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牌村里的碎影

文/陈小虎

我不止一次向别人讲述我的遭遇，绘声绘色、手舞足蹈，慢慢就用一种平静的语气。他们的表情是一律的漠然。我就不说了。我明白，发生在石牌村的事情，只有在石牌村住过的人才能够理解。而他们没有。我的行动就像一个肚子空空的人向从饭店剔着牙签出来的家伙讲述饥饿的感受。他最大的反应也就是把牙缝里的残渣吐出来，对着天空打一个很响的饱嗝。

一、他们蹲在黑暗中干什么

从石牌东路那家西餐厅出来，路上的行人和车辆少了许多。白天被车辆和行人塞得满满当当的石牌东路，脸上布满了高潮过后的落寂。路边矮矮的树，在苍白的路灯下，平添了几分阴森。树们投在路上的影子，像石牌东路身上的伤疤，黑，长着棱角。一些人坐在路边的大排档里吃宵夜。他们应该有一些醉意，有人坐着地上，脑袋歪歪地靠着树；有人趴在桌子上。还在喝的家伙，声音很大，结巴，翻来覆去就是那么几句，“喝，不喝就是看不起你老弟。”“满上！快！满上！”

我看着朋友们上出租车，扬了扬手，然后，跨过立在路中间的矮墩，进入石牌村。那些矮墩是石牌村为了不让汽车进去而设的。其实，汽车又怎么能够开进石牌村呢？那些小巷子呀，三轮车经过时都要小心翼翼才能不和墙壁接触。

很多人都睡了，许多士多店也关门了。路灯呆在高高的墙角上，小巷子的面目模糊不清。我贴着左边的墙壁，左转，左转，左转。巷子深，短，一节一节的。我的影子时前时后，有时在我的脚下，有时爬到墙上去，有时像一根绳子那样纤长，有时像一块石头那样庞大。我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很重，响在身后，紧紧跟着我。我必须把声音弄大。我要告诉前面和后面的人，喂，有人。我还需要声音，需要声音打破昏暗的小巷子里这种从墙上、角落生长出来的寂静，从拐弯处、黑暗的地方扩张出来的沉默。它或多或少可以消除我的惊慌、恐惧。我还不时回头张望。报纸和民间关于“扑头党”的种种说法，给了我走路回头的教育。我终于看到了地上呈现的一片亮光。那是一家通宵营业的网吧。我听到了音乐和人的声音。我知道，在前面拐弯，会看到几个垃圾桶，再走上100米，就有一间棋牌室，这个时候他们的门也是开的，然后，再拐一个弯，有一家24小时营业的水果店，走过水果店再左转，就快到石牌村通往黄埔大道的主要街道了。到了那里，离我住的地方就近了。

到了这家网吧的门口，我的紧张就松弛下来。我边走边回头。网吧的明亮被阻住了，我的脚步快了一些。这里，我听到了一种奇异的声音，像撕开纸张，像抖动衣服，还夹杂着呵欠。我转头，看到垃圾桶。我身上浮起了一片鸡皮疙瘩。他们，蹲在黑暗的他们，突然就在垃圾桶边上站起来。三个，还是四个？我想不起具体的人数。他们就那么样，一排，齐刷刷地站起来。

我有些呆了。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我不知道他们会怎么样对我。我感觉到双脚有点软，没有力气，像被吸住了一样。我的呼吸明显快了好多，心跳得特别厉害，有些透不过气。喉咙干涩。他们没有动，也没有言语。一只老鼠跑过来，撞在我的脚上。我抬起腿，迈出了脚步。刚开始很慢，然后，就快了。然后，我开始了奔跑。

第二天，我特地去了那里。我想看看那里有一些什么东西，但什么都没有。我跟别人说起这个事情，我问，他们蹲在黑暗中干什么。没有人给我答案。

二、谁的声音比刀子还锋利

“咣”的一声，隔壁大声关门的声音让我从发呆中惊醒过来；紧接着的一声“啪”，好像就响在我的脸上。然后，是一片大声叫嚷的词语。他们又开始吵架了。我第一次住进石牌村的时候，邻居那对夫妻每个月就这么样来一次，时间都是在月底的那一、两天，像女人来例假一样，非常有规律。

