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丧与起复的两难——南宋名臣吴渊与宰相史嵩之起复事件

孝，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道德标准之一。在儒家三年之丧的要求下，古代官员丧亲后往往需要解官守丧。不过，出于国事为重的考量，丁忧的高级官员又时常被要求提前终丧，此即所谓“夺情起复”。对于丁忧的当事人而言，解官服丧能够回报“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的养育之恩，但服丧三年对于政治仕途而言无疑是一次不小的波折。终丧或起复，往往意味着在孝道与政治权力之间做出选择，是风波汹涌的政治生涯中重要分岔路口。本文的主人公吴渊，就曾站到过这样一个抉择关口。

《宋史·吴渊传》的史实之误

吴渊（1191-1257），字道父，宣州人。理学家吴柔胜之子，晚宋名相、词人吴潜之兄。吴渊为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进士，释褐后历知平江府、江州、镇江府、隆兴府、建康府等东南重镇，理宗宝祐五年（1257）官拜参知政事。吴渊为政有才略，所至兴利除害，是理宗朝名臣。关于吴渊的生平记述，最完整为《宋史》卷四一六的本传，传中以不小的篇幅记载了吴渊丁忧时拒绝起复之事：

改差浙东制置使司干办公事。丁父忧，诏以前职起复，力辞，弗许，再辞，且贻书政府曰：“人道莫大于事亲，事亲莫大于送死，苟冒哀求荣，则平生大节已扫地矣，他日何以事君？”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或曰：“得无碍时宰乎？”渊弗顾，诏从之。服除，差浙东提举茶盐司干办公事。（《宋史》卷四一六）

不过，这段叙述却存在一个不小的史实错误。在《宋史》的叙述中，吴渊丁父忧、力辞起复的时间节点是“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史嵩之起复事发生于宋理宗淳祐四年（1244），然而据曹彦约《秘阁修撰吴胜之墓志铭》（《全宋文》卷六六七〇）记载，吴渊的父亲吴柔胜卒于宋宁宗嘉定十七年（1224），二者相差二十年，故《宋史》此节必然有误。

宛敏灏先生《吴潜年谱》注意到上述问题，解释道：“嘉定十七年右相为史弥远，弥远以嘉定元年十一月丁母忧，二年五月起复。《吴渊传》误。可能谓史弥远尝有起复事，因而讹传。”（《吴潜年谱》，《合肥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六三年第一期）宛先生认为上段引文中的“史嵩之”当为“史弥远”，但实际上史弥远丁母忧在嘉定元年（1208），仍与吴渊丁父忧的嘉定十七年（1224）相隔近十五年，不合《宋史》中“时丞相史嵩之方起复”的“当时”之义。

事实上，吴渊力辞起复之事确实发生在史嵩之起复的淳祐四年（1244），只不过此时吴渊应为其母服丧，而非其父。汤华泉《吴潜年谱新编》引《许国公年谱目录》《宣城吴府族谱》，均载吴渊、吴潜兄弟的继母楚国夫人臧氏去世于淳祐四年七月，这正好是史嵩之父亲史弥忠去世前两个月。

由上可见，《宋史·吴渊传》不仅将吴渊服丧的对象从“丁继母忧”误书为“丁父忧”，还将这节文字插入到《吴渊传》的早年事迹中，使读者误以为吴渊力辞起复发生于他仕宦早期，这将大大影响我们对其生平的理解。元修《宋史》主要依据宋代国史、实录等官修史书进行改编，而《宋史·艺文志》载有《理宗实录初稿》，其中或已载有吴渊传记。因此，《宋史·吴渊传》中的讹误或是沿袭《理宗实录初稿》之误，抑径为元代史官所增之误。

吴渊与史嵩之起复事件

《宋史·吴渊传》这段吴渊力辞起复的故事，关涉到史嵩之起复这一理宗淳祐中期的重大政治事件。史嵩之（1189-1257），庆元府鄞县人，出身四明史氏这个南宋最为煊赫的政治世家。史嵩之本人中嘉定十三年（1220）进士，此后主要在边境任职，直到绍定五年（1232）升任京西、湖北制置使兼知襄阳府，成为南宋京湖战区的帅臣。绍定六年，史嵩之遣将与蒙古合兵围金哀宗于蔡州。端平元年（1234）正月城破，史嵩之完成灭金大业，报徽钦二帝北狩之仇。不过，在灭金之后宋理宗想要一举收复河南故地，而史嵩之主张和议，由此乞祠而去。端平入洛失败后，宋理宗“始悔不用嵩之言”，史嵩之由此重获重用。嘉熙三年（1239），史嵩之授右丞相兼枢密、都督两淮四川京西湖北军马，四年受诏归班，理宗“眷顾特隆，赐赍无虚日”。从淳祐元年（1241）到淳祐四年，史嵩之独居相位，炙手可热，俨然成为继叔父史弥远之后的新一代权相。

