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务者言｜伍江：如何做好建筑历史文化遗产保护

十一黄金周假期，大家在奔赴旅游目的地时，总会遇到各种亟待保护和活化的建筑遗产。我们希望这样的空间载体能长久留存，让人能够继续思考历史与当下。本文整理自同济大学超大城市精细化治理研究院院长、住建部历史文化保护与传承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伍江教授在“多元协作，遗产创新”古镇保护同里论坛(2023)上的发言。经发言者审定。

“多元协作，遗产创新”古镇保护同里论坛(2023)与会者合影，前排右五为伍江。

毫无疑问，比起几十年前，遗产保护工作面对的形势好了很多。自上而下对遗产保护工作的关注，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多。全国大概不会有人敢站出来说，遗产不需要保护。

但另一方面，我们的遗产保护，面临极大挑战。困难不比几十年以前小，甚至还要更大。

会议的主题是“遗产创新”。实际上，遗产一直在那里，无所谓创新。我对主题的理解是，遗产保护的观念、理论、方法、思路都需要创新。这里是我最近对此的一些思考，不一定成熟。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但现在的经济发展，面临极大压力。这个情况下，遗产保护会不会被视为经济负担或包袱，可能是很大的问题。

个人认为，中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当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第一，重视文物保护，但对建成遗产缺乏完整有力的保护体系。我国对文物保护的重视是有传统的。《文物法》颁布是在1982年，那时中国法律体系并不完善，但文物法却是最早颁布的几部法律之一。这说明中国对历史文化的重视。

有了文物法，很多非常重要的文化遗产得以保护。不过，到现在，四十多年了，那么多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还是不得不用这样一个单一的《文物法》去指导。大家不得不努力克服各种问题，把很多认为应该保护的对象，想方设法地塞入法律体系之中。

同里古镇。泰罗摄影供图。

现在，文物数量越来越多，但也越来越难保。国家级重点文保单位没有问题，省级文保单位没有问题。市级文保单位有问题，再下一级文保单位问题更大。到了文物保护点，那问题就不知有多大了。

怎么办？目前法律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对于以城市建筑为主要对象的文化遗产，当下没有完整的保护体系，只有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在运用条例的实践过程中，大家也常常遇到问题。因为其中很多口径，跟《文物法》不太一致，跟其他法律文件也有冲突。相比现在被列为非常高等级的文物保护对象，这方面遇到困难的保护对象的数量要大得多。

我个人认为，现在给有历史价值的对象都挂上文物牌子，是我们不得不用的手段。如果有更加好的法律体系，把各种不同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全部覆盖，遗产保护会做得更好。

同里古镇。泰罗摄影供图。

举个例子，上海二十年前制定了《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针对破坏行为，设定了很高的处罚标准。优秀历史建筑一旦被非法拆除，要罚以该优秀历史建筑重置价的3~5倍。这就厉害了。本来拆房子来造新房子，是为了经济利益。但要罚3~5倍，经济利益就可能变成负数。所以没有人会敢拆。

上海罚过这么一次。但这跟国家文物保护法里的法则有所冲突。国家文物法说，文物被非法破坏之后。要处以惩罚。当然，里面还说处以刑事责任，但没有规定是怎样的刑事责任，只说之后还有不高于人民币50万元的经济处罚。就是说，按照国家最高的文物保护法，也不过50万元，那么，上海凭什么要罚几千万？——上次罚了大概差不多3000万。这件事现在还在打官司。最高法也曾责成上海研究，后来发现我们的做法是对的，也就不追责了。

但这其中的问题实际上没有解决，缺乏完整有力的保护体系。各地情况不一样——法律、制度、规范都不一样。有的地方管得好，有的地方管得不好。住建部也在努力做这个事儿。但我一直觉得，一个部是做不了的，一定要更高层面来做，否则好多问题解决不了。

第二，重视单体保护，成片保护仍有问题。

几十年之前，世界的遗产保护开始从单体走向全面保护。中国也一直探讨这个问题。上海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市优秀近代建筑保护管理办法》到2003年的《上海市历史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把历史风貌区放在历史建筑之前。但再往上又缺少上位法依据。法律效力位阶上，国家的《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跟上海的条例，其实是平级的。