我见过他们，女的长得非常性感，皮肤白皙，身材高挑，齐发，声音婉转，带有一种嗲气；男的就差一些了，矮矮瘦瘦的，皮肤蜡黄，牙黑。那时我刚从学校出来，我还奇怪外形相差这么大的人怎么会走在一起。第一次和他们打照脸，他们手拉着手，还问我，刚搬进来的吗？我看着那个女的，用力地点了点头。后来，就有了一些来往。比如，那女的会在我泡功夫茶的时候站在门口，边嗑瓜子边跟我说——你们这些潮汕人到哪里都喝功夫茶，她以前认识的潮汕人都这样，然后，在我的再三邀请中矜持地、慢慢地走进我的小屋子，坐上老半天，和我喝茶聊天。

我熟悉了他们吵架的流程，先是唇枪舌剑的，然后踢门踢墙壁，然后摔东西，然后肉体上的你来我往，今晚他们有了一些变化。我依靠着墙壁，想像着那屋子的场面，犹豫着要不要过去劝说他们，我曾经劝过他们，但没有什么效果。这个时候，我听到了一串破墙而入的哭声，激烈、悲壮，还拖着长长的尾音，随后，是玻璃瓶掉在地上的尖锐的、刺耳的响声。那是我最害怕的声音。那声音像针一样，扎进我的心里。我再也无法在房间里呆下去了。我关上门，到天台去了。

风吹着我的头发和衣服。我的心安静下来了。我知道他们将如何收拾战场，我也知道第二天和他们相遇时出现在我面前的又将是怎样的一副恩恩爱爱的情景。我的犹豫是多余的。当那些声音在我的耳边消失时，他们的恩怨在我的生活之外。我看到零零散散的几颗星星点缀在天幕上，月亮弯弯地斜挂着，像贴上去的。不远处一些年轻人在屋顶上喝啤酒，大声说话、唱歌。我听到酒瓶滚动清脆的声音。他们的笑声、说话声在深夜的石牌村上空飘荡。

三、下雨

雨像一个不速之客，想来就来，连个招呼都不打。我才刚刚坐下端起茶杯，就听到她噼里啪啦的脚步声。我抬起头，外面还是阳光一片，灿烂，热烈。

下雨啦，快收衣服啦。房东一边大声叫喊，一边往楼上冲。整栋楼的住客已经习惯把衣服晾晒在六楼的晒台上。在石牌村住过的人都知道，除了顶楼，其它的房间是见不到太阳的。密集的房子挡住了阳光前行的步伐。

雨的声音更响了。

我就站在六楼这间房子的门口。当时租下这里，就因为高，阳光可以跑进来，也因为前面的这块晒台，宽敞，开阔，是纳凉、聊天的好地方。一块从屋顶伸出去的铁皮挡住了越来越大的雨。我的衣服还浸泡在桶里。一阵阵土腥味向我涌来。太阳被云朵捂住了，一点光亮都没有。天地间在这一刻暗淡下来。有风，两分钟前还竖立在衣架上的衣服，像吃了摇头丸一样，手舞足蹈了。

房东在晒台上左转右转，她把被子、床单都搬出来。她骂老天的声音比雨声还大。那些愤怒的句子刚冒出来就被雨点打落在地上。她把被子、床单拧成一团，抱在怀里，急速地往楼下去。

一个女子跑上来，穿着白色的、短短的、薄薄的吊带睡裙。又一个女孩子跑上来，她穿着一条黑色的三角裤，上身只有一件红色的文胸。跟着她上来的另外一个女孩子，穿一条五彩斑斓的沙滩裤，白皙的肚皮呈现在我的目光中。她们应该都没有想到这上面还有一个年轻的男子，表情都有一些尴尬、不自在。她们没有说话，快速地收拾衣服，女的，男的，然后，匆匆就下去了。

我还是站在那片铁皮下，看着在风雨中飘来飘去的衣服，看着雨线，看着远处的楼房，那里，零零散散地出现一些女子的身影，看着天空。在石牌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兴奋、激动，还有一些害羞。后来，我就习惯了。每一场突然降临的雨，都会重复相同的场景。

雨来得快，消失得也快。太阳又冒出来了。风也停了。那些上班的人，他们的衣服又垂下了翩翩起舞的手脚，阳光下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刚刚的雨水在往下流，像一个孤单者的眼泪。

