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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工有业 | 江南假币极简史——皇帝与士绅的货币战争

2023-09-28 07:0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作者：铁笔换木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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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化博物馆馆藏历代钱币展柜

嘉靖二年，假钱贩子王庆被差吏陈希、施逵等捉住，扭送苏州府。顺着渠道倒查，又在吴县抓获了造假者莫惠。明代的苏州作为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假钱私铸一向猖獗，但莫惠案却因为其过于猖獗，反倒让地方官犯了难。原来，本也是假钱贩子的莫惠，由于在倒卖不同成色的假钱时亏了本，秉着自己淋过雨就要收了别人的伞的精神，干脆将心一横，私铸了一批只含有铅和锡，而完全没有铜的假钱。但《大明律》中对造假钱的认知仍然停留在“凡私铸铜钱者，绞”的层面，没有跟上现实版本的迭代。于是莫惠究竟该不该死，引发了广泛的讨论，甚至引起了明代法学家、刑部主事应槚的注意，该案被其编入了上呈皇帝的典型案例集《谳狱稿》，最终刑部复核，依照“诓骗人财者计赃准窃盗论”，改判莫惠杖一百徒三年。

“盐钞银”银锭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在前现代国家，贵金属与廉价金属同时流通，以承担本位货币与辅助货币功能的方案几乎可以称为无数次试错后的标准答案。而在这样的方案之下，维持辅币的币值尤其困难：辅币的实际价值过高，则熔毁官造辅币制造劣币甚至直接回收原料套利的风潮就必然到来；辅币的实际价值过低，则会被直接逐出流通市场，贵金属将直接流通，国家财政失稳。所以，如何维持本位货币与辅助货币之间的兑换币值稳定，如何避免地方豪强势力在国家的末梢分割甚至把持铸币权，就成为了各国都要面临的一场大考。在中国的货币史上，围绕着铜钱这个辅币，明清两代的皇帝与江南士绅集团缠斗了三百余年，方才将中国的银钱二元本位制度确立下来。

钞法败坏，虽洪武亦不能禁

金属钱币沉重的问题，催生了纸币。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民族，也是最早就想明白了发钞要有准备金和限度的民族。但想到和做到之间，始终横亘着有关人性取舍与现实所迫的巨大鸿沟，这在帝制时代尤其危险。

大明通行宝钞（壹贯）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宋仁宗天圣元年，在转运使薛田和张若谷的建议下，宋代设立益州交子务，发行“官交子”，起自民间的有价证券交子的发行权从此转移到朝廷手中。官交子以铁钱作为准备金，限额发行，即“天圣以来，界以百二十五万六千三百四十为额”，起初的确起到了推动商品经济的作用。但到宋徽宗时期，交子滥发，信用崩溃，“较天圣一界逾二十倍，而价愈损”，“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进入南宋，其后继者会子的发行量更是达到上亿贯，贬值较之交子更加迅速，到南宋末年又不得不被一种新的纸币“见钱关子”取代。

而在北方的金元两朝，在整顿钞务之后，仍然选择发行纸币，其准备金被称为钞本。金以铜钱作为钞本发行了交钞，元以白银和丝作为钞本发行了元宝钞等币种。但两朝进入中后期，为覆盖财政开支又无一例外进行了滥发滥印，深受元中后期钞法混乱之害的万民之中，便有一位放牛小儿、托钵行僧兼乱世枭雄朱元璋。朱元璋接管的天下，是一个穷苦疲敝的天下，这种穷苦疲敝不单指农业生产的破败，还有贵金属的严重缺乏。既然根本无力凑出准备金，并且前代的有准备金发钞也在几十年间迅速败坏，私铸屡禁不止，于是朱元璋干脆进行了一次极度冒险的社会实验，即无准备金发钞。在发行大明宝钞的同时，朱元璋禁止了金银甚至铜钱的流通以保障宝钞通行，同时对伪钞制造及勾结贪污进行了极度高压的打击，希望以洪武朝前所未有的严刑峻法，强行打通钞法。

明朝“洪武通宝”背“福”折十大钱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这场社会实验迅速失败，明王朝不但没有成功控制住金银的流通，而且其纸币贬值速度比任何一朝都要剧烈，更为麻烦的是，钞法的失败也使明王朝从立国之初，便在财政上走上了一条修修补补的艰难道路。洪武中期，银一两当钞三五贯；宣德七年，银一两当钞一百贯；正统元年，银一两已经当钞千余贯。而到了成化年间，一千贯钞只能折银四五钱了。到隆庆年间，明朝正式承认了白银、铜钱与宝钞一起合法流通的地位，而百年间贬值上千倍的大明宝钞，在民间的贸易中已经被抛弃，明朝实际上进入了银钱并行的时代。

