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诺奖擦肩而过的沈从文：只活了一半的人

他写了无数情书，却没爱过。他活到了1988年，但文学生命已于40年前结束。

十年前，曾往凤凰古城，专门去了沈从文墓地，近期再去了一次。不算多喜欢他的文字，但作为作家或知识分子在此国历史的命运标本，他具有标准的意义。他的爱情、婚姻和人生，在时代洪流里让人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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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书桌上这几组文字，校阅后，我不知道是在梦中还是在翻阅别人的故事。经历荒诞离奇，但又极为平常，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多多少少必须经历的生活。有微笑，有痛楚；有恬适，有愤慨；有欢乐，也有撕心裂肺的难言之苦。

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后来逐渐有了些理解，但是，真正懂得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所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过去不知道的，现在知道了；过去不明白的，现在明白了。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

照我想，作为作家，只要有一本传世之作，就不枉此生了。他的佳作不止一本。越是从烂纸堆里翻到他越多的遗作，哪怕是零散的，有头无尾，有尾无头的，就越觉斯人可贵。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

谨以此书奉献给热爱他的读者，并表明我的一点点心迹。”

这是张兆和在《从文家书·后记》里的文字,前些日子在凤凰古城沈从文墓地的石碑上也看到，由沈从文侄儿黄永玉手书。

沈从文（1902.12.28－1988.5.10）花了较长时间来追求张兆和，一生中写了很多情书，但他们似乎并没听懂彼此的话。如果你说的话他人听不懂，实质相当于你没说。

他们关系一直不好。年轻时，张兆和是大家闺秀，瞧不起沈从文这个“乡下人”。沈从文抱怨说：“你爱我，与其说爱我为人，还不如说爱我写信。”或许这说明了问题的实质。如果张兆和真的只是爱上他的信，沉迷于文字的浪漫与温情里，或许只是爱上想象的爱情。

只要时间持续足够长，什么都可以上瘾，包括曾经本能厌恶的事物。当收信读信已成生活中不可缺如的习惯，要戒掉，实在困难。人们往往容易（或乐意）被眼前的事物所蒙蔽。张兆和说：“是谁个安排了这样不近情理的事，叫人人看了摇头！”

1928年，沈从文开始了对张兆和的追求，基本就是写情书，署名S先生，第一封情书这样开头：“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爱上了你！”当初的沈从文对张兆和谈不上了解，只是受其外貌所吸引，知道她是校花——在有地方口音的沈从文口里说出来就成了“笑话”——，何来爱？或许他爱上的同样只是想象的爱情本身。

“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他显得如此卑微，几乎一厢情愿地追求他的女神，承受女神冷酷的、居高临下的审视和俯视。如黄永玉所描绘：沈从文“一看到妻子的目光，总是显得慌张而满心戒备。”这是一种对女神近乎顶礼膜拜的信仰般的爱，女神也是神，配得上形而上的神圣之位。

这样的爱，或许更多是自我臆想的幻影，承载一个不可企及的爱情乌托邦。张兆和有如不食人间烟火的完美女神，梦幻般的文学情人。所以很容易理解他们婚后因为柴米油盐等生活琐事而生的矛盾，尽管这种矛盾或许并非他们的主要矛盾。

她在日记中写到他：“自己到如此地步，还处处为人着想，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这个曾经对着校长胡适坚决表达“我顽固地不爱他！”的女子，最终还是与沈从文这个乡下人结婚。爱源自平等，可怜可敬和奴隶般仰视都不是爱，这也便大概注定了他们一生的情感悲剧。

张兆和生来不受宠，更多像个男子，骨子里带着股韧劲，不哭不闹，吃咸豇豆喝稀饭。母亲买的布娃娃她用手撕了，保姆做的泥娃娃她用板凳砸了，家人给她一个橡皮娃娃，撕不坏砸不烂，她拿出一把剪刀，一刀就把头剪了下来。

从张的童年与成长看，她多少是个冷漠，带着残忍的人。这样的人往往缺爱。爱并非他人给了你多少，而是给了你需要的多少。

凭着对张兆和的爱，沈从文为她写小说，新婚初期有了难得的创作高峰。“有了你，我相信这一生还会写得出许多更好的文章！”《边城》里的翠翠、《长河》里的夭夭，《三三》里的三三，都是黑皮肤女孩张兆和。《湘行散记》和《从文家书》，更是他爱的独白，因为张兆和极少回信。没有回应的爱，还是完整的爱吗？不完整的爱，还是爱吗？

张兆和是红颜，但非知己。她或许从来没有真正欣赏、爱慕和懂得这个优秀的作家、善良的人。她不喜欢他的文章，在沈从文声名大作之时，还总忍不住去修改沈从文文中的语法，以至于最后沈从文不敢再让她看自己的新作，怕她的目光和言语。她是个过于严谨、有些苛求、被规范所缚的读者，他是个文字充满自由甚至乡下人野性的作家。

