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焄︱《庋榢偶识》中的书人书事

王伯祥在晚年接受好友陈乃乾的建议，陆续将平生所撰藏书题记抄录成册，裒辑为《庋榢偶识》正、续编。这些聊供排愁遣闷的题记起初零星刊布于《中华文史论丛》等刊物上，而整部书稿则深藏箧中三十余年才得以整理出版（中华书局，2008年）。尽管全书编次未依部类而略显芜杂，不少内容也只是信笔漫谈而未予深究，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坦言的那样，“予喜涂抹，每获一书，辄摩挲数四，然后入架，偶有所感，随笔著数语，亦仅识得书岁月及当时情境而止”，加之书籍插架凌乱无序，“不复能排次时日，略识先后，只得随检随抄，以俟后之人编次焉”。不过在随意披览之际，却令人颇感兴味。

比如开卷第一篇说起由商务印书馆印行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购自棋盘街文明书局，照价无折。本馆近在咫尺，未由入视”，“遂使邻店居奇（馆例同人购用，得享七折优待），亦可笑也”。作者当时正在商务印书馆史地部任职，然而为了这部亟需参考的工具书，居然不愿再稍事观望比较，甚至放弃了照例可以享受的优厚折扣。在略带自嘲调侃的口吻中，这份书生痴气显得尤为可爱。

如此心血来潮的经历在他的访书生涯中屡见不鲜，有一部《经韵集字析解》，“其书取《十三经》《佩文韵府》及《拾遗》所赅不同字体，依《康熙字典》编次，略加诠释。在当时实足为家塾读书之一助”，然而时过境迁，这类兔园册子性质的字书早就不敷实用，可是他“偶过蟫隐庐见此，悦其刻书之岁适先于予生六十年，同为庚寅，遂购而归”，仅仅因为刻书时间比自己出生早了一甲子，就兴冲冲地买下作为纪念。为了一部心仪投缘的书，有些人总能搜肠刮肚找到合适的理由，即便在旁人看来会有多么荒唐无稽。

作者身丁乱世，辛勤积聚的藏书也曾遭厄散失，但这并不能磨灭继续购藏的热情。他有一部《韩诗外传》在淞沪抗战期间付诸劫火，幸亏没过几年，“商务印书馆设廉价部，将旧存底货贬值斥卖，往往有绝版旧籍错列其间。一日清晨偶过之（时稍晏即顾客盈门，徘徊拥塞，无从插足），瞥见此本，标价仅六分，予喜旧帙之重遇，因购以归”，非但有故友失散再度重逢的惊喜，而且有眼皮底下廉值捡漏的意外，在颠沛流离的处境中更是让人悲辛交集。

作者还曾感染肝炎住院治疗，随身携带《万历野获编》《霞外攟屑》和《茶余客话》，“得昕夕展阅，稍纾郁结”，孰料出院时随身物品均需高温蒸烘消毒，三者遂不免“色变缩绉，顿失初型”，“倍见敝旧”。尽管这些书籍原先或是“扉页倒装”，或是“窳劣印品”，并不足珍视，可在他看来，“止因随予萍转，且亦小经沧桑，乃有一段香火情耳”，仍有难以割舍的眷眷之情。这些偶尔发生在访求购藏中的小插曲着墨不多却生气淋漓，格外引人入胜，尤其是有着同样癖好的爱书人，想必会情不自禁地产生“于我心有戚戚焉”的真切感受。

王伯祥早年相继在商务印书馆和开明书店担任编辑，晚年又出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因而对出版界和学术界的情况相当熟悉，题记中载录的许多逸闻旧事都颇资谈助。在述及所藏《汉学师承记》时，他回忆起“傭书涵芬楼时，同事友人周予同假去参校”，并迻录了周氏为此所撰的题识，其中也提到“十九年，为商馆编注江藩《汉学师承记》。承伯祥兄惠借校经山房单行本，以与各本校雠”。周予同选注的《汉学师承记》由商务印书馆于1933年出版，《序言》中胪列该书各种单行本，首当其冲的就是校经山房重刻本；《凡例》中也明确交待，“本书依‘序言’中所举各本校勘，以求正是”，这项工作显然离不开王伯祥的慷慨无私。周氏此前撰有《经学史与经学之派别——皮锡瑞〈经学历史〉序》（载1928年《民铎》第九卷第一号，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在文中发愿“我将献身于经学史的撰著”，“我热望着我的环境与学力能够允许我，而同时热望着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得到几位学术上的伴侣”。选注《汉学师承记》正是他庞大研究计划的一部分，王伯祥则完全称得上是他所热切期盼的“学术上的伴侣”。

