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硕评《穿越窄门》｜对他们来说，宇宙的尽头是埃利斯岛

《穿越窄门：埃利斯岛上的移民故事》，[美]文森特·J.卡纳托著，马百亮译，上海人民出版社｜光启书局2023年7月出版，580页，138.00元

当笔者开启又一个暑假追剧之路的时候，从没想到《鹊刀门传奇》会成为这个夏天的爆款。这部宣传不多的赵本山喜剧虽然下饭，但其最大的吸引力无疑不是喜剧而是赵本山，一段表演“掉凳”的短视频就足以引发热议和回忆。不过在赵本山的剧作江湖里，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马大帅》，初看是笑、回看是泪。马大帅被命运抛入城乡巨变的时代潮流中，他犹疑躲闪的眼神暗示着城市新移民们走出旧世界后的慌与茫，被他们留在身后的是熟悉的亲友和生活，而迎接他们的则是一个未知的、现代性的神话。赵本山出色地再现了那个春晚舞台上“赵老蔫儿”式憨直又不乏狡黠的老实人形象，演绎着悲剧式的现代寓言——那些来到新世界大门的人们，能否又该如何让自己与大门后的生活和解？

这样一幕现代寓言，今天的人们自然不会生疏，因为当我们在新闻里看到叙利亚难民的身影和美墨边境的隔离墙，或是回望十九世纪那些跨海远行的人会发现，他们的经历与马大帅何其相似。当我们翻开文森特·卡纳托的《穿越窄门：埃利斯岛上的移民故事》（Vincent Cannato, American Passage: The History of Ellis Island）会发现，如果马大帅的宇宙尽头是辽北大城市铁岭，那么来到美国的马大帅们的宇宙尽头就是这座曼哈顿不远处的小岛。在美国历史早期，埃利斯岛只是曼哈顿海域一个无人问津的小岛，而如今却在美国建国神话中取得了几乎可以比肩普利茅斯登陆石（Plymouth Rock，据说是五月花号清教移民下船登岸的地方）的地位，其中的变化不能不令人好奇。《穿越窄门》叙述了在埃利斯岛历史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官员、移民、公众舆论和社会改革者的故事，作者相信，这个小岛的历史能够告诉读者，成为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在欧洲人大量定居美洲之前，埃利斯岛的主人是北美原住民的阿尔冈昆部落。据说他们涌向该岛，因为这里盛产牡蛎、贝类和鱼类，食物丰富而多样。荷兰人建立新尼德兰后，将附近几个岛屿共同命名为“牡蛎岛”，1664年被英国殖民者接管，并在大约一百年后被纽约殖民地商人塞缪尔·埃利斯（Samuel Ellis）购得，这也是该岛后来名称的由来。十八和十九世纪时，埃利斯岛曾作为军队驻地和执行死刑的地方，到十九世纪后期移民潮汹涌而来之时，美国各界围绕在何处设置移民检查站争论不休。1875年联邦政府认为移民登陆的克林顿堡（Castle Clinton）管理混乱，最终选址埃利斯岛。移民过站需通过一系列健康和心理筛查，从记录来看，约有百分之一的潜在移民在这一过程中被拒之门外。新检查站于1892年1月1日开放，当天有三艘满载来自欧洲移民的大船靠岸，超过七百人经过检查后被允许进入美国。第一位通过埃利斯岛的移民是十七岁的爱尔兰女孩安妮·摩尔（Annie Moore，也有材料说她此时十五岁），她和两个兄弟一起前往美国与父母团聚。1907年4月17日曾创下入境最高纪录，当天有一万一千七百四十七人经由埃利斯岛入境。对于绝大多数移民来说，埃利斯岛是人生新途的第一站；而对那些被拒绝进入美国的人来说，埃利斯岛则成了离开美国的第一站，他们被迫与亲友分离、返回故土。本书作者文森特·卡纳托就是移民的后裔，他的祖父母来自意大利，正是经由这座小岛移居美国。

《鹊刀门传奇》是一个架空的武林，其范围不知几何；《马大帅》的江湖不超过铁岭，而埃利斯岛牵连的则是许多平行世界——那里可能是一户信奉东正教的希腊人家，也可能是一户逃离战争炮火的普鲁士家庭；那里可能是一个告别父亲要闯荡新世界的儿子，也可能是一个将儿子送上航船去异乡寻梦的父亲。从1892年到1924年，约有一千两百万移民通过了埃利斯岛的大门，成为美国的新居民。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可以想见在纽约港的薄雾中，日升月落间隐藏着多少天宝旧事等待被后人发现。述说这里一段段往昔的“白头宫女”并不少见，历史学家们对于埃利斯岛的过去当然不会放过，他们或感慨时空交错里的何草不黄（如Robert Fleegler, Ellis Island Nation: Immigration Policy and American Identit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13），或描绘文化碰撞时的悲欢离合（如Ronald Bayor, Encountering Ellis Island: How European Immigrants Entered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4），甚或考察那些伴随移民而来的不速之客（如Alan M. Kraut, Silent Travelers: Germs, Genes, and the Immigrant Mena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尽管移民史著作汗牛充栋，以移民检查站为主题的作品却不多见，卡纳托的《穿越窄门》似乎是美国学术界的第一本。

