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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人文记忆丨太阳社与春野书店·上

2023-09-23 19:2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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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虹口区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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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社与春野书店·上

陈梦熊

文章原刊载于虹口区图书馆主办

现代文学研究专刊《绿土》1999年3月第37期

提起太阳社，都会知道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倡导革命文学的社团之一，也是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斗争印记的文学社团之一。它的全部成员者是共产党员，党的支部与文学社团同时建立，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很特殊的。然而要介绍这么一个上世纪二十年代活动于现在虹口区域内的特殊的社团，还得从它的出版发行机构——春野书店谈起。

春野书店的发起人是蒋光慈、钱杏邨、孟超和杨邨人，蒋光慈是书店的主持者。这个书店孕育于武汉，是与蒋光慈到达武汉相关的。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蒋光慈无法立足上海，逃亡到武汉，住在党办的长江书局里。

蒋光慈（1901-1931）

当时武汉的汪精卫表面上宣布讨伐蒋介石，骨子里却与蒋勾结，企图宁汉合流，扼杀革命。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蒋光慈大失所望，产生了伤感情绪。他或则约友人武昌观赏古城，或则独登黄鹤楼，吟诗遣怀，但更多的却是到全国总工会，找钱杏邨、孟超和杨邨人闲谈。

他们三人当时都在全国总工会宣传部编辑科任干事，并且一起参加了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从事会议的宣传工作。蒋光慈与钱杏邨原系安徽同乡，早在1924年相识于芜湖，他与孟超相识于上海大学执教时期，与杨邨人相识则是在同船逃往武汉的途中。

当时瞿秋白打算与中宣部的几位同志筹办一种刊物，专登工农兵进步作家的文艺作品，蒋光慈也准备公开打出革命文学的旗帜，大力提倡文学活动与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相结合的主张。于是在中宣部长邓中夏、李立三的鼓励和主持下，他接受了瞿秋白的建议，决定创办一种以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为中心任务的文艺刊物。

他的这个创议，得到钱杏邨、孟超和杨邨人的支持，立即行动起来。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划，稿件齐集了，刊名也确定了——命名为《太阳》杂志。就在准备编辑的当儿，武汉政局大变，宁汉合流，人心惶惶，只得暂停。然而，他们相约在返回上海后继续干下去。

阿英（钱杏邨，1900-1977）

接着，蒋光慈、孟超、阿英（钱杏邨）先后由武汉或安徽转来上海，杨邨人也由日本东京返抵上海，他们相聚后，便按照武汉时所议继续干了起来，恰巧郭沫若从广州来到上海，准备恢复《创造周报》，并且通过蒋光慈、郑伯奇邀请刚从广州来沪的鲁迅合作，希望实现曾在广州拟定的组成联合战线的夙愿。

鲁迅欣然同意。于是在1927年12月3日的《时事新报》上刊出以鲁迅领衔、麦克昂（即郭沫若）居二、蒋光慈列第三的《

<创造周报>启事》。在1928年1月出版的《创造周报》1卷8期上，也登载了由鲁迅领衔、蒋光慈居二、张资平居三的《复活预告》。

由于蒋光慈的推荐，孟超、杨邨人得以列名其间，挂上“特约撰述员”的名义。岂料成仿吾和在日本的创造社同人另有主张，致使这个计划终于流产，联合战线的夙愿末能实现，后来竟还酿成了创造社与鲁迅之间的一场“内战”。

由于这么一番波折，蒋光慈与阿英、孟超、杨邨人四人更坚定了自己办刊物、开书店的决心。他们认为倘若将刊物交给人家书店出版和发行，要受到种种约束和牵制，终归不自由，还不如自己开家书店，自己出版和经营。

孟超（1902-1976）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经过几次磋商和筹划，把书店定名为“春野书店”，并且印好了招股章程。由于招股的困难，四个发起人首先每人自认十股共一百元（每股十元），作为开办基金。蒋光慈率先依议交款，接着租下了座落在北四川路虬江路北首一家倒闭了的西点铺，月租48元，不用顶金，玻璃橱也是现成的。

他们邀请了创造社出版部的周灵均当经理，钱杏邨的一位亲戚孙孟涛当帐房，又聘了一位女售书员。便从创造社出版部、亚东、泰东、光华四家书店批进了一部分书籍。孟超请美术家徐迅雷用一块白布，写上美术字的店铭，用图画钉按在门内玻璃橱外，春野书店就算开张了，时在1927年12月。

太阳社旧址

（虹口区四川北路1999弄32号）

书店既已开张，股本亦陆续增加。杨邨人托蒋光慈把他的一部中篇小说《失踪》卖给亚东图书馆，将所得稿费的半数即一百元缴作股金。资本齐集了，印刷所也找到了，于是推定阿英和杨邨人编辑《太阳月刊》，并在1928年元旦出版。由于《太阳月刊》上署有《太阳月刊》编辑字样，太阳社这个名称也就诞生。

蒋光慈等筹建春野书店、出版《太阳月刊》以及此后组织太阳社，事先曾向当时担任党中央书记的瞿秋白同志作了请示报告，在获得许可后才开展活动的。

《太阳月刊》1928年第一期

春野书店自1927年底开办，到1929年10月被反动当局查封，营业时间不到两年，出版的书刊却不少。“太阳小丛书”和单印本的出版，在当时读书界引起强烈的反响，尤其收入“太阳小丛书”的几本小说集。鲁迅在《我们要批评家》一文中说：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杰出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郁达夫在1928年2月13日的《日记》中也说：

回来把杨邨人的小说集《战线上》读了。虽系幼稚得很的作品，但一种新的革命气氛，却很有力的逼上读者的心来，和钱杏邨的《革命的故事》一样，有时代的价值的。总之，他们的这一代Youngen Genanation里，这两本可以算是代表的作品，幼稚病不足为他们的病，至少他们已经摸着了革命文学及内部暴露的路了。

《太阳月刊》1928年第二期上的广告

这些作品拥有广大的读者，屡次重印，成为风靡一时的畅销读物。另据当时国民政府查禁进步书店和书刊的档案记载，春野书店一度用过X书店的名称，曾出版过《X小丛书》和不少单印本，如青主译的海涅的爱情诗集。又因经销进步的政治性质的《世界周刊》，反动当局于1929年10月，将春野书店与创造社出版部前后查封了。（未完待续）

本文有删节，文中部分图片来源于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申报》数据库及《海上文学百家文库》等馆藏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