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码“消失”的墓地：复旦科技考古“复现”吕梁南村烈士形象

·“南村墓地是一个不那么起眼的普通官兵为主的墓地。这块墓地恰恰提供了研究我军革命史的一个基层视角，通过这个视角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中没有记载的‘小人物’的个体生活史，进而了解这些英烈的来源、容貌、生活、病痛等。”

2019年10月，祖籍山西省忻州市保德县崔家湾村、现为内蒙古自治区人的崔玉岐先生，根据晋绥边区发放的《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和晋绥野战军独立第二旅新兵营负责人王公太所写信件记载，到山西省吕梁方山县峪口镇南村祭奠其三叔崔海治（又名崔白奴）烈士。到达后，他发现烈士墓地已不复存在，只有一片基本农田。

王公太所写信件，是崔玉岐的奶奶在全国解放后，从山西带到内蒙古的。1937年春，崔海治的父亲带着大儿子和二儿子（崔玉岐的父亲）从山西“走西口”到内蒙古打工。当时崔海治烈士只有13岁，崔玉岐父亲只有15岁。本想春出冬回，不想日本侵占了山西北部及内蒙古中西部，父子三人未能归家。战争一直延续了十几年，亲人相互杳无音信，等解放了，崔海治的家人才知道他已牺牲两年多。崔海治的母亲于1950年坐牛车走了十五天，到了内蒙古，手里拿着《死难烈士家属纪念证》以及1947年部队写的两封信。

五年来，崔玉岐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希望对南村烈士墓地进行发掘，并对烈士遗骸进行迁葬保护。

2020年，崔玉岐反映的情况终于受到吕梁市和方山县两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的关注，经充分的走访和调研，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于2023年2月邀请教育部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副主任、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副教授文少卿课题组对南村烈士墓地进行发掘研究和分子考古鉴定，希望找到崔海治的遗骨，并将南村烈士遗骸妥善搬迁、安葬。

文少卿课题组在南村墓地进行了DNA数据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复原、面貌复原四个方面的研究，于2023年6月找到了崔海治，并对发掘出的烈士遗骸进行了面貌和生活场景复原。

近日，文少卿向澎湃科技讲述了这个故事，并表示：“科技手段从这些普通官兵身上获取了鲜活的数据，复原了当时的抗战和生活场景，震撼着课题组每一个师生。”

据悉，文少卿课题组于9月28日起，在复旦大学举行“巍巍太行，英雄吕梁——方山南村烈士墓地分子考古研究成果展”，为9月30日中国第十个烈士纪念日献礼。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烈士墓地位置示意图。图片来源：文少卿课题组

寻找“消失”的墓地

方山县位于山西省西部，著名的革命老区吕梁山西麓腹地。峪口镇位于县域中南部，南村位于峪口镇政府以南2千米处，国道209线两侧。北接峪口，南连前南村，西与西山村隔北川河相望，东与北武当镇韩庄村接壤，因坐落在峪口河南侧，故名“南村”。

崔玉岐在南村所见的农田，真的覆盖着一座烈士墓地吗？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于2023年1月8日发布的《关于方山县南村烈士墓地遗址有关情况的报告》称，“县局安排专人与县党史办、档案局对接查阅相关资料，均无关于南村烈士陵园的相关记载，且无批复修建烈士陵园的相关文件。”

不过，南村烈士陵园存在于史料记载和村民的口耳相传之中。文少卿介绍，据方山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编写的《方山革命老区史料概览》记载，1945年春至1947年10月，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七分院迁驻南村，在南村周围的三个村庄建了三个医院分所。这所医院建立两年多时间，先后承担了救治抗日前线和解放战争前线负伤的伤病员的任务。经救治后康复的指战员奔赴前线，救治无果牺牲的烈士则葬埋在医院不远处一个土夯围墙的陵园中，每逢节日，医院和村民都要去祭奠。

2019年12月，由政协方山县委员会编写的《走进方山乡村》对南村国际和平医院有多处记述，据村民任常亮、薛奴成、薛根元的讲述，在上学的五六十年代，每逢清明节，学校都会组织师生到这个烈士陵园进行扫墓，开展教育活动。1984年前后，烈士陵园围墙有了残损，但坟头均在，墓碑上的烈士姓名仍可以辨认。这些墓碑有的是砖质的，有的是木质的。到九十年代，陵园围墙逐步坍塌。

文少卿告诉澎湃科技，南村国际和平医院共有医生、护工二百人左右，其中有七十多人是从方山地区的十几个村抽调的，这些人的姓名和所属村庄都有详细记载，有的人仍健在。南村是一个有两千多人的大村庄，南村及周边村民都知道这个烈士陵园。有村民（现年六十岁左右）记得，直到1969年，南村学校还组织师生到烈士陵园扫墓祭奠，村民能准确确定墓地边界。在当地政府编辑的一些书籍中，也有“这片墓地埋葬多名革命烈士”的说法。从2020年开始，南村一些党员和村民也联名给方山县峪口镇镇政府写信，要求重新恢复南村烈士陵园。

“消失”的墓地去了哪里？2023年3月3日，应吕梁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之邀，文少卿课题组前往南村进行现场勘探，发现近代墓葬50处，编号为M1-M50。文少卿课题组此行的期望是，在DNA寻亲的基础上，将科技考古、特别是分子考古手段拓展到整个墓地的综合研究中，因此，他们为自己设定了两个任务：通过DNA鉴定和颅面复原获取烈士的身份和形象，“让无名烈士变有名”，以及通过体质鉴定和同位素分析，复现吕梁烈士的革命场景。

