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的世纪老人林乎加：工作不分昼夜，干部汇报不许带秘书

9月13日早上7点零6分，林乎加在农业部期间的秘书、农业部兽医局原局长贾幼陵接到林乎加小女儿林大建发来的短信：老爸今早4点43分去世了，走得很安详，特告。

林乎加，硕果仅存的8位原中顾委委员之一，唯一一位曾主政京、津、沪的市委书记。此时，距他年满102周岁，只有三个月了。

他去世的消息很快传开，网上开始出现悼念文章，多是感激他在恢复高考的时候扩大了京津两地的招生名额，改变无数青年命运的。

但是，了解林乎加的人都认为，这其实并不是他最显著的政绩。

改革开放初期，他临危受命，在两年之内接连主政上海、天津、北京，都是为了“扭转被动局面”，被戏称为“灭火队员”。此后他调任农业部，贡献卓著，有人说，中国农业农村改革出了两位老人，一位是力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杜润生，另一位就是力促取消农产品统购统销的林乎加。

林乎加没有留下任何专著和文选，没有回忆录，没有传记。很多人对这位世纪老人已完全陌生，但这个名字已经和改革开放初期那段风云激荡的历史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不能分开。

懂经济的干部

1964年12月底，毛泽东决定组建一个“计划参谋部”，又称“小计委”，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国家计委（即“大计委”）则主要负责日常事务。在隶属上，毛泽东特别交代，“小计委”由周恩来直接领导，国务院各副总理不要干预工作。

毛泽东亲自点名，让林乎加到“小计委”当副主任，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

当时，林乎加抓农业已是名声在外。

林乎加1916年12月生于山东长岛，小学毕业后当学徒，自学达到高中程度。1937年，他在山东参加革命。建国后，他从1956年8月起任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主抓农业，雷厉风行。到1965年，浙江省内的粮食供应取消了粮票。

“小计委”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其中农业部分就是林乎加主持编制的。

1967年1月，浙江造反派来北京揪斗林乎加，林乎加说：“我在浙江工作了这么多年，管农业管了这么多年，我要回去，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回去后，他多次挨批斗。后来他对孩子说：“我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把浙江省的各个县都跑遍了。这次我又把浙江的各个县都跑了一遍。”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解放了一批干部。1972年，林乎加回到北京，担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协助余秋里的工作。

1975年，邓小平领导整顿，国家计委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批邓”开始后，这篇报告被打成“三大毒草”之一，国家计委成为批判重点。

当时，余秋里因心脏病到广州休养，林乎加开始主持计委工作。他整日与造反派周旋，斗智斗勇，既不能不作检查，也不能检查得太多。

1976年10月，抓捕“四人帮”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派出中央工作组，由彭冲、苏振华、倪志福负责，接管上海市。倪志福到国家计委找余秋里，希望他推荐一位懂经济工作的副主任，余秋里推荐了林乎加。

这是因为，林乎加在“文革”期间表现非常好，对“四人帮”斗争坚决。而且，懂经济，业务好，能力强。还有，他在浙江工作时间长，如果上海需要浙江支援，就地联系方便。

最终，中央、国务院二十多个部委及北京市委共100余人组成了工作组。10月23日，苏、倪、彭分别回去参加中央和江苏省庆祝粉碎“四人帮”胜利大会，林乎加和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暂时负责中央工作组的日常工作。

时任轻工业部计划组组长陈锦华、机械局局长谢红胜等是首批参加工作组的。今年100岁的谢红胜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中央工作组集中住在延安饭店，这是部队的招待所，条件简陋，房间少，除部长外都是两人一间。林乎加性格直爽，有话就直说，有意见就讲，工作安排也明明白白，没有听到谁工作中跟他有矛盾。“我很喜欢这样的干部，相处起来很好。”

工作组进驻上棉31厂后，一进厂就被群众围住了，两派的人都去找，逼工作组表态。有人扬言：“工作组进厂12小时给他颜色看。”12小时后，厂里就着了火。

林乎加马上召集工作组开会，听完汇报，他说：“工作组的同志要深入群众，各种意见都要听，这些单位领导绝大多数是执行问题，要他们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把他们拉过来，让他们揭批‘四人帮’，即使有严重问题的人，也要争取过来，集中火力对准‘四人帮’。”

1977年“五一”前夕，中央工作组成员大部分相继撤离上海，返回原机关。林乎加、严佑民留下，担任上海市委书记。8月，林乎加在中共十一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2010年，严佑民的儿媳、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研究员李海文为写《四人帮上海余党覆灭记》，去林乎加家中访问了他。

