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析中的忧患——读钱锺书先生《谈艺录》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序中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1]这是钱先生的夫子自道。我们绝不能把《谈艺录》仅仅视之为赏析诗文之作，虽然全书主要是赏析诗文。钱先生序中说“销愁舒愤，述往思来”，可见其“守先待后”之学术宗旨。《谈艺录》撰著于内忧外患之时代，序中所谓“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而钱先生所忧患者，乃更在于世道人心、人文学术也。从文学批评的角度，钱先生一方面对古今文化人所遭遇的颠沛流离给予理解和同情，一方面更对古今学术中的种种卑劣和丑恶加以掘发和抨击，正如《围城》序言所说“忧世伤生”，担忧世道，伤怀人生，这可以视作钱先生学术著述背后的深层动力。

钱锺书引郑子尹《自霑益出宣威入东川》诗，“余读之于心有戚戚焉”。“军兴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所历之境，迄今未改。行羸乃供蚤饱，饥肠不避蝇余；恕肉无时，真如士蔚所赋，吐食乃已，殊愧子瞻之言。每至人血我血，掺和一蚤之腹；彼病此病，交替一蝇之身。子尹诗句尚不能尽矣。”[2]此即所谓“在赏析郑珍的诗里，透露出作者所经历的忧患”， 并“写出抗战中人民流离奔走所遭受的的苦难”[3]。郑珍所经历的，钱锺书也经历了，所以说“迄今未改”；因赏析郑珍之诗，而联系自己所经忧患，古今同一，体会更深。以自己之切身经历来体悟古人作品，这是理解赏析古人作品最深刻的方式。不仅如此，钱锺书还由一己之艰辛，而扩大至人民之苦难，推己及人，难免如同杜甫之“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

钱锺书对于世道学术之忧患，大略表现于以下四个方面。这四个方面，一言以蔽之，则“学术不端、为人不厚”而已。

一是对于读书不读原著，而借耳食之言，对所评论对象妄加非议之现象深恶痛绝，《谈艺录》中每每加以揭露与痛斥。“后世论竟陵诗，多耳食而逞臆说，更不足凭。博览如沈子培曾植，而《海日楼札丛》卷七谓《载酒园诗话》、《围炉诗话》为‘实亦竟陵之傍流’，则渠侬苟曾读《诗归》，亦如未读耳。”[4]这是拿清末著名学者沈曾植开刀，话说得极为尖刻——沈曾植如果“曾读《诗归》，亦如未读耳”，原因就在于他把《载酒园诗话》《围炉诗话》看作《诗归》的支流。盖《载酒园诗话》《围炉诗话》皆是诗话体，前者推崇盛唐，后者提倡“比兴”；而《诗归》是诗选本，所选体现出“独抒性灵”的特点，与两本诗话迥不相侔。又如后人对陶渊明有许多误解和妄评，钱锺书特意指出：“不知其人之世，不究其书之全，专恃斠勘异文，安足以论古人。况并斠勘而未备乎。余因略述渊明身后声名之显晦，于谭艺或不无少补云。”[5]再如赵翼对陆游过于倾慕以及为陆游讳，皆受到钱锺书之指摘：“瓯北未见放翁字迹，徒据诗中自夸语，遂有声闻过情之慕，真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者。”“（放翁）乃降节从侘胄游。瓯北未引，倘为贤者讳耶。”[6]

二是对于文人之间互相标榜、相互吹捧之现象不加放过，常常严厉指出，对世俗相互攀附之习气浸染于学问之道非常不满，尤其致慨于世态炎凉之辈的浇薄风习。“盖文人苦独唱之岑寂，乐同声之应和，以资标榜而得陪衬，故中材下驷，亦许其其名忝窃。白傅重微之，适所以自增重耳。”所以钱锺书引用杨万里诗句说明“少傅重微之”的原因在于“半是交情半是私”[7]。钱先生由此引发感慨，“诗文之累学者，不由于其劣处，而由于其佳处”。由于其佳处，则己为之自负，人为之仿造，“仿造则立宗派，宗派则有窠臼，窠臼则变滥恶”，“尊之适以贱之，祖之翻以祧之，为之转以拜之”，“皆所谓溺爱以速其亡，为弊有甚于入室操戈者”[8]。是故钱先生不立宗派，不收弟子。王水照《记忆的碎片——缅怀钱锺书先生》说：“钱先生生前一再‘诚诚恳恳地’奉劝别人不要研究他：一是反对写他的传记；二是反对建立‘钱学’或‘钱学体系’。”[9]一般人都以为是钱先生的谦虚，实际上应是他的警醒。故钱穆在《近百年来诸儒论读书·曾国藩》中说：“任何一学派，一到时髦，则无不有其锢蔽者。”中国官场向有当面奉承背后诋毁之恶习，而此恶习在学界亦长盛不衰。钱先生面对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一切以实用主义为标的，不能不为学问之道而忧也。“夫面谀而背毁，生则谀而死则毁，未成名时谄谀以求奖借，已得名後诋毁以掩攀凭，人事之常，不足多怪。”[10]钱先生虽言不足多怪，却正是要严加指斥的。