当然，背后是缺少保护理论和方法——理论弱、方法少、成效差。

我们目前关注的和全世界所探讨的，都是这些问题。从早期的整体保护，到后来的成片保护，到后来的面形遗产、线性遗产，到最近提出的文化景观，都在向这个方向探讨。

相较而言，中国更缺少学术上的研究。成片指的是什么？是指里面一个点？除这个点之外，其他方面算什么？搞规划和建筑时，除了这些重要的点，城市还有空间肌理、街巷结构，这些东西的价值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表现出来？做个假的算不算？这些问题在理论上都没有解决。建筑我们反对拆真建假。但城市总体格局的问题没有解决。

上海外滩。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第三，重视规划设计，而对常态化维护，缺少制度设计与技术手段。

谈遗产保护，大部分开会的人都是搞规划搞设计。但现在这个地方到底有什么技术措施，怎么深入下去？日常维护怎么办？领导常会问这个领域的专家。专家会说如何规划设计，但没法说怎么日常管理。经过改革开放初期，大量遗产都面临破败的局面。在这个时候，规划设计走在前面。现在，很多遗产修缮得差不多了。这时碰到的问题是，日常工作要怎么办？

地方政府总是需要考虑许多问题，大多数时候，不太可能把遗产放在第一位。当然，这场会议所在的同里古镇不一样，如果同里的保护不放第一位，同里就不是同里。但其他政府不是这样。也许只有成为旅游热点，大家才重视起来。还有很多江南古镇，怎么办？

第四，重视遗产展示，缺乏更新活化的办法。建筑遗产最重要的是活化。当然，现在一个活的办法，是开发旅游。但这是不是唯一的办法？

第五，热衷高喊保护口号，但实际工作中对保护执行得不好。

口号说的是要保护，保护优先。但是，保护优先的意思是什么？真正的重视，只有一条标准：把所有事情放在一起，它是不是第一位？为什么它需要是第一位？因为这是所有事里唯一一件不能反悔的事，做错就再也回不来了。只能对不能错，别的事可以试错，这个不行。

第六，热衷推动文物申遗，对保护工作本身缺乏热情和手段。

大家一谈有宝贝，就想到要申遗，想成为世界文化遗产。遗产就要挂牌。挂牌当然好，有身份保护起来名正言顺。但现在本末倒置，就为了这个名号。至于怎么保护，怎么活化，怎么让历史遗产更好地呈现，无所谓，只要能挂成。地方也开始把申遗成功变成政绩。

第七，热衷发展文化旅游，但往往本末倒置，将旅游作为目的。

旅游有利于展示历史文化，有利于把文化价值从历史转化为现在，成为当下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这没有错。但实际上往往本末倒置：不是因为有文化遗产，地方才有机会去发展文化旅游；而是为了发展旅游，想办法消费遗产，最后不惜以破坏遗产为代价，去进行开发。这个事情在中国比比皆是。连总书记都急了，他说发展旅游要以保护为前提。这是他的原话。

第八，热衷“历史风貌再现”，却对现存的遗产及其环境视而不见。

现在全国各地谈到历史文化，讲的最多的就是再现再造重塑重现。可实际上，真正手上的宝贝看不见。很难想象，以后所有历史文化名城都变成旅游热点，里面所有东西都是新造的，是电影布景。

如果为了旅游，我个人不反对作假，比如迪士尼乐园。但问题是，不可以把真正有价值的，经过历史的风风雨雨、人为或自然的破坏后留下的宝贝，对它去破坏，再去“重塑”。专业工作者也研究，要回到宋朝、唐朝还是明代。实际上，现在是21世纪，回不去也不应回去。应该用现在的眼光，去尊重历史，保护历史，创造当下的历史。可惜，我们创造当下历史的动力也极其弱化。

关于遗产创新，我觉得，还是要提高认识。要以中华民族文化存亡的高度来凝聚共识。我就想了一句话：对遗产的态度，决定了我们中华民族文化生死存亡。

如果不这样理解，好多人还觉得无所谓。我个人看来，文化的毁灭比国家的毁灭还糟糕。因为人的文明总在不断变化，有消有长有死有生。但我们希望文化不断沉淀——不应因为人类社会的波动，使得前人留下的文化毁灭。文化毁灭对人类文明的灾难远大于其他灾难。如果不在这个层面讲这个问题，说凝聚全社会共识，还是一句空话。

