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十人·潮起海上｜权衡：自贸区为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

【编者按】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对行至十年的中国自贸区来说亦是如此。

2013年9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浦东揭牌。作为中国第一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大胆试、大胆闯、自主改，在一片热土之上深耕“试验田”。

从无到有、由少到多，十年来，中国已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及海南自由贸易港，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轻舟已过，未来可期。澎湃新闻 “十年十人·潮起海上”系列报道正在推出，本篇关注为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创新探索进言献策的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权衡。

人物简介

权衡，现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担任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上海社科院副院长，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等。兼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决策咨询特聘专家、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经济学会副会长等。

周寰 设计

10年探路，自贸试验区为中国和世界带来什么？

权衡认为，自贸区既为中国更高水平对外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作出重要贡献，也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

这位政府决策咨询的专家清晰地看到，自贸试验区10年的发展，实际展示着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内在逻辑的变化——从市场开放、要素开放，转向制度型开放。

“这种全方位制度型开放，远比单一的市场打开、要素市场开放的影响要大得多，影响更加深刻。”权衡解释。

通过对标国际最高经贸标准，以开放倒逼改革，以开放促进发展，中国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302项制度创新成果，并推向全国，促进中国构建起全方位、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新格局。

多年来，无论作为政府决策咨询的专家、全国人大代表，抑或社科理论研究的专家学者，权衡密切关注上海自贸试验区及临港新片区的创新和探索，积极进言献策。 

从2013年9月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开始，全国自贸区已实现从“1”到“21”的扩容。权衡强调，自贸区在促进投资贸易便利化自由化、加大开放风险压力测试过程中，还要注意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为世界经济注入新活力

现在回过头看，10年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如同中国为世界经济持续发展注入一剂“强心针”。

权衡表示，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演变为全球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面临的不确定性因素逐渐增多。10多年来，世界经济几乎长期“停滞”，再加上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泛滥。这个过程中，世界经济亟待新的动力和活力。 

2012年，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后，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中国对世界的影响都变得愈发深远。彼时，世界各国在观察中国的对外开放，要如何继续走下去。

上海自贸区 朱泉春摄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设立了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是一个非常重要、非常鲜明的信号，向国际市场展示了中国坚定对外开放的信心和决心，也意味着中国将实践更高水平的开放，在推动自身更好发展的同时，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化前行注入新动能。”权衡说。 

他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自贸试验区的设立是逆势而上、顶风而上，为陷入危机的世界经济注入活力、创造确定性。事实也证明，10年来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与世界深度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中国为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设立自贸试验区，同样对中国自身发展意义重大。权衡说，中国自贸试验区从上海开始，通过制度创新，探索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逐步向全国多个省市铺开，这种“国家战略、地方先行先试”的做法，亦是一种重大的治国理政新方略。

10年间，全国先后分6批陆续设立21个自贸试验区，已经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高地、全面深化改革的排头兵和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 

基于自贸试验区的创新、探索和实践，权衡认为，中国的开放从原来的要素开放、市场开放转向了全方位的制度型开放，“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在实践创新和政策创新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制度创新成果丰硕

10年来，上海自贸试验区形成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成果。数据显示，国家层面复制推广的302项自贸试验区制度创新成果中，源自上海自贸试验区首创或同步先行先试的，占比近一半。 

这种创新实践，对中国对外开放、经济发展意义非凡。权衡举例，上海自贸试验区推出了中国第一张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为外商在华投资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之前，外商准入、外商投资实行正面清单，通过谈判，确定哪些项目可以进入。”权衡解释，而负面清单制度，意味着法无禁止即可为，大大降低市场准入门槛，提高投资贸易便利化市场化和自由化程度，这是投资管理体制的一次历史性变革。 

目前，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已在全国各地推广，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负面清单目录也变得越来越“短”。

商务部数据显示，自贸区的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经过7次缩减，条目由最初的190项缩减到现在的27项，制造业条目已经归零，服务业开放持续扩大。 

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试点，同样让权衡印象深刻。

过去，在贸易通关流程中，企业主体需要向不同部门申报信息、提交材料；而现在，通过“单一窗口”可一次提交办理。通关更顺畅，贸易更便利。

权衡解释，看似简单的变化，其中有深层次的意义。经济改革、市场改革，一个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随着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政府职能应如何转变和适应？“单一窗口”既为企业提供集约化、一站式的服务功能，也在倒逼政府部门实现口岸各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