当时林乎加已94岁，但脑子非常清楚。采访完，林乎加不让李海文走，非要留她吃饭。林乎加身体不错，能自己慢慢走到饭厅，吃饭时还给她夹菜，要她多吃点。并拿出一个大本子，要她把自己的名字、电话、单位等写上。见她先吃完，林乎加说：“你可以走了。”李海文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起当时的情形时，笑了起来。

从上海到天津

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各地都在争取上钢铁厂项目。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陈锦华等上海市领导都去做工作，一到北京就去找有关领导，中央领导一到上海就汇报，终于争取到宝钢项目落户上海。

为了落实宝钢项目，1978年三四月间，中央派出以林乎加为团长、房维中等为副团长、段云为顾问的“中国经济代表团”到日本考察。

6月1日，华国锋、邓小平等领导人听取了林乎加等的汇报。考察报告总结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考察团认为，日本采取“拿来主义”后来居上，我们在技术上也可以采取“拿来主义”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拿过来。日本可以充分地运用国外资金，我们在保持国家主权的条件下，也可以灵活地运用国外资金。

华国锋说，林乎加同志提了很好的意见。他还说：“我认为，用外汇进口新技术，可以加一些；利用外资，胆也要大一些。”

随后邓小平讲话。他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那个东西没危险。林乎加同志说得对，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就不怕还不上钱。抢回一年时间，就补偿有余。思想要解放。

当月，林乎加由上海调任天津，接替“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的解学恭，担任天津市委第一书记、天津市革委会主任。

林乎加工作起来不分昼夜，白天在区内查看民情，夜间听各局委主要干部汇报，而且不许他们带秘书。7月，新华社报道称，调整加强后的中共天津市委短期内扭转“一年零八个月”的被动局面。

到天津上任后，很多人向林乎加反映，高考中分数及格的考生很多，但天津市的招生名额太少，这些人进不了大学。林乎加专门召开了一次教育口会议，把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领导也请来，讨论有没有可能扩大招生。

得知主要原因是校舍和宿舍容纳不下，而教师资源是足够的，林乎加说，可以招走读生来解决宿舍问题。大多数与会者都非常支持，但教育部有顾虑，怕不能保证教学质量。林乎加坚称，这些学生是经过考试超过及格线的，与“文革”中推荐工农兵学员的情况完全不同。

恰巧邓小平访问朝鲜归来，在天津住了两天，林乎加便向邓小平作了汇报。邓小平很快批示：这是好事情，国家财政又不拿钱，可以让他们试试嘛！

于是，天津依托已有大学，自筹资金办了10所分校，扩招了8000名学生。

为“四五运动”平反

一天，林乎加正在主持天津市委会议，中途接到电话，让他马上到北京去。他说：“我正在开会，开完会再去吧。”对方说不行，要他马上赶到。

10月7日，中央决定免去吴德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职务。9日，林乎加被任命为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时任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曾说，林乎加来得很突然，北京市委常委都不知道他要来。

2001年2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傅颐在林乎加家中采访了他。傅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林乎加记忆力很好，对细节记得很清晰，说话带一点山东口音，人很风趣。采访结束时，傅颐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林乎加指着她的录音机说：“别忘了收好你的武器，这就像我们打日本鬼子时候的武器。”之后，林乎加审阅核实了傅颐的采访记录，说准确、认真，没有意见。根据这次采访，傅颐写成文章，披露了当时的情形。

到北京后，华国锋找林乎加谈话。他说：“刚刚到天津，现在又调你到北京。”林乎加说：“屁股还没坐稳呢。”华国锋说，北京市正在开三级干部会议，有的干部对吴德同志有意见，有些问题要让他讲清楚。吴德同志又讲不清楚。他怎么能讲得清楚呢？那个时候是上面命令的，他是奉命执行。吴德同志觉得自己没有办法主持工作了。你过去在上海，现在在天津工作。粉碎“四人帮”后，恢复城市各方面的工作是当务之急。中央研究的意见，认为你到北京工作比较合适。

林乎加说，天津的工作到现在还焦头烂额，没什么头绪，北京的情况自己接触很少，很多情况不了解。华国锋说，全国都是这样，中央考虑过了，已经决定了。

第二天，中央政治局常委在人民大会堂听了林乎加的汇报。林乎加谈了面临的困难，李先念说：“哎呀，这些事情我天天都能碰到。你解决不了，你找我，我给你想办法解决。你过去在计委工作过，有什么问题你自己去和计委打交道，大事你找国锋同志、小平同志。”邓小平说：“大家都熟悉了，都知道了，有事商量就是了。”