婚后第四个月，沈从文的母亲病了，他赶回凤凰，张兆和坚决不与他同去，或许她无法也不愿走到乡下去。沈从文的信还是那样殷勤，张兆和还是回的很少。抗日战争，沈从文逃到昆明任教，这在很多人看来很可能是生死之别，张兆和不愿跟随，留在北京。

在昆明，沈从文遇上了懂得并欣赏爱慕他的女子高青子，有了持续七年的交往。高青子确实爱上了沈从文，而非他的信。他或许也没有给她写信，他的信只为心目中的女神张兆和而写。但沈和高更像是基于平等和相互理解的现实伴侣。

这一切，沈从文并不瞒着张兆和。他还在北平时就和张兆和说自己情感充溢，有能力去爱不止一个女人。或许这种溢出的情感，除了文学家的特质，也是因为得不到女神回应的结果。没有回信的情书，就像自言自语，相当压抑，潜意识在寻找着出口。爱是一种本能。

2

林徽因（1904.6.10-1955.4.1）办了一个“太太客厅”，沈从文常流着泪跑去向她倾诉。林的情感经历丰富而纠结，她与陆小曼、徐志摩、梁思成等人的故事已然世人皆知。对比于单纯的沈从文，可谓过来人。林就像母亲那样责骂他，规劝他，交谈人生和人性。林徽因说：“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使他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迷茫不知所措。”

年轻的沈从文或许活在文学世界里，他的爱情更多是想象的乌托邦，他用文学与诗意建构的女神，更多是用来顶礼膜拜的圣母形象。他不惜像奴隶一样，将身心托付于她，通过绝对的自愿被奴役而获得神圣感，越是难以得到，这女神越是显得像神，更加的具有形而上的信仰质地。

人并非神，沈从文如果单纯有苦苦建构或想象的精神圣母张兆和，生活必是失衡的，人的生命必须有精神与世俗层面的支撑。那个高青子的出现，或许就是他世俗人性的一种（潜意识）抗争——我要做一个正常人，拥有奠基于平等之上的爱情——。但这种努力或反叛最终败下阵来，他还是回归了女神张兆和身边。高青子更像依人的小鸟，而非需要仰视的精神母亲。

沈从文到底还是一个（特殊的）文艺青年，而非普通青年。文艺青年有更多的美学荷尔蒙，这种荷尔蒙多通过想象——而非可见可触可感的实在——激发。文艺青年可和普通青年合二为一，让想象与现实平衡，这只需命运的造化。

林徽因并不理解他，比沈从文还小一岁半的她像母亲一样的规劝与批评，更像白天不懂夜的黑。林是过来人，沈还是局中人。林曾经是文艺青年，但已然回归普通百姓，她最终选择梁思成而非徐志摩就是明证。

沈在林面前像个孩子哭诉自己的委屈而不知所措，林更像是沈的世俗母亲。沈的婚外恋，正是通过林与友人的信而为世人所知，林是沈唯一告知此事的人。真正的母亲远在离开后就几乎从未回过的湘西乡下，并且根本不知他的生活。沈的童年和青少年怎么度过，特别是母子关系，资料不足，是遗憾。

可以说，像风中的飘絮，谨小慎微的乡下人被吹到大城市和文化中心，他迫切需要两位母亲的安抚与引导。不，有时仅仅需要母亲的存在即可。母亲的存在象征着安全与自由，无条件的爱与宽容。就像大地一样，巨人安泰一旦离开了母亲大地，就丧失力量。

母亲是生命和力量的源泉，可以疗伤的避风港湾。我们罕见地看到了沈从文竟然与妻子张兆和谈论小三高青子。在此时，妻子更像是一个面对犯错孩子理应无条件接纳的母亲，至少沈从文如此渴望。

流浪在外的人，只有内心重建与母亲的生命纽带，才可获得持续前行的力量，包括写作的能量。沈从文的重要代表作品，都是以张兆和为“外表”和“命运”原型的。对于一个更多活在精神世界，更加需要精神养料的作家而言，精神上的母亲远比世俗的情人更加重要而性命攸关。

1946年，沈从文为纪念结婚13周年创作了同名小说《主妇》，回顾来时路。他承认自己“血液中铁质成分太多，精神里幻想成分太多”，跟自己的弱点战斗了十年，最终选择了理性与重回庸常的生活，并且在庸常中发现“节制的美丽”、“忠诚的美丽”、“勇气与明智的美丽”，找回了“平衡感与安全感”。