四、一个面包

我没有回头，但我知道是他们来了。他们还在楼上时，我就说先走，在火锅城等他们。我从那嘈杂的脚步声和一阵一阵的大呼小叫中，听到朋友们的呼吸。他们就是这样，在深夜或者没人的时候，尽情放纵自己，肆无忌惮。她们没有走，还是怯怯地站在我面前，背着袋子的那个女子侧着身，那个袋子已经看不出什么颜色了。她在看我的朋友，似乎有些惊慌。抱着孩子的那个低着头，对我说着感谢的话。孩子趴在她的身上，小手捏着还带着我体温的那张五块钱的纸币。

风好像大了，呼呼呼地响，像一辆浑身毛病打不着火的汽车发出来的咳嗽。开始下雨了，稀稀的，很细，像针头一样，扎在我裸露的皮肤上，直往我的脖子里面钻。我把高领的毛衣往下巴的地方提了提，但我还是觉得冷。刺骨的冷。这是1月份细雨纷飞的夜晚，冷空气昨晚抵达这座城市。街上没有什么行人。一辆出租车慢慢靠近来，又开走了。我想问她们冷吗，但我没有开口。我看到小孩的两行鼻涕快掉到衣服上了。他的眼睛一直盯着我，没有动，也没有哭闹。

她们走了，边往后退还边对我说着感谢的话。路灯把她们的身影拉长，落在我的脚边。单薄，摇摇晃晃。“你给她们钱啦？”一个朋友问我。我点点头。“这些都是骗钱的，你怎么给她们钱呢？”另一个朋友问我。我没有回答。“你这是在害她们。”第三个朋友这样对我说。我回头看了他一眼。我还是没有说话。我不是不知道。前两天，在相接的那条马路上，她们就走向我，说，孩子肚子饿，要求我给她们买一个面包。我站着，没有动，眼睛转向另一边。在广州，不时就会遇上这样的场景。一个或者两个长得像说明文一样的女子，抱着一个小孩，向路人乞讨。动作、语气、要求几乎没有什么改变，甚至她们的衣着、袋子。但这样寒冷的夜晚，我实在无法拒绝她们一个面包的要求呀。

“她们有孩子。”我停下来，回过头对朋友说，“这么冷的晚上。”朋友们看着我。昏暗的灯光下，我看不清他们脸上的表情。我们无言地往前走。风更大，雨也密了。转过路口，我看到灯火通明的火锅城。那两个女子蹲在火锅城旁边的面包店门前，小孩手里拿着面包。她们看到我，站起来。我向她们摆摆手，就走进火锅城去了。

五、落雨大，水浸街

雨是快一点钟的时候落下来的。我刚刚吃完午饭。雨点掉在银灰色的铁皮、红白相间的塑料布、废弃的铁桶和面盆上，乒乒乓乓，嘈嘈杂杂，像正月十五燃放的鞭炮。才一会，那鞭炮的响声就消停了。我听到的只是哗哗哗的雨声，水急走的声音。

我站在门外的铁皮下。铁线上那些没有收好的衣服朝向外面的那一边已经湿了，深色的衣服看起来像被分成两半，阴阳界似的。铁皮上像蹲着一个顽皮的孩子，在一瓢一瓢地往下倒水，那水一柱一柱地掉在地上，溅起一团一团的小水花，片刻就消失了。声音益发响亮。

远处的中信广场隐没在雨幕中，看不到高挺的模样了。近处的总统大酒店、海关大楼也变得影影绰绰了。平时人来人往的石牌西路，也见不到行人的影子。雨把他们行走的脚步拦住了。

风裹着雨水，吹湿了我的衣服。我在犹豫着，还要不要出去，要不要回单位上班。这么大的雨，给我一把怎样的伞，才能让我无忧地走出石牌村抵达公交车站？这个时候，雨的声音小了。刚刚还像黑锅一样的天空淡了，风刮着大块的云朵在奔跑。

太阳就出来了。

出租屋的楼梯是一律的潮湿。打开门，我迈出的脚步马上收回来。窄窄的小巷子像一条小小的溪。积水快漫过台阶进到楼房里来了。房东和他的儿子卷着裤脚站在水中。他们的身边摆放着几张小凳子。我不知道他们在忙碌什么。看到我，问我，要上班呀。我点点头，但我相信我的脸上肯定是一副无可奈何的表情。我该怎么样趟过水去呀。我的鞋子，这么脏的水。我想它们应该是从下水道里倒灌上来的。房东把小凳子摆好，对我说，踩在凳子上面走出去。我扶住墙壁，战战兢兢地往前挪。我站在第二张凳子上，房东把第一张凳子拿过来，放在我的前面。一步一挪一放。我慢慢到了石牌小学的围墙边。那里的地势高一些，左腾右挪，不再用凳子就可以走了。房东又回到小巷子去。我跳跃着往前。

