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关于世界的对话尚未结束

1980年，博尔赫斯参加了麻省理工学院举办的对谈活动。期间有读者问他：“《博闻强记的福内斯》是自传性小说吗？”

博尔赫斯回答：“是的，它是。它是对失眠的隐喻。”

《博闻强记的福内斯》讲述了青年福内斯在瘫痪之后获得了一种惊人的记忆力，他毫无压力地接受各种新知识，学习数门语言；关于过去的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他脑中再现。与之而来的是，无限的记忆成为了他的包袱，福内斯变得难以入眠，最终在21岁的时候死去。

这部完成于1942年的短篇被收录在博尔赫斯的小说集《杜撰集》中，在往后的时间里，它似乎从对失眠的隐喻过度成了对博尔赫斯和自我记忆的隐喻，成为了家族命运将要延续下去的征兆——1914年，博尔赫斯的父亲因眼疾失明。1955年，博尔赫斯同样因眼疾近乎失明，视觉的大门向他关闭，博尔赫斯被迫掉入过往记忆的牢笼。

博尔赫斯接受拒绝。他开始动用双脚和语言，对这个与他侧身过去的世界继续展开追寻。在余生的三十年里，他多次游历欧洲，两次前往日本。而对话，这一最古老也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成为了博尔赫斯观察世界和进行文学创作的武器。1976年他在印第安纳大学开展了一系列对谈活动，1980年春博尔赫斯重返美国，将经由话语所传递的那个自己带到了更多地方，纽约、芝加哥、华盛顿。之后这些涉及文学、宗教、哲学的对谈被集结成册，收录在《博尔赫斯谈话录》中。

在母亲和秘书玛丽亚·儿玉的帮助下，博尔赫斯的文学版图也得以继续扩张。诗歌集《老虎的黄金》、小说集《沙之书》、诗歌序言集《深沉的玫瑰》……这些在自己的话语与他人的笔迹的结合下诞生的作品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口头文学，并为他带来众多声誉。《最后的对话》中，博尔赫斯谈到这场不幸的失明：“呃，它给了我更多时间独处，为了思考，为了发明虚构，为了诗歌的构思。就是说，所有这一切是一件好事，不是吗？”

《最后的对话》是博尔赫斯留给世界最后的声音。这部长达六十万字的访谈录整理自一场持续三年的对谈。1984年3月，博尔赫斯受阿根廷作家奥斯瓦尔多·费拉里的邀请参加一个电台对谈节目，两人从阿根廷人的身份谈起，涵盖的话题跨越了阿根廷的地理和历史边界。通过博尔赫斯本人，这场对谈演变成一场对于19世纪的世界文学的重现，哲学、宗教、当下现象和个人经历则在触类旁通中纷纷现身。

正如受限于失明沦为记忆的囚徒，与黑暗的对峙也变成了与记忆的对峙。“记忆”是博尔赫斯在对话过程中经常提到的一个词。面对“记忆大师”这个名号，博尔赫斯予以否认：“这是完全错误的，因为我现在的记忆是一种由读过的诗篇的引文构成的记忆。不过关于我个人的历史，呃——大概我已经将它变成了虚构，或是一直尝试用它来编造虚构。”他可以毫不费力地向费拉里口述自己读过的诗文，从古罗马但丁的《神曲》到19世纪惠特曼的《草叶集》。众所周知，博尔赫斯精通英、法、德等多国语言，对诸如拉丁文和古英语之类的几近消失的语言也有深入研究。撒克逊语或德语之中的一个词汇也可以成为他们光顾博尔赫斯文学记忆的引路灯。

然而每当话题转向他自己写过的书，他说过的话时，博尔赫斯时常表现为——

“我说过这话吗？我不记得了。”

“是的，最好把它忘掉。”

“好吧。我完全不记得这首了。”

博尔赫斯将这看作是记忆的选择性。选择遗忘自己写过的东西，以便继续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和隐喻。联系他曾三次将自己出版过的书回收并销毁，这种因谦逊甚至胆怯所做出的选择似乎变得可以理解。在《博尔赫斯谈话录》中，他向读者推荐了自己的《沙之书》和《夜晚的故事》。“至于其他书，你们尽管忘掉好了。如果你们这样做我会不胜感激，因为我已经把它们忘掉了。”作为整体的记忆成为博尔赫斯在对话中创造的众多悖论之一，他既想要保留自己的文学记忆来延续自我，又希望可以舍弃那些由个人经历和数十本自己写下的书组成的个人记忆：“我试图忘掉我的过去，想要将自己投射到未来而活，不然的话，我过的便是一种病态的生活，不是吗？尽管记忆也可以用于挽歌，一个可以接受或可以原谅的文体。”

关于历史，博尔赫斯为读者制造了类似的考验。一方面他谈到：“或许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错误，最大的罪孽之一，就是我们赋予历史的重要性。”他否定作家将自己预设进文学史的脉络中进行创作。博尔赫斯为此对比了法国与英国的文学创作：“当然法国人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悟性的，他们都非常喜欢总览表，作家根据自己的时代写作。”他援引诺瓦利斯的“每一个英国人都是一座孤岛”来说明英国人所秉持的是根据自我的想象或记忆写作，也从来不考虑自己在文学史中会被归于哪一类。

与此同时，博尔赫斯也说出：“事实上，文学就是某些根本主题之上的一系列变体。”这也是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我们受困于历史如同受困于记忆，过往的记忆塑造了当下的我们，当下的我们也只能在文学史的影响下去实现文学主题和形式上的轻微变体。

