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文森与作为行动的中国研究

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者，在世界中国学界具有重要地位。几年前，叶文心、欧立德、董玥、黄乐嫣、齐慕实、白杰明等中国史教授组织了一个读书小组，重读列文森的著作，并共同发表了一篇读书笔记《在21世纪阅读列文森：跨时空的对话》，称赞列文森是美国学界“中国研究领域开创时期关键性的学者”，其著作则是“西方汉学经典”。列文森的代表作《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最早由郑大华、任菁翻译成中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影响广泛，并多次再版。最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拟完整地翻译出版“列文森文集”，刘文楠重译的《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已经率先出版，与原译相比有诸多改进，还收录了列文森之子的一篇回忆文章以及前述叶文心等教授的那篇读书笔记。笔者在阅读这个新译本后，深感列文森的著作对于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加强文明之间的对话很有借鉴意义。相信文集出齐之后，列文森的著作会受到更多关注和讨论。

约瑟夫·列文森（Joseph Levenson）

一

列文森1920年出生在美国波士顿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祖父母1870年代从俄国移居美国，他父亲出生在美国，是一名律师。列文森11岁进入波士顿著名的拉丁学校，17岁进入哈佛大学，21岁以极优等的荣誉毕业并成为历史系的研究生，师从费正清教授。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列文森于1942年初应征入伍，在军中主要从事日语翻译工作，曾参与所罗门群岛和菲律宾战役。1946年退伍后重回哈佛继续学业，1949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了一个留校研究的机会。此时，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以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研究”在美国大学里蓬勃发展，中国历史研究教职的增设也与此有关。1950年，列文森申请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系的教职，但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伯克利方面有些犹豫，担心他是个左翼学者。为此，他的导师费正清积极地帮他沟通，担保他并不热衷于政治，前后写了30封信，才帮助他在1951年入职。

尽管处在区域研究获得政府和基金会大力支持的大环境下，列文森并没有让自己的研究局限于美国国家战略的需要。作为战时的日文翻译，列文森的日文很好，也非常重视借鉴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的成果，但是他没有像后来的新清史学者那样接受日本右翼学者的中国观。冷战和麦卡锡主义也没有让他偏离学术立场。他不仅没有对于清朝之为中国提出任何疑问，还尖锐地揭露了晚清民国时期列强欺压中国的策略。例如，他揭露说，西方列强在中国使用的策略与罗马共和国末期的三巨头之一克拉苏的策略相似：一面纵火，一面救火，用纵火制造危机，用救火获取利益。西方列强一面启发中国人民进行抗争，等到中国政府岌岌可危的时候，再出来支持失去民心的政府，并趁机榨取利益。“西方从中国统治阶层那里抽取权力，于是可以再把这权力作为交换条件还给他们”。（列文森：《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刘文楠译，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190页。以下仅标注页码的引文，均出自该书。）列文森的研究并没有对美国的战略利益表现出特别的兴趣，他的视野更为宏阔，关注的非西方主流文明如何融入现代世界历史的问题。作为一个虔诚的犹太教徒，列文森对于儒家文明之现代命运的探究，也与他对犹太人的现代处境的思考相纠缠。

二

列文森既反对历史形而上学，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并通过对于这两种历史观念的反思来阐述自己的史学理论。历史形而上学，可以是儒家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褒贬的道德主义理论，也可以是探求永恒形式的柏拉图主义。这些不同类型的形而上学的共同之处在于，自以为掌握了超越历史的绝对标准，不承认自己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后来者，局限于自己的时空之中，无法拥有绝对真理。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是彻底的相对主义，把一切价值都当做特定时空的产物，从而使价值判断失去了意义。

对于列文森来说，形而上学或许是虚无主义的解毒剂，但它本身也是一种毒药。他尝试用另一种方式来克服历史虚无主义，即一方面正视自身的局限性，承认“相对主义对于历史理解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另一方面坚守自己的价值立场。也就是说，“为了正确地采取相对主义立场，先要成为合格的绝对主义者”（490页）。历史学家应该尊重自己的时代，并真诚地坚持自己的价值标准，尽管从客观的视角来看这一标准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对性，但这是历史学家所能找到的最接近真理的标准。正因为历史学家拥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以他才有可能理解历史人物所持的立场及其背后的理据。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自己的立场就是他整个学术事业的阿基米德支点。

列文森认为，这个“支点”只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工具，真正的工作在于用它来“撬动地球”。或者说，他自己的价值标准是一根金手指，真正的工作在于用它来点石成金：即从浩瀚的历史事实中撷取一部分，将历史意义赋予这些史实，将其“转化为历史艺术作品的黄金”（490页）。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不是历史事实的单纯记录者，而是历史叙事的创作者。他通过创造性的工作，把原本无关紧要的史实串联起来，使它们在历史上具有意义（significance）。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决定论，即认为人的价值立场仅仅是其历史环境的产物。而列文森认为历史是人类主动创造的，不是单纯被决定的。创造历史需要行动（action），而历史写作就是一种行动，不仅记录历史，而且创造历史。

