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丁·盖尔到身份盗窃：为什么总有人要冒名顶替？

编者按：一个自称为马丁·盖尔的男子在离家多年后返乡，久别的妻子接纳了他。平静生活三年并诞下一女后，他突然被妻子指控为冒名顶替者。庭审中，真正的马丁·盖尔归来，与妻子破镜重圆，早已融入村庄的冒名者则被判处火刑。这个戏剧性的真实故事发生在16世纪的法国，在历史学家娜塔莉·泽蒙·戴维斯笔下成为了描绘法国乡村的微观史经典，在法国拍摄历史电影后，又被美国、德国、东帝汶等国搬到各自的背景下进行演绎。被当代人称为“身份盗窃”的事件在不同时代的不同地区反复发生，一次次激发了人们的争论和好奇。

1979年春节，一位自称当地共产党干部的男子，打通了上海艺术剧场的电话，替当时居住在北京总司令部的一位老革命的儿子要一张票。尽管票已售罄，剧团经理还是热情地答应了。不久，一位青年男子来到剧院。他身穿旧军装——这是坚守人民解放军节俭价值的完美象征。此人满口京腔，自称李晓勇。他坐在剧院最好的位置观看了表演。

表演结束后，导演走到李晓勇身边说，他打算第二日前去拜访。青年人坚持要他当场把话说了。导演压低嗓门请求道，自己想搞套宽敞一点的房子，问他能否将这一请求转告早上为他打电话的干部。李答应说没问题。次日，剧团经理也请求李晓勇将自己的要求转告那位干部。之前，他就已告诉李晓勇，他可以随时前来观看表演；能否将自己在煤矿工作的孩子调回上海，照顾他的身体呢？李说他会尽力而为。

于是，一个以李晓勇为中心的关系网形成了。他找到进入上海其他剧院、一位重要女演员的家以及迎春茶话会的路子，可以接触到上海文艺界的所有才俊。他开始行动前，当地党政干部、甚至是那位年轻人在北京的父亲可能会打通确认电话。紧随这些活动，人们总是要李请求党组织或头面人物出面帮忙，牵涉到的事情包括搞套条件更好的房子，安排更好的戏剧角色，把孩子从乡下调回上海等等。李的新朋友会接到一通干部打来的电话，告知他已了解情况，并称事情不易安排，或是继续进行有风险。

到了入春时节，李已搞到上海大学党委书记车子的使用权——在步行和自行车的世界，这是稀缺的地位象征。他还与一位漂亮年轻的女演员订了婚，并住在她家。她父亲在旧社会是个资本家，故而她的家人很高兴跟一个革命世家建立了关系。只需在小舅子们的学校和工厂露个面，李就可以提高他们在单位里的地位。

1979年春，为了将未婚妻调到一个更好的剧团，李晓勇直接去找一个干部。干部对这位在城里到处鸣喇叭的年轻人早就心生疑窦，他在调查后发现，此人的真实身份为张龙泉，是出身于上海一个普通家庭的年轻人，这次是离开乡下东风农场的讨厌工作回来度假。春节期间，他搞剧院门票未果，于是开始假造身份，逐渐给自己创造了一个新生活。他于1979年4月6日被捕。

九年后，新泽西，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招生办公室收到了一位名叫亚力克西·桑塔纳的人的申请书。他自称在犹他州牧场工作，十八岁，父亲已过世，读过很多书，曾在中距离赛跑中多次打破纪录。在学院的入学考试中，他的成绩名列前茅。到大学来面试时，显得颇为机敏。大学录取了亚力克西·桑塔纳，并提供了约40000美元的奖学金，供他使用四年。

桑塔纳请求延期入学以照顾生活在瑞士的生命垂危的母亲，一年之后，亦即1989年秋季，他终于来到普林斯顿。如今他将已故母亲的名字冠于父名之前，自称是亚力克西·英德里思桑塔纳。他在普林斯顿混得很不赖，各门功课和大学田径队赛跑都取得了优异成绩。他交游甚广，朋友们都喜爱听他诉说充满异国情调的旅行和探险经历。他获得了常春藤俱乐部的成员资格，这是普林斯顿历史最悠久、也最难加入的社交饮食俱乐部。

