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休谟与卢梭的不和真相

早在卢梭抵达英国前，休谟已变得忧心忡忡，因为巴黎的哲人们一再警告他：卢梭生性多疑，不仅有受迫害妄想症，而且总是与其恩主争吵不休。休谟遂直接向沃德琳夫人求证此事。他告诉她：“我不想仅仅因他是个名人就替他效劳。如果他品行高洁且身受迫害，我将竭尽全力去帮他。但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

在从沃德琳妇人那里获得了卢梭品行端正的确证后，休谟遂继续施行他的计划。

在与卢梭亲自晤面后，休谟便深深被其吸引。据说，“他十分钟爱这个可爱的小个子男人。”沃德琳夫人相信，如果有谁说卢梭的坏话，休谟一定会将其掷出窗外。 而休谟此前那些冷漠而疏淡的评价也随之而去。不管休谟对卢梭作品的看法如何，这个人现已成为他的挚友，并将终生不渝。“巴黎的哲人们曾警告我说：在抵达加莱之前，我们不可能相安无事。但是，我认为我可以和他在互敬互爱中生活一辈子，”此后不久，休谟信誓旦旦地向布莱尔表白道。而在一封致布莱尔的信中，休谟对于卢梭的第一印象也表露出这种热忱：

在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卢梭和蔼、温顺、谦恭而又不失幽默，与法国的任何文人相比，其行为举止都要更为世故老练（a Man of the World）……卢梭先生身量矮小，要不是有着全世界最标致的面相——我是指最生动、最富表情的面容，卢梭称得上面相丑陋。他的谦恭看上去似乎并不是出于礼节，而是出于对自己卓异的茫然无知：其所写、所言、所行全都出自天赋的迸发，而非出于日常官能的运用。很有可能，当其天赋处于休眠状态时，卢梭也忘记了它的力量。我确信不疑的是：有时卢梭相信其灵感源于与上帝的直接交流。他有时会陷于迷狂，并在数小时内保持同一种姿势，一动不动。难道卢梭的例子不能解决苏格拉底何以兼具天才（Genius）与迷狂（Ecstacies）这一难题吗？我认为，卢梭在许多方面都非常像苏格拉底，只是这位日内瓦哲学家要比雅典的苏格拉底更具天赋而已，因为苏格拉底从未写过任何东西，同时在性格上也更为孤僻和乖张。这两个人都天生异相。但相较而言，我的朋友的长相还要俊俏一些。我之所以称其为朋友，因为很多人都告诉我：他对我的评价和依恋远甚于我对他的评价和依恋，我很遗憾不得不将他带到英国。

作为一位精研人性的哲学家，休谟竭尽所能去理解卢梭的复杂个性。显然，就知识层面而言，休谟已做得相当出色，但他能否适应卢梭的个性尚不得而知。因为，尽管有卢梭的朋友所转述的那些故事，但就卢梭此间的通信而言，尚无证据表明此时的卢梭对休谟怀有任何温厚之情。卢梭实际上并没有看到，掩藏在休谟笨拙的外表、平静的面容和空洞而学究气的眼神之下的是一颗多情而易感的心灵。除了至交好友，一般的泛泛之交很少能看到休谟的这一面。1764 年夏，当休谟表达出自己对于友谊的猜疑时，巴芙勒夫人对于他的易感和多情便深有体会。休谟曾告诉她，“我应该羞愧地承认……我只是常常屈从于这些不良情感。我虽然从未怀疑过我的朋友们的正直或荣誉，但却常常怀疑他们对我的忠诚，而且正如我后来所发现的那样，有时候这种怀疑全系捕风捉影。”就朋友间的猜疑而言，休谟和卢梭的不同在于如下事实：前者总是奋力且成功地控制住了猜疑之情，而后者则放任自流。

卢梭对休谟早有猜忌，但终因双方友人的劝解而得以平息。但是，卢梭很难忘怀这样一个事实：休谟是一位英国哲学家，是法国哲人们的朋友，而且对沙龙和欢宴情有独钟。在巴黎的社交圈待了10 天之后，卢梭绝望地向纳沙泰尔的让– 雅克·德·鲁兹先生（M. Jean-Jacques de Luze of Neuchatel）——正是他陪同休谟及其“门生”卢梭一道去的英国——发出了卑微的请求。“我不知道对于这种公共社交场合我还能忍多久，”他抱怨道，“你能发发慈悲，让我们早一点离开吗？” 他们确实是提前出发了，不过不仅仅是出于慈悲，也是出于迫不得已，因为舒瓦瑟尔公爵（Duc de Choiseul）已下达了对卢梭的官方驱逐令。