列文森的历史观，被他的儿子托马斯·列文森称为“有节制的、缜密的相对主义”（第xxii页），其与历史虚无主义的区别不仅在于他有意识地尊重自己的时代，坚守自己的价值标准，而且在于他明确承认，不同时空中人类的价值立场是可以部分相通的。例如他这样一个外国读者，可以直接感受到《红楼梦》的艺术魅力，而同时代的小说《儒林外史》，对他来说则仅有史料价值。

三

如果说历史写作是参与历史创造的一种行动，那么列文森想用他的中国史研究创造一种怎样的历史呢？他说从前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有两个主要的目的，一是为了获得一些有关异国风情的知识，二是为了服务于西方人的国际政治战略。出于这种狭隘目的而进行的中国研究，不了解中国思想的内在旨趣及其普世意义。而他的目标则在于通过中国历史研究，在欧美的历史之外，“探知现代世界的所有面向”（552页），以迎接一种真正的“世界精神”，以及“一个多姿多彩的、超越民族国家的文明”的到来（525页）。因为他相信：“某种真的可以被称作‘世界历史’的东西正在浮现，它不只是各种互相分离的文明的总和。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在书写过去时，可以有助于创造这种世界历史。”（215页）

但列文森又指出，在这个正在浮现的世界历史中，不同文明有着截然不同的地位。西方人可以将世界历史与欧洲历史视为一体，而中国人则必须将自己的历史遗产安全地放入博物馆之后才能融入世界历史。可以说，《儒家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三部曲的主要内容，都与以儒家思想与中国传统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有关。三部曲的第一卷《思想延续性问题》，讨论的其实是儒家思想为什么无法延续的问题，也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儒家思想为何以及如何在近代从关于世界的普遍真理下降为寄托民族情感的国粹。第二卷《君主制衰亡问题》可以看作韦伯《中国的宗教》的续篇，主要讨论了中国传统政治特别是儒家官僚的保守主义特质。第三卷《历史意义问题》主要讨论在儒家传统无法延续的情况下现代中国如何肯定其历史意义并加以妥善安置的问题。简单地说，列文森认为儒家思想与现代工业社会格格不入，因为儒者具有“君子不器”的观念，他们感兴趣的不是工业社会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而是经典教育和文化修养，他们的理想不是成为专业人士，而是做一个“业余爱好者（amateur）”。在君主制时代，由于跟儒家经典的特殊关系，官僚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具有独立于君主的地位，可以制约君权并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儒家官僚与君主之间这种既互相依赖又互相制约的紧张关系，是君主制的活力所在，也是儒家官僚社会价值的体现。但是在儒家思想在西学的冲击下丧失其原有地位的近代，儒家官僚因为思想基础动摇而丧失了独立性，从而也失去了其社会价值。和法国大革命前夕的旧贵族一样，儒家官僚在中国革命发生前已经沦为社会的“寄生虫”。出于对儒家思想和儒家官僚之现代作用的消极评价，列文森认为他们只能在过去的历史中获得自己的意义，只能在博物馆中找到自己的价值。因此，在正在浮现的世界历史中，西方人提供的是一整套语言，而中国人提供的是个别的词汇。

列文森对于儒家思想的消极评价，尽管出于真诚的探索，还是受到了许多的批评。他的好友史华慈指出，列文森抱持的是一种“文化整体主义”，即假设在一个给定的时刻，一种文化的所有方面是有机地组织在一起的，儒家文化就是这样一个整体，当其所依赖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它的所有方面便都失去了活力。史华慈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认为，不管对一种文化的整体作怎样的诊断，其过去的经历必然会持续影响现在和未来，中国的过去和“现代性”之间必然会进行持续的相互渗透。（Benjamin Schwartz, “History and Culture in Levenson’s Thought”, in Maurice Meisner & Rhoads Murphey, eds., The Mozartian Historian: Essays on the Works of Joseph R. Levens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列文森认为，生存比文化重要，为了在工业化时代立足，中国人必须成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an），他希望自己的历史写作能够帮助中国人向这个方向前进。他的著作值得我们的尊重和关注，但我们也要注意到，价值立场是他的阿基米德支点，而犹太教的律法又在他的价值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他在研究中强调，儒家文化相信道德权威的内在性（immanence）以及榜样的力量，犹太教则相信人自身具有道德局限性，只有恪守超越的（transcendental）上帝所赋予的律法，人才有获得救赎的可能（319-320页）。从他的立场出发，对儒家思想的现代命运作出消极判断是意料之中的。而我们自然也不能忘记自己的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