设立和发展自贸试验区，意味着中国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高水平，实行更大程度的开放风险压力测试。“这种全方位、高水平的开放，会反过来倒逼国内的体制机制创新，推动政府职能转变。”权衡说。 

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是自贸试验区一以贯之的路径。从建立全国第一个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设立全国第一家外商独资医院、第一家外商独资汽车制造企业……10年来，上海自贸区在制造业、金融业等数十个开放领域诞生了很多“全国第一”，持续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次重大飞跃

以临港新片区的设立为界线，权衡认为上海自贸试验区的发展大致可分两个阶段。2019年临港新片区的设立“是一次重大飞跃”。

具体来说，前一阶段的重点，在于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优化营商环境。

而进入后一阶段，临港新片区则按照“五个重要”的功能定位和特殊经济功能区建设，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制度型开放，而且涉及制度创新成果的落地。

“你会看到，临港新片区正在探索的不仅是高水平的开放，与国际高水平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的对接，更重要的是，要能够把全球的人才、资本、技术、数据这些要素集聚在这里，形成高端产业集聚地，这就是真正高水平改革开放以后带来的成果所在。”权衡说。

过去4年，临港新片区已集聚起一批高水平实验室、科创平台、特色孵化器及科技创新企业，推动形成贯穿“基础创新-应用创新-科技型企业培育”的全链条全过程科技创新体系。

前沿产业方面，临港新片区着力打造“6+2”前沿产业体系，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年产值已突破2300亿元。4年来，累计签约前沿产业项目超500个，涉及投资额约5630亿元。 

临港新片区着力发展新兴金融、高端航运服务、数字贸易、技术贸易等新兴服务业。上海财大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上海技术交易所国际交易中心等高水平机构加快建设，迪拜环球港务、汇丰保险经纪等高能级项目相继落地。 

此外，在人才引进、教育资源配套，医疗、商业、文旅资源配套等方面，4年来临港新片区落地了众多制度创新成果，高品质城市功能持续提升。

而在自贸试验区探索的过程中，权衡还提到，应注意防范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科研、医疗、教育、数据跨境流动等，需要平衡好高水平开放和风险管控。“这个风险压力测试区的功能，在临港新片区非常要紧。”他说。 

为老百姓带来实惠

通常提起自贸试验区，很多人第一反应是“高大上”，感觉离自己很远，其实不然。

权衡说，自贸试验区设立10年来，为每个普通人都带来实惠。自贸区建设、临港新片区建设等等，说的是高水平改革开放，最终要体现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上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从大的方面讲，自贸区要与许多重大战略相互协同，形成集成效应和规模效应。譬如，近几年长三角区域高质量一体化发展，面临产业链、供应链的重构，通过发挥自贸区功能，能够更好优化和完善产业布局，形成一批各具特色、有序竞争、差异化的先进产业集群。

再如，借助一年一度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汽车、医药、装备、消费品等从展品变为商品，参展商变为投资商，高品质的技术、服务和商品，从世界各地进入中国市场，进入老百姓的生活中，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自贸试验区，和其他国家战略是相互协同的，既有改革开放，又有创新发展，老百姓一定会得到实惠。”权衡说。 

目前，北京、上海等多省市为自贸试验区发展制定了地方性法规。对此，权衡认为，应适时从国家层面将21个自贸区探索的新经验、新做法，以法制化形式予以固化，进一步提振发展信心，形成制度性成果，更好稳定预期，助推高质量发展。

随着自贸试验区的探索实践，权衡在着手研究一些新课题。 

其中包括关于数据要素的跨境流动。他说，如何在风险可控的范围内，进一步加大数据流动，这对产业升级、科学研究、人才建设都非常关键，有利于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世界的连接。 

他也在思考如何通过自贸试验区，让中国相关领域的经贸标准推向全球，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和规则制定。

“在一些行业，比如在电商等行业，我们是很成熟的，很多标准一定是领先的，”权衡说，“一方面，我们要参与全球规则的谈判、制定，另一方面，也要引领全球经贸规则，让全球经济治理往更好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