林乎加到职后，开始为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复会做准备。11月上中旬，会议进入第二阶段，吴德到会作了补充检讨。当时社会上议论最尖锐的是“四五运动”的平反问题。大家都对林乎加寄予厚望，希望市委能对“四五运动”有个新说法。

北京市委开始没有表态，很慎重，在会议结束时才做出决定。11月12日左右，林乎加和时任北京市委第三书记贾庭三给华国锋及几位党中央副主席写了报告。报告说：“在吴德同志主持工作时，就已经准备平反，现在会上又提到这个要求，我们是支持的。”并附上报告稿和报道稿。中央予以批准。

11月13日晚，最后拟定会议公报时，又添加了带有平反含义的一段文字（此前华国锋的基本态度是不涉及定性、解放大多数）。14日上午，林乎加、贾庭三又将事情原委以特急件方式上报中央政治局常委，并获得同意。

14日下午开总结会。贾庭三讲到后面就开始脱稿，从桌边拿起一张纸，念了一段话：广大群众沉痛悼念敬爱的周总理，愤怒声讨“四人帮”，完全是革命行动。对于因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而受到迫害的同志一律平反，恢复名誉。

15日，《北京日报》刊登了贾庭三的这段话。新华社又更进一步，以鲜明的标题发出通稿。在这样的形势下，25日，华国锋代表中央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为“四五运动”平反。

唯一让林乎加觉得遗憾的是，贾庭三讲那段话时，应该加上“经中共中央批准”。

主政北京

林乎加调到北京时，1978级高考新生已经入学。和天津相比，北京达到及格线而未能录取的考生更多，社会反映更强烈。

林乎加在市委会议上介绍了天津办分校的做法。经广泛协商，北京市决定，每个城区至少腾出两所中学给大学办分校，有条件的局、办和大企业也要尽量提供校舍。教学经费需要好几千万，北京市压缩了行政费用，还挤占了基本建设经费。当时基建方面的负责人曾表示为难，最后还是服从了市委的决定。

从1978年11月开始酝酿，到1979年2月开学，三个月北京就建起了36所分校。1978年高考五门试卷的满分是500分，凡是达到300分的北京考生都可以录取。16800多名青年，在1979年春天入校。

林乎加又与负责农业的领导谈话，提出了大城市的郊区农业不能以粮为纲，首次提出了菜篮子的思想。

北京公共交通常年亏损，林乎加在任时，月票从原来的每张5块涨为12块，所涨部分由单位报销，骑自行车上下班的每月补助两块。于是，林乎加落了个“林胡加”的名声。

时任北京市经委主任王大明常陪着林乎加到处跑厂子，他很佩服林乎加，觉得他懂行，工作能力强。“总的来说，我认为林乎加是实干派。”王大明说。

他记得，那时林乎加一个一个口地听汇报。有一段时间，全北京市各口都在讲“乎加指示”，他的威信很高。

林乎加当时孤身一人来北京上任，换了几个秘书都不太满意，就向国家计委提出派一位秘书。

1979年，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郑家亨从国家计委调到北京市委，开始担任林乎加的秘书。

今年85岁、从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任上退休的郑家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早已如火如荼，而北京一直没有开展。他建议林乎加说，北京应该开始了。林乎加表示，中央还没有下结论，正在讨论期间，自己不好表态。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段柄仁曾说，林乎加来北京做了大量工作，对平反冤假错案、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上来，都是积极的，但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上却顾虑较大。

郑家亨看来，受“文革”十年的影响，那时干部的思想还尚未统一。当时有种说法：“林乎加的头，别人的手。”林乎加的很多理念贯彻下去很困难，有颇多无奈。

林乎加1978年从日本考察回国后，决定引进香港市场经济的一些做法，有人无法接受，认为这样会学到香港“花花世界的那一套”。而这种做法导致物价上涨，很多人也接受不了。

但林乎加不在乎。他说：“干部思想的混乱以及推诿的工作作风使得很多该做的事没人做，即便做起事来也瞻前顾后，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从来就不是怕事的人。”

