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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市场大门外,股东“胖子”死在清晨
一
2014年春节前两个月,股东“胖子”死了,死在我之前所在公司的前台。
那天刚下过一场大雨,大家无事可干,胖子在二楼前台闲坐、玩手机。这时上来一个小个子男人,走路直挺挺的,手里拿着一卷报纸。他走到前台,想继续往办公室里走。
胖子站起来,喝斥小孩子一般,叫他站住:“找谁?”胖子又高又壮,练过散打,向来不把别人放在眼里,何况是这么个看上去不经揍的人。
小个子不说话,拿起手上的报纸朝胖子捅去,里面包着一把匕首。
这一刀扎在胖子肚子上。胖子忍着痛,握住对方的手,却没能阻止刀子往更深处送。这一刀把胖子扎了个透。
旁人反应过来时,胖子已经倒在地上,小个子扔下匕首跑掉,没人敢追。
胖子被送到医院后,断了气。
警察来调查,叫齐公司所有人去看监控,没人认得小个子是谁。不过显然,他的目标不一定是胖子,他要杀的,是老板王书维,或者是小曾、老唐?还是无关紧要的淑敏和我?
过去的大半年,这几个人都欺骗、得罪过不少人,包括来深圳打工的年轻人。
二
胖子被杀前大半年,我去到这家人力资源公司做招聘。底薪1200,每招一个人给100元提成。
在深圳,一些人力资源公司主要从事两种业务:替工厂招工,针对想找份稳定、长期的工作者;把只想做短工的人招至麾下,安排到需要临时工的工厂。
入职第一天,公司安排我和同事淑敏出去招聘。她肤白如雪,眉目如画,手拿本科文凭。我问她:“为什么会做这个?”她说没找到正式工作,先做着玩玩。
我们去到宝安区一个汽车站,在出口摆好桌子,桌前斜倚一块牌子。牌子上写着:
招聘:普工(可接受批量暑假工,或社会工)18-25岁,男女不限,无纹身、染发,有二代真实有效身份证,服从管理。
工价:11.5元/小时。包吃住,宿舍有空调,免费提供夜宵。
工期:8月底或者9月初,做满7天可借支,无需体检,可带行李。
车站人流量大,多的是找工作的。不到一个钟头,我们周围就挤满了了人,他们神情焦虑,额头上都是汗,或逐字逐句读牌子上的内容;或操着口音天南海北的普通话,咨询自己最关心的问题。
我第一次碰到这种场面,笨嘴拙舌;淑敏已经做了一个多月,口齿伶俐,快速解答各种问题。
我们将有意向者的资料登记下来,包括姓名、性别、年龄、联系电话。并交待他们,明天带着身份证和行李,到我们公司门前集合,公司派专车送他们去上班地点。
到下午16:30,我和淑敏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着四五十个求职者的资料。
回公司向老板王书维汇报情况,他很高兴,说:“今天派出去的,就你俩收获最多,特别是你,第一次能有这么好的成绩,有前途!但还要看明天来报到的有多少,否则的话不算数。”
第二天8:00,我准时来到公司。昨天几十个填资料的,最后只来了十几人。最终,我和淑敏只招到8个工人。有2个算在我名下。
一位叫小曾的同事,一人就招到6个,他又黑又瘦,貌不惊人,走到哪里都背着挎包。
来报名的,多是十几到二十几岁的年轻男女。大部分人提个水桶,里面放着各种日用杂物;有的背着双肩包,有的直接抱一个杂物袋,还有的几个腋下夹着席子和薄被。他们一脸迷茫,一副逆来顺受的样子,一如几天前的我自己。
作者图 | 2014年6月,公司楼下等待派遣的工人大家开始排队,签署“劳务派遣合同”,我们收的多是临时工,需押上身份证。期间,负责登记的同事喊王书维,告诉他有两个未满16岁的孩子,问他:“要不要?"
王书维不知给哪里打了个电话,然后说:“要,都要!”
负责接送的是胖子,开一辆“五菱荣光”。胖子不但体格彪悍,面相也凶。负责随车过去与工厂交接的,是老唐。
第一份工作就招到了两个人,我心里很激动,两个人意味着200块钱,以前在工厂上班,想都不敢想象。
不过王书维又提醒了我一句:“这些人至少完成七天工作, 100块钱才能进你口袋。派遣公司与工厂有协议,必须做满七天,工人工资才能交给我们手上。”
我想,这有什么?出来打工,有谁会坚持不了七天呢?