上海，北外滩一处老房子的楼顶。澎湃新闻记者 周平浪 图

那么要怎么办？就是要以创新改革来引领，确保做好遗产保护。目前的手段有限。我觉得，主要需要在三方面创新：一个是理论创新，一个是技术创新，一个是机制创新。

所谓理论创新，专业工作者仍然需要做大量研究。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内涵需要扩大。全世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一直在持续，从一个建筑的保护到一个城市的保护，都在推进。中国早就提出历史文化街区，上海提出历史风貌。这些观念的背后，到底对象是什么？

上海现在就碰到这个问题。有些保护区划定了几十年，看起来破破烂烂。让专家研究这里面有什么好的，专家去挑历朝历代的东西，挑得很不容易——明清挑不到，实在不行挑民国，反正解放前的挑出来了。然后制定规则，哪些不能拆，拆了以后如何平移，剩下部分全部拆光。原先片区的肌理就没有了。

我最近就在研究：什么是城区，什么是街区？历史城区到底指什么？这个城市被列为历史文化名城，是不是除了几十个点，全部拆光？肯定不是。那是什么？不拆肯定不行。那么，里面的人的生活怎么办？这个理论问题没有解决。

遗产保护界一直在谈原真性问题。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解决，大家还没有共识，但越来越相信，真和假是不一样的。作为历史城区，作为整个环境，真实性在什么地方？一个城市，玻璃罩子罩起来，就原真了？如果这个城市是活的，原真性在什么地方？还有没有原真性问题？一条街道，一个历史景观，一片历史环境——上海叫历史风貌，风貌有没有原真性？按现在的逻辑，所谓重塑风貌，就是说作假的风貌也算。但那跟历史文化有什么关系？我自己也不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

我跟很多持相反观点的领导争论过。我没能说服对方。

他说，把这一片拆了，然后按照明清的去造，这是历史风貌吗？我说，不符合我的标准。

他问我：现在到处是明清一条街。难道不都是新修的吗？有很多破旧的古村落、古镇，就是用这个办法重修的，大部分木头都换掉了，但仍是一模一样的木结构，被认为是修旧如旧。留多少原构件算修旧如旧？只留了一根柱子，算不算修旧如旧？如果算，为什么完全重新做个假的就不可以？

这些问题说不清楚，是因为相应理论问题没解决。

同里古镇。泰罗摄影供图。

专业界也有争论。历史文化遗产，毫无疑问，是个躯壳，之所以有历史文化价值，是因为这里曾有过的生活。这就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专家说，空间应该保存，里面的人应该像原来一样生活。我觉得，这不太道德。21世纪，凭什么拿着过去一部分人的生活给另一部分人欣赏？那么，请之前的用户搬走，换一些工作人员进去，表明是假的。行不行？这个问题也没有完全的答案。

我个人倾向于，历史进步后，功能不可能维持在过去。今天讲的物质文化遗产或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指的是，躯壳里的内容。如果还在固然好，如果不在也问题不大。应当允许在旧的躯壳中植入新的功能，所谓“旧瓶装新水”。这是我的观点，很多专家不同意。这些是理论需要创新。

技术也需要创新。今天条件越来越好，有各种数字技术、建造技术、修复技术，等等。同济大学二十年前就开办了建筑保护工程专业。但只有一个戴仕炳教授搞历史建筑修缮的材料。很可能未来没人去研究木头怎么修，砖头怎么修，水泥怎么修。那么多研究钢的、研究水泥的、研究各种建筑材料的专家，他们跟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一点关系都没有。这是什么原因？

技术在发展进步。但技术进步的阳光，没有照到遗产保护领域。我在推动用新的技术做遗产保护的监测。过去监测的做法，是主管部门派人，天天在那看着。现在用数字技术，在所有观测点装上传感器，随时能知道，它是不是在摇，是不是有裂缝，是不是强度不够，等等。

全中国各个城市，搞数字大脑、孪生城市，积极得不得了。一切全是数字的。但这跟遗产保护关系不大。当下高楼非常结实，100年之内不会倒。既然说老的建筑好，但老的又不结实，需要修。在这方面，技术的阳光没有照到遗产保护，或照到的地方很少。

文化遗产保护非常重要的一方面，是通过专业工作者的努力，通过科学技术，让保护对象的寿命大大延长。这是我们要做的事。当下，我们有非常发达的文物修复专业。但没有一个学校有建筑修复专业。所以，在具体的操作上，大家是不知道如何修复建筑的。

