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 与马承源先生在青铜器展厅的一面之缘，犹如精神补钙

2004年的9月25日，原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意外西行。在成为上海博物馆馆长之前，马承源已经在上博工作了31年。30多年来，他从一名普通的文物爱好者、博物馆工作者成长为世界级的专家学者，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的泰斗。2018年是马承源先生诞辰90周年。“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特刊发相关追忆文章以纪念马承源先生。在作者的眼中，与马先生意外的“一面之缘，犹如精神补钙一般影响了十几年。”

李朝远曾在一个主题为“马承源先生”的讲座中，开篇谈到马先生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二是对上海博物馆的建设，我觉得这个评价非常到位。当讲座的文字稿在《上海文博》杂志刊出后，我花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这篇文章完完整整地敲录到了博客上。

我与马承源先生曾谋过一面。2004年7月，往往直奔三楼书画馆的我，莫名想去青铜器馆展厅看一眼。西周晚期的仲义父缶霝表面光洁，银色的底子上，浮有一层轻薄的绿锈，绿色的锈点在银白色的光晕下非常耐看，这跟王诜烟江叠嶂图的青绿设色不是一样地美么？正看得出神，一位白发老者朝我走来，他说“小伙子，你看得出神，能告诉我你在看什么吗？”他就是马承源先生，被誉为“青铜器鉴定第一人”，此时正在展厅接受央视采访。马先生带我看了青铜器馆，合影后马先生说若对青铜器有兴趣可以给他打电话。

在中国青铜器研究方面，马先生没有太多直接的考古经验，但他却非常善于运用考古成果来丰富和修订其认知，这可谓传统金石学和现代考古学相结合的系统实践。不得不承认，马先生对于青铜器研究最大的贡献在于给出了体系和框架，给出了青铜器断代上的基本方法，建立了较为科学的形制序列，还带领团队细致整理了纹饰图像。当然，限于文献和文字功底，他对于诸如克鼎年代等方面的意见一味地依赖“月相表”，对南方吴越青铜器断代也较为“固守己见”，不过这与他的个人性格也不无关系。

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当中，马先生显示出了非常敏锐的学术洞察力。他虽然是工程专家组成员之一，但实际上没有参与这项工作。马先生以为单独靠现在的认识和手段，将青铜器的“四要素”转化为确凿的年代并不成熟。果不其然，当陕西眉县杨家村窖藏“逑”器出土后，他不顾春节临近依然立刻飞过去查看，点出工程成果与最新出土的高纪年器物矛盾，工程存在“拍脑袋”“举手表决”等违背一般学术方法的问题。这种非常直白、直接、直率的表达方法，显示出老一辈学者的责任和态度，也与他较为要强的性格有关。

除此之外，马先生的头衔中应该再加一个“社会活动家”，凭借着他与市场良好的关系、凭借着他的人格魅力，在上世纪90年代，马先生同汪庆正先生筹措了上博新馆的启动款项及后续资金。这无疑与马先生自信、笃定、活络的性格有关。

马先生有一篇《对21世纪博物馆建设的猜想》，我觉得“当年”的许多理念，在30年后的今天仍属于“创新和开放”，比如上世纪80年代他就全面放开了观众在上博展厅中的拍照行为，他认为拍照是对上博的宣传，而且能方便大家研究文物；面对上世纪90年代制定的《文物保护法》中对于民间收藏一概否定，对博物馆与市场关系持相当保守态度的法规时，他和汪庆正先生扭转了这一“立法”，这才有了现今活跃的体制和市场局面；为了征集到更好的文物，他非常重视对收藏家的管理或者干脆“收藏”收藏家，让博物馆成为不断有新藏品涌入的“活水”……总之，马先生开放、共享、发展的理念不仅在当年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更让如今的那些保守心理相形见绌。

与马先生短短半钟头的一面之缘，犹如精神补钙一般影响了我十几年。而我对马先生更多“立体”的认识，来自于他当年的同事、朋友。同事说他很看重青铜器陈列室，展厅里的文物和展线就是他的学术框架。有一回在朋友家吃饭，家里的长辈竟然长期跟马先生打交道，还拿出了一些合影，回忆起马先生的人格魅力。上博青铜器馆有一个非常受人尊敬的老保安，说马先生午饭后经常到展厅看看，了解观众的意见，还说现在的馆领导一个比一个忙，很少到展厅里来接触观众。

老一辈的学者，文章写得少。《青铜器全集》《商周青铜器铭文选》《商周青铜器纹饰》这些书虽冠以“集体”编写之名，但其中绝不缺少马先生的真知灼见。他的大部分观点还依靠藏品卡片和口述传承，比如陈佩芬先生的一些文章，实际上有部分是马先生的意见。马先生在《夏商周青铜器研究》序文中说，本书的学术价值能管50年，这正是他学术上的自信，时间也会验证这一判断。

老一辈的学者，有的没有机会带学生，很多事情没有人站出来为他解释和维护。马先生的性格是那么地鲜明，面对社会上关于他的流言，精神上极度抑郁，又没有人帮他去辟谣和辩护，想不开的话很容易走不出来。或许这也正是我这些年有意了解关于抑郁症的知识，并在遇到患有抑郁症的朋友时，不免神经质的与他们父母多叨唠几句的原因，或是执念吧。这些年，我有意了解了抑郁症的知识，遇到患有抑郁症的朋友，有时显得有些神经质，但我明白，这是我心里的一个“执念”。

有二三位友人在看完“朱昌言、徐文楚伉俪捐赠青铜器展”后，向我谈起“观后感”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及马承源先生，纷纷称赞马先生以其人格魅力为上博争取到了这样的铁杆“赞助人”。

一面过后，我立刻买了一本马先生编写的《中国青铜器》，开始了与青铜器结缘的快乐旅途。我作为一个后辈，一个几乎与马先生无甚交集的小年轻，是不配多说什么的。但有时候，总会想起马先生看青铜器的眼神，里面透着慈祥、好奇、笃定与坚毅。他的这种精神影响了很多人，我只是其中之一，每一个参观过上海博物馆的人，了解马先生经历的人，我想都会受到他精神上的召唤。

马先生对我的影响太大了，让我有了一个坚持十几年的爱好，有了一份面对生活中困难的坚定，有了一种对于冷暖世故的不理睬，有了一个以更开放的眼光看待这个世界的态度。

“始自热情激荡，从未敢终于世事炎凉”。这背后有一种精神引领着我，这精神便来自于马先生。临近马承源先生忌日，有许多话想对他说，于是就有了这些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