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张乐平离开多少年，三毛还是无数人记忆中的三毛

七十多年前，张乐平创作的《三毛流浪记》在《大公报》连载，作品中那个头发只有三根的流浪儿，其身上集中体现的善良、天真、勇敢、幽默和意志力，感染了很多读者，一时引起轰动。

1948年，《三毛流浪记》被改编拍摄成电影，在次年放映后，再一次引起全国读者和影迷的关注，三毛顿时成为家喻户晓的艺术形象，张乐平则被誉为“三毛之父”。

2015年2月，被誉为顶级漫画节的法国昂古莱姆国际漫画节授予法文版《三毛》文化遗产奖，从而肯定了这部作品在世界漫画史上的重要意义。

最近，好莱坞重拍《三毛流浪记》影片，作为顾问的张慰军（张乐平的四子）说，三毛形象是属于社会的，他对此唯一的要求就是父亲说过的话——“不要丑化三毛”，因为三毛从来都不是丑角。

张慰军是张乐平的第四个儿子，网名叫“张家阿四”。创作早期，张乐平曾以这个可爱的儿子作为模特创作儿童形象，有时还会让他摆几个造型。

少年经历使他见到了一个更残酷和真实的世界，他说自己就是“流浪的三毛”

关于张乐平的出身，曾有很多说法，有说他出生于浙江海盐一个名门望族，有说他出生于贫苦之家。对此，张慰军说：

我父亲1910年10月出生于浙江海盐县海塘乡黄庵头村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有知识的人，祖父张若舟是秀才，后来当了私塾老师，父亲早期发表的文言文文章，大多得益于祖父的教导。而父亲的美术基础应该是得益于我的祖母。祖母是大家族出身，读过书，会刺绣、剪纸，父亲很早就跟她学习画画、剪纸，至今人们还能看到我父亲早期制作并发表的剪纸作品，其中一幅为《上海城隍庙》，构图匀称，剪裁细腻，颇见细节。可惜祖母去世比较早，否则我父亲能向我祖母多学一些时日。

除了家庭美育的熏陶之外，还有一位父亲小学时的老师对他影响也很大。这位老师叫陆寅生，会西洋画，对父亲很好，他发现父亲喜欢画画后就手把手地教他画，使得他的画艺大有长进，十三岁时就创作了他的第一幅作品，那是一幅讽刺北洋军阀暴政的漫画。父亲的画作中有着西方的一些理念，如素描、透视等，应该也是受了这位老师的影响。直到半个多世纪后，父亲还记得这位恩师为自己提供纸笔画画的情意。

小学毕业后，因为家里困难，父亲结束了学业，由姑父出钱去上海当了学徒，从此与陆寅生先生分开。

张乐平在上海当学徒时，是在一个木行，当时他才十五岁。生活艰苦，做工很忙，但张乐平始终没有忘记画画。广泛地接触社会底层生活和人群，给他的创作带来了很多新鲜的想法，可以说，学徒经历使张乐平见到了一个更残酷和真实的世界，以至于到晚年回忆学徒生活时，他戏称自己就是那个“流浪的三毛”，而且这一经历让他后来的作品充满了真实的生活气息。张慰军总结父亲的漫画特点时也是脱口而出“有生活”三个字。

目前能找到张乐平发表得最早的作品，是他十九岁时发表在《申报》上的漫画。张乐平后来进入私立美专接受系统的训练，画艺渐渐成型。那时候画国画已经很难养活自己，随着报纸、杂志的兴起，画漫画成为一个热门的职业，需求量很大，因此，张乐平在二十岁出头时就已经跻身上海滩颇有名气的专职漫画家之列了，几十家报刊都刊登过他的漫画作品。“那时候他名气蛮响了，一直到他创作‘三毛’。”张慰军说。

1935年，“三毛”形象诞生，张乐平彻底奠定了自己在上海漫画界及美术界的地位。

他用医院的纱布一针一线地为妻子缝制婚纱

冯雏音是“三毛”系列漫画的热心读者，但她最初并不认识张乐平。张慰军说：

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外祖父冯步青是个很有名的律师，在上海执业，与鲁迅是浙江老乡，当时鲁迅打官司请过他，这在鲁迅日记里有记录。

