，该论文呈现作者高度的人文关怀精神。但是在他身后，由其夫人出版的马林诺夫斯基研究日记，呈现了《文化论》的生产过程和作者对当地文化的厌恶感和种族歧视，以及一个作者对科学研究的作伪嫌疑。读者对马林诺夫斯基研究日记的热情，不亚于对《文化论》的热情。虽然存在种种负面嫌疑，但是，由日记呈现的一个伟大作品的生产过程，是难能可贵的。先生的路线图精确地呈现了一个有影响力作品的生产过程、结构和技巧，如果我不作为见证者用文字将它呈现出来，先生永远不会将之公诸于众，先生做学问的方法、技巧和一个精美玉器的制作过程也不会为人所知。科学创新一般分为两种，产品创新和工艺创新，《论洋务思潮》是产品创新，所有的人能够通过《历史研究》看到，人们可能惊叹产品之完美，但无法知道产品如何而来。生产《论洋务思潮》的路线图是工艺创新，一般不会轻易示人，里面充满创作者的智慧、使用原料、配方、工艺革新和打造过程。先生的路线图完美地诠释了一件传之久远的精美玉器工艺创新过程。

先生的学术理想

人生的尽头是变现，这句话暗合先生的第三句警言“人生要燃烧不要冒烟”。燃烧是发光发热，创造和实现人生价值；冒烟是虚耗人生，没有兑现努力、付出和天赋，人生空转，难有成就。将人生的尽头是变现这句话放在先生的学术理想语境下，可以将这句话的句式演绎为：“大师的尽头是书写一部传之久远的历史”。中国是一个史书的国度，通史、断代史、国史等不绝于书。随着历史研究的精细化，研究方法的推陈出新，各种专门史更是层出不穷。在先生所书的《细流斋主小传》中，先生将自己的学术生涯界定为，“从事中国近现代史教学与研究逾四十年，唯注力多在改革开放后，凭借学科点特点，以洋务运动史、近现代思想史以及近代中日关系史诸领域为重心，对中国近现代史开展较为广泛的研究。”从与先生的多次长谈，先生的心迹坦露，以及先生学术成就来看，近现代思想史是先生学术研究的重心，也是串起先生研究主题发展的主线和伏线。

先生之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采取的是小步慢走，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攻克的策略，以洋务思潮为中心，向前拓展到龚自珍、魏源、林则徐，向后延展到李鸿章、孙中山等，最终提出十大悖论哲学命题，总结中国近现代思想发展规律，提出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从同与超越”的使命。先生在思想史探索中，建立起“洋务思潮”高峰，成为先生在中国近现代史学界树立的一面旗帜，提出和阐发“维新思潮”“共和革命思”“新中国运动思潮”等，形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有机闭环。

在先生的学术议程中，在学术成果的目录箱中应有一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这一学术理想推动先生的学术探索。先生在思想的世界跋涉，与近现代遭遇苦难但矢志以求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思想者们作心灵对话，进入他们的世界，理解他们的痛苦、奋斗和期许，在原始文献中还原他们的心境，揭示语言背后的思想幽境。先生常常说自己手拙，动手比别人慢，先生在构思《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时，学界已有多种以“思想史”为主题的专著出版，较早的如李泽厚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中国现代思想史论》，此外，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民主思想史”“宪政思想史”“经济思想史”等专门史陆续出版，后来更有耿云志先生主编的8卷本《中国近代思想通史》问世。先生之学术不落入惯常窠臼，不愿意在他人的叙述中重复旧说，也不愿在固有框架中发微。如果学术不能创造新的知识，那么干脆不要做。于是，不落俗套，不发旧语的先生，《中国近现代思想史》始终没有成文。在学术理想与现实环境下，先生走出了一条学术新路，以人物群落形成的共同体建构社会思潮，以社会思潮搭建中国近现代思想框架和脉络，建构一部不一样的思想史。这一学术旨趣逼出了一个有趣的学术生态，以李鸿章、孙中山为学术研究生态的支点，以“夷务论”“洋务思潮”“维新思潮”“共和革命思潮”“新中国运动思潮”为骨骼，以实业兴国、革命救国、中日关系为经纬，以诗史中的国家意识为毛细血管，建构起一个独特的学术体系。成为先生不见思想史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从学术研究的生命历程来看，先生的学术创作呈现三个高峰，这三个高峰可以用三个十年来划分：

