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死亡设计仪式的年轻人：他们将追思会现场设计成“同学会”

春日的一个清晨，在上海青浦的一处墓园中，一场仪式正在进行。

一个穿着正式的女人把点名簿放在讲台上，台下的人不自觉地挺直了直腰，看了眼身旁空荡荡的座位。

“下面开始点名！王芳，孙华，李红，袁晓岚……”点到名字的人一一答到。

“袁晓岚，袁晓岚？”

袁晓岚的名字重复回荡在大厅，无人应答。“啪”的一声，聚光灯暗了下来，袁晓岚的人生片段出现在了大厅前方的屏幕里。现实中的她，走完了50年的人生，在仪式之前已被火化。装有骨灰的盒子静静地躺在一个花篮中，周围装点着粉色玫瑰，一层白纱罩在上方。

“尊敬的各位亲友、各位来宾，‘匆匆那年’，上海Lady袁晓岚追思暨安葬仪式现在开始。”

一场“同学会”式的追思会

聚光灯外，葬礼设计师魏晶望向舞台，她的同事们正扮演着一群学生。

2017年4月，她接到了为袁晓岚举办追思会的通知，开车从青浦到市区和袁晓岚曾经的老班长见面。

袁晓岚过世前已与墓园签订了“生前契约”，即生前规划身后事。

袁晓岚一直过着独居生活。她终身未婚，父母也已过世，但与同学经常来往，感情深重。在去世前，她将自己的后事交给一位在弄堂一起长大的朋友来办。

从小学到高中，她们都在同一所学校。袁晓岚知道朋友家里有些困难，遗嘱中将自己的一部分遗产留给了这位朋友。

对于这些年袁晓岚的生活经历，老班长对魏晶说，因为一些感情原因，晓岚一直没有结婚。对方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直珍藏在床头柜里，最后在追悼会上烧掉。

“烧掉真是太可惜了。”魏晶只好临时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既然都是同学来参加，我们就干脆举办一个‘同学会’，就好像她还活着，同学们再次聚在一起。”

应该如何称呼袁晓岚呢？魏晶说，袁晓岚没有结过婚，不能称她为袁“女士”，更不能称她为“小姐”，就称她为“上海lady”吧。

魏晶和同事们将墓园接待中心装饰成了德仁里弄堂的样子，大厅过道里放置着弄堂的背景照片，让人走进去有一种老上海的感觉。

他们折出了一支支纸飞机，把蓝色棉絮用胶水喷成云朵的样子，布置在会场周围。

二楼举办追思会的电影厅大门在他们的装扮下，变成上海宁三小学的校门口，袁晓岚曾在这里上学。每位到场的“同学”在“入校”前要在毕业纪念册上签到，系上红领巾。女士佩戴鲜花手环，男士佩戴胸花，它们最后会被献至袁晓岚的墓碑前。

追思会上没有哭丧和哀乐，《匆匆那年》的歌声缓缓流动，“同学们”点燃电子蜡烛，为袁晓岚祈祷。

老班长说，他们仿佛穿越时光，回到了过去。

魏晶静静地听着，今年31岁的她长着一张娃娃脸，一头短发让她看起来又瘦又小。她从2009年开始成为一名葬礼设计师，在此之前，她在一家婚庆公司负责策划工作。如今她所在的团队发展到40多人，分散在各个区域，有着彼此的分工。

“让告别变得更美丽”，魏晶这样概括自己的职业。在她看来，传统的丧葬风俗缺少一些温情。在上海，丧礼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一些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只能听长辈在耳边不停地叮嘱“你要去销户口，买锡箔，去殡仪馆买花圈”。

匆忙的丧礼过后，家属身心俱疲，也没有精力用来宣泄情感，只想好好休息一下，接下来还要投入工作。“我们缺少一个发泄的告别会、追思会，让家属坐下来，沉静地好好告别。”

与亡者告别

“人们大哭大号然后大吃大喝，搭台子唱戏，那戏也是高亢凄厉但是鲜艳彻底的调子。原来死人是用来提供一个狂欢的机会给活人的，也正因为这个活人们才会纪念他们。”

在作家笛安笔下，葬礼的最后往往是一场宴席。但在宾客离去后，又有多少人好好告别了亡者？

魏晶介绍，每年冬至来为亲人安葬的客户特别多，她和其他工作人员凌晨3点就要上班，冷风中，他们步行穿梭于不同园区。

在这一天，魏晶总能看见李萍只身抱着鲜花来英雄园，看望她的儿子汪洋。祭扫后，李萍静静地看着汪洋墓碑上的字——“愿我来世，身如琉璃”。汪洋和魏晶同年生，生命却永远定格在了19岁。