从商务转至开明后，王伯祥也经手过不少名家著述，对此常有论列阐发。比如他评说龙榆生辑录的《唐宋名家词选》（开明书店，1938年第三版），“全依彊村之说，末附元遗山词，尤见托迹先朝之微意”，而时隔多年以后，“一九五六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为重印此选，已多所增删”。开明旧版曾依据朱孝臧校刻的《彊村丛书》辑录过金人元好问的词作，可此举显然与“唐宋名家”的称呼名实不副。龙氏在重印时做过大幅度删改增订，但新版《后记》对此语焉不详，并未交代具体内容及相关原因。王伯祥的题记倒是提醒读者留意，旧版选录元氏词作也许另有婉曲深意寄托其中。

另如陈友琴编选的《清人绝句选》（开明书店，1935年），王伯祥特意指出，“书名‘清绝’，语意双关，予颇赏之，为校印焉。然二十余年以还，迄未晤其人，及任北大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友琴亦来所同事，一见相契如旧识。以是过从较密，时与赏析，缘在此书”。该书原有查猛济的序言，仅泛泛称道此书“集清绝之大成，为词林之韶濩”；另有叶圣陶的序言，也只是强调“所选有四百家光景，清代的重要诗人差不多都在这里露脸。我们取来讽读，就好比跟一代的诗人促膝谈心”。读了王伯祥的题记，才让读者恍然大悟，原来书名暗喻时事而别具深意；至于编辑和作者因书结缘而又平淡如水的交谊，更是让后人歆慕神往不已。

对学林风气的递嬗迁变，王伯祥有时也直言不讳，不失耿直狷介的本色。他曾抄录清人姚际恒的《好古堂家藏书画记》及《续收书画奇物记》，盛赞“自非好古敏以求之，曷克臻此”，对姚氏著述在近代的遭际则深予慨叹，“其鉴古之名竟为其名著《古今伪书考》所掩，莘莘之士，颇有不知其为收藏名家而称道其《伪书考》不绝口者”，甚至认为《古今伪书考》的暴得大名反而导致了不良的学术风气，“及姚书一出，罗列古来赫赫名著，概斥为伪”，“从此可以不究内容，肆意斥责，而人亦不敢致其诘难矣。此风一扇，每下愈况，逮近人《古史辨》出，更一切否定，而古籍之足用者星凤不若焉”，矛头竟然直指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

《古今伪书考》在近现代疑古思潮的兴起过程中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顾颉刚曾整理校点此书，作为《辨伪丛刊》之一（朴社，1929年）付梓出版，在序言中就藉此追溯过自己的思想渊源：“我现在已成了一个埋头故纸堆中的人了。这个嗜好的养成自有多方面的诱导，但在这许多诱导之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便是这本小书——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并大力表彰其学术史意义：“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一个名目，敢于把以前人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受一个猛烈的打击，觉得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价值，而在它所给予学术界的影响。”流风所及，即便是学术旨趣与古史辨派不尽相同的学者，对此书也不敢稍有怠慢轻忽。顾实在《重考古今伪书考》（大东书局，1928年）的《自序》中就说，“顷见姚氏此书，大为流行，各大学、各高三中学，咸油印发布，莘莘学子，几于人手一编”，又提到“在琉璃厂书肆，睹有新出版书题名《古今伪书考释》者，亦多空衍姚氏之说，无所规正”，他由此甘为“姚氏之争友”，“略据诸家考订，暨平素心得”，编为教本用于讲授，足见顾颉刚所推崇的“它所给予学术界的影响”并无丝毫夸饰。

王伯祥与顾颉刚既是苏州同乡，又是多年挚友，顾氏还曾向他详细介绍过整理《古今伪书考》以及编辑《辨伪丛刊》的设想（参见顾颉刚1921年6月9日《致王伯祥》，收入《顾颉刚书信集》，中华书局，2011年），可他对古史辨派矫枉过正的流弊却毫不假以辞色。他后来与周振甫合撰《中国学术思想演进史》（亚细亚书局，1935年），在第八章《晚近思潮》中也提到过古史辨派，虽然肯定“顾氏一派的疑古是重在求真，方法既益趋精密，又没有尊圣的主见和其他作用，所以收获也比较多了”，但仍强调古史辨派“不过是继承清儒的途径而有新的创获，还算不得一时的学术思潮”，对其评价多有保留。尽管就学术的发展演进而言，王伯祥无疑低估了古史辨派应有的作用和地位，但从中恰恰彰显出他不徇私情、和而不同的治学风范。