第一个十年是1979-1990，正逢改革开放，百废待兴，学术界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复兴景象。先生的学术创作厚积薄发，出道即巅峰，以1986年发表的《论洋务思潮》划出了一条陡峭的学术创新的增长曲线。正如李白《上李邕》所言，“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虽然没有李白描述得那么夸张，但的确在学术界发出了强音。在对洋务思潮探索的过程中，先生认识到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中枢，不深刻剖析李鸿章的思想、行为不足以揭示洋务思潮的发展脉络和演变规律，在这个学术周期的尾端，先生连续发表了《论李鸿章的“内须变法”主张》（载《学术月刊》，1988年第7期）、《略论李鸿章的对日观》（载《历史研究》1990年第3期），为第一个十年划下了完美的句号，也为第二个创作高峰的到来埋下了伏笔。

2000年10月30日，溧阳市天目湖，盛宣怀与中国近代化学术研讨会留影。左三是刘学照先生，右一为作者。

第二个十年是1992-2002，先生围绕李鸿章、孙中山建立了双头研究体系，形成洋务思潮与共和革命思潮研究双峰并进的局面。对李鸿章的研究专注于李鸿章的日本观、对日外交以及在不同国家背景下李鸿章与伊藤博文不同历史命运所揭示的国家命运，叹息没有实力为基础的外交只是空中楼阁。在对李鸿章研究过程中，先生对李鸿章家书作了仔细的梳理和考证，发现李鸿章家书90通俱为伪书。在先生完成其他重要紧迫研究任务后，先生撰写并发表了《李鸿章家书辨伪》（载《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英文版载《中国社会科学》（英文季刊），1998年第4期）。此文一出，震动学术界。记得上海社会科学院资深研究员，时任《近代中国》执行主编的徐元基先生对我说，他在历史学界还没有服过谁，但刘先生是他信服的一号人物。他对刘先生《李鸿章家书辨伪》一文赞不绝口，认为刘先生考据扎实严谨，无可辩驳。多年之后回想，此文也有尴尬处，在中国近代史学界，《李鸿章家书》被整理出版，引用者巨，《李鸿章家书辨伪》使《家书》引用者存在引用不信的问题。在此文发表之前，先生曾对我提议，由我和先生合作完成。我没有阅读过《李鸿章家书》，对此没有感觉，更谈不上辨伪。如果真由我执笔，不可能有《李鸿章家书辨伪》经典呈现。后来，英文版发表时，我正在上海图书馆工作，有幸与陈绛、徐元基两位先生共事，谈起《李鸿章家书辨伪》，两位先生及上海图书馆的考据专家均赞不绝口。我将这些专家的评价向先生作了汇报，先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如果《李鸿章家书辨伪》是由其他人完成，学术界的反响还要大。

先生对孙中山的研究聚焦于共和革命思想以及革命者所建构的国家是一种什么图景，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试图如何带领中国走出泥沼以及实现的路径和方案。正如孙邦华师兄在《刘学照先生学术传略》（载刘学照著，《细流惊涛：千古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第542-546页；另载《近代中国》第26辑，2017年）中所分析的那样，先生与学界既往把孙中山等人的民生主义等同于“平均地权”思想不同，提出“振兴实业”始终是孙中山和清末革命党人高倡民生主义的一个根本目的。先生对民生史观的辨析和阐发，将孙中山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也为共和革命思潮论述奠定了扎实的根基。

第三个十年是2003-2013年，虽已逾古稀之年，先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和灵感，学术研究也更为精到。在进一步完善社会思潮研究的同时，先生开始总结自己的研究心得体会，进一步完善和阐发自己的历史哲学思维。在这个十年所发表的作品中，以《清史编纂体裁体例之我见》（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成为先生历史学创作心得体会和历史哲学思维的集中体现。在文中，先生认为，

新修大型《清史》是一项整理和保存清史资源的国家工程，旨在修成能“存史”、堪传世的有清一代国史。在“史义”上宜运用“一导多元”的史学思想。在“史例”上宜采用历代正史所共用的纪传体，并对之加以现代性改造。在“史纂”上宜用重记述辅以适当析论的笔法。在观念上应树立对现代“作史者之精神”的自信，去除单一、单向思维模式所造成的疑虑和余悸，注全力于新型纪、志、表、传、图的修纂。重视资料基础工作，组织对重点和难题的科学攻关，作出若干重大学术突破，实现在总体质量上对《清史稿》的大大超越，以与二十四史相衔接。应当注意的是，试图让大型清代正史和通史及数十个专史熔于一炉是不现实的，让章节体的通史、专史充当传世清代正史的主干也是不相宜的。

倡导一导多元，去除单一、单向思维模式，采取复合思维辨析历史问题，正是先生所一贯倡导的历史哲学。先生强调作史者的精神自信，源于史料而超越史料之上，建立与传统纪传体例合拍而又不同的现代新史学体例，正是先生集数十年研究功力而总结的学术心得精华所在。先生这篇文章发表后，在海内外引起巨大反响，美国的某中国学者将该文翻译成英文后在美国期刊发表，先生曾将英文版复印件给了我一份，惜乎多次搬家，该英文复印件已经找不到了。