在普林斯顿第二年的二月，他参加了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田径运动会的跑步比赛。一位耶鲁学生认出了他，大约六年前，他们曾一起参加过加州的田径运动会。当时他的名字是杰伊·米切尔·亨茨曼，并赢得了斯坦福越野跑公开赛的奖项。不过，那位耶鲁的赛跑选手报告说，他并无参赛资格，因为他并非斯坦福的学生。根据他本人提供的信息，他是个十六岁的孤儿，来自内华达的一个社区。为进入斯坦福，他一直试图在帕罗阿尔托的一所高中注册。不管他跑得多快，一位体育新闻记者已在加州报刊上报道了他不具备获奖资格的消息。

1991年，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田径运动会结束十天后，普林斯顿警方逮捕了化名为亚力克西·英德里思桑塔纳的詹姆斯·亚瑟·霍格。他过去的生活之丰富多彩，绝不亚于他逗普林斯顿学生开心的任何故事。此人生于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双亲健在，真实年龄比申请普林斯顿时所报大十岁。在成功的学生生涯和田径明星之路行将在怀俄明和德克萨斯结束之际，他从大学退学，开始过上小偷小摸和假冒身份的生活。人们以为他在瑞士照看生命垂危的母亲的那一年，他实际上有十个月的时间是在犹他州服刑——他因侵占盗窃所得财产而被判处五年监禁。如今在普林斯顿，他因骗取数万美元的奖学金及伪造记录进入普林斯顿而被起诉。

这两个来自世界不同地区的报道，轻而易举地跨越了大洋、语言和国家的边界。我们对这些年轻人的才能佩服不已：张龙泉是如此擅长表演，如此擅长在电话中装扮不同的腔调和口音，与戏剧界人士和演员交谈时显得如此才华横溢；詹姆斯·亚瑟·霍格在考试中、课堂上表现出的学术素养如此深厚，在赛场上跑得如此神速，讲起故事如此引人入胜。

然而在这两个个案中，假冒的细节又颇具时空特色，而我们对它们的兴趣，部分来自于这一历史深度和贴近时空的特征。身穿旧军装的张/李宣称的不是皇族血统，而是革命世家；他所追求的不是遗产，而是某种生活方式和人脉关系。在真相大白后，《文汇报》画了张此人的漫画，画中的他是只身穿军装、正在收礼的狐狸，他是中国狐狸精的附体，奸诈无比，欲壑难填。

霍格/桑塔纳的假冒习惯是在一位演员（罗纳德·里根）领导美国时期养成的，这位青年骗取了20世纪末美国的一件价值不菲的东西：在一所精英大学接受教育。他的表演是对像普林斯顿这样一个机构的现行招生政策的恶搞。他真正具备了普林斯顿一直以来在男生身上所寻求的素养：聪明绝顶的脑袋和运动家的技巧。作为一个预想的自学成才的牛仔，加上富有异国情调的姓氏，他欺骗性地具备了普林斯顿寻找的素质——它正致力于让本科生的构成更为多元。霍格/桑塔纳质疑了美国人对通过自身奋斗而取得成就的信仰。他的伪造行为被揭发后，他的几个同学依然肯定他的品行，认为他就像是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是个才华横溢的人，虽曾为生活所迫，犯过几宗小罪，但后来却改邪归正，重新做人。

有了这两个案子的铺垫，我们可以着手考虑马丁·盖尔及其再造者的情况。我今天要讨论的主题是，一个冒名顶替故事虽具备普世吸引力，但同时又与其时代密切相联。这个故事的魅力，就在于它既与我们如此相似，又如此不同。每个时代都在再造其冒名者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强调其自身的关怀，不过要是普世性与历史特性之间的张力太小，故事便丧失了丰富性，也就无法激起共鸣。