从照片上看，冯雏音端庄、秀丽，既具有江南女性的特质，又有北方女性的果敢和勇气。张慰军说：

母亲身上的革命性比父亲强烈一些，“八一三”抗战之后，在上海上学的母亲参加了“八一三”歌咏队，母亲会演剧，曾经在于伶和吴祖光的戏里出演过主要角色。

早在上海读书时，冯雏音就买过张乐平的漫画书，当时三毛的形象已经在上海滩流传开来。后来冯雏音被家里催着回去，到家后又被人提亲。冯雏音思想先进，不愿意被包办婚姻，就从家里逃出来，直接奔赴宣传抗日的前线——浙江金华，参加了抗战宣传队。巧合的是，当时张乐平也从上海出来辗转到了金华。

张慰军说父亲早期参加上海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实际上是有军衔的，应该是校官。当时叶浅予担任领队，张乐平是副领队，同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下辖的一支分队。当时第三厅主要由进步人士组成，由周恩来、郭沫若领导，由于国共合作，第三厅人员集体加入了国民党。但是张乐平不愿意加入国民党，他愿意以自己的艺术形式积极参与抗战。

在金华抗战前线，冯雏音见到了帅气、斯文的张乐平，两人一见如故，渐渐接触多起来，冯雏音活泼、纯真的性格很快吸引了张乐平。1941年3月18日，两人在江西玉山成婚。

结婚的时候，正值抗战时期，条件艰苦，但张乐平还是让新娘穿上了婚纱。张慰军说：

母亲的婚纱是父亲临时制作的，用的是以前医院里的纱布，纱布后面有一个背胶，用的是橡皮膏，这个纱布有点硬，是父亲自己一针一线缝制的，这可能是母亲非常感动的地方。

他喜欢孩子，孩子们常熙熙攘攘地到家里吃、住

抗战结束后，张乐平和冯雏音回到上海，因为经济上不宽裕，他们只能借居在亲戚家的阁楼上，对此，冯雏音毫无怨言，继续支持张乐平的绘画事业。

从“三毛”系列漫画和其他大量漫画作品中，我们可见张乐平生活经验的丰富，实际上在家里，张乐平里里外外也是一把好手。张慰军说：

母亲不大会做饭，父亲烧菜却很好吃，家里操刀的基本上都是父亲。

但是冯雏音是张乐平的好参谋，她是他作品当仁不让的第一读者，张乐平后来创作的“三毛”系列作品,很多故事的四字题目,都是冯雏音取的。

两人婚后生了七个孩子，有人说，这是因为冯雏音知道张乐平特别喜欢孩子的缘故。

无论是家里的孩子，还是朋友们的孩子，或孩子们的同学等，经常熙熙攘攘地到张家吃、住，对此，张乐平很开心。而冯雏音则用心照顾，她甚至还要和张乐平一起收养那些举目无亲、无家可归的孩子。后来，电影演员上官云珠被迫害去世后，她的一双儿女就成了张乐平一家的亲人，张乐平夫妇待他们如同己出。两家孩子至今亲如一家。再后来，台湾作家三毛前来寻亲，冯雏音更是待若亲人，此为后话。因此，冯雏音又被人们亲切地称为“三毛妈妈”。

张乐平家里有七个孩子，平时就非常热闹，而好友韦布（影片《三毛流浪记》的制片人）与家里的八个孩子也都住在张乐平所在的五原路宅院，于是，张慰军戏称他们家是“七上八下”，再加上孩子们的同学也常来光顾，家里就更热闹了。张乐平和夫人总是热情招待，反正是大锅饭，有什么吃什么，时间长了，孩子们也都不见外了，相处得很融洽。

《三毛流浪记》的小主演王龙基，在选演员时偶然被拍摄方和张乐平相中，从此与张家往来密切，被张乐平称为“自己的孩子”。如今，王龙基一家仍与张家保持着紧密联系，每年新春都会聚餐叙谈。