三是对于学人间党同伐异，称扬或贬斥皆不出于公心非常愤慨，对古代一些名公巨子拉大旗作虎皮的做法批评得更是不留情面。“谈艺者亦有‘托大家’、‘倚权门’之习，侈论屈原、杜甫或莎士比亚、歌德等，卖声买誉，了无真见，以巨子之‘门面’，为渺躬之‘牌坊’焉。”[11]比如钱谦益为一代宗师，魏源开风气之先，而二人也竟然党同伐异，令人莫名惊诧。钱谦益尤其恶劣，为了打击王世贞，竟然捏造事实；对于好友则为亲者讳，这样的文坛领袖如何使人信服！“牧斋排击弇州，不遗余力，非特擅易前文，抑且捏造故事。……（牧斋）悍然杜撰掌故，殆自恃望高名重，不难以一手掩天下耳目欤。牧斋谈艺，舞文曲笔，每不足信。渠生平痛诋七子、竟陵，而于其友好程孟阳之早作规橅七子、萧伯玉之始终濡染竟陵，则为亲者讳，掩饰不道只字。篡改弇州语，不啻上下其手，正是一例。”[12]魏源党同伐异时，竟然对论敌的学说加以深究，而对师训不加研讨，虽然很令人怪异，但却是符合攻击敌人必先了解敌人的道理的。“默深卫护朱子，而竟不一读《语类》，盖伐异每尚细究敌说，党同乃至浸忘师训，理固然耳。”[13]

四是对于某些名家诗匠大言欺世及为学作媚时语亦痛下针砭。《谈艺录》中特别举出陆游和袁枚二人，加以具体批驳。李白诗中“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其大言炎炎，已为世人侧目。而陆游“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忠君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固然令人钦敬；“然有忠爱之忱者，未必具经世之才，此不可不辨也。放翁诗余所喜诵，而有二痴事：好誉儿，好说梦。儿实庸才，梦太得意，已令人生倦矣。复有二官腔：好谈匡救之略，心性之学；一则矜诞无当，一则酸腐可厌。”[14]袁枚身隐山林，而心系魏阙，所以难免“夸与谄”也。“盖夸者必诳，所以自伐也；谄者亦必诳，所以阿人也；夸者亦必谄，己所欲所以施诸人也。争名于朝，充隐于世者，铸鼎难穷其类，画图莫尽其变，然伎俩不外乎是。子才妆点山林，逢迎冠盖；其为人也，兼夸与谄，则其为书也，不尽不实，复系足怪。”[15]为学媚时，曲学阿世，最为真学者所不齿；故袁枚“为书也，不尽不实”，与钱谦益党同伐异之“不尽不实”貌异心同也。

《易·系辞下》曰：“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忧患意识深深植根于中国士人的深层意识之中。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对学术和世道的关切，促使有良知的学者不可能不一生忧患。钱锺书在《谈艺录》“赏析”中寄予“忧患”，正是他对“学术不端”“为人不厚”的深刻批判。谁说钱先生不食人间烟火呢？他是“赏析中的忧患”，“忧患中的赏析”。他的忧患不是蹈空的，他的赏析也不是无由的。他的忧患不是以占领道德制高点的姿态发为正言傥论，而是从具体事例出发，对一言一行加以解剖，以求真为依归，以救世为鹄的。

[1] 钱锺书：《谈艺录》，“序”第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2] 钱锺书：《谈艺录》，第18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3] 周振甫、冀勤编著：《钱钟书<谈艺录>读本》，第104页，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版。

[4] 钱锺书：《谈艺录》，第424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5] 钱锺书：《谈艺录》，第93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6] 钱锺书：《谈艺录》，第1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7] 钱锺书：《谈艺录》，第17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8] 钱锺书：《谈艺录》，第171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9] 《文汇读书周报》1999年1月2日。

[10] 钱锺书：《谈艺录》，第529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1] 钱锺书：《谈艺录》，第586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2] 钱锺书：《谈艺录》，第38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3] 钱锺书：《谈艺录》，第67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4] 钱锺书：《谈艺录》，第13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

[15] 钱锺书：《谈艺录》，第268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1998年第7次印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