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宋代士大夫是以良心良知为本培养出了一种抗争的勇气

【编者按】

“我要从世界看中国，再从中国看世界。”围绕着这一发端，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以九十高龄八易其稿，结撰出这部华夏文明从成长到成型的传记——《经纬华夏》。作者跳脱出中国文化内部演变的叙述，以“大历史”的观看视角与思维方式，对华夏内外的历史互动进行了全新的归纳排列，再现了中国大地上人群、族群、文化互动融合的轨迹。本文摘自该书第八章《思想体系的成型和演变》，澎湃新闻经新经典授权发布。

唐代的儒家学者中，有很多人出身世家大族。他们之中即使有人皈依佛、道，追寻形而上学 的理论，大多也不能忘情于儒家。从韩愈开始，即有一批文人投入古文运动，不仅提倡古文，也志在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赵宋以来，理学人士致力于回归中国文化的基调，即使最终接纳了外来宗教如佛教，也努力将其融入中华体系。

当然，儒家在隋唐开始复兴，从唐初到中唐，其工作只是在编纂和整理经典，并未深入民间，也没有引发士大夫的强烈回应。在韩愈的领导下，儒家才恢复作为一种社会思想的本色。只是，唐代学者所做的学术研究并不呈现特色。作为一场社会文化运动，也只有韩愈等人主张要回到儒家思想的原典。只是，我们必须感谢唐代初步的复兴。若没有唐代的开启，儒家在宋代就不可能发展出如此壮大的力量。

宋儒的保守心态，也许正如刘子健先生指出：即是“内卷”（involution），甚至出现堪称返祖的现象。我认为，处于中原的赵宋强邻环伺，武力不如人，靖康南渡后更是局促于南方，只是列国体制中的一国而已。宋代中国唯一能够抓住的是：如何守住文化的命脉，从存续再尽力追寻，继长增高。宋代学者致力于纯化儒家，将外来的因素，尤其是神力因素，不管是佛教的神、祆教的神还是景教的神，都一概排除。最终者，是将人心存着的一个纯“理”，当作形而上伦理最重要的基点。

宋代理学的发展，无可否认是儒家的复兴。这场复兴运动之中，儒家承受了道家甚至于佛家的影响。北宋儒家复兴的主要贡献，是学者们对经典的阐释和建构理论，比如周敦颐、二程、张载、朱熹（即濂洛关闽等学派）的工作。他们的贡献在于规划儒学研究的方向和典范，更着重于对个人内修的关怀，至于其社会功能方面的作用反而在其次。北宋儒家将“道”字强调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其中道家的影响不可抹杀，甚至宋儒在强调内省的层面也不能躲开佛、道两家的影响。只是到张载的《西铭》，有个完整而简要的说明。此时，倒是将儒家本身的社会性和伦理性，成功地交织于“道”的内修层次之内。

朱熹的理学，则将内心的整理又提升了一层。于是，儒家的内外两层圆满地整合为一个庞大系统。朱熹指示要将儒家思想纳入心中，必须从《大学》《中庸》开始，读到《论语》《孟子》。 “学”“庸”两部分的主张和路径是：人只有从内心得到根本的转换，才能够去面对外在世界；到了最后，“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如此局面下，这一类格言，使得士大夫不是凭借自己士族或者学派的影响力，结合为社会力量与皇权抗争；而是以良心与良知为本，自己培养出一种抗争的勇气，为超越的真理，也为人间的公道而抗争。这就将人的修为与社会责任合二为一，成为士大夫终身的任务。信仰不只是学术而已，乃是自己人生的归属。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种境界不是钻书本所能做到的，而需深入、终身持守的修炼。

西方古代希腊有一个“犬儒学派”（Cynicism，这个名词其实与“犬儒”的现代含义相当不同，为了避免误导人，我称其为“修身学派”），我们可将其中积极的部分作为对比：他们也主张，人 应该挺身面对所有的诱惑和迷茫，只有末流的修行者才会选择出世。儒家不应当是“自了汉”，不应当是出世，儒家应是积极的入世。

宋儒常常就“道”与“理”进行辩论。究竟“道”与“理”是一还是二，何者更重要？“道”在人心以内，“理”在人心以外？

在这场辩论中，宋儒所要求的，是将人间的秩序、伦常当作安定的力量。“道”与“理”之外，其他则无关紧要，“神”只是个象征而已。宋儒此番争辩的最终结论为：人间的伦理是一切的根本。

儒家原本的流动性的社会观念、组织观念，改变为固定的伦常——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这“五伦”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原则。

张载的《西铭》，便是以此固定上、下关系，固定统、属关系，固定延伸、核心关系。固定的上与下之间，上有其优势，下有其服从。这种观念最终只是要求对皇权服从，《西铭》的解释因此有其时代性。在我看来：中国思想中，庞大复杂的宇宙系统，包括人间系统，其实时刻在变动、调适。因此，只有在变动之中，才能时时刻刻取得安定的恒态。这种变动的观念，就不是传统儒家固定的伦理观念可以处理的。

皇权的独尊与儒家的伦理观念有着直接联系，这一点无可否认。宋代道学、理学的争辩，使儒家改变其原本灵活的、尊重个人、尊重理性、尊重情感的思想系统，使得阶层之间的相对关系固定。本来君、臣关系是相对的：臣对君要忠，要忠于君上，忠于其职务；君对臣要仁，要仁爱、体贴臣下。转变之后，则成了僵化的上下关系，上来治下、下来反制的相互关系不复存在。

明代儒家所做的反抗，是重新检讨道学、理学的僵固。宋儒的道学、理学最甚之时，陈亮与叶适都已提出“心学”最初的构想，但到了明代才发扬为王阳明的心学。“心”是在“人心”，“上取于天命”，即宇宙秩序秉承的化育万物的大爱之心，亦即“仁心”。阳明心学认为，由心体会、认识天命，其权在于个人。人与天地宇宙同消息，庶几可以堂堂正正做人。心学在明代被广泛讨论、不断发展，承受来自道学的压力也非常大。

明末清初，有一些不同的解释各自出现，可惜清代以科举与考证之学束缚了儒者的心胸。清朝的康熙是外族统治者，面对中国如此庞大的天下，其考虑是：不能将最高的权力付诸天、付诸理性，而必须付诸君权的绝对性，必须维持君、臣之间上下尊卑的秩序；并且，外族得到“天命”，就取得了君主绝对的权威。所以康雍乾三朝，统治者花了很大工夫整理典籍，由此重建了道学的规范，亦即上、下秩序的规范，而不是人自立于天地之间的主权。清代强大的皇权强调道学的重要，却不在乎其拘泥。于是，不少读书人失落了人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精神。

与此同时，17世纪的西方，正在向民族国家系统进行转变：教会本身的权威被大众质疑，而上帝的“恩宠”（providence）却成为新教伦理的中心。西方开展理性主义运动时，中国也正在开展心学这一本着自省、反省和自立的运动。遗憾的是，东西方之间并未彼此呼应，对西方、对中国，这都是很大的损失。其中原因，在于最早将西方思想带入中国的是耶稣会士，耶稣会士信奉天主教，这些天主教会的神父并未将新教批判教会和神学的理论带入中国。

王氏心学其实有更多诠释的空间，也有不断调适观念的空间。我们今天有很多可以从王学基础上发展的可能性，尤其从物理的量子力学或化学中各种不同大小的粒子等方面颇可印证：人间的网络，何尝不是宇宙网络的一部分；人间的伦理，其实只是人间网络之中的一些社会部分而已。

《经纬华夏》，[美]许倬云著，南海出版公司20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