在历史学家们的语境里，“埃利斯岛”早已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位置，而是一个充满着隐喻的时空坐标，这个隐喻中有国家和自由，也有种族和阶级。它已不再自发地是外乡客登陆美国的落脚之处，而似乎成了催生美利坚民族的奇点、似乎成了理解何为美国的方法论。历史学家肯尼斯·杰克逊（Kenneth Jackson）评论说，“尽管埃利斯岛的故事是关于来自遥远地方的移民，但事实上它和感恩节、苹果派一样是美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小岛上折叠着华南的聚落、南欧的群山和大西洋畔的渔村，也折叠着纽约、芝加哥、圣路易斯这些光怪陆离的工业大都会。如同传记作家沃尔特·伊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所言，“美国的故事是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通过为我们带来富有启发性的、有时令人不安的埃利斯岛故事，文森特·卡纳托的《穿越窄门》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本质”。

用丰富的细节呈现电影般的历史画面，一直是卡纳托作品的长处。在纽约市长约翰·林赛的传记中（Vincent Cannato, The Ungovernable City: John Lindsay and His Struggle to Save New York,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卡纳托细致地描绘了这位六十年代政坛新星在复杂政治旋涡中的成长经历和心路历程。在这本埃利斯岛的“传记”《穿越窄门》中，作者同样以叙述性的风格，描述了一波又一波的移民如何来到岛上，又如何进入或者离开美国；也一波又一波地将读者的目光引向埃利斯岛内外，直达华盛顿的官府衙门，以及各级移民官员们在意识形态的碰撞与政策变动中何以自处。卡纳托展示了移民过站流程实际是如何运作和变化的，特别是当舆论变得更加强烈，以及移民政策受到密切关注时，岛上的移民和移民管理者会如何因应。为此，作者特别注意到岛上的移民官员群体，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他们对待移民的态度、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以及具体工作。甚至可以说，这本以移民管理站埃利斯岛为主题的著作中，真正的主角并不是来到岛上的移民，而是长期在岛上工作的移民官员。但这并不是一部官僚的历史，卡纳托巧妙地将移民的故事与管理检查他们的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有时这些故事令人心碎，但卡纳托描述的大多数移民案例旨在说明他的观点，即移民检查员通常不是没有心肝的人。相反，通常情况下检查员会尽可能宽泛地解读法律以批准移民，特别是当看起来这样做是合乎情理的时候。据说安妮·摩尔作为第一个通过检查站的移民，得到了十美元的金币作为纪念。普利策奖得主沃尔特·麦克道格尔（Walter A. McDougall）指出，“卡纳托没有假装回答我们关于移民的棘手问题，也没有在埃利斯岛的历史中找到一个‘可用的过去’，他只是讲了一个了不起的故事，这个故事充满了相关性”。不过要指出的是，作者虽然长于从细节入手，但本书却很少使用移民管理机构的数据，也没有写明所涉及移民官员的头衔和相互关系，读者从《穿越窄门》中很难了解到这些移民是谁、他们来自哪里、留在岛上的时间是否因为国别和种族而有所差异，也很难理清埃利斯岛的检查流程与管理体系。

虽然卡纳托不是职业历史学家，但本书却算得上移民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作品。围绕移民的管制是放松还是收紧，谁有资格成为美国人、谁又没有，这些问题自始至终是移民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穿越窄门》在分析这一问题时仔细讲述了相关各方的考量和诉求——联邦政府尤其是最高法院，它从1875年起严禁州政府出台移民法规，将移民变成了国家性议题；人道主义者，他们试图维护移民的利益，使他们免受追求利润的企业的剥削；进步主义改革派，他们试图在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和政府监管之间寻求平衡；公众舆论，对于移民能否融入美国以及他们对美国可能造成的伤害，持有越来越强烈的怀疑；以及贯穿在移民管理整个过程中的文官队伍，他们是政策落地的具体执行者。卡纳托尤其细致地描述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移民问题上的骑墙态度——他起初支持试图收紧移民管理的文盲测试和其他限制，但主要出于政治考虑而日益放宽了态度，让自己有效地“穿越了移民问题的窄门”；他是唯一一个能够让像希伯来移民援助协会这样的移民服务机构感到满意，同时还能够平息他在移民限制阵营中的支持者的愤怒。相比之下，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似乎在这个问题上不太积极，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则更关心贸易、关税和其他经济改革。从卡纳托的书中可以发现，二十世纪初美国社会在移民问题上的分歧，并不像排外主义者宣称的那样尖锐。或者是，移民争议发生在美国政治世界的中心，与普通大众存在不小的距离。作者认为，民主党人、共和党人、保守派和进步派一致认为必须阻止“不受欢迎的人”，但他们争论的焦点是政府应该如何严格执行广泛解释的法律，而非是否执行。《穿越窄门》发现，设立在埃利斯岛上的移民管制体系的灵感并不是来自排外主义，反倒是来自进步主义者。卡纳托有力地论证道：“移民监管的话语与对托拉斯、垄断企业和铁路的经济监管的类似话语密切呼应……改革者们寻求利用政府的权力来促进公共利益，约束自私的私人利益。”（39页 ）联邦政府之所以会选择埃利斯岛作为移民检查站并建立起一套明确的过站流程，是因为“在同一时期，联邦政府的自由放任态度让位于这样一种制度：并不终止移民，而是为了公众利益对其进行监管。移民管制背后的推动力，与禁止童工、管理铁路和垄断部门、开放定居点、创建国家公园、与城市政治机器的腐败作斗争，以及提倡节制饮酒的推动力是一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移民管制作为一项渐进式改革非常合适”（15-16页）。