郑家亨说，林乎加是山东人脾气，对工作人员非常严格，稍微有一点松懈，就会严厉批评。如果对于上级的批评想不通，也会直言不讳。

秘书几乎没有假期，周末也经常和林乎加去跑工厂、农村。郑家亨和另一位秘书轮班，一人在办公室24小时值守，另一人全天跟随林乎加左右，晚上住在林乎加家里，值守在电话机旁，因为突发事件时有发生。

一次，北京下暴雨，一个大使馆被淹，打电话到外交部抗议，外交部又打电话到邓小平办公室，邓小平把电话打到林乎加的家里，问怎么回事，林乎加马上布置下去立刻解决。

调任农业部后致力于扶贫

1981年，林乎加给中央写了一份辞职报告，请中央派一位得力干部接管北京。曾有传闻他要去国家经委，但最终去了农业部。1981年2月，他被任命为农业部部长、党组书记（后任合并后的农牧渔业部部长、党组书记）。

在北京市干部的印象中，林乎加来得突然，走得也快，来去皆匆匆。

1982年3月，贾幼龄从农业部草原处调任林乎加的秘书，和郑家亨完成了工作交接。

贾幼龄每天到林乎加位于西单文昌胡同11号院的家里办公。这是一座三进四合院，一进院的左侧两个房间，是贾幼龄的办公室。林乎加住在中院正房，儿女住在东西厢房。

林乎加习惯在家里办公，农业部办公厅主任曾两次让贾幼龄报告林乎加，应该去农业部坐班。林乎加认为，去单位坐班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他依然故我，只有开会时才去农业部。

每天，贾幼龄要对海量的文件进行分门别类的筛选、处理，再让林乎加过目。林乎加看材料极为细致，对搞不清楚事实的干部很不满意，听出问题会直接把对方批得体无完肤，很多干部见他就怵头。

林乎加是“计算机脑袋”，对数字极为敏感，有出入能马上听出。一位领导干部曾批示，要在呼伦贝尔发展一千万头乳牛，林乎加听后当即说了一句：“不识数。”

一次在农业部讨论贵州的畜牧业发展，一位领导提议发展养驴业，因为“黔之驴”很有名，林乎加听后只回以一段话：“黔无驴，有好事者船载以入，至则无可用。”

1982年夏，时任国务院负责人在新疆与林乎加谈话，要他们认真搞一个扶贫规划，每年拿出2亿元扶贫。“搞个十年、二十年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还是很担心，你们十年之后交个什么账？十年20个亿不是个小数，多少年之后还是山河依旧？”

当时，中央财政很困难，但还是拿出专款，成立专门的班子，实行区域性连片扶贫开发，这是建国以来的头一次。66岁的林乎加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不解决，对不起老区人民。”

根据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指示，1982年12月，“三西”（甘肃的河西、定西和宁夏的西海固）地区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成立，林乎加担任组长，他提出目标：“3年停止破坏，5年解决温饱，10年20年改变面貌。”并提出思路：兴河西、河套之利，济定西、西海固之贫。

每次到三西地区调查，林乎加会到最贫困的地方，看村民的存粮，让村民拿出钥匙打开水窖的盖锁，去厨房掀开村民的锅盖。他也到当地最富的人家，了解他们致富的办法。

他认为，水库移民这种行政命令式的移民遗留问题很多，不成功，而中外历史上的大规模移民都是“人往高处走”“禾多才移”，是向富的地方、粮食多的地方移动，靠行政命令不行。

水力投资占了三西专项资金的大头。林乎加第一次提出生态用水，景电二期、引大入秦、西海固扬水等一大批大中型水利灌溉工程建设起来后，二三百万人因此稳定解决了温饱。

过去，扶贫是纯粹的救济，林乎加提出“自救”，搞输出劳务，以工代赈，种草种树，修水利，还动员劳动力到新疆农垦建设兵团采摘棉花。

林乎加还组织贫困地区和江、浙、北京等省市实行了干部互派，东部对西部对口支援。那时中组部还没有介入，主要靠林乎加的威望推行。

到1984年，定西和西海固90％的农户用上了节煤节柴灶，多数农户保证了煤炭供应，基本停止了乱垦乱挖，退耕还林还草400多万亩。

这一年，三西地区连续两年丰收，温饱问题有所缓解。林乎加说，这是“天帮忙”，不要“贪天之功”。

三西地区的每一个县林乎加都去过，有的县还去过很多次。开会前，要先在十几个县做调研，坐在一辆日本越野车里颠簸近半个月。有时还要在夜里过黄河，把车开到羊皮筏上。

1985年，《农村工作通讯》杂志社的张德修开始接任林乎加的秘书。

林乎加开会作报告从不念稿，秘书要随时为他准备铅笔和白纸，他走到哪儿记到哪儿，过后由秘书整理。即便工作人员为他准备了讲话稿，他也主要是看其中的数据。靠秘书写稿作报告的干部，他非常瞧不起。