摸着大明过河：钱法乃国家根本

明朝中后期在民间的倒逼下转向金属货币之后，却仍然没能建立起稳固的货币发行与流通秩序。虽然万历朝“一条鞭法”改革后，隆庆以来废除用银禁令的效果显现，“朝野率皆用银，其小者乃用钱”，一切似乎向着好的方向发展。但与此同时，大批拉美白银也在隆庆开关之后涌入中国，银价下跌，一两银子兑换一千制钱的兑换比率难以维持，一枚铜钱本身的价值明显超过了其面值，钱荒出现。

“永昌通宝”钱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在这样的背景下，江南豪强熔化制钱和铜器后私铸劣质薄钱轻钱进行套利的风潮愈演愈烈。明朝各地制造私钱伪钱，本就以江南地区历史为久，情节最甚。《英宗实录》中载：“苏松等处，纷纷伪造来京货卖。其钱大小不一，俱各杂以锡、铁”；至成化年间，《宪宗实录》中又出现了：“私钱多苏、松、常、镇、杭州、临清人铸造，致四方客商聚集收买”的记载。当时江南的主要工商业城市，俨然也成为了全国的主要劣币制造窝点。到万历时，又有三千余名原官炉铸钱工投入“江南富豪任侠之家”，大铸“体薄、文黯、多杂以低料”的劣币，导致“官钱尽化为私钱”。而大明朝廷面对这种劣币，选择了“以彼之道，还施彼身”的神奇摆烂策略，将官方制钱的品质降低到比私钱还不如的地步，希望可以使得江南豪绅熔毁制钱无利可图。于是天启以后，制钱“大半杂铅砂，百不盈寸，捽掷辄破碎”，劣钱居然出自官造，那其信用也自然就如当年的宝钞一般，彻底破产，铸币权自此再不为明廷独有。明末清初的松江学者叶梦珠在其笔记《阅世编》中写道：“钱法之坏，自私铸始，私钱无代无之，而惟崇祯时最盛。予生崇祯之际，通用新钱，无一佳者。”

明崇祯通宝雕母（背敕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如果仅仅到这一步为止，那么明王朝丧失的还只是对辅币的管制能力，至少还有白银作为国家储备的贵金属，能维持财政和币制的基本稳定。但江南士绅集团还同时把控着海外贸易与地方田亩。于是一方面，国家的田赋与商业税在士绅集团的干扰下征收不畅，国家手中的白银不足，哪怕派出太监对天下百姓进行竭泽而渔式的盘剥也无法补足；另一方面，海外流入的白银、地方的大宗商品以及地方的铸币权都控制在士绅集团手中，使其可以操纵物价套利以及使用私钱对市面上的白银进行套取。于是，天下财富被沉淀为了窖藏银，埋进了士绅的庄园，庄园内滚滚流出的，则是一日不如一日的劣币。一进一出，留给明王朝的，就只剩下被破坏殆尽的货币秩序、市场秩序和税收秩序了，朱家皇帝就这样在一个白银流入中国的时代，切身感受了一把什么叫穷困潦倒，什么叫捉襟见肘。

早清三代：中国银钱二元本位的建立

穷死的大明朝教训在前，顺治、康熙、雍正三代入关后的清帝无不大力着手整顿财政。具体到货币流通领域，则大体分为重建制钱铸造体系、打击豪强与私钱伪钱和正式建立银钱二元本位三步。

首先是重建制钱铸造体系。

制钱作为辅币，往往用于小额高频交易，因而流通距离不会太远。在官方无力确保中央铸币机构所造制钱能够顺畅运输投放全国的情况下，广泛地布置地方铸币厂就是一个比较现实的思路。这也确实就是明朝初年的思路，中央铸币机构分为户部宝泉局与工部宝源局，在地方各布政使司亦有对应机构。但洪武九年、洪武二十六年，为了促进大明宝钞的流通，铜钱停铸，各地方布政使司的宝源局、宝泉局相继废除。期间除永乐、宣德各铸钱一次外，弘治以前再无铸钱。而当明末重开地方铸币机构时，市面上已经大多是私铸劣币，无力回天了。

顺治通宝背满汉文“宁”铜钱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顺治元年，清廷即接管宝泉局与宝源局，以红铜七成、白铜三成的比例和单币重一钱二分的规制开铸顺治通宝，并确定一两银兑换一千文的兑换比率，首先确保清钱品质稳定高于晚明制钱。继而在顺治二年至顺治十年，跟随清军的兵锋在直隶、山西、陕西、山东、盛京、江西、河南、浙江、江南、福建、山东、湖广等省开设了二十余家钱局铸造顺治通宝，并平价回收前明、南明、大顺、大西等政权发行的相对劣质的制钱，仅保留崇祯钱与顺治通宝的并行流通资格。于是，在后世的钱币收藏市场上也就出现了一批奇怪的打有满文“宝源”字样的崇祯通宝。《清史稿》中如此记载这一过程：“前代惟崇祯钱仍暂行，馀准废铜输官，偿以直。嗣以输官久不尽，通令天下，限三月期毕输，逾限行使，罪之”。