山西省吕梁市方山县南村烈士遗骸考古发掘项目遗迹分布图及探方分布图。图片来源：文少卿课题组

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DNA数据库建设、体质鉴定、生活状况复原、面貌复原四个方面。其中，DNA数据库建设指依靠高通量测序技术，建立吕梁烈士DNA数据库和亲属数据库；体质鉴定指通过人类骨骼考古的方法，全面采集烈士遗骸的生理特征和病理特征，鉴定烈士的性别、年龄及其生前所遭遇的创伤与疾病；生活状况复原指通过稳定同位素反映烈士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

烈士平均预期年龄仅20.5岁，多处伤痕

在现场，文少卿课题组共勘探确认出土烈士遗骸49具，其中，M9墓葬中无遗骸。文少卿向澎湃科技记者解释，这是因为此前南村墓地设有墓碑，一些亲属陆续迁走了遗骨。他们还挖掘出器物90余件，包括烈士衣物上的铜质及塑料质纽扣、帽徽，生前生活用品，如铜顶针、铁勺、牙刷、烟斗、姓名章，生前负伤遗留在体内的子弹等。

据文少卿介绍，古人口学研究结果表明，南村烈士墓地出土人骨皆为男性，未发现女性个体。“这些烈士最大的特征是年龄小，平均预期寿命仅为20.5岁。”他告诉澎湃科技，这些烈士的年龄分布以青年期（15-23岁）为主，占总数的73.47%，其次是壮年期（24-35岁），占总数的16.33%，只有少量个体处于中年期（36-55岁）。2023年6月，经过DNA比对，文少卿团队确认方山县烈士墓地M19个体即为崔海治。

另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是，他们在生前经历过什么？通过法医病理鉴定，文少卿课题组在遗骸中发现了大量与战争相关的创伤以及治疗这些创伤的痕迹。

出土的多个个体的骨骼上都有弹孔，涉及部位包括髋骨、骶骨、肋骨、肢骨以及肩胛骨等，有的个体甚至身中数弹。例如，M7的骶骨和髋骨上共有4个弹孔，M39的右侧肩胛骨上有2个弹孔，弹孔周围分布大量碎骨，并造成肩胛骨骨裂，根据弹孔的形态，文少卿推测子弹大多从正面射入。有的个体体内的子弹并未被取出，表明该个体很可能在中弹后短时间内就已经死亡。

部分个体体内存在一些嵌在骨骼内的铁渣，可能由爆炸导致的碎片飞溅引起，它们主要分布在足骨和肋骨，骨骼有明显的愈合痕迹，表明在铁渣进入体内后，人仍存活了一定的时间。而铁渣一直未被取出，可能是由于战争的紧迫性或医疗资源的有限。

文少卿课题组还在南村烈士墓地多个个体的下肢骨上发现严重的感染，其表面骨膜被完全破坏，呈侵蚀状，并形成大量的新骨。除了损伤迹象，骨骼上还有治疗痕迹。例如，有5例截肢个体，M14、M20、M22、M24为下肢截肢，M26为左侧上肢骨截肢，大部分截肢个体截面光滑，未发现明显的愈合痕迹，表明该个体在接受截肢手术后短时间内就死亡了。文少卿解释，截肢属于治疗的方式之一，严重的感染、爆炸造成的大面积创伤等都可能是截肢的原因。

此外，文少卿注意到，很多烈士遗骸上都有退行性关节疾病，而这种疾病和年龄有关。“很难想象这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未老先衰’。”

“小人物”的个体生活史视角

值得一提的是，文少卿课题组首次对烈士面貌进行了复原。在南村墓地，文少卿课题组通过手持式三维激光扫描仪对烈士颅骨进行扫描，并在回到复旦大学分子考古实验室后，将颅骨数据标注上具有解剖学意义的标志点。在前期，他们已经收集了上千个不同性别、年龄的现代人颅面CT数据，获得了肌肉组织—软组织平均厚度基准数据库。基于该数据库，他们使用三维建模软件将软组织添加到每位烈士的数字头骨模型上，最后参考体质数据（如性别、年龄）、DNA结果（色素沉积等）和历史背景，对生成的复原面貌进行细节调整，以确保复原结果尽可能接近烈士的真实面容。

部分烈士面貌复原图像。图片来源：文少卿课题组

澎湃科技记者发现，有些复原面貌图片比较相似。文少卿解释称，“由于我们的复原过程是先通过DNA找遗传背景相同现代人群数据，采用了肌肉组织—软组织平均厚度，所以在颅骨差别不大的情况下，看上去会有点像。”

文少卿课题组已接触烈士寻亲课题多年。据其介绍，2015-2018年，他们与田野考古学者合作共计收集了8个遗址的572个烈士遗骸，完成了国家英烈DNA数据库的1期建设，完成了邹开胜烈士（原红军西路军30军88师263团政委、八路军总部特务团政委）的身份鉴定，并与其遗腹女的DNA比对成功。目前，他们通过建设国家英烈数据库的四大平台（采集、测试、分析和比对），已完成包括吕梁方山烈士在内的数十个遗址的上千具烈士遗骸的DNA分析。

文少卿向澎湃科技表示，此次整个项目的研究过程总体顺利，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团队发掘、研究队伍的年轻化，本科生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据他介绍，参与烈士墓地发掘和研究的师生共26人，其中本科生有10人，他们由汉族、藏族、回族、壮族、土家族及满族等多个民族组成。一位英国留学生也参与了该项目，他的一位亲属在密支那战役中，被远征军所救。发掘过程中，每位参与人员用发掘日记生动地记录了每天的工作情况和所思所想，这些日记也会在成果展中展示。

谈及南村墓地的研究价值，文少卿表示：“南村墓地是一个不那么起眼的普通官兵为主的墓地。这块墓地恰恰提供了研究我军革命史的一个基层视角，通过这个视角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历史中没有记载的‘小人物’的个体生活史，进而了解这些英烈的来源、容貌、生活、病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