马丁·盖尔故事的流行穿越了地域和时间的边界。且让我来复述其梗概。1548年，一位名叫马丁·盖尔的家道殷实的青年村民，离开了比利牛斯山村阿尔蒂加，将妻子贝特朗·德罗尔斯和降生不久的儿子抛在身后，从此音讯杳无。八年后，他似乎回到家乡。他的妻子接纳了返乡的马丁，他的叔叔、现任的家长皮埃尔·盖尔，他的姐妹们和整个村子也都接纳了他。三年平静的婚姻生活和一个女儿出生后，阿尔蒂加爆发了争执。以皮埃尔·盖尔为首的一方，指控返乡的马丁·盖尔实际上是绰号庞塞特的阿诺·迪蒂尔，是位来自加斯孔尼村子的冒牌货。一位路过阿尔蒂加的阿兵哥支持皮埃尔的看法，此人说，真马丁·盖尔两年前在北上参加圣康坦的战斗时就已丢了一条腿。贝特朗及其大小姑子们则是另一派的头儿，她捍卫这位身为丈夫的男人。

1560年，贝特朗突然改变初衷，同意指控她的枕边人并非马丁·盖尔，而是绰号庞塞特的阿诺·迪蒂尔。不管在里厄还是在图卢兹的审判中，贝特朗都称自己被骗了三年有余；但她讲述的每件马丁·盖尔的往事，那位被指控的披枷带锁的男人都能如实复述。图卢兹的高等法院正打算宣判此人是马丁·盖尔其人，在此当口，一位木腿男子来到法庭。那位披枷带锁的原告还在坚称自己是马丁·盖尔的同时，贝特朗·德罗尔斯已认出木腿男子正是失踪已久的丈夫。阿诺·迪蒂尔只是在最后一刻，在他被带到阿尔蒂加执行绞刑并在火刑柱上被焚化时，才忏悔了自己的冒名顶替罪行。贝特朗·德罗尔斯和马丁·盖尔破镜重圆。

1976年，也是在加州，我偶尔在让·德科拉斯的《难忘的判决》中接触到马丁·盖尔的故事。那时我在伯克利讲授一门关于16世纪法国家庭、亲属与社会结构的研究生课程，我的一位学生打算做篇讨论收养的论文，此人在法学院的善本图书馆找到了这本书。我读完这本书后对自己说：“这应该拍成一部电影。”这中间有完美的故事线索，有对村民的直接报道，还有跨阶级的观察（从法官的角度观察乡民）——这正是我喜欢做的那种类型的历史。这是个契机，可以向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揭示他们本不可能了解的、业已逝去的16世纪的特殊之处。

四年后，我在巴黎和电影剧本作家让克劳德·卡里埃和那位冒名者的再造者、制片人达尼埃尔·维涅坐在一起。我的女权主义意识，属于珍妮特·刘易斯之后一代的女权主义意识；作为史学家，我坚信人们部分地创造自身的生活——有了这些准备，我才会将贝特朗·德罗尔斯视为积极的能动者，而阿诺·迪蒂尔也不再只是个出色的无赖。卡里埃和维涅带着20世纪晚期法国人的看法：他们将妇女视为终身伴侣，他们对白手起家的男子充满钦佩，他们对一个电影故事可以塞入怎样复杂的线索具备专业的理解。我们都同意，证据强有力地暗示，贝特朗·德罗尔斯是冒名行为中的同谋——即便最初她确实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最终他们两人肯定达成了相互谅解。我们都同意，把阿诺塑造成一个起初是冒名顶替的骗子，后来则迷上了乡村家长和贝特朗·德罗尔斯丈夫的角色，是有可靠依据的。我们也都同意，影片是可以在16世纪密不透风的世界中捕捉到一瞬间的可能性的。

在影片结束时，马丁·盖尔和阿诺·迪蒂尔被描述为在战场上结识的朋友，（一如你刚读到的）几乎可以确定这并非史实。那时我了解到，只有贝特朗的起诉推测他们之前是朋友，而科拉斯后来在书中表达了对此事的疑问。不过当时我很喜爱科拉斯对背叛友情的评论，并认为这可塑造两人之间戏剧性的对抗。后来我才发现了之前不为人知的青年律师勒叙厄尔的书，而此书强调了两人从未谋面的事实。后来我才追查到马丁·盖尔在西班牙追随伟大的蒙多扎家族的事迹，并意识到两人并未在圣康坦战役中并肩战斗。也只是到后来，我观看了杰拉尔·德帕迪约扮演的阿诺·迪蒂尔和马丁·盖尔，这才意识到在一个真正成功的冒名行为中——你得像阿诺那样，开始相信自己成了另一个人，坚持自己是马丁·盖尔，即使法官要将你判刑——那时我才意识到，一个冒名行为在从未与本人谋面的情况下才更有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像杰拉尔·德帕迪约，你凭直觉创造了他。