王伯祥在序言中自谦所撰题记“未能于书旨有所发明及详究版本之异同”，不过有些内容其实颇值借鉴参酌，不容轻慢视之。他抄录过清人李调元（字雨村）的《弄谱》，待装订成册后题写道：“雨村有《诗话》《赋话》《词话》《曲话》（人称雨村四话），见所刻《函海》中，别有《剧话》及此谱，单刊印行，传本极稀。……因假钞一通，以为翫赏。”然而没过几天他就发现此书颇存蹊跷，“偶翻仁和翟晴江（灏）《通俗编》，见其十九、二十两卷即《剧话》，廿一、廿二两卷即《弄谱》”，由此推测或许是书贾震于李调元的名声，“故从所刻《函海》中割取此四卷，模其版式，窜名刻印以射利耶？”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他又仔细翻检李调元的《童山文集》，发现“《剧话》、《弄谱》二序赫然在焉。予据钞之本，亦正各冠此序”，于是又修正了先前的判断，“因疑雨村或先得翟稿，即窜己名刻之，其后刻《通俗编》入《函海》，遂寝此不行。故《函海》收雨村四话外，无此二种，惟集中两序刊除未尽，致留此话柄耳”。

翟灏所撰《通俗编》除了有翟氏本人无不宜斋所刊三十八卷本以外，另有李调元刊刻的《函海》本。只是《函海》这部大型丛书屡经重刻，不仅历次所收著述总量有所增减，而且某一种著述的内容也会有所出入（参见邓长风《〈函海〉的版本及其编者李调元——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札记之五》，收入《明清戏曲家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其中所收《通俗编》就先后有十五卷本和二十五卷本的差别，而两者都遭到过大量删改。更有甚者，李调元在编刻《函海》时还暗挟私心，夹带私货，不仅把自撰《剧话》的部分内容掺杂进《通俗编》中，甚至还将《通俗编》的诸多条目攘为己有（参见颜春峰《〈通俗编〉版本考略》，载《语言研究》2012年第4期）。商务印书馆在1935年至1937年期间编辑出版《丛书集成初编》，在《凡例》中宣称“初编丛书百部之选择标准，以实用与罕见为主；前者为适应要需，后者为流传孤本”，其中就包括《函海》在内。未经李调元改窜的无不宜斋本《通俗编》里并无《剧话》和《弄谱》，王伯祥所见混杂了两书的《通俗编》，应该正是出自《丛书集成初编》中所排印的《函海》本。尽管他据此误以为《弄谱》并非李调元所撰，并为自己的“粗心失检，浪费楮墨”而懊恼不已，可依然提供了重要线索，足以证明《函海》并不可靠。商务印书馆在1958年再次编辑出版《通俗编》，就舍弃了《丛书集成初编》中早就有的《函海》本，转而依据无不宜斋本标点排印，或许就听取过王伯祥的建议。

类似的匡正订误还有不少，比如在谈到由潘景郑校订的《鸣野山房书目》（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时，王伯祥写了大段辨伪文字，一方面指出“此目即清初祁理荪（孙）《奕庆楼藏书目》，向无传本，民初湖州人沈韵斋从藏家钞出，伪署沈复粲鸣野山房之名，经由来青阁杨寿祺之手售出”，揭露此书实由书贾假冒伪托；另一方面则对校订者的疏忽失察深感意外，“潘景郑号为知书者，亦堕其套中，为之录校，古典社遂印以行世”，言外颇有叹惋之意；最后则交待此事得以澄清应当归功于陈乃乾的发现，“乃乾洞悉原委，为发其复，事以大白，否则真书伪署，张冠李戴，祁、沈两伤，不且冤沉千古乎？”

陈氏早年在上海开设过古书流通处和中国书店，深悉旧书业的种种内幕，在《上海书林梦忆录》（连载于1943年《古今》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七、二十八、三十期，收入虞坤林整理《陈乃乾文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中就揭穿过一些作伪伎俩，并说：“各书店之尝造伪钞本及拥有伪藏印者甚多，余不愿发其覆。所以记此二事者，以见书之能销与否，及业书者之能获利与否，皆不可以常理测也。”已经明言书贾弄虚作假意在牟取暴利，因此所用手段往往超出常人的想象。在《读书识小录》（收入《陈乃乾文集》）中，他还提到另一部《上善堂书目》：“民国初年，吴兴沈韵斋毅寓居苏州，于灵芬阁书肆乱纸堆中，检得此稿，涂乙不可辨，为之排比，缮成清本。……余于此目，虽钞自韵斋，未敢深信其传授有自也。”可见他和沈氏早就打过交道，对其经手整理的文献是否真实可信也多存疑虑。