2006年11月26日，李萍在医院听到儿子去世的消息，当场晕倒。

这个就读于复旦大学的大二学生有着光明的未来，在一次与小偷的搏斗中，他被刺中心脏，失血过多而亡。

李萍独自一人强撑着办完葬礼。从灵堂摆设到打印照片她都要亲历亲为，一次又一次地跑去给墓碑的设计提意见。在大殓当天，她支撑不住再次昏倒。

在随后的日子里，李萍始终无法走出失去儿子的阴影，“根本缓不过来的，对于一个母亲来说，这是一辈子没法消解的。你想看到他们同学结婚了有孩子了，我也年纪越来越大了，不管外表如何，那种孤独思念那是任何人没办法感同身受的，只有我自己承受。”李萍说完就哭了。

魏晶觉得，李萍如此强忍伤痛办完儿子的丧事，始终没有和儿子好好告别，即使伤口在慢慢愈合，伤疤里却还是化脓的，“这样的愈合方法并不健康”。

2010年，汪洋逝世四周年之际，魏晶和同事找到李萍，愿意为汪洋免费办一场追思会。

李萍很感动，她不想让这种每况愈下出现在任何人的眼里，“我要让关心我的人放心，自己好好生活，这是我要做的，也是汪洋希望的。”李萍说。

她将自己设计和编纂的一本叫做《永远的汪洋》的纪念图文集交给魏晶团队，还讲了很多关于汪洋的故事。多次商讨后，葬礼定在了2010年9月26日。

那天一早，外面飘着小雨，天气有些凉了。李萍披上一件藏青色衬衣，一条白底花长裙搭配黑色皮鞋。她将两侧的头发束成一缕，戴上一对小巧的玉耳坠。她要前往龙华殡仪馆参加汪洋的追思会。

提到这场追思会时，魏晶有些羞涩。她说，他们那时行业刚刚起步，这个仪式设计得还略显“稚嫩”。

她们研究过汪洋的生平，刚进大学那年的校学生会主席竞选时，汪洋在演讲中说：“我的名字是汪洋大海的‘汪洋’，但我只是汪洋中的一滴水，我更愿从小事做起。”

所以这场追思会的主题为“我是大海里的一滴水”，她们在会场布置了很多贝壳和蓝色荧光灯，营造出“一片汪洋”的意境。

会场前的走廊里摆放着一排汪洋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下面写着“我们希望思念和泪水可以陪伴你在那美丽的地方，那遥远的地方，你永远不会孤独。因为你永远都在我们心里，我们永远都在你的身边。”

李萍看着那天的照片说，她只感到心痛却并不悲伤，一切是那么美好，她觉得汪洋仿佛从此又回到了大海。

汪洋的离开是猝不及防的，对于至亲来说，再贴心的仪式可能也比不上亲口说一句“再见”。

2014年3月19日凌晨，31岁的任翌在病房里已经四天没有合眼，他的母亲来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疼得直叫。医生问，是否要做抢救措施，任翌哭着摇了摇头。

母亲抓着他的手，他明白母亲的意思，“如果我不行了不要让医生去抢救，这是原话。她已经不想去承担那种痛了，她想早一点解脱。”

一个小时后，母亲离去了。

任翌的母亲年轻时曾在东北插队做护士，回上海后成为了一名幼儿园老师。上小学后，父母关系不好，家里的经济来源全都依赖母亲一人，母亲不得不下海做服装生意。

等到任翌踏上工作岗位，母亲还会经常去他住的地方打扫卫生，此时母亲已经被诊断出了卵巢癌。2013年，癌细胞扩散，母亲开始了近半年的住院生活。任翌放下了工作，每天在医院陪母亲聊天，从她小时候开始，回忆自己的一生。

“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结婚，她就说‘妈妈可能等不到你结婚了，也等不到你生小孩了。’”任翌说，母亲知道自己性格叛逆，她只是希望他开心，不要在感情上像她一样失败，“别像妈妈这样，到这个时候了再去后悔”。

在癌症的第三阶段，任翌的母亲每天必须依靠吗啡、杜冷丁这种药物才能挺过去，但再疼她也要在任翌面前维持她一贯的尊严，“到最后依然很坚强”。

早在病情恶化之前，任翌和母亲就开始商量后事的问题。

母亲喜欢什么样的照片，走的时候想穿一套干净的白色运动服，这些都已嘱咐给了任翌，“我妈也关照过怎么设灵堂，事先都准备好了，也没有手忙脚乱。她想的挺周到的。”