三
待久了,我逐渐了解公司的运营机制。这种派遣公司,首先得有一张“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王书维花费二十几万元钱,托关系批下来的。
我们派遣出去的工人,其工资要等合同期满后,工厂一次性交给派遣公司,统一发放。公司需先行垫付工人的工资。
公司的利润,是“赚差价”。比如和工厂谈好16元/小时,公司最终付给工人的价格是11.5元/小时。派遣出去的工人越多,利润越大,但前期垫付的费用也越多。
为了少交税,王书维与工厂结算尽量用现金,少走公司帐户。同行大都如此,彼此心知肚明,又各怀鬼胎,暗地里相互举报。税务部门来查过几次帐,王书维道行深,没出问题。
这家公司的股东有三人,王书维、胖子和基本不露面的楠哥,小曾没有入股,但是挣得比老板还多。他认识很多工厂的人事主管,能够通过他们与工厂签订合同。小曾自己也常去各个招工点溜达,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赚点烟钱”。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领教了他赚“烟钱”的手段。
那天,我在某长途汽车站摆点,给一家电子工厂招工。小曾碰巧溜达到那里,在我旁边坐下。
前去应聘的人不多,我正和小曾瞎扯着“六合彩”,从车站出来一位戴眼镜、长相斯文的年轻人,拉着一个旅行箱。
年轻人不时扶一下眼镜,一边查看街边各式各样的招工牌,一边摇头。最后他转到我面前,看了半天,没说话。他正打算离开时,小曾说话了:“帅哥,找工作吗?”
“你们只招普工吗?”眼镜男问。
“当然不止。我还给各大企业招聘管理人员,不过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小曾拍着挎包,煞有介事地问:
“你是什么专业毕业的?以前都做过什么?”
眼镜男说自己学电子的,以前在东莞电子厂当过一年生产主管。一个月五六千,工资太少,才来深圳试试。
“你想一进厂当主管,可没那么容易。就算有文凭,如果没有关系,你再混两三年,也不一定能成。”小曾说。
“唉,那是,那是。”他叹了口气。
“这是我的名片,你先拿着!”小曾拿出来一张制作精美的名片,递了过去,名片上的头衔是:深圳三和人才市场招聘处经理。“三和”是深圳数得着名号的人才市场,小曾后来告诉我,这一张名片成本就1.5元,一般的打工仔是不会给他的。
眼镜男拿着名片仔细看,“曾经理,你刚才不是说你手上有许多招管理的吗?帮我看看有没有适合我的?”
“倒是有一个,台湾老板开的,起薪8000元,包吃包住,三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过后12000元。你先看一下行不行?”小曾说着从挎包里挑出一份招聘函。
眼镜男放下手里的旅行箱和矿泉水,双手接过来,仔细的看。看完了,很自信的对小曾说:
“这些条件我都符合!曾经理,你看看能不能介绍我进去!”
小曾不紧不慢地说:“你也知道,这样好的待遇,应聘的人多了去了。这厂很正规,劳动法规定的福利应有尽有。生产经理是台湾的,按规矩办事,没什么可说的。就人事主管吃惯了好处,要过他这一关,至少要6000块钱。这个钱只能由我转交,否则被别人知道,这人事主管也别想干了。”
眼镜男低头想了想,问:“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一起去看看。”
小曾站起来,背起挎包:“走吧,现在就去。”
我知道小曾说的那个厂确实在招人,他能带过去一个人才,厂里的人事主管基本上就会要。至于那6000块,最后就落在小曾的腰包里。
小曾向我传授经验,想“赚烟钱”,先去办几张“经理”头衔的名片。
作者图 | 2014年11月夜,在公司楼下街道留影四
一个半月后,听说我们派遣去沙井一家工厂的几名工人,不太听话,不愿意加晚班。王书维叫胖子开着车,带着我和老唐、淑敏,过去看一看。
到了工厂,老唐知会车间主任,把那几名年轻工人叫过来聊聊天。他们说:“晚上加班又不加工资,不想加。”
老唐一脸痛心疾首:“员工没有业绩,就是在剥削企业!再优秀的员工,也要用业绩证明你的价值。其他都是扯淡。说我们没有给加班费,你们怎么不问问自己,白班做了多少事?创造了多少价值?如果白天真努力工作,晚上还要加班吗?”
他最后说:“要求别人的时候,请先要求要求自己!”
几个年轻人,被老唐训斥得哑口无言,乖乖回去上班。车间主任很高兴,说老板刚才来电话,请我们留下来吃饭。
与我们一起的,还有一个中年人。他是湖南某中学的老师,组织几十个学生过来打暑假工。
饭后,老师回去休息,闲聊时车间主任告诉我们:“这老师比你们还厉害!去年就带过学生来打暑假工。我们给他的工价是每小时14块,包加班费。可你知道他给学生的工价是多少吗?”
“多少?”老唐问。
“8块钱!你们说黑不黑?净赚6块,一天10个小时60,60个学生一天就是3600。两个月合同,60天得20几万!”车间主任咬牙切齿地说。
我们听得目瞪口呆。老唐酸溜溜地说:“妈的,我们都不敢这样黑。老师怎么能做这种事!”