同济大学有个实验室，有一个戴仕炳，就一个人修来修去，从北京修到澳门。学校给他的招生名额太少，平均一年招不到一个博士生。而哪怕招到博士生，也不见得博士生毕业后就做这件事。他招的学生都是建筑系、规划系的，而他自己是学化学的。

当下这个时代，对修复、保护、维护的要求，是体现绿色生态。现在有好多文章，讲用绿色生态低碳技术来修复历史文化遗产。仔细看看，没有一篇是真做出来的，都是说说。其实真正做到的部分很有限。

然后是机制创新问题，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如果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看作整个城市发展建设的一部分的话，那么现实中它总是被割裂的。规划归规划，设计归设计，建设归建设，管理可能基本没有。现在要提醒的是，需要将这些归至一体化。不光遗产保护领域，整个建设口都需要这样。现在不仅没有一体化，更有分裂的倾向。规划和建设应该是连着的。但只有规划、建设连起来还不够，对一个物质对象来讲，维护阶段远大于修的阶段。修好之后怎么办？如果不管，很快又坏了。

经验告诉我们，建筑造完了以后，你不管它，很快就坏了。如果维护得好，可以很长时间维持很好的状态。任何物质产品都是这样。

历史文化遗产，现在挂了牌的对象，都有一套管理机制，但有高有低有好有不好。比如，某些地方的历史文化遗产挂牌以后，成为旅游网红，这是好事。但日常管理更多聚焦在怎么组织游客上，而不是怎么维护对象，就本末倒置了。之所以成为旅游热点，是因为这个地方具有历史文化价值，否则没有任何理由去开发旅游。

技术体系需要全要素全过程全覆盖。如果这个房子要拆要建，规划有时还能起到一点指导作用。如果不拆也不建，就放在这儿，那么规划一点作用都没有。针对我们的保护对象，是否需要一整套长期有效的保护管理办法，并准备一些相应的使用手册？这个事光靠政府部门做不来，需要专业工作者帮忙。如果古镇的镇长手里有一本厚厚的使用手册，那就好办了。

同里古镇。泰罗摄影供图。

政策和制度设计有一系列问题，包括法律法规规范标准，等等。比如，这个房子如果放在那不碰，就会烂下去；你要碰，用来开发旅游，要把公共工程做进去，就得符合消防规范，但消防规范又不符合保护对象的尺度、材料、历史性。

这该怎么办？专家开讨论会就说，没办法，为了合规，不得不把这条消防道路开出来。但这样就对历史风貌造成一定破坏。其实，所有规范都是人造的。这条路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消防半径？因为车大。那为什么不能把车弄小一点？为什么不可以把汽车底盘缩小一点，让它半径小一点？他说不行，这个车是进口的。那为什么自己不做？那么多人积极去搞汽车，但为什么不搞这个？因为无利可图，一般的车可以卖几百万辆，这个车只能卖三辆，是吧？但这是我们最需要的。

最后是市场机制问题。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所有工作，当需要资金的时候，自上而下、完全靠政府的、计划经济的路，已经不可能再走。

必须调动市场，但市场也有局限性。如何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去解决其局限导致的问题？任何保护对象，一旦明确要保护，首先相关方面就会提出，要想办法平衡资金。但是，几十年的工作经验告诉我，绝大部分情况下，资金不可能平衡。当然，运用房地产的市场规律之后，资金来源增加了很多。但这些资金是要有回报的。如何自己去创造相应的回报？

具体说，要做好保护，就一定要做到资金投入。那么，无法取得对应的回报怎么办？就想尽一切歪门邪道找回来。结果往往本末倒置，把保护对象给破坏了。

那怎么办？小规模小范围平衡不了，不等于在大规模大范围里无法平衡。城市更高一级的管理者，可以制定规则，让能盈利的地方，补助不能盈利的地方。遗产保护领域，局部做不到资金平衡，为什么不能经过捆绑，通过二次投入解决？把这个责任简单推给开发商，是不对的。

当然，完全由政府兜下来也不对。其实，我们可以尝试通过一些公共投入来撬动市场解决这个问题。通过少量的公共投入，调动市场积极性，压制市场的负外部性——用四两拨千斤。但现在没有这个机制。我个人希望能形成一个机制。

国际上不乏成功的例子。通过一些政府投入，或是公共基金的投入，撬动起更多的市场投入，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就能更好地做到既尊重市场规律，又加强社会资源。我觉得解决资金问题大概只能通过这条路。以上主要是一些思考，不成熟的地方，敬请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