纵使博尔赫斯对于历史和记忆有着若即若离，模糊甚至矛盾的态度，但他忠实地相信情节的无限可能，相信阅读作为一种创作行为不逊于写作，阅读同样可以产生珍贵的变体。他曾数次提到并认同惠斯勒的短句：“艺术自然而生。”美学先于诠释。这也是为什么他反对结构主义的那套方法——拒绝感受美，而是以句法来评判诗歌。或许，在关于这些话题的对话中，重点已经不是博尔赫斯在“肯定”与“否定”之间做出一个选择，而是他与费拉里在这两者之间来回试探所形成的一种流动的观念，一个比真相更加诱人的谜题，而很大程度上，博尔赫斯就是这个谜题的正面与反面，他在基于自身制造持续不断的回声。

对于经历了20世纪大半的博尔赫斯来说，他在对谈中展现出来的阅读经历也让人有点难以理解。20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拉美文学爆炸开始发力，一直持续到七十年代初期。此间诞生的四大作家有科塔萨尔；魔幻现实主义大师马尔克斯；墨西哥小说家福恩斯特；至今健在的诺贝尔奖得主略萨。而在这场对话中，拉美文学爆炸却未曾出现，博尔赫斯仅仅向费拉里提起过科塔萨尔的《被占的宅子》，而彼时的当代文学在博尔赫斯这里也成为一个颇为黯淡的音符。

博尔赫斯承认，他对十九世纪的认同和喜欢更多于当下那个时代：“确实如此，我出生在十九世纪的倒数第二年，一八九九年；我是那个世纪的遗留者。”在对谈中，他也一直热衷于用十九世纪文学来呈现自己的阅读主体。他认可爱伦·坡是先于波德莱尔的现代主义启蒙者，为坡和其后的侦探小说正名；谈论卡夫卡并将他的作品视为人类记忆的一部分；推崇更多的美国诗人，惠特曼、弗罗斯特、狄金森。更遥远的，但丁、维吉尔和苏格拉底、叔本华等哲学家则形成了他阅读甚至写作的底色，成为他作品中那些充满未知的神性和接近宿命论的主题背后的基石。

这种在文学阅读上的怀旧似乎回应了博尔赫斯对于历史的另一个观察：“几乎所有的作家都试图成为当代的，试图成为现代的。但这是多此一举，因为我身在这个世纪，沉浸于这个世纪的思虑之中，我无需费心成为当代的，因为我原本就是。”而这个看法无疑是他在历史话题上制造的又一个回声。

阅读上的怀旧并未给博尔赫斯的创作造成束缚，他是比科塔萨尔更早的幻想文学创作者。虽说他本人并不认可现实主义、魔幻现实和幻想文学这套分法：“我要说所有的文学本质上都是幻想性的。”博尔赫斯的幻想基于不起眼的事物，他不相信一个人格化的神性，却善于赋予日常以神性。《阿莱夫》中藏在地下室的不起眼的小球是宇宙万物和无限时间的结合体；《神的文字》里，困在石牢中的“我”偶然间发现美洲豹的花纹中隐藏着神的信息：“我设想那虎豹织成的网和热的迷宫，给草原和牲畜群带来恐怖，以便保存一种花纹图案。”

在一场关于博尔赫斯创作主题的对谈中，费拉里提出了一个包含老虎、迷宫、镜子与武器的博尔赫斯私人宇宙。或许这个宇宙还可以填充梦境、灰尘和时间，但归根结底，这些元素又都是博尔赫斯用来探索时间的变体，用来为不可见的时间寻找视觉形象上的可能。正如他在1980年的对谈中说到：“我想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而他也一直尝试着通过阅读并在自己的作品中理解时间。《小径分岔的花园》里博尔赫斯构建了一个由迷宫组成的花园和一本通过口头传授的书，陷入迷宫就等同于陷入时间，永远无法走出来；口头传授的书则是类似于阅读般的再创作，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时间里延续不同的文字，创造不同的结果，最终：“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

《最后的对话Ⅱ》的第一篇，费拉里和博尔赫斯谈到了苏格拉底面对死亡时的情形。博尔赫斯说：“是的，面对毒芹与面对十字架，然而苏格拉底有所不同，他并不悲伤，苏格拉底交谈如常，仿佛那并不是他最后的对话一般，而他知道这是他最后的对话。”那么，在与费拉里的漫长的对话过程中，博尔赫斯是否也意识到这是他最后的对话？

1986年6月14日，博尔赫斯因肺癌在瑞士去世，这场断断续续进行了三年的节目就此终止，对话停在了关于博尔赫斯的新诗集《密谋者》的部分。1941年，彼时这位成长于父辈的图书馆，在阿根廷国立图书馆度过十八年时光，信奉唯心主义，对人生抱有宿命论看法的十九世纪遗留者还未迎接自己的命运——与书籍作某种意义上的告别。他模仿卡夫卡写了一篇名为《巴别塔图书馆》的短篇小说，一个关于图书馆的寓言故事。他写道——

人们猜测某个六角形里的某个书架上肯定有一本书是所有书籍的总和……我祈求遭到忽视的神让一个人——即使几千年中只有一个人！——查看到那本书。假如我无缘得到那份荣誉、智慧和幸福，那么让别人得到吧。即使我要下地狱，但愿天国存在。即使我遭到凌辱和消灭，但愿您的庞大的图书馆在一个人身上得到证实，哪怕只有一瞬间。

正如费拉里在序言中写到的：“博尔赫斯将他的宇宙传递给了我们。”在这位作家去世多年后，《最后的对话》或许占据了一个位置，它是所有博氏书籍的总和。如今，我们无数人获得了它，阅读将继续下去，写作与交谈将继续下去，博尔赫斯依旧在与我们对话，一切尚未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