在这个十年，先生着力最多的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十大悖论哲学思维，先生在细流斋讲学和私下聊天中，经常将十大悖论的主要思想讲述出来，与弟子们分享。先生也希望将十大悖论哲学思维完善成熟之后，发表于世。但以先生严谨的治学风格，对自己学术创作近乎苛刻的求真精神，先生始终没有将定稿拿出来。目前能够见到体现先生比较完整的十大悖论哲学思维的是《历史思维与当代中国论纲》（载刘学照著，《话语与观念：近代中国思想文化的演进》，商务印书馆，2015年；另载刘学照著，《细流惊涛：千古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10月）。先生在文中阐述了五对矛盾体，即内因与外因、渐进与激进、循常与超越、主体和客体、中国和西方。先生认为，

历史过程是具体、生动而辩证的。历史科学是一门具体分析的科学，也是一门注意整体和综合的科学。多维的辩证分析、综合的复合性思维应是科学历史思维的主要品格和可贵特征。当代世界发展充分显示了历史过程的综合性和多方面性。历史学进入“总体史”阶段。只有用多维的辩证分析、综合的复合性历史思维去解读20世纪中国百年史的一系列历史悖论，才能为国人提供切实、客观反映中国“过去与未来之间”“联贯关系”的历史经验与历史教训，从而去努力创造21世纪中国更美好的明天。

先生之治学，见树木更见森林，放眼世界，着力中国，有宏大的视野和从细微处求真的精神。在史学的世界里遨游，解决一个又一个真问题，同时思索如何做，为什么这样做，提出一套方法论思维，建立起完备的学术体系。先生长于思辨的基因建立其学术研究的基调，深入史料，精细考据，沿袭了中国传统历史学大家们的学术血脉，又能以超脱的思辨力，从细微的考据功夫中走出来，站在一个更宏大的视角，审视中国近现代历史演变规律，从正统史观中推陈出新，雄辩地总结中国近现代社会“循常与超越”的历史使命，揭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当性和必然性。

家庭、生活和健康

在理论上，家庭是堡垒，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家庭的主人通常在偶尔开放这个体系之后，关闭大门，保持其私密性。先生在家庭和工作中，实际上建立了两个紧密联系的体系，其中之一是家庭体系，由先生、师母和子女组成。另一个体系是先生围绕细流斋打造的由先生和弟子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这个共同体由师生关系、师友关系和父母弟子关系组成。由于学术共同体以先生为核心围绕先生的书房建构，这样家庭体系和学术共同体出现了很大的重叠部分。对于细流斋，大门永远向弟子开放。弟子有事，有时通过电话预约，告知先生要来拜访。有时直接上门，无论先生还是师母都热情接待。

弟子进入先生的书房聊天说事，实际上进入了先生的家庭体系，如果次数频繁，会影响先生的家庭生活。我始终好奇先生和师母如何建构家庭体系和学术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平衡。有多次去拜访先生时，正逢先生的成年子女在家，先生将重心转移到与弟子的相处中，而忽略照应子女。

细流斋的大型聚会一般从下午延续到晚上，师母承担了守夜人的角色，提供精美的食物和点心，调节和推动细流斋的聊天氛围。师母从不参与师生恳谈会，在忘记时间的谈兴中，师母会出现在书房里踩住刹车，告诉我们时间太晚了，先生要休息了，我们才发现已到深夜。

家庭关系的维系是一门艺术，先生和师母将这门艺术打造成为精美的工艺品。举案齐眉、琴瑟和鸣用来形容这件工艺品比较合适。据师母说，先生和师母的婚姻是相亲的结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华东师大历史系一个老师认识在中学做教师的师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先生和师母约在一起。师母描述了当时的场景：师母进入客厅时，看到先生端坐在椅子上，师母的第一印象是这个年青后生长得高大魁梧，相貌堂堂，为人忠厚温暖，从此成就一段五十年的美好婚姻。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中国婚姻的传统缔结方式，它以父辈的价值观念塑造子女的婚姻，并将这种价值观实现代际传递，常常能够造就以家庭为中心的美好姻缘。现在看来，当代青年男女有越来越多便捷的方式相互遇见、结识，但缔结婚姻的难度系数好像大大上升了，而婚姻生活的美好程度好像也不及先生那一辈。记得2000年，先生作为证婚人参加曾晟堂师兄的婚礼，在婚礼祝词中，先生念了一首自作的诗词，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爱情理想忘老，一往永无前。”作为对师兄婚姻的祝福，只怕也是先生和师母婚姻的自况。