史嵩之像

在史嵩之大权在握之时，也暗藏不小的政治隐忧。由于史嵩之族叔史弥远在宁宗、理宗朝擅权日久，且排击理学派官员，故理学阵营不愿意再次看到史嵩之成为下一个史弥远式总揽大权的政治人物。从端平元年开始，王遂、王万、袁甫等官员对于史嵩之的弹奏就不曾终止。除了与理学阵营的紧张关系外，史嵩之眼前最现实的危机在于其父史弥忠年事已高，危在旦夕。如果史嵩之解官服丧，理宗改命他相，则嵩之在朝中苦心经营的势力必然一朝瓦解。好在从宋朝的“故事”（即惯例）来看，高级官员在卒哭之后起复是政治常态。何况对于宰辅来说，“故事，执政遭丧皆起复”，（《宋史》卷三一三《富弼传》）史嵩之的叔父史弥远就是上一个宰相成功起复的范例。嘉定元年（1208）十一月，史弥远以母丧去位。仅在次年五月，史弥远即起复任相位，从此把持南宋朝局长达二十五年之久。

淳祐四年（1244）九月甲辰史嵩之父史弥忠去世，（《宋史·理宗本纪》作甲辰，《宋史全文》作乙巳）丙午日理宗即下诏起复嵩之。没想到，此举竟引发了声势浩大的临安学潮。太学生黄恺伯、金九万、孙翼凤等一百四十四人，武学生翁日善等六十七人，京学生刘时举、王元野、黄道等九十四人，宗学生赵与寰等三十四人皆先后上书论嵩之不当起复。在上书中，太学生攻击史嵩之“视父死如路人，方经营内引，摇尾乞怜……又摆布私人，以为去后之地。暨奸谋已遂，乃始从容就道”。（《宋史全文》）在学子看来，史嵩之起复完全是他提前准备好的阴谋。因此，四学学子痛斥史嵩之为“不忠不孝之人，位之父兄百官之上”，（《宋季三朝政要》）从道德人伦的角度对史嵩之进行猛攻。周密在《癸辛杂识》中曾描述南宋末年“三学之横，盛于景定、淳祐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乃与人主抗衡”。可见南宋后期学潮之汹涌，即便以宰相之尊，也在舆论讨伐的范围之内。

尽管如此，理宗起初对上述批评并不以为然。在当年九月十六日的晚讲中，理宗尚且对徐元杰批评四学学子上书“人言太甚”。（徐元杰《进讲日记》）十月，理宗仍下诏庆元府守臣敦谕史嵩之赴阙就职，可见他对史嵩之仍然倚重非常。但最终迫于舆论，史嵩之六次请求终丧，理宗也在天变与徐元杰、刘汉弼等人的劝谏之下，于十二月准允史嵩之终丧，罢去其心腹，从此史嵩之废黜终身，于宝祐五年（1257）郁郁而终。史嵩之起复的失败，可看作理学阵营在南宋晚期政治斗争中的重大胜利。作为宋代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宰相起复风波，史嵩之起复事件在宋元时期的史书如《宋史全文》《宋季三朝政要》中都有详细记载，明人陈邦瞻更是在《宋史纪事本末》专辟“史嵩之起复”一门，可见此事对南宋晚期政治史的影响之大。

需要提及的是，2011年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史嵩之墓，出土了《史嵩之圹志》，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在其中被“轻描淡写”地描绘成：“（史嵩之）四年九月丁文靖公忧，寻有诏起复，上遣中使趣赴阙，亟请休致。十二月，依所请，守本官致仕。”（魏峰、郑嘉励《新出〈史嵩之圹志〉〈赵氏圹志〉考释》）此外，《宋史·史嵩之传》记载史嵩之去世于宝祐四年八月，而据《圹志》史嵩之实际上去世于宝祐五年八月，这似乎也说明史嵩之在政治斗争失败之后已经不受时人的关注。