对偏离历史记载的另一个做法，我表示反对。在影片中，贝特朗并非冒牌马丁·盖尔审判中的原告。有段时间，观看者认为她可能是原告，但不久便了解到，她在起诉书上的画押其实是假造的。在科拉斯书中，她显然扮演了双重角色，她一方面说发现自己被骗，同时却讲述阿诺能够不断重述的马丁·盖尔的往事；而在影片的审判中，贝特朗却没有扮演这个角色。相反，在影片中贝特朗自始至终都支持那位被指控冒名的男人是货真价实的丈夫。我很遗憾，这偏离了科拉斯的记录，从司法上说也不可能（要是贝特朗证实自己并未在起诉书上画押，法院便会马上驳回案子），而且这弱化了贝特朗的能动性。它的危险在于，我们塑造出来的是个19世纪支持自己男人的罗曼蒂克式的贝特朗，而不是一个在法律上脆弱的16世纪的乡村妇女，一个要是条件许可会寻求和平的婚姻，但对通奸的指控或其他危及自身和孩子生活的风险存有戒心的人。让克劳德·卡里埃认为，要如实再现贝特朗，势必导致故事太过复杂；也许，他想要强调阿诺的主动性和克里斯玛。不管如何，我尽力为这部片子构想16世纪的线索——片中的贝特朗一直“支持她男人”，直到接近为时已晚的边缘——并告诉卡里埃和维涅，我决定以史学家的身份写本有关这个案子的书。

马丁·盖尔依旧是个未完待续的故事。有关这个故事，无论是还可以谈论的东西，还是正在谈论的东西都太多太多。实际上，我计划将来某一天回到阿尔蒂加，然后沿着马丁·盖尔的足迹，越过比利牛斯山来到比尔戈斯。尽管如此，几年前让克劳德·卡里埃、达尼埃尔·维涅和我从报纸上吃惊地了解到，乔恩·埃米尔正执导一部好莱坞（华纳兄弟）影片，这部片子是《马丁·盖尔归来》的国际改编版，其背景是内战后重建期间的美国南部。电影剧本由尼古拉斯·迈耶和萨拉·克诺钱所撰。迈耶称他们决定改编的理由是：“‘马丁·盖尔’在美国表现甚佳。但人们不想阅读字幕，而工作室在谈票房时，他们谈的是七位数而非四位数。”

结果拍出来的片子《似是故人来》模仿了《马丁·盖尔归来》的部分视觉装备，沿袭了情节线索的某些元素，并试图将影片和书中的心理学洞见运用到1856—1867年田纳西的冒名者及其妻子的身上。在丈夫外出为南部邦联战斗的六年时间里，劳蕾尔·萨默斯比一直坚强地料理南方的家族种植园。本以为已经去世的丈夫——或是一位自称杰克·萨默斯比的人——回到家中，索回自己的位置，跟她及他们的儿子住在一起。但实际上，他是个受过几年教育的聪明骗子，名叫霍勒斯·汤森。内战期间，他曾和萨默斯比住在同一间牢房中，他们被释放后，他又目睹后者在一次战斗中丧生。比起离家的那位粗鄙下流的丈夫，他要体贴得多。劳蕾尔一开始怀疑他并非杰克·萨默斯比，后来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她断定他非常适合自己——的确，比她合法的丈夫更能抓住她的芳心。

与此同时，冒牌萨默斯比浪子回头，变成了一个好人，一个不错的庄稼人。他将烟草引进田纳西，并向白人邻居和以前的种植园黑奴、如今的分成租佃农承诺说，他们可以租块地，在地上耕种刚引进的作物。他对黑人的热心，招来了“三K党”的敌视。“三K党”的一位头目本来希望与劳蕾尔订婚，对他们的关系也就心怀嫉妒。“萨默斯比”的情敌还找到证据证明，劳蕾尔的丈夫是个冒牌货。一时之间，那个叫萨默斯比的人被指控犯了谋杀罪，说他在战前杀死了一位熟人。在一位重建的黑人法官主持的法庭上，他接受了基于萨默斯比犯下的罪行所判处的死刑，而拒不承认自己是另一个人。这样一来，他用新的名字维护了自己和劳蕾尔的名誉，并保护了黑人对烟草地的所有权。在他行刑的那一刻，劳蕾尔哭了。