孩子们如躲瘟疫一般从他身边逃跑，他一下子哭了

在张慰军的印象中，母亲与父亲唯一闹别扭的事就是父亲爱喝酒：

父亲的酒量不小，特别爱喝，先是白酒，后来是家乡的黄酒，母亲考虑到父亲的身体，不断地劝说他，但每次父亲保证说戒酒，到最后都失约了。没办法，后来母亲也就不管他了。

但是到了“文革”时期，红卫兵开始管起了张乐平的“酒瘾”。

在上海美术界，张乐平爱喝酒是出名的，尤其爱喝家乡的黄酒。他的好友、画家戴敦邦曾为他画过一幅画，画的是一个少年在画画的时候，为了防止蚊子叮咬腿肚子，就把双脚伸进了两只酒坛子里，看上去让人既可乐又感动。

造反派把张乐平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之后，不但撕了他最初的“三毛”画稿，还把大字报贴进了张家位于五原路的住宅里。张慰军指着原来作为餐厅的一面墙说：

当时上面就贴着“张乐平不许喝酒”的大字报。父亲很难过，于是就偷偷地喝，我们那张吃饭的四方桌是带抽屉的，有人来时父亲就把酒杯偷偷藏进抽屉里。

这并不是最让张乐平痛心的。造反派对他无休止的批斗，他总算还能强忍过去；小朋友们把他当作敌人，使他最为伤心。张乐平后来也回忆说，以前弄堂口的小学生们看到他，都会喊“一——二——三——张伯伯好”或“三毛爸爸好”，后来再见到他则是喊“一——二——三——打倒张乐平”。

有一次他实在闷了，就去附近的三角花园散步，看到幼儿园的老师带着一群孩子在唱《我爱北京天安门》，于是他也凑过去跟着一起唱。孩子们没认出来他是谁，就和他一起打闹，他开心极了。没一会儿就有路人认出了他，和老师一说，老师连忙带着小朋友如躲瘟疫一般逃跑了。张乐平一下子就哭了，他似乎失去了活下去的意义。

也就是在此时，张乐平开始为自己画一幅特别的自画像，之前他曾为自己画过种种夸张的形象，尤其画自己那头带着自然卷的“钢”发，特别可爱，曾有人说他画得神似毕加索。而这一次，张乐平把自己的头发画得如针芒般一根一根竖起来，眉头紧锁着，双目无神，胡子拉碴的，看上去有些虚胖和颓废的样子。画完后，他在右下角题名《爸爸》，还用手指蘸着颜料摁上了手印……

平时一直密切关注张乐平创作情况的冯雏音看到这幅图，立刻警觉起来，因为她看到了一个无比低沉的张乐平。张慰军说：

后来正是因为母亲的及时干预，父亲终于缓过来精神，消除了自杀的念头。可以说，父亲的下半生是母亲救的。

1991年3月18日，张家子女为饱经磨难的父母准备了一个小小的金婚庆典。

金婚次年，张乐平在上海去世。张慰军说，在父亲去世后，母亲拿着父亲那幅特别的自画像伤感不已。

年迈的张乐平鼻涕流出来时，三毛拿出手绢为他擦拭干净

说起台湾作家三毛与张乐平的见面和交往，张慰军说一切都很自然地发生了。那时候两岸交通还不算畅通，书信和交通都要从香港转一下，但是三毛还是来到上海，并且两次住进张家，成为“张乐平的女儿”。

在三毛的记忆里，她三岁时得到的第一本书就是《三毛流浪记》，这本书使她看到了人世间最真实的一面，懂得了同情那些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孤苦的孩子们，学会了感受人性的温暖和爱，同时感受到“三毛”这个孩子身上坚强的意志和正义感，及坚持人生光明的信念等种种积极的精神。因此当她有一天决定写作时，便决定以“三毛”为笔名。

十五年的写作生涯中，三毛一直惦念着那个给予她笔名和精神感染力的漫画家张乐平。当她有一天在报纸上听说张乐平先生想要见见她时，她内心非常快乐，很快就托亲友带来一封信给正在住院的张乐平。