陈乃乾在1956年调至北京主持古籍出版社的影印业务，而清抄本《奕庆藏书楼书目》正收藏于北京图书馆，想来正是借助近水楼台之便才得以比勘察验。他应该还把查勘的结果告知过古典文学出版社，因为后者在当年六月特意印制过一份《关于〈鸣野山房书目〉的说明》夹在未售出的书中，承认自己的过失：“我社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出版清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一种，系根据前燕京大学图书馆所藏旧钞本加以整理付印。出版以后，发现这一书目的内容，完全与明末清初的山阴藏书家祁理孙的《奕庆藏书楼书目》相同。燕京所藏旧钞本题名《鸣野山房书目》，并冠以沈复粲墓表等，实系张冠李戴，我社初未发现，以讹传讹，造成错误。”在此之后，钱亚新的《祁理孙与〈奕庆藏书楼书目〉》（载《图书馆工作》1978年第4期）也指正过《鸣野山房书目》的题名错误，并详细考订了祁氏的生平著述；武作成的《清史稿艺文志补编》（收入《清史稿艺文志及补编》，中华书局，1982年）虽然著录了“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在小注里同样指出“此书实即祁氏《奕庆楼藏书目录》”，也许都曾受到出版社那则声明的启发。

不过与此同时，最初的误判也通过各种方式不断传播。潘景郑曾将历年所撰题跋汇为《著砚楼书跋》（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其中已经率先收入《鸣野山房书目序》，介绍自己整理校订的经过。此事尚发生在真相大白以前，自然情有可原，不必求全责备。但此后《著砚楼书跋》又影印再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甚至增订为《著砚楼读书记》（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两者都因循旧规收入了那篇《鸣野山房书目序》，而未作任何编辑说明以提醒读者。这就很容易导致谬种流传，比如来新夏主编的《清代目录提要》（齐鲁书社，1997年），自称所收各书“非清代目录之全部，而系清代目录中较完整、较优秀者”，在沈复粲名下便著录了《鸣野山房书目》，并据潘氏序言介绍相关情况；上海古籍出版社则利用古典文学出版社的排印本影印过一批书目题跋，“原版各册前之出版说明、序等均予保留”（《〈中国历代书目题跋丛书〉出版说明》），此书依然署作“沈复粲编《鸣野山房书目》”（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毫无疑问都没有注意原出版社采取过的补救措施以及其他学者所做的考辨补正，其初衷虽然在于为学者提供便利，但以讹传讹则难免多有误导。

王伯祥毕生从事文史编校撰著，对古籍整理中诸多“以己昏昏使人昭昭”的乱象自然难以容忍。在批评整理本《天府广记》的标校失误时，他就毫不讳言：“迩来坊间重印古籍，多经参校整理，甚或蒐录有关资料，附缀书后，用备稽核。所谓加工生活，自是佳象。顾标点符号，往往忽诸，竟有毫末之差而谬以千里者。”还借题发挥道：“予向谓不明古籍真谛而滥施标点，贻害较白文更大，盖白文流传，尚可使读者玩索自得，即有舛错，亦可供学人思适之资，一加标点，即隐示准则，浅人凭以体会，不免导入迷途，识者获此，徒滋笑柄。又何苦而为此徒费精神于无用之地之事哉。”在纠正排印本《羯鼓录》的句读错谬时，他又忍不住评议说：“近人尊视标点，重于本旨，一似不加标点，此书即无人能读者。顾又轻忽从事，漫不经心，毫厘千里，往往而是。”对此类本末倒置、逞臆妄为的行为深恶痛绝，这番良苦用心确实值得后人时存儆惕，并引以为戒。只是《庋榢偶识》自身的整理编校也多有舛错讹谬，如误《经籍籑诂》为“经籍纂诂”，误《金驼稡编》为“金驼粹编”，误《墨子间诂》为“墨子闲诂”，标点的错误脱漏更是不一而足，虽说情有可原且瑕不掩瑜，还是让人在掩卷之余难免有些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