但我还是停下来了。水，像一个水塘一样的积水横在路的中间。我不知道那水有多深。一些人站在我的身边，有人在脱鞋，有人在卷裤管。几个女孩子举着伞。她们是肯定不会这样涉过去的。一辆三轮车从水的那一边过来，一个看样子没有超过十五岁的孩子把车停在女孩子的前面，说，小姐，我拉你们过去，一个人两块钱。她们上去了。我也上去了。那孩子弯着腰往前蹬。三轮车压出来的水花，波浪一样，一轮一轮扩散开去。小男孩的头发是湿的，衣服也是湿的。也许，雨还没有停，他就开始忙乎了。

他把车稳稳停住，下车，牵着那些女孩子的手，一个一个往下带。收钱，找钱，又招呼别人了。太阳落在他的脸上，我看到他嘴唇上淡淡的黑圈。他快长成一个男人了。

六、“风吹拂着窗帘······”

“风吹拂着窗帘”，“风从窗外进来，吹拂着窗帘，撒下斑斑点点的光亮”······在一些文章中，我不时写下这样的句子。我喜欢这句话。

还记得第一次和它们相遇的情形。那时已经是深秋，一年四季中广州最好的时节。白天艳阳高照，夜晚清凉如水。天气就像一个深谙床第之事的女子，让人爱怜、无法忘怀。我在石牌一栋出租屋的六楼。当我对着电脑敲打出这个句子时，我忍不住笑了。我停下手头的事情，斜靠在椅子上，点燃一支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然后缓缓地吐出一串烟圈。我看着左边的窗户，悬挂在那里的淡蓝色白碎花窗帘。窗帘像一个害羞的小媳妇，羞答答不敢往前，遮掩了大半边的窗子就停下了脚步。风从窗外进来，吹拂着窗帘，窗帘轻轻摇摆，一会，又忸怩地依靠着墙壁。我看到窗户相邻的那间房子里的梳妆台，台上的姜花。我知道那里住着两个女子，她们应该年轻、漂亮。她们傍晚出去上班，深夜两三点钟唱着流行歌曲回来。她们的歌声清脆、动听。我猜想她们应该是在夜总会或者桑拿房里上班的。那个晚上，她们的房子也亮着灯火，她们的窗帘躲在一边。

那是我在广州为自己买下的第一块窗帘。在石牌东路的那些窗帘店闲逛，我一眼就看上了它，素雅、洁净。它被一大堆色彩斑斓的布料掩盖，只露出边边角角，胆怯，小心，躲闪。我看着店里的人车缝好它，折叠成方块。我捧着它穿过车水马龙的石牌东路、阴暗潮湿的小巷子，回到我租住的六楼。当我像张贴挂历一样把它挂在窗上时，我的心情是愉悦的。我好像有了一种居家的感觉。当然，我知道这是可笑的、矫情的。当我在电话里告诉朋友们我的这种感觉时，他们吃惊，然后就是哈哈大笑。

在广州，我一直处于搬迁自己的状态。有名的那些城中村，几乎都留下我的身影。不论租下的房子是宽敞还是狭小、租住的地方是在市中心还是郊区。我从未想过买下一块窗帘。从这到那，我面对的每一扇窗户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合适，到了另外一栋房子那里就变成多余的了。而且，我总是认为，黑暗才是天地间最大的窗帘。我用报纸，或者破旧的挂历粘在玻璃上，房子因此多了一份暧昧。挂历上的明星们在影影绰绰中总是东张西望。她们害怕给自己的生活留下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我和她们在一起，所有的言语和动作经常被若明若暗的窗户打搅，像明媚的阳光被一场突如其来的酸雨驱赶。

风吹拂着窗帘，柔软的窗帘磨擦过我的肌肤，像一只手，在我的身上游移。我离开广州时，我还是让窗帘留在窗上。我想，那个搬进来的人，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他也会喜欢的。

我想爬上六楼，在石牌村我一直就住在六楼，但还没到四楼，就觉得很累了，迈出的脚步越来越迟缓、沉重、乏力。我还年轻呀。去年我可以一口气来来回回地跑，像早晨锻炼一样。那时我给自己取一个网名，叫“楼道奔跑爱好者”，在中国游戏中心的围棋室里左冲右突。就一年的时间，我便变得这样虚弱，这么容易疲惫不堪。生活像火车一样，呼啦一声把我的身体拉到前头去了。