任翌说，他们还一起去看了墓地，最后联系到了葬礼设计师，希望通过他们来为母亲设计一场告别会。

告别会是任翌母亲喜欢的北欧简约风，泰菊和紫罗兰点缀着大片白色百合围绕着她。从花篮的摆放，鲜花的种类，照片的样式到会场幕布墙的装饰，所有环节由任翌和母亲商量过，都是母亲喜欢的样式。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背景音乐响起，沙画元素的人生小电影缓缓放映着母亲陪伴任翌长大的时光。

任翌坚持亲自主持了母亲的告别会，“我不喜欢有些司仪边哭边说，而且普通话也不太标准，来宾根本听不清他说了什么。”

读讲稿时，任翌前后三次差点哭出来。有一次读着读着声音就变了，站在一旁穿黑风衣、带白手套的礼仪师递给他一张纸巾，可任翌没有用它，强忍着泪水把讲稿读完。“下面还有我外婆，我爸我舅舅我阿姨，他们都会哭，但我不会去打破这个气氛。”

任翌说，小时候有次做梦，哭醒之后跟母亲说，梦到她去世了。母亲告诉他，她不可能陪他一辈子。但当时任翌觉得不行，怎么也舍不得，一直到葬礼最后，他也舍不得。

“我觉得她会用另一个方式活在世界上。现在我做很多的事情，也会想如果我妈在她会怎么做，教我怎么去做，一种成熟吧。”任翌说。

假如，我们明天就要离别

作为葬礼设计师，魏晶也想过自己的葬礼会是什么样，“以前希望自己的葬礼以白色为主，点缀珍珠和水钻，整体上是珠光宝气bling bling的风格；现在我喜欢中性风，以黑色为主色调，整体要酷一点。”

接着她想了一下，“随着科技发展，可能未来都是5D投影，说不定是我自己在主持自己的葬礼呢？”说完她笑了起来，两个酒窝格外明显。

会场边，刚工作4个月的窦婧（化名）看完了袁晓岚的追思会，她第一次觉得，原来葬礼也可以办成这个样子。

窦婧出生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普通家庭。十几岁的时候，她和其他青春期的女孩一样爱看言情小说。等到高考填志愿时，她意外地选择了殡葬专业。

窦婧的母亲极力反对，觉得这个职业不适合女孩，未来不好找对象。但她不知道，女儿心里一直有一个遗憾。

高考前，窦婧的外公去世了。这时的窦婧正努力备战高考，没什么机会去看往他。直到外公火化前，她才请假回去参加告别仪式。

仪式很简单，从村里请来的白事先生引导家属三鞠躬、绕灵一周、献花，关于外公，什么也没说。

火化前，家属看逝者最后一眼。轮到窦婧时，她的眼泪流下来，她想伸手去抚摸外公，却被白事先生推开，并告诉她不可以把眼泪滴在逝者身上。

窦婧只能用眼睛记住外公最后的模样，目送他被推进火化炉。那一刻，她突然觉得生命竟然如此短暂。

窦婧最终选择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殡仪学院殡仪系。

在殡仪馆实习的时候，她遇到一位逝者在工地上因故去世。出事后，相依为命的弟弟来到殡仪馆，他不相信哥哥是自己不慎失足坠亡。

法医在准备解剖前对弟弟说，“您可以在外面等。”

“我不！”他一直在流泪，表情因悲伤而显得有些狰狞。整个解剖过程中，他一刻也没离开。

缝合后，哥哥被体面地放入棺中。简单的告别仪式上，弟弟平静地烧着纸钱。他点起蜡烛，献上鲜花，对哥哥鞠了最后一躬，目送着棺材进入火葬炉。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钱举办更像样的仪式。

窦婧在自己的微信公号里写道，“世界有多大，大到记不住一个人的消失。”

2017年毕业后，窦婧在墓园找到了第一份正式工作，认识了魏晶。刚入职的时候，窦婧读了一段稿子，大家都觉得她读得好，但魏晶说，学校教的主持方式声音比较低沉，但会加重家属的悲伤。

“你要用你的声音温暖他们，让他们感受到安慰，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把殡葬做得那么悲伤。”魏晶告诉窦婧。

从事这份工作也让窦婧的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改变。“我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珍惜生命，”窦婧说，“我更加珍惜和妈妈在一起的时光，我会倾听她的诉求，理解她的想法。”

她常常在思考，如何诠释我们的一生，用什么形式纪念我们的生命？她曾这样设想过自己的葬礼：在海边落日的余晖中，蓝黑相间的幔帐随风飞舞。所有她爱的人成一个圈，讨论着关于她的趣事。有人笑了，有人默默流泪。他们把想对窦婧说的话放在漂流瓶里投入大海，随着海浪的涌动闪着蓝色荧光。（部分人物系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