作报告时，林乎加总是直入主题。有的人会觉得讲得太细了，不像领导讲话。他经常会一讲一天，中午吃完饭喝杯水接着讲。讲到江苏和浙江怎样发展企业、桥头镇怎样发展小商品市场，西北干部听着像天方夜谭。

一次，张德修和时任中宣部部长刘云山聊起来，刘云山说，自己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办公厅时被借调到中办，一次被派为代表在延安参加三西建设会，听70多岁的林乎加讲了大半天的话，直到现在还印象深刻。

1985年夏天，张德修和林乎加去山东枣庄山亭区出差。山亭区有的居民家里一贫如洗，粮食只有地瓜干，正值盛夏，都长了毛。林乎加看了说：“哎呦，怎么这个样子？当年我们在这里打游击的时候，老百姓还吃小米饭、小米煎饼，怎么现在吃地瓜干都长毛了？这几十年我们怎么干的！”

1986年，张德修随胡耀邦、田纪云、林乎加等去定西开座谈会，胡耀邦在会上说：“这是我们林乎加同志，代表我们党为西北人民办了一件大善事，定西应该为他立碑。乎加同志有水平，比我有水平。”林乎加说，要为党、为扶贫事业树碑立传才对。

1989年，西海固与建设前的1982年相比，人均产粮从185.6斤增加到509斤，纯收入从22.4元增加到211.5元，粮食回销从2.55亿斤减少到0.5亿斤。

今年64岁、从《人民日报》海外版总编辑任上退休的张德修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认为，扶贫事业可以说是林乎加最大的政绩，覆盖面广，时间长，首创经济开发和扶贫结合的思路。可以说，林是改革开放以来新中国扶贫事业的开拓者。

晚年

张德修曾随林乎加，顺着海岸线，从辽宁，经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一直到广东，抓水产养殖工作。

林乎加是渔民出身，对水产非常熟悉，鱼是不是新鲜，一吃就能吃出来。那时，沿海地区流传一句话：“要吃虾，找乎加。”

为了解决水产品供应紧张的问题，林乎加从广东开始试点，放开水产品价格，一时鱼价飞涨。半年多后，水产品供应上涨，价格回落。后来，大宗农产品都开始放弃统购统销。198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正式取消了统购统销。

1985年，林乎加被增选为中顾委委员，1987年再次当选。1988年4月，他担任农业部顾问、国务院“三西”建设领导小组副组长。

张德修说，林乎加在党内资历很深，是当年很受毛泽东、周恩来欣赏的干部，相当于党内的“少壮派”。

张德修曾陪同已经退居二线的林乎加，和胡耀邦、田纪云等一起外出视察扶贫。在专机上谈话，林乎加有不同意见马上会毫不委婉地提出来：“×××同志，这个不合适！”

1992年底，林乎加正式离职休养。

林乎加爱好书法，写得一手好字。他喜欢南昆，偶尔出去看一场昆曲表演。他家里藏有大量中外文学名著，以中国古典文学名著居多。年过八旬，韩愈的诗词还能出口成诵。

养病期间，林乎加每天也要看几本参考资料，关注国际国内动态。他的老朋友余秋里、康世恩、叶林等常来走动。

晚年，张德修有意为他筹划传记和回忆录，他说：“说那些干吗，贬低别人，吹捧自己。”张德修提出搞一部文选，林乎加说：“那就更没必要了，那些讲话在当年有用，现在已经没用了。”

张德修给林乎加带去一只白色的青花瓷图案水杯，林乎加很喜欢。每次张德修去拜访，林乎加都喜欢拉着他说上半天，听他讲三西地区的变化。

2005年，禽流感爆发，林乎加的子女在电视上看到了国家首席兽医官、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龄接受采访的画面，告诉林乎加：“小贾上电视了。”林乎加说：“那当然！他是专家！”他曾对贾幼龄说：“你不懂政治，你就适合搞专业。”

95岁以后，他对张德修说，年纪大了，人活着受罪。张德修说，林老长寿，因为心胸坦荡，行善积德。

（本文首发于总第870期《中国新闻周刊》，原题为《逝者｜他是曾主政京、津、沪的市委书记，被称为“灭火队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