休谟对于卢梭的娇纵，大家有目共睹，而休谟本人对此也并非毫无困惑。有两件事证明对将来具有深远意义。一件关涉到霍拉斯· 沃波尔，另一件关乎霍尔巴赫男爵。前者对卢梭产生了影响，而后者则对休谟产生了影响。在沃波尔看来，大卫· 休谟和所有哲学家一样只是荒谬可笑罢了；而让– 雅克· 卢梭则是所有哲学家里最怪诞不经的一个，他是个十足的“骗子”、“伪君子”，并且以受迫害为荣。一个纯粹出于卖弄和炫耀的目的而拒绝普鲁士国王所提供的年金之人，只配被蔑视。所以，出于那种沃波尔式的智巧，或许早在12月16 日之前，沃波尔就已精心编造了一封普鲁士国王写给那个臭名昭著的“伪君子”的信。在乔芙兰夫人（Mme Geoffrin）府上的某天晚上，沃波尔首次开了这个“玩笑”，结果却大受欢迎，于是他次日便将这封信一气呵成，之后其法文版由爱尔维修、尼韦奈公爵（Duc de Nivernais）和埃诺院长（President Henault）加以润色。不久之后，沃波尔又在奥索雷勋爵（Lord Ossory）家的晚宴上复述了这封信。这封言辞辛辣之信的最终版本如下：

我亲爱的让–雅克：

您已经背弃了日内瓦，这个生您养您的故土。接着又被瑞士——这个您曾在作品中大肆颂扬的国家——驱逐出境。而在法国，您又不幸地遭到放逐，成为法外之民。那么，您就投奔到我这里吧。我钦佩您的才华，您的各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常常让我忍俊不禁，因为您在这上面花费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现在是该您变得谨慎和开心的时候了。由于您的特立独行，您已使自己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谈资，但这可算不上是一个真正的伟人。您应该向您的敌人表明，您有时也有常识。这样的话，既可以让他们气煞，而又不损及您一分一毫，何乐而不为呢？您放心，我的王国将给您提供一处隐修之地：我一直希望能为您做点什么，如果您愿意接受这份善意的话，我会这么做的。但是，如果您执意要拒绝我的帮助，您放心，我定会守口如瓶，不向任何人透露半点风声。如果您非要挖空心思去寻找新的不幸，您尽管放手去做吧；我是一国之主，我可以让您的生活如您所希望的那样悲惨；与此同时，我会做您的仇敌们永远都不会做的事，当您不再以迫害为荣时，我就会停止迫害您。

您诚挚的朋友，弗雷德里克

山雨欲来风满楼。沃波尔的信引起了卢梭的注意，而卢梭，回想起他近来对休谟的各种猜疑，很容易将这封信视为是其恩主大卫和巴黎的那帮哲人在合谋陷害他。面对这种异想天开的可笑指控，休谟一定会回想起霍尔巴赫的那些话并信以为真。不管英国到底发生了什么，误解的种子已经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生根发芽。

在因逆风而滞留于加莱的时候，休谟不失时机地向卢梭提出了一个敏感的提议，自1762 年以来，这个提议一直萦绕于休谟的脑际。让– 雅克会接受英王所提供的年金吗？事实上，卢梭曾拒绝过腓特烈大帝所提供的年金，但休谟认为，这根本就不是障碍，因为不像在普鲁士，在英国，卢梭是完全自由而独立的。让– 雅克不愿受人恩惠，但他最终告诉大卫：如果英王真的以年金相赐，他必须要征得其“父亲”马里夏尔伯爵的同意。当然，对休谟来说，这就等于卢梭默认了这件事，并庆幸其“门徒”不久之后即能享受这种福祉。

打在休谟脸上的第一记“耳光”就是与其断绝书信来往。但此举并没能激怒休谟，因为他们有约在先，不以书信增加彼此的负累。第二记耳光是发表在《圣詹姆斯纪事报》上的那封公开信。但这一举动同样未能奏效，因为休谟是个实诚人，他并未察觉卢梭闪烁其词的隐晦暗示。“第三记耳光”则是其5月12日致康威将军的一封信。在信中，卢梭以最含混其词的语言拒绝了那笔年金，并抱怨自己正遭受一场深重的灾难。这一次休谟终于被激怒了，这倒不是因为卢梭越过他直接给将军写信这种无礼举动，而是因为他不负责任地拒绝其此前已接受的年金。而卢梭所谓的“深重的灾难”更是强加在休谟身上的“莫须有”罪名。