但在具体分析中，作者实际上难掩将移民争论一分为二的简化处理——白人精英们站在道德制高点上要求限制移民，宣称自己为的是排除犯罪、疾病和可能危害国家的各种不幸，他引用爱德华·斯坦纳的回忆录写道，“确实有很多罪犯来了，尤其是从意大利。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中有许多瘦弱、发育不良的人……大多数移民是健康的，他们是粗鄙的普通农民”（171页）。站在他们对面的是法院以及各种以国籍、族裔和宗教为基础的移民援助社团，正是他们制衡政府及其官员，让后者不总是反复无常。另外，全书几乎没有一处提到同一时期美国其他的移民检查站，包括旧金山湾区的天使岛（Angel Island），而比较的视野无疑将丰富读者对埃利斯岛移民管理体系的理解。

看得出来作者试图摆脱移民史常见的现实指向，始终努力地寻求平衡，一方面是平衡对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移民限额政策的激烈批判与对本世纪以来美国移民政策收紧的冷静思考；另一方面则是在埃利斯岛的不同审视者之间的平衡，即，这里究竟是克艰克难的勇敢移民的象征，还是团结一致的美利坚合众国的标志。与此同时，卡纳托将埃利斯岛放在一个实际空间和象征空间的交叉点上展开论述，将移民或者说潜在美国公民的增加和国家官僚队伍的壮大结合起来，用埃利斯岛功能的变化和设施的转变来提醒读者，国家（the State）并不总是边界的守卫者，美国也并不总是理想的避难所——因为在移民限额收紧和经济危机导致移民锐减后，埃利斯岛再度变成了监狱，被收容在这里的人主要是可能对美国造成危害的外来人。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感受到卡纳托的平衡努力，但本书章节的划分却容易让读者觉得作者过分强调了移民的不良特质，似乎接连不断的抵达者中总有不少“可能成为公共负担”，或者道德可疑，或者有精神和身体缺陷。此外，与一些移民历史学家不同，卡纳托并不害怕使用“新移民”这个词来描述那些在世纪之交涌入的人，但没有贬义。他的叙述也没有局限于那些来自南部和东部欧洲的移民，尽管当时前往美国的大多数移民来自这些地区，但来自英国和西北欧洲的移民也引起了作者的关注。

关于移民的叙事往往关注漫长旅程中的悲喜交加和艰难险阻，而像卡纳托这样将目光投向移民“最后一公里”的似乎不多。而即便走过这一公里，面前仍有看不到头的旅程，这是卡纳托刻画的远在华盛顿的官员们，但更多的是移民们要跨越的社会障碍——相比大多数人的故乡，高度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美国无疑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一个现代性的迷思。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当下这个急剧变化的年代里，无论是赵本山剧中的马大帅、范德彪，还是卡纳托笔下的赫尔施、珀茨瓦（二者的经历分别见书中237页和289页），他们的境遇正逐渐得到当代人的理解和同情。在各自的宇宙里，都有不少被现代性拒之门外的飘零客，或是挤进了工业化的高速列车却不得不提前下车的人，他们的身影被淹没在铁岭的霓虹灯下和埃利斯岛的故纸堆里。苦难由他们承担，而辉煌则属于时代。谁不曾是马家堡子人，谁又没有过自己的埃利斯岛。当远行者渡尽劫波后敲开新世界的大门，究竟是转过身、回家去，还是“向前看、别回头”，终究是一个无解的难题。珀茨瓦伤心欲绝，继续在这片熟悉而陌生的土地上奋斗；而弗雷德里克·豪绝望地相信，“这个国家的残暴就表现在埃利斯岛”（406页）。如今这个岛屿已是美国国家地理标志（National Monument），覆盖着厚重的历史尘埃。《穿越窄门》虽然不够完满，但至少没有将埃利斯岛理想化为一个国家建构的神圣符号，并且帮助我们看到一个世纪前的移民辩论如何持续存在，以及关于谁是、谁又不是“合适”移民的辩论为何植根于美国政治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