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从黄河变迁看中国历史的演进

黄河与中国文明关系紧密：它是农业社会形成的根基，在此之上又形塑了中国的历史与思想；另一方面，在这片土地上生活的中国人数千年来一直在适应、治理、利用黄河。9月22日，“我的黄河史研究——辛德勇新书见面会”在北京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举行。与过往三联书店新书见面会多以多人座谈的形式不同，《简明黄河史》一书的作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此次“单刀赴会”，独自一人登台讲述他在史学研究上的初衷及著书的思路、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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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明黄河史》今年9月刚刚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是在辛德勇旧作《黄河简史》的基础上大幅增订而来，除重绘全部历史地图、补充黄河及黄河流域文物高清照片近30幅外，还增加了“淘尽古今人物去”一章。此外，本次增订出版还选取乾隆年间的绘画《全河永固安澜图》局部作为封面，重新设计了书籍装帧，以精装本形式面世。

《简明黄河史》

此书是有关黄河及其文明的简明通史。作者对黄河源头、黄河变迁、黄河治理等重要问题进行细致梳理，有破有立，回溯历史，启示当下。这部探究黄河及黄河文明的普及性著作，吸收近年来有关黄河史研究的成果，系统地叙述了中国古代认识、开发和利用黄河的历史过程、黄河河道的变迁、黄河流域水土流失的演变历史以及黄河对中国历史的重要影响。

在辛德勇看来，本书增订后更名为“简明”，“简”的重点在于相对“黄河史”这一极为丰富的主题，本书只能选择最为核心的问题简要述说，而“明”则期许本书能把上述问题写得“简明扼要”，继而透过黄河变迁的过程来看中国历史的演进。此次见面会全场为作者辛德勇一人讲述，以下以他的口述呈现（文字有删减调整）。

辛德勇

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空间场所

我很早就开始做黄河研究，写过《黄河史话》小册子。写《黄河史话》跟我的专业有关，我起家的专业是历史地理学。虽然黄河研究会涉及到很多学科，但是历史地理学在对黄河的研究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地位。

我们以黄河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或者说学习、了解古代变迁对象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巨大的问题，就是黄河之大。黄河之大不仅仅流程长，还有流域面积大。河流长，流域面积自然就大。主干和支流，包括一个一个细细的小溪水流所流过的区域都叫做流域面积，流域面积很大很大，增加了其研究的复杂性。但仅仅是河流长、面积大并不足以让历史问题的变迁变得复杂，最复杂的是什么？变化！变化太大了！

所谓变化是以河道主干道的变化为中心，它的干流变化太大了。大到什么程度呢？北到今天天津附近，就是它的入海口，黄河最后的尾闾。南边到了今天淮河的河口，就是江苏北部，苏北的淮河河口。大家一听，可能会诧异，这不是海河和淮河吗？怎么成了黄河？其实就是黄河。大家一想这面积就大了，横扫黄淮海平原。

这样大的范围必然产生深刻而重大的影响，而且涉及到中华文明发展的源地在哪里，中华文明最早在哪里产生的？河流下游的冲击平原会带来丰厚的土壤，所以人类的文明都在下游发展。从黄河河道流域本身看，第一对人类文化的影响是经济。经济以后还涉及到文化，这就涉及到中华文明的源头在哪里。更直接还会想到政治，自古以来得中原者得天下。中原在哪里？就是黄河流域。

我们必须对黄河变迁的总体状况有一个了解。地理环境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空间场所，如果把人类的历史活动比作一出一出的戏剧，“这一出出出戏”要比小说家编的戏剧冲突强烈得多，不可思议得多。对中华民族来说，特别是在它前期，比如说唐代以前这个舞台的核心要素就是黄河，就是黄河河道主要的变迁。

我们研究黄河史，除了河道变迁本身，还涉及到一些重要的因素。就黄河下游是以频繁的决口、改道著名的。那么造成决口改道的因素有很多，但其中有一项是黄河中游地区的水土流失，特别是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冲下来的泥沙被大量淤积在下游河道，将下游河道河床淤高，造成决口改道。黄河的水患问题，也是黄河史的一部分。