先生在学术研究上旺盛的生命力是以健康的身体为基础的。从常规统计数据来看，二十到五十岁是人的创造力最旺盛的时候，五十岁之后创造力衰减直至枯竭。受到历史原因的影响，先生从四十五岁才真正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未来三十多年先生始终保持旺盛的学术生命力，这是难能可贵的。在我看来，先生保持学术常青得益于三点，一是先生滋滋以求的学术探索精神，二是健康的体魄，三是以思辨力为基础的学术研究取向。

先生这一辈在早期阶段生活坎坷，颠沛流离，也正是这种生活际遇造就了他们强大坚毅的精神世界和大浪淘沙般的强健体魄。在我的印象中，如果在校园里看到先生，先生总是健步如飞行走在丽娃河畔的林荫小道上，我追上先生和他打招呼时，才惊觉我的存在。如果先生和师母同行，先生的步履会慢一些，以跟上师母的步伐。先生也有微恙的时候，记得1995年春天的某个晚上，我和方平师兄前去拜访先生，正在谈着事情的时候，先生突感不适，出现呕吐的迹象，我和师兄都很担心，建议叫救护车送医。师母是最了解先生身体状况的人，她进来叫我们不要担心，也不用去医院，建议我们先回去，让先生静养。几天后再见到先生，先生的身体已恢复如初。由此，我和先生有了许多关于健康的讨论。先生问我当时是不是感觉他的身体不行了，我没有否认，告诉他很担心。先生告诉我他的健康观，只要没有急特大病，他的身体没有问题的，急病是心梗或脑梗，特病是器官衰竭，大病是癌症。先生认为只要保持足够的休息，宽松的心态，急病不会发生。关于大病，从家族基因来看，除了大哥因肺疾英年早逝外，父亲二哥均到八十多岁。先生除了高血压到医院常规配药外，很少与医院发生联系。

到晚年时，先生不幸罹患大病，某项指标始终很高。经过上海六院和院外专家会诊，确诊为癌症。经过多轮治疗，情况得到控制。身体机能一恢复，先生又投入到学术研究之中，在后期，先生将更多的精力花在对自己学术生涯的总结，整理生平著述，打算结集出版。随着疾病的发展，先生困于不能久座，影响了先生的整理进程。对于将学术视为生命的先生而言，为此感到沮丧。

某一天，先生给我打来电话，说是要到家里来拜访。在印象里先生去弟子家拜访是比较罕见的。记得应该是晚秋或初冬，天气微寒。我当时住在闵行区较偏僻的地方，交通不是很方便。如果乘坐公共交通，需要转乘很多耥车才能到达。当时是在工作日，家里只有傍晚才有人，先生到达时天色已暗。记得先生戴一顶圆边礼帽，穿青灰色长风衣。我陪先生在客厅里说话，妻子在厨房里烧饭，希望陪先生在家里吃一顿家常饭。先生询问我妻子孩子情况，参观了我的居住环境。然后到小书房里看了看我的书架。先生拿出他整理的著述目录和新近发表的论文，我小心地收藏了。妻子烧好饭后，我邀请先生共进晚餐，先生告知我他出来时已经吃过饭了，建议我们自己照顾自己，不用管他。我感到很遗憾，草草用餐后继续陪先生说话。先生离开时已是晚上九点多钟，我送他到十字路口，拦了一辆出租车，交待出租车司机将先生送到中山北路的丽娃大厦，支付了车资。后来去拜访先生时，师母和我说起先生去成都开会，李强师兄将先生送回酒店的情形。我才惊觉先生年事已高，出行不便，我那天疏忽了。

由于工作生活所累，拜访先生日稀。某一天李瑊师姐给我打来电话，说先生住在六院已有一段时间，情况不是很乐观。我急匆匆赶到医院，先生见到我说，“松青，你怎么才来呀？”我赶忙向先生道歉，表示如果不是李瑊师姐打来电话，我都不知道。先生和我聊起他的病情，谈了未来的几种治疗方案。先生以前是不能久座，现在则是不能很好地睡眠，深受困扰。要强的先生希望回家去，让生活回到原初的样子。后来，全国各地的弟子赶回上海，集体拜访先生，先生非常高兴，忍着病痛与弟子们说话。这时先生已不能坐起。

生命的齿轮一旦开启，便以它惯常的节奏运转。人们常常哀叹虽然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但人类干预生命齿轮的能力有限。我在翻阅民国时期的《申报》时，看到当时国人生命如浮萍，人生如草芥。随着国家的富裕强大，人均预期寿命来到了80岁。生活环境的富裕化，降低了意外和风险，减少了因为饥馑和常规疾病带来的死亡。但人类对基因潜在的生命预期很难作出改变。先生的生命齿轮走过了80岁，先生以达观的生命观看待生存和死亡。物理世界的生命延展虽然停止了，但先生的学术生命仍然在延续，先生的学术理想、思想体系、家国情怀在中华民族学术长河中熠熠生辉。

（作者周松青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