对《似是故人来》你可以挑出许多小毛病。我是和内战/重建史学家詹姆斯·麦克法森一起看的这部片子，他评论说，片中田纳西种植烟草这个矛盾冲突，本是可有可无的情节：自18世纪晚期，烟草就开始在此地种植，到19世纪30年代已成为主要出口作物。对杰克·萨默斯比的谋杀指控——在醉后玩牌争吵中杀死先动手的人——有段时间在南方法院可以改判为过失杀人甚至是更轻的罪。我们还注意到，从每个方面来说，这部片子都可谓是“政治正确的”：通过对黑人法官的塑造，赢取非裔美国人的支持，尽管片中对黑人分成租佃农的描写并不一定能做到这一点；通过把南下参与重建的北方人刻画为流氓、恶棍，赢得南部邦联派的支持。

如今，人们通过讲述伟大的冒名者故事，来谈论19世纪的美国，他们拍摄的片子能够吸引数以百万计的观众。其中一部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最后一部小说、1857年问世的《骗子》；另一个是年代更晚近的、马克·吐温出版的一部小说：《傻瓜威尔逊》。两者讲述的都是一个美国人的故事，故事中的P. T. 巴纳姆操演的是个飞黄腾达的模范人物；对白人——有时对非裔美籍人——而言，选择、转移和假造新的身份的空间很大；社会流动及随之而来的疑问是其中的核心经验。塞缪尔·克莱门斯/马克·吐温藏有一部1882年版的《冒名者和冒险家：著名的法国审判》，此书开篇就是“冒牌的马丁·盖尔”。不过在《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中，他并未复制不合时宜的情节，而是通过国王和公爵的角色，创造了能让美国人心领神会的冒名者和冒险家。

《傻瓜威尔逊》触及更为火爆的主题，是一部更容易激发南方意识的书——不管返乡主持种植园事务的男人是否为前主人本人。它涉及实际经验中流动的边界，观察了白人与黑人的关系，牵涉到死亡和身份——19世纪晚期，这个主题激发了多部小说和故事。在《傻瓜威尔逊》中，内战前有两位婴儿长相酷似，因为他们的父亲是同一个人，种植园的主人。不过一人的母亲是几乎拥有纯粹白人血统的家奴，而另一人则是庄园已故的女主人。在他们还是婴儿时，那位名叫罗克西的女奴把自己的儿子和女主人的儿子掉了包。故事中罗克西向身份自由的小伙子托马斯·阿·贝克特·德利斯科尔透露说他其实是她的儿子，因而是个奴隶，故事讲述了这之后两个年轻人各自的命运。这是直指南方焦虑之心的冒名故事，以反讽的方式对种族和环境问题进行了反思。为何不诚实、懦弱的是在大户人家长大的托马斯·阿·贝克特·德利斯科尔，而勇敢、有德的反倒是被罗克西当作奴隶养大的瓦列特·德·钱伯？一百年后的今日，在一部影片中再造这些假冒者也许会招来激烈的批评，不过比起将阿尔蒂加移植到田纳西，这将是个更有价值的挑战。

本文着力讨论了改编、再造和反思，尤其关注语境。在上述讨论中，假冒者突显了他们所处时代的张力，并具备令人吃惊的才能。让我最后来谈谈某些恒久不变的东西。假冒者故事具备普世的吸引力，并不意味着我们都有行骗的意愿。在这一方面，蒙田可以成为我们的向导。一方面，面对无法挽回的死刑——就像在马丁·盖尔案中——他谨小慎微。他对自己的坏记性和易犯错误的性格反思颇多。另一方面，他号召无论是对我们彼此，对我们同时代人，还是对我们穿越时间进行思考的人，都应尽己所能，诚信以待。正如他指出的：“我们是人类，是我们说的话将我们团结在一起。”

（本文为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海斯·鲁宾逊系列讲座第一讲。讲座时间为1995年3月7日。后于1997年整理刊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