中华文明的发展在它的早期，经济的主要地区，可以把它叫做中心经济区，大致分为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和关中平原，南方是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这些中心经济区里面的人口密集程度、经济发达程度远远高于其他地区，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北方的基本经济区，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黄河中下游平原，它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前半段，前、后段大致可以用唐宋之际划分。如果一定要用一条线划分，我个人想划在南北宋转接时期，南宋以后是后半段，北宋以前是前半段。南宋时期以后，南方地区的经济不可逆转地压过了北方。就是因为北方的黄河一旦泛滥，大量的水留在地表，太阳蒸发会造成盐碱化，盐碱化的土地农业生产的产量是非常低的。这种盐碱化日益加重后，北方的经济地位就相对衰落。于是伴随着北方人口南下，南方人口增加，江浙地区包括两湖地区的经济地位就逐渐升高。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黄河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华文明、文化的源头就在黄河流域，无可争议

关于中华文明的渊源问题，在近代学术发端之前，在传统历史上看，是没有任何疑问的。黄河流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没有一个人不承认。但近代随着学术的发展，人们的视野在拓展，认识的角度在多元化，考虑的维度不一样了，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随着考古学的大量发掘，在黄河以外地区发现了很多很先进的文明，这个先进是以某种物质形态为标志的，比如玉器，像良渚文化。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大学的苏秉琦先生提出了“满天星斗说”，意味中华文明的源头遍地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是由多源头汇聚在一起的。这样的说法现而今可能除了我可能没有人说不对。

大家想一个基本的常识，我们谈的是源头。我们的先民历代经过曲折的历程认识黄河、寻找黄河、发现黄河的源头。早期有一个非常奇怪的说法叫做“黄河从源说”。人们要找源，源的概念是唯一的，唯一的概念就意味着排他。我们的文明源头概念是从河流水文学借用来的。文明本来没有源不源，现在借用了源，河流带“三点水”。怎么找源？找源首先要找到流，下游在哪？所谓流游溯源。

我们看先秦诸子产生的地域在哪里？无一例外都在黄河流域。当然这个黄河流域是指我讲的大黄河流域，从北到今天海河口，南到淮河口，这个范围之内的水域面积当中的黄河流域。我们从这里看，黄河的下游流域先秦诸子，无一例外，最南的老子也在这个区域，都在这里发源。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中华文明、文化的源头就是黄河，无可争议。

前两年我到河南郑州参加一个活动，在郑州西北部的荥阳，荥阳有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双槐树遗址，东北方向有青台遗址，两个遗址和郑州差不多构成三角形，这边双槐树，这边青台，空间距离都很近，这两个遗址都是仰韶时期距今大约五千年上下。你单看这两个遗址出土的文物，比良渚文化都简单，没有那么多华贵的玉器，只是一些普通的陶罐子，玉器也有，量不是很大。但青台的“北斗九星”祭祀遗迹太特别了，这是古代的天文遗迹。天文遗迹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时人们精神世界的观念，意味着人们对天有一个很迫切的追求，需要认识天。而当人们认识了“天”，掌握了很多重要的规律然后它在地上摆出来，作为人们对天地的仰慕也好、敬仰也好、崇拜也好，这个东西留下来了。

青台遗址非常重要，现在新时期文化叫做仰韶文化，其实差点就叫做青台文化了。青台文化的天文遗迹（2015年，考古发掘中，青台遗址内发现有与天文相关的遗迹现象，其中有按照北斗九星形状摆放的九个陶罐，斗柄向北，7个大小不一的罐子按照北斗七星的形状排列，另外还有两个罐子分别放置在两侧。这样的排列形状，与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种形式高度契合。记者注。）对应着北京的天坛（天坛里有一处景观——七星石，是按照北斗七星的方位排列的七块巨石，位于天坛七十二长廊东南的场地中。记者注。）可以说是从河南大地一以贯之下来，和北京城里天坛一脉相承。

另外，我们看中原大地上出土的文物，抛开良渚文化精美的玉器，还是这里更多体现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东西。所以我们今天追溯以诸子百家产生的地域，作为中华民族的渊源地——当然还包括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甚至还包括今天中国版图之外其他地区的早期文化，一定会有的。但祖源我认为还是在黄河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