当时张乐平得了帕金森综合征，正接受治疗，他头晕目眩，双手发抖，但他还是让人口述了一封长信给三毛，还画了一幅“三毛”漫画像送给三毛，使三毛很是感动，发愿一定要去大陆见见张乐平并认作爸爸。

 张乐平后来在文中提及：“有人向我讲起台湾有位女作家，以我笔下的‘三毛’为笔名，当时我总不信，不信这个笔名同我画的三毛有什么瓜葛。后来，有人把一本杂志拿给我看，上面确有她自己叙述笔名由来的记载，老朋友黄苗子在一次会上也证实了这件事，我这才信了。”

张慰军说：最早是在国外开会的作家姚雪垠伯伯碰到了作家三毛，回来转告父亲，说她的笔名是来自《三毛流浪记》，她还请姚雪垠伯伯代问我父亲好。后来画家黄苗子叔叔在新加坡也碰到作家三毛，黄苗子叔叔回来后，也特地前来向我父亲转达三毛的问候。再后来，三毛就托湖北的一位亲戚带信过来，从此我们便建立了联系。

当时在香港工作的张慰军常来往于香港与内地，自然地成了带信人。在信中，开始时三毛称张乐平为“乐平先生”；张乐平称她为“陈平女士”。后来，三毛在信中对张乐平说：“三毛不认‘三毛’的爸爸，认谁做爸爸？”她还在信里附寄了自己的一张照片，照片背面写着一句：“你的另一个货真价实的女儿。”在信里，三毛表示想来看看张乐平。张乐平当时觉得很是惊喜：“一位素不相识的女士，一位负有盛名的女作家自认为我的女儿，这太出乎我的意料了。”

1989年开春，三毛从台湾转道香港，终于来到了上海。三毛到达上海五原路张家时是4月5日的晚上，当时张乐平早早地站在弄堂口迎接着，冯雏音因为身体不好躺在屋内。三毛一见到张乐平就亲切地喊“爸爸”，到屋里见到冯雏音就喊“妈妈”。同二老交谈时，三毛一直亲热地喊着“爸爸妈妈”，还拉个垫子跪下来给二老磕头。

当晚，张家为三毛备了四小碟子凉菜，其中一碟是苔条花生。张家人知道三毛祖籍浙江定海，那一带的人爱吃苔条。他们还为三毛安排了临时“闺房”，就在张乐平房间的隔壁，张家的孩子们亲手为这位新成员动手整理和布置房间。

三毛带给张乐平的礼物是她当时的新作——《我的宝贝》。在扉页上，三毛写道：“这本书为作者亲自带入大陆第一本。十一亿中国同胞中，仅此一本。爸爸，谢谢您创造了我的笔名。”

张乐平知道三毛一直希望能有一件卡其中山装，可中山装当时几乎在市场上绝迹了。张乐平让大儿媳帮忙，跑了好多地方，终于觅到一件涤卡中山装，而冯雏音已经事先揣度好了三毛的身高是一米六三，那件涤卡中山装穿在三毛身上正合适。三毛穿上后高兴极了，冲到镜子前，左照右照，连说太好了！还用并不标准的上海话问张乐平她漂亮吗……

三毛在张家住了四天，那一年张乐平八十岁，三毛四十五岁，短短四天，让这对忘年交之间的距离变得很短很短。张乐平后来写道：

三毛，一个饱经忧患的女性，学的是哲学，熟谙三种外语，跑过五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我的想象中，她是个传奇式的人物。可是相处的四天，她却是如此容易亲近。她的性格、脾气、爱好，像谁呢？看她那乐观、倔强、好胜、豪爽、多情而又有正义感，有时又显出几分孩子气的性格，倒真有几分像我笔下的三毛。

三毛住在张家，冯雏音常常与她促膝谈心，甚至还关心起这个“女儿”的婚姻大事，并试着问三毛是否有再婚的打算。三毛淡淡地回答说：“百分之九十九不会了，除非出现奇迹。”冯雏音理解“女儿”，便不再问。但对“女儿”的牙病一直记挂在心，四处为其寻医，可惜由于时间仓促未能治疗，这成为冯雏音永远的一个遗憾。