我终于站在六楼。那片小小的天台呈现在我面前，一些衣服晾晒在那里，男的女的，色彩鲜艳、斑斓。那都是别人的。我的衣服还浸泡在桶里。我站在栏杆边，还是觉得气喘吁吁。胃里麦当劳食品的气味在往上涌。我已经习惯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快两年的时间了，我都是在麦当劳里解决自己的肚子问题的。这源于我越来越不愿意和别人交往，也因为当初给别人留下的印象是如此的深刻。第一次和他们走进麦当劳，我告诉服务员，来一个煲仔饭，一个青菜，一份例汤。服务员呆呆地看着我，他们笑得都倒在座位上。服务员忍不住也笑了。我艰难地吃下一个汉堡包。一个小小的汉堡包从桌面抵达我的胃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站在那个咧着嘴巴、笑容可掬的家伙面前，我在心中暗暗发誓，就是把我拉出去枪毙我也不再进入这样的地方。可是，我还是进去了，而且在那些年里还成了常客。生活就是这样，所谓的喜欢和不喜欢，其实并没有坚硬的区别。只是，我从此不会再说出什么誓言了。

开门。铁门，木门。左转五下，铁门就开了。右转四下，木门就开了。床，沙发，桌子，衣橱，地上的书、报纸、方格稿纸。这些东西摆放的位置一直没有更改过，从我搬进来的那一天开始，就是这样。它们安分地站在那里。以前，我是多么热爱搬弄这些东西呀。我不时就让它们重新站队，这能够给我一种新鲜的体验，仿佛我又到了一个新地方，开始一种新的生活。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习惯了这样的一成不变。像我上班的地方，进门，就是我的办公桌。桌子的右边是已经发下去或者上报的文件，左边是要写的东西。靠边的中间是一个越来越脏的烟灰盅，烟灰盅的旁边是一个越来越黑的茶杯。坐在我对面的是一个早我几年进去的女子，她一直就坐在那里。她的身后是我们这间屋子的领导，他坐在那里也有一些年头了。我和他们的交流是那么样的固定，上班时打个招呼，下班时再打个招呼，剩下的，就都是工作上的安排了。我一开始是多么不适应呀，后来，就习惯了。习惯了，我就安静地、老实地坐在那里。我想我安静坐着的样子就像一座涂满油漆的泥菩萨。时间从我身边经过，一点一点地剥落我身上的红红绿绿。那是我的激情、勇气，那是我一生中最为美好的青春年华。我听到他们噼里啪啦掉在地上的声音，像送葬队伍响起的唢呐声。

我又看到那个女子，那个娇媚的女子，她四处张望的视线和我的交织在一起，很快，就掉在另一栋房子五楼的屋顶上。搬进这里不久，我就注意上了她。她喜欢站在窗口，一会，或者一大段的时间。我们之间的第一次对视，应该是我站在天台上无所事事地望着天空发呆的第二天开始的。我在掉转方向的时候，就看到她。她的目光没有回避。我在那个时候有过片刻的胆怯。我长大后从来没有这样被一个陌生女子长时间注视。但我还是迎着她的目光。我希望这能成为我们来往的一个契机，但没有。我渐渐地熟悉她的生活以后，我才知道我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在这座城市出没的年轻女子，她们对于任何陌生的男人都保持着充足的警惕性。我知道有一个男人不时会出现在她的房子里，一周一次，有时是半个月。当她把窗帘放下，那就是男人的来到。更多的时候，她让自己盛开在窗边。像我一样，无聊地等待更为无聊的夜晚。

风带来了饭菜的香味。我听到别人油锅里肉呀、鱼呀、青菜呀唱响的欢歌。有多长时间没有把煤气炉打开？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在爱情消失之后？在朋友的身影越来越淡薄的时候？我微微有一丝伤感。我摇了摇头。我不喜欢这样的感觉，它会让夜晚变得更加漫长。

天开始暗了。灯火亮起来了。远处的中信广场、总统大酒店、海关大楼有些模糊了。我看到几个年轻人出现在不远处的屋顶。他们站着、坐着、走着，在苍茫的夜色映衬下，像电影幕布上的演员一样。我听到他们说笑的声音，我还听到一个女孩子在唱《青藏高原》。她伸直脖子的高音让那些年轻人笑得更为起劲。