车间主任继续说:“学生老实,谁会怀疑自己的老师?而且这钱也不是他一人独吞,还有校长。老师至少还跟着来一趟,校长在家里等着,就坐收十几万块钱,更黑。”
那时候管理没那么严,一些经济不景气的地区,像四川凉山、广西北海,会有中间人带着家庭贫困的孩子,去深圳做短工。这些孩子,有的是补贴家用,有的是为自己挣学费。
五
又过了一个多月,沙井电子厂的合同期满,王书维带着胖子、老唐去厂里结账,把工人的工资拿齐。然后交待工人们,次日去我们公司去领工资。
隔天早上,工人们陆续到了,还是三个月前的样子:盛满杂物的水桶,廉价的背包,满是尘土的旅行箱,抽了线的席子,皱巴巴的被子,以及不安的眼神。
王书维开始念名字,叫到的人上前取出勤表,核对工时,然后算出总工资、减去从公司借的生活费。他们以偷懒、迟到早退、不服从管理等各种理由,从每个人头上扣几百元钱。
后来,有几个工人开口争辩,被王书维训斥几句后,不敢说话,拿了钱走到一边去。我看着这一幕,赶紧走开,怕这些年轻人因为拿不齐工资怨恨我,毕竟有几人是我招进来的。
其中一个少年虽然生得瘦弱,脾气却很硬,坚持自己在工厂没做错什么,要拿全合同上规定的工资,否则就去劳动局告状。胖子一巴掌扇过去,打在少年的脸上。少年捂着脸颊,瞪着胖子,一动不动。
胖子说了句“你妈逼”,扬起手来作势又要打,我和老唐过去拦住。旁边一个年纪大些的年轻人,把少年拉到一边。
少年回骂了一句,胖子暴跳起来,我和老唐死命把他拽住。年纪大些的年轻人见势不妙,赶紧把挨打的少年拉走,这事才算完。
发完工人的工资,公司给我结了帐:三个月24000元。比我在工厂的工资多出一倍多。晚上王书维请大家去KTV飙歌,大家玩得很疯狂。淑敏喝醉了,老唐送她回出租屋,那晚没再回来。
六
没几天,公司新进来几个小弟,来帮我们做招聘。
有一回,他们在公司门前临街的地方,竖好招工牌。几个人轮流守着,小曾站在旁边给他们支招,我在远处乘凉。
这时,一辆破旧的无牌面包车,悄悄驶了过来。车门一开,四五个彪形大汉从里面下来。
小曾他们还没反应过来,一个大汉抡起招工牌砸了个稀巴烂。又一人过来,把桌子掀翻在地。几个小弟吓得不行,站起身,两个大汉顺势抡起椅子,往地上猛砸。
随后,大汉们把几个小弟和小曾赶到车里。小曾试图挣扎,被大汉一推,像纸片人一样往后退了好几步,只好乖乖弓着腰钻进车里。
车子扬长而去,我在远处看得目瞪口呆。回过神来,我先给王书维打电话,他正带着老唐和淑敏在东莞谈业务,第二天才回来。他交待我弄清楚那帮人的来头,我无从下手,只好给小曾打电话。
一直到傍晚,我才拨通小曾的电话,他只说了一句“我在派出所”,然后就挂了。我再打,没人理。又打,关机。我决定去派出所看看。
到派出所,我假装是小曾的老乡,听说他出事,过来探望一下。
旁边一个工作人员,厉声质问我:“你是不是他们一伙的?”
我慌忙回答:“不是的,不是的。”
他摆摆手,对我说:“不是一伙的,跑到这里做什么?快走吧。”
我只得离开。
小曾他们在派出所被关了一晚上,第二就被放了出来。从此我们公司的招工牌只是摆在大门口,再也不敢摆到街道边了。
作者图 | 2018年8月,朋友圈出现的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不久后,胖子就死了,公司也被查封。我们私下聊天,只说来人是冲老板来的。但大家心知肚明,我们几个,谁都不清白。大家散伙了。
公司不怎么露面的合伙人楠哥,新弄到“白银期货交易商”的资格,王书维、老唐带着淑敏都跟着他去了。
小曾成立了自己的“人力资源责任有限公司”。他的公司注册资金200万,他没那么多钱——深圳到处是替别人进行公司注册的中介,花几万块,等三个月左右,就能拿到 “劳动派遣资格证”。
他唯一要做的,就是租个大一点的房间,作为公司的地址,用来应付上面的检查。
我不想继续挣这个钱,离开了深圳。几年过去,前不久,我在朋友圈里,再次看到曾经同行的朋友,晒出他们拿到的“劳务派遣经营”的许可证。
作者郑知秋,自由职业者
编辑 | 崔玉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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