但他的文学想象的源泉张兆和似乎并没有原谅理解他，直至他死去。这或许从根本上摧毁了他的文学之根基，至少是爱的主题——他近乎视爱为信仰——。随后接踵而至的政/治风暴，或许只是文学生命夭折的表象，除非他成功转型：写别的。

3

1948年，沈从文教过而且相当欣赏的学生贴出大字报痛批沈的作品颓废，杂志上也严厉批评他为“奴才主义者”，作品被郭沫若批为“桃红色文艺”。当“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时”，他却固执的不愿用自己的笔来歌颂新社会，不得已而搁笔，“弃文从研”。

张兆和则很快穿起了列宁服，成了干部，迈向了新时代，儿子也觉得“真带劲”。她不能明白他，不明白他为何不写积极的，适应文学形式的文章，不明白他为何要自杀。

在万众欢腾的新时代，沈从文却得了抑郁症，家人朋友觉得精神疾病就是思想问题。他找到丁玲，这个曾容许他像孩子一样在自己怀里哭泣的大姐——又是一位像林徽因那样的世俗母亲，无助的沈从文总是试图在现实中寻找可以支撑他生命的母亲。

沈从文“如同被一位相识的首长客气的接见”。他茫然四顾，再似乎找不到一个理解和给他支持的同道，更别谈母亲。彻底孤立无援的他崩溃了。 

沈从文“不能再为自己写作、用他觉得有意义的方式写作”，于是坚决辍笔，张兆和却以为他害怕批评家的批评了，“在创作上已信心不大”。穿列宁服的好干部张兆和做了《人民文学》的编辑，她的文字功底与审美水准算是主流专业级的，她的判断是对的，却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都是文学的天空下，怎么如此南辕北辙呢？——，更不是一个妻子与母亲应该有的话语，除非她真的不爱他了。 

为什么信心不大了呢？因为曾经的张兆和或许还残留着一点对于爱人的尽管基于可怜可敬的爱，这变形的爱经过文艺青年沈从文一厢情愿的想象与建构而脱胎换骨为具有形而上的永恒高度的纯粹的爱，从而化为文学创作的能量，支撑着他写出多本代表作成为著名作家。他曾经一直自我沉溺于这种想象而不可自拔。 

如今，现实残酷地敲醒了他，告知他，你只是活在幻想中，根本从来就没有人爱过你。他彻底失去了创作的能量，如同一朵烈日下、脱离泥土的花朵，瞬间枯萎。他将全部赌注押在幻想之爱。人的生命不能只有一个支撑，不能将全部的希望都托付在一个人一种事物身上。

“文革”时，固执的沈从文被贴大字报，工作就是打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他因精神抑郁再发病，被送进精神病院，但妻儿越发不理解他。有那么几年二人分居两室，每晚，他到妻子那里吃晚饭，然后带回次日早饭和午饭去住处。

这些价值观层面的深层矛盾，和无法原谅的（精神）出轨，彻底地让他们同床异梦，他彻底孤立无援。

或许受困于经验的局限，沈从文的创作题材相对狭窄，更多围绕着爱与情欲，而没有抵达更宏大的命运共同体。如同张爱玲耗尽童年水井里的水后便再无重要作品问世——她在二十多岁就迎来了自己创作的顶峰——， 

沈从文在自己的精神母亲决绝地转身之际，也就预示着他的文学生命的终结。因而，与其说情感回归，不如说是精神或言文学生命的（潜意识）自救。这呈现了其精神力量无法自生的疲弱与无助。想象的张兆和是他文学生命的救命稻草。

一个已成熟成名的作家要转型，除非有命运的造化。他不是鲁迅，也不是托尔斯泰。沈从文的后半生历经政治磨难，有转型的人生阅历资本。但那样一个时代，却不再允许他书写人性与反思的作品。即使可以写作，我们也无法假设他能够写出怎样的文学作品。或许只有命运才知道，历史无法重来。“文革”之后，他已经老了，再无力提笔接续他的文学生命。 

1985年，一位女记者采访83岁的沈从文，得知他在“文革”中的工作就是打扫女厕所时，拥住老人的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垂暮之年的老人紧紧抱着女记者——就像抱着母亲——，“哭得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这痛哭，有为早早夭折于1949年的文学生命的追悼，有为这一生的艰辛曲折的命运而慨叹，有为缺乏爱和精神照料的世界的痛诉，有自我在一厢情愿建构的爱与精神母亲的幻梦里惊醒而孤立无援的痛苦与虚空。那么，他是否因感叹命运的无常而后悔当初的造梦呢？是否心生对爱人张兆和的怨恨呢？

不管张兆和怎样对待自己，她永远是沈从文写信的唯一对象。无论在多么不理解他时，他依然饱含深情地向她写信倾诉，从未停歇，似乎并不计较几乎没有回信。与其说张兆和是现实中存在的女子，不如说她更像沈从文刻意想象的形而上精神母亲？ 