张慰军说：后来三毛又来家里住过一次，一家人一起过了个中秋节，那是她从新疆见了王洛宾回来的时候。三毛说那些记者对她很不尊重，对着她乱拍照。看得出她的心情不是太好，住在家里后，她渐渐平复了心情。没想到她这一走再也没有回来。

1991年1月4日，三毛在台湾医院的浴室里自缢身亡。她可能无法想象在上海的“爸爸妈妈”是如何悲痛，在香港的张慰军用电话向上海的父母通报了三毛自杀去世的噩耗，全家人哭了一夜。张乐平躺在卧室里，声音嘶哑，忍泪说道：“画了一辈子三毛，想不到画出一个女儿来，现在又没有了！”

冯雏音还记得中秋节三毛来家里一起团聚的温馨场面，三毛在回去的那年冬天还从台北打电话给上海的二老通报了自己要进医院的消息，说以后不能常写信，请二老不要挂念。谁知道等来的却是一个难以接受的噩耗。三毛去世的次年秋，张乐平先生在上海逝世。

如今，在张乐平故居的书桌上，除了张乐平生前创作使用的文具和摆件外，张慰军还特地摆上了三毛与父亲的温馨合影。就是在这里，三毛与张乐平像寻常父女那样坐在一起畅谈艺术生活，当年迈的张乐平鼻涕流出来时，三毛拿出手绢为他擦拭干净。

“原来那么多人喜欢和尊敬我的父亲”

1992年9月27日，张乐平在上海去世。当时已经移居香港的张慰军，没能赶上见父亲最后一面。当他接到消息回到五原路二八八弄三号的家中时，发现屋里坐满了亲朋好友，附近学校的老师也来了，书房、走廊、花园，甚至整条弄堂都摆满了花圈。“原来那么多人喜欢和尊敬我的父亲。”张慰军说。

张乐平去世次年即1993年，冯雏音遵照张乐平的遗愿，将《三毛从军记》原稿共一百一十四组全部捐献给了上海美术馆收藏。早在1983年，张乐平就谢绝了海外收藏家以高价收购《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原稿的要求，将《三毛流浪记》原稿共二百三十四组全部捐献给国家，由中国美术馆收藏。1995年，冯雏音向张乐平的家乡浙江海盐捐赠张乐平的五百九十二幅（组）作品原稿，包括《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以外的大部分原作。1998年，冯雏音向中国少年儿童基金会捐赠《三毛翻身记》共三十九组一百八十九幅原稿，以及人民币十万元。

张乐平去世后，张慰军和母亲及兄弟姐妹一道，成立了上海三毛形象发展有限公司，承担起整理张乐平遗作、保护“三毛”形象的工作。三毛漫画形象诞生八十年之际，张慰军将张乐平的一幅三毛漫画原稿捐赠给了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

在收集和整理父亲的作品时，张慰军发现，父亲不只是在漫画世界有所建树，在年画、连环画、速写、素描、水彩画、中国画等方面也有所探索和成就。

1949年，张乐平参与了宋庆龄发起的儿童福利会的一项义卖活动，他在病中赶出了三十多张漫画作品义卖，当时有外国人出价到一张八百美元卖出。义卖所得救助了一大批流浪儿童，让张乐平很是欣慰。他回忆道：“想起千千万万的‘三毛’们因为孙夫人这一义举而得到实惠，作为作者，还会有比这个更快乐的经验吗？”

宋庆龄对张乐平说：“张先生为流浪儿童做了一件大好事，真该谢谢您，全国的‘三毛’不会忘记您。”

如今已是鬓生华发的张慰军说，对于“三毛”这个艺术形象的传播和弘扬，他责无旁贷。现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机构维护和推广与“三毛”有关的公益活动，意在继续传播“三毛”身上的艺术精神，同时也为社会上需要帮助的少年儿童尽一点力量。

（感谢张慰军先生提供相关史料和图片，原文《“三毛之父”张乐平的家春秋》刊于《名人传记》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