我抬起头，一颗星星悬挂在天上，晶亮，像天空脸上的一颗痣。那个女子在这个时候放下了她的窗帘。

八、她的哭是怎样让我低下脑袋

我从朝阳大街钻出来，走在通向绿荷大街的小巷子里。我喜欢这样无所事事地在石牌村里游荡。曾经有一段时间，我迷上公共汽车把我带往这座城市某个角落的游戏。那时，我随意上一辆汽车，然后，在一个感觉陌生的地方下来，东张西望地，像一个对广州城充满好奇的游客，在那些破旧、古老、墙壁长满青苔的小巷子里挥霍我的时光。后来，我把游走的脚步停滞在石牌村。我看着那些我熟悉的士多店、大排档、发廊、花店、洗衣铺、棋牌室，它们散发出来的气息像某个女孩子的气味，让我迷醉；我看着和我擦肩而过、或者就坐在椅子上的我叫不出名字的那些人的脸孔，他们对于我的生活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我日复一日见到他们，这让我感觉到一种莫名其妙的亲切。是的，他们还是坐在那里。他们的生活没有什么变化。我还行走在石牌村，我的生活一如既往。

在那家报摊前面，我停下漫游的脚步。那个卖报纸的女孩子就像我多年的朋友。她看了我一眼，没有什么话，就抽出一份《南方都市报》递给我。我放下一枚一块钱的硬币。我抬起头，她正在为另外一个人拿一份《广州日报》。他们之间也没有话。那人接过报纸转身就走了。

我走在绿荷大街的一条小巷子里了。太阳落在我的身上。这是一片空地。原来的房子拆掉了，新的房子还没有建起来。一大群人围在空地的一个角落。在石牌村，经常可以看到一群人围成一堆，他们或者在玩纸牌，或者在聊天。我还看到一些人往那里去，他们像奔跑一样，脚步飞起来。

发生什么事情了？我站在阳光下，看着角落里的人。那些围在一起的人散开了。一个男人从人群里冲出来，他的背上搭着一个孩子，他的双手抓住孩子的双脚，孩子的头朝向地下。他在小巷子里跳着奔跑。

“我的崽呀！”一个妇女的哭声从另一条小巷子里跌跌撞撞出来。我看到三个女子架着一个中年妇女走向那个角落。中年妇女又哭喊了一声，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我走向前去。那个女子倒在地上，有人在给她掐人中。她醒过来了，失神的眼睛看了一下四周。把她架出来的那些女子蹲在她的身边。那个奔跑的男子回来了，他背上的孩子还是刚才的姿势。有人大声地喊，“送到医院去，快，送到医院去。”那个男子往中山三院的方向去了。一些人跟在他的后面，也去了。

那个女子还坐在地上。她的头发全乱了，衣服也脏了，四处都是泥巴和脏水。她的双手不停地拍打着地上。她还在哭，我听不清楚她的哭喊中那些话语的意思。但那时断时续的哭声落在我的耳朵、我的心上，像锥子一样。周围那些人的头都低下去。那些女子没有劝她，只是扶着她的肩膀和身子。她们都垂下脑袋。

“我的崽呀！”她又大声的哭喊，绝望，悲恸，尾音拖得很长。她一边哭一边用头撞地。那三个女子赶紧按住她。那声音打着转，在空地上盘旋，然后，向周围的小巷子和石牌村的上空飘荡出去，但一会，就掉下来了，在地上滚动。她的哭喊慢慢地消停下来，我听到她的抽泣，挤出来的，像刀子一样。

一些天后，我在那片空地又见到她。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服，跪在空地一坑水的旁边。她的面前，是一些点燃的香柱。一个男人扶着她。她跪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她没有哭。她是再也哭不出来了。我低着头，从他们的身边匆匆而过。我没有勇气抬起头来，我甚至不敢把脚步放慢。

那个孩子还是死了。我相信我曾经和他在石牌村的某一条小巷子里相遇过。虽然他和我的生活没有任何关系，但我还是难过、悲伤。一个孩子、一个花朵一样的孩子就这样消失了。对于他的亲人，他这样突然的消失激起的巨浪，要过多长的时间才能平息下来、怎么样才能平息下来呀？我低着头，回到我租住的房子。

（本文选自《向度》第3期，2014年11月出版，有所删减）

【作者简介】

陈小虎，1967年出生于广东陆丰，华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当过教师、编辑，现为自由职业者。主要写小说、散文、评论，著有散文集《九月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