明朝“崇祯通宝”大钱中国钱币博物馆藏

这套组合政策，核心并不在于消灭一批劣钱，而是消灭劣钱持续出现的预期：如果百姓认为未来的钱一定一批不如一批，则必然会选择优先花出劣币，收藏良币，于是良币反而会退出流通。从这个角度上说，顺治通宝是失败的，由于明末官民一体的劣币铸造，钱价已经暴跌，江南的市价是1700文兑一两银，几乎是官价的一半。尽管顺治朝不断提升制钱品质，但在与私钱的竞争中仍没有占据上风，铸币权没有夺回，钱局的窟窿却越来越大，顺治十四年，各省铸钱局停炉。顺治十五年，上谕下发：“历年各省逋欠钱粮，多系贪官滑吏，那移稳蚀，以及乡绅、举贡、生员、土豪、影射占稳，年来抚按未行清察，不能尽厘奸剔弊之职”。

上谕一到，清王朝对士绅集团的战争开始。

清廷整顿江南士绅的标志性事件便是“奏销”、“哭庙”和“通海”三大案，以明朝仁宣以来的标准，此三案断然不至于如此人头滚滚，抄如此多的家，剥夺如此多的功名。这其中的主要目的当然在于稳固清廷在江南的统治，但于钱法问题上，也确实从根源上直接打击了私铸。三案之后，康熙六年，宝苏局在苏州开炉，彼时江南士绅心有余悸，力有不逮，康熙通宝终于没有重蹈顺治通宝的覆辙，顺利推行，银钱市价也终于拉回到一比一千左右。江南既定，全国皆稳，“同福临东江，宣原苏蓟昌。南河宁广浙，台桂陕云漳”二十家地方钱局，使用康熙通宝将各地劣币相继逐出。继而，清廷又修订《私铸律》，将私铸罪的法定刑提升，即所谓的“为首及匠人罪斩决，财产没官，为从及知情买使，总甲十家长知情不首，地方官知情，分别坐斩绞，告奸赏银五十两”。进而，清廷着手把控铜的供应和使用，进口日本洋铜事务全部由江海关办理，纳入官方贸易；而本土产滇铜进入内地的调配也完全置于官方管制之下。康熙十八年，清朝实行铜禁，即民间制造铜器只允许制造五斤以下的小件，雍正时期又进一步严格铜禁，在堵住熔毁制钱铸造劣币的口子的同时，又堵上了熔毁制钱回收铜料的口子，铜成为了国家管制资源。

康熙通宝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最后，是银钱二元本位的建立。

自顺治朝将明代的实物征收改为货币征收，到康熙朝的“盛世滋丁，永不加赋”，再到雍正朝的“摊丁入亩”，历经三代人的时间，清王朝的白银税收体系终于建立起来，彻底打破了明代征收不畅，白银沉淀于士绅手中的格局；而户部银库与地方藩库体系的建设，奏销制度在康、雍两朝的完备，使得清廷可以在不将全部白银运抵中央，导致地方财政无法运行的情况下，即实现了对全国白银的掌握。银两的重量、成色悉以库平银为准，一个真正拥有足够实力为米粮等大宗商品定价，同时在市场上投放或回收白银，碾压投机豪绅的中央政府出现。在这种情况下，民间两以上的交易也终于可以放弃白银这种成色难辨，易于造假，且容易造成重大损失的贵金属，转而使用成贯制钱。至此，中国以白银作为储备贵金属且收归国家；以制钱为日常流通货币的银钱二元本位时代到来，在不干扰民间正常商品经济的情况下，国家财政能力得到了质的提升。

于是一生尊崇前代，将洪武时期评价为“治隆唐宋，远迈汉唐”的康熙帝，也终于可以在晚年自豪地说出了那句：“钱法流行，莫如我朝。南至云南、贵州，北至蒙古，皆用制钱，从古所未有也”。

大清宝钞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顺治、康熙、雍正以其铁腕手段，留给了乾隆一个财政宽裕、钱法顺畅的国家，从紫禁城向外望去，“邑中市易，银钱并用。而昔则用银多于用钱，今则有钱而无银矣”。但是，这并不是故事的结束，进入乾隆朝，属于清王朝的那场钱法大考才真正到来，那将不是一场靠铁腕手段与坚决意志就能解决的危机，而真正成为一场对反应能力和智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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