即便是在卢梭打出让英王、康威将军、马里夏尔伯爵以及休谟自己错愕不已的第三记“耳光”之后，休谟仍极力保持镇静。不过在给巴芙勒夫人的信中，休谟还是坦承了他的困扰：“难道这个世界上还有比这更不可理喻的事情吗？就立身处事和社会交往而言，稍好一点的判断力肯定要强于所有这些才赋，而一点好脾气肯定又强于这种极端的敏感。”5月17日，休谟给卢梭写了一封言辞平和、意在安抚的信，劝他重新考虑拒绝年金一事，并以霍拉斯· 沃波尔的名义为那封冒犯他的“普鲁士国王之信”向他道歉。一个月之后的6月19日，由于仍未收到卢梭的回复，休谟又修书一封，并就年金一事提出了新方案。按英王原意，赠予卢梭年金一事应秘不示众。在马里夏尔伯爵和休谟想来，这一条款完全投合卢梭的心意。在仔细研读了卢梭的拒绝信后，康威将军和休谟遂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卢梭对年金密不示众感到不悦。因此，在征得康威将军的同意后，休谟询问卢梭是否愿意接受一笔公开的年金。康威将军只是坚持：卢梭必须要先期表示会接受这笔年金，因为“不可能再让陛下遭受一次拒绝”。

然而，卢梭仍不予理睬。休谟对达文波特抱怨：“如果他不是这个世界上最不可理喻之人的话，我肯定会对他这次长时间的沉默感到极度愤慨和生气。”最后在达文波特的坚持下，卢梭于6月23日给休谟写了一封“您将收到的最后一封信”，并直斥休谟背信弃义：“您把我带到英格兰，名义上是为我提供一个庇护之地，但实际上却是为了让我名誉扫地。”

面对如此这般毫无根据而又冷酷无情的指控，一个有身份的体面人该如何应对呢？沉默不语之后是义愤填膺，义愤填膺之后是勃然大怒，而勃然大怒之后又不得不心怀忌惮。休谟恳求达文波特道：“我一生从不曾遇过如此性命攸关之事，这件事唯有您能帮助我。”一方面，休谟对于这种完全莫须有的指控感到非常义愤填膺；但另一方面，他又忌惮这个言辞雄辩的作家，因为他的通信人遍布欧洲，而且他还正在撰写一部旨在公开发行的回忆录。这些恶毒的污蔑之词很可能会遮盖事实的真相，而一个谎言也很可能会毁了他一生的清誉！

现在，对于这两位名人的争吵，世人们自可见仁见智。但总的来说，大家公认，在此次事件中，休谟在某种意义上扮演了一个仁善之友的角色，许多人甚至愿意附和沙斯泰吕侯爵（Marquis de Chastellux）的意见：“大卫· 休谟不可能犯错。” 然而，无论是朋友还是公众，都对休谟发表《简要说明》颇有訾议。休谟不无悲伤地承认：“我不难想见，许多人会质疑我这样做有失厚道。但也有人告诉我，由于不了解事情的原委，许多人相信我是一个恶意中伤的诽谤者、一个伪善当回首往事时，休谟认为“这整件事……是我人生中的不幸。”但在这个不幸的事件当中，真正有理由让休谟感到后悔之事只有两件，而这两件事也都发生在卢梭煞费苦心与其决裂以后。第一件事是他在回应6月23日卢梭那封“气急败坏的来信”时口不择言。休谟这么做情有可原，因为当时他认为指控其背信弃义是在蓄意抹黑他，并让其名誉扫地；因此，当卢梭指控休谟是叛徒的时候，休谟则以指控卢梭是怪物、恶棍和流氓相回敬。

第二件让休谟感到后悔之事是发表《简要说明》，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件事是头一件事的必然延续。我们已经知悉了休谟对这一行为的辩护。由于已经确证了休谟的清白无辜，故而世人可能会好心地希望他保持沉默——但是，假如休谟当初没有发表《简要说明》，那么，人们会像现在这般确信其清白无辜吗？这个问题绝非无关宏旨。

大卫· 休谟向来以其“好人大卫”的名声为傲，容不得对其进行任何中伤。作为一个哲学家，人们有理由指望他可以不落俗套。但作为一个普通人，休谟曾承认仁慈是有限的。“好人大卫”毕竟不是圣人。不过，他也有充分的理由自视为已臻至“仁至义尽的境界”，作为一个哲学家，休谟认为这样一种境界已经是人类所能企及的至德了。不过，事过境迁，休谟确曾为此懊悔过，并且重要的是，在《我的自传》中，休谟对此次争吵只字未提。

至于让– 雅克· 卢梭，他从未放弃过其关于存在着一场国际阴谋的直觉，也从未放弃过其受迫害感。1766年8月，他向沃德琳夫人抗议道：“如果我知道休谟的真面目至死都不会被揭穿的话，那么我就很难继续信奉上帝。”而在7月10日的信中，卢梭更是以慷慨激昂、痛彻心扉的笔调写道：“是的，休谟先生，您抓住了我！”在此后独自待在伍顿的几个月里，卢梭渐渐相信自己实际上遭到了囚禁。故而，卢梭为了重获自由而不顾一切地逃离英国，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自始至终卢梭都未能意识到，他所深陷其中的只是他自己心灵的牢笼，并且无可逃遁。

本文节选自《大卫.休谟传》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 2017年10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