张允和在《从第一封信到底一封信》里记录过这样一幕：1969年，沈下放前，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头皱脑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对我说：‘这是三姐（张兆和）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吸溜吸溜地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又伤心又快乐。”沈从文毕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不求世俗回报的圣人。 

另一方面，与一个不爱自己，自己事实上也可能不爱的人过了一生，却因为这种想象的爱而延续着自己的文学生命，无意识里有着能量转换，或许并非那么无私。因为他爱的并非真实的张兆和，因而他对她的爱并非爱。

一个人耽于想象，既享受自我的幻梦，也忍受梦醒后的荒芜，他以为爱的人，既成全了他的文学生命，又摧毁了他的文学生命。这是悲剧还是喜剧呢？在一个荒诞的现实，如果一个人能够自始至终活在想象的乌托邦里，或许才是幸福的吗？

张兆和的一生，六十多年里，一直活在一个似乎并不试图了解她理解她的人用情书建构的温暖美好的世界里，而似乎刻意无视或逃避现实中真实的沈从文，不关心不理解他的挣扎与痛苦，也无法感受他的快乐与欣慰。每个人都为自己的选择或人生负责，他们彼此都不曾真正走进过彼此的生命，沈从文或许一直希望她能够走进，张兆和或许一直不希望他能够走进所以一直是拒斥的姿态。 

直到沈从文去世，在整理遗稿时，她像看别人的故事一样看着这个陪伴自己走过六十年风雨的男人的文字，她才似乎后悔自己没去发掘、理解和帮助处于孤立无援的“孩子”沈从文，感叹“太晚了！”。沈从文作为一个人，或许是大写的，独立的，作为一个作家（文学生命），却似乎像没有断乳的“孩子”——却被强行地断乳。这并非他一个作家的命运，而是很多优秀但并非伟大的作家的命运。

2003年，有人拿沈从文的照片给躺在病床上的张兆和看，问这是谁。她含含糊糊，说有点熟悉，肯定见过。他们这样的一生，幸抑或不幸？算有爱？有所爱？有力爱？

1987年和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中都列着沈从文，当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审委员向中国驻瑞典大使馆“文化处”问起沈从文这个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是否仍然在世时，得到的回答是“从来没听说过这个人”。

诺贝尔文学奖只颁给在世作家，因而必须找到这个依然活着的作家，才能获奖。第一年找不到，虽然“文革”后沈从文又重回大众视野，但文学作品几乎都是49年之前的旧作。作为作家的沈从文，早在1949年已经死了。他的后半生，是作为不合流的受批判对象和文史学家而存在。或言，他看似漫长的一生，为文学，只活了一半。就像一句话，只说了半句，就被迫戛然而止。

第二年，最后是找到了，但确切的信息是沈从文已经去世。如此，在他生前，诺贝尔文学奖压根就没有找到他，他藏在被自己国家，包括爱人遗忘的角落里，最终藏在死亡的永恒里。没有一个捉迷藏的人不希望最后被人找到。 

六十年前，1928年，年轻的沈从文对张兆和写过：“如果我爱你是你的不幸，你这不幸是同我的生命一样长久的！”张兆和当年是有预见之明的：“如果被爱者不爱这献上爱的人，而只因他爱的诚挚就勉强接受了他，这人为地，非有两心互应的永恒结合，不但不是幸福的设计，终会酿成更大的麻烦与苦恼。” 

只是，命运最终还是成全了两人的不幸？生命的残酷在于，年轻时的一次犹豫或选择，我们往往需要一生来承受和偿还。最残酷的是，有些人已经看到了将来的命运，却还是无法自主地陷下去。

1988年5月10日，沈从文去世，张兆和开始整理沈从文的遗物。大多是一些信件和文字，编制《从文家书》，写下后记。开始觉得有些理解这个曾经陪伴了一生，写了无数情书，说了无数话的男人。她开始说话或回应，而那个曾经说了很多话的人，却再无法回应，就像她曾经几乎从不回信一样。没有回应的话，只是说了一半的话。在人离开之后的理解，只是一半的理解。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边城》并非喜剧，这最后的留白更像悼词。明天只是或许，这因她或为她而创作的小说或许是他与张兆和情感挣扎或人生前景的一种无意识流露或命运象征。或许，沈从文最初就有直觉或预感他们的一生是怎样的一生，但还是因为信仰的力量而无法自主地前行。 

“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这是沈从文所写的几百封情书中的一句话，曾经打动了无数人，进而美化他们的爱情。

人们迷恋于情书所建构的温暖的有爱世界，而习惯于遗忘或忽视文字背后的苍凉冷酷现实。所有这些情书只有一个收件人，并不存在的爱人或母亲“张兆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