史嵩之墓志拓片

回到本文的主人公吴渊，吴渊继母去世于淳祐四年七月，正好发生在史嵩之起复事件前两个月，赶上了史嵩之集团准备起复的政治布局。为了史嵩之最终能够顺利起复，史嵩之集团早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如在朝廷中安排亲信金渊、郑起潜、刘晋之等分列台省要地。有意思的是，史嵩之要求当时服丧的官员提前起复，以便为自己起复“造势”。《宋史全文》记载，“时马光祖未卒哭，起为淮东总领；许堪未终丧，起为镇江守臣。里巷为十七字诗曰：‘光祖做总领，许堪为节制，丞相要起复，援例。’”根据《（至顺）镇江志》，马光祖与许堪的起复都发生于淳祐三年（1243），可见当时舆论认为史嵩之为了铺垫其起复之事，至少在一年之前就要求部分官员起复，以供届时史嵩之本人援例。

从史氏与吴渊、吴潜兄弟的关系来看，虽然吴氏兄弟二人在史嵩之主政的淳祐初年夺职里居，但早年史弥远、史嵩之叔侄对于吴渊兄弟不无赏识、提拔之意。史载史弥远曾与吴渊交谈尽日，“大悦”，许吴渊以“国器”之名。史嵩之在嘉熙三年（1239）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江、淮、京、湖、四川军马时，曾也举荐过吴潜。在史嵩之集团看来，起复闲居多年的吴渊，不仅是对吴渊的一种笼络，当然也更是对自己起复的侧面呼应与支持。

马光祖与吴渊：两位晚宋名臣的政治命运反差

在史嵩之起复事件引发的政治漩涡中，吴渊与马光祖的选择与命运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二人在《宋史》中同传，均为南宋末年才识俱佳的栋梁之臣。

马光祖，字华父，婺州金华人。宝庆二年（1226）进士，历知处州、镇江、隆兴、太平、临安、建康、江陵等州府，咸淳五年（1269）拜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宋史》本传称赞马光祖“在外练兵丰财，朝廷以之为京尹，则剬治浩穰，风绩凛然。三至建康，终始一纪，威惠并行，百废无不修举”。正是这样一位南宋名臣，却由于史嵩之起复事件名誉扫地，蹉跎九年。淳祐三年（1243）马光祖居丧期间被起复为军器监、总领淮东军马钱粮兼知镇江。史嵩之失势之后，由于马光祖未卒哭而起复，不仅违背礼制，更被视为阿附史嵩之的表现，因此遭到了台谏严厉的攻击。淳祐四年十月，侍御史刘汉弼弹劾马光祖贪荣忘亲，诏罢江西运判新命，勒令追服，以补名教。受到史嵩之的牵连，马光祖被视作名教罪人，他的仕途也受到严重打击，闲居九年方才东山再起，成为此次政治斗争中的牺牲品。

吴渊被要求起复，实际上也和马光祖、许堪等人一样，是史嵩之起复事件中的一枚棋子。可以试想，当时吴渊拒绝起复，势必得罪当时炙手可热的史嵩之一党，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考虑到当时史嵩之的才干深得理宗倚重，他的起复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与马光祖不同的是，吴渊明确拒绝了朝廷要求他起复的诏命。这或许与吴渊家庭的理学渊源有关。吴渊父亲吴柔胜在庆元党禁中因坚守朱熹之学而遭罢黜，在嘉定更化后任国子正，率先以朱熹《四书章句》与诸生诵习，对传播程朱理学颇有功绩。受此影响，吴渊不仅在为官期间兴学养士，更在这次史嵩之起复事件中旗帜鲜明地站在理学阵营一方，不惜赌上自己的政治生命。在史嵩之失势之后，吴渊力辞起复的举动在无形中为其积累了宝贵的政治清望。除丧之后，吴渊即进为龙图阁学士、江西安抚使兼知江州，由此步步高升，卒于参知政事（副相）的位上。

在史嵩之起复的政治漩涡中，吴渊并非其中的关键人物，但却被迫站到了决定其政治前途的抉择之前。这既展现了史嵩之起复事件在理宗朝政坛辐射之广，更折射出在中国古代复杂的政治生态中，官员的守丧与起复从来都不只是个人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