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傲寒评《汉魏六朝文人身份的变迁与文学演进》｜“士人”何以成为“文人”

《汉魏六朝文人身份的变迁与文学演进》，徐俪成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2月出版，449页，128.00元

在近世传统中，“士人善于写作”乃是妇孺皆知之事。在从宋到清的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即有“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是言刘晏幼时因上《东封书》而被授予正字之职，以此为童子楷模；《儒林外史》中身处闺阁之中的鲁小姐检验夫君是否为名士的方式是“请教一篇文字”。虽然涉及的文类不同，但均显示了写作能力是维系士人身份的重要因素。但这个观念并非自古有之，从汉魏虽“士有百行”仍“以德为首”，宋初范晔对甥侄言“常耻作文士”，到齐初宰相王俭则因庾杲之“学涉文义”目之为“我辈人”，萧梁王筠以家族“人人有集”为荣，可见主流观念中对于士人身份认知的巨大转变发生在汉魏六朝间。华东师范大学徐俪成老师的新作《汉魏六朝文人身份的变迁与文学演进》即是通过梳理这一时期文人身份的变迁来论述文学才能对于士人身份认同意义的变化，尤其注重对文人社会身份与政治角色的考量。在此基础上，也对文人身份变迁影响下汉魏六朝文学风格、文类、理论的演进有所分析，为讨论汉魏六朝文学的变迁提供了新的视角。

从点缀到标志：“文”之于士人的意义

本书写作的一条重要线索即是文学之于士人意义的变化。作者在绪论中就通过对比蔡邕和柳宗元对“以文取士”态度的不同来说明汉唐之间士人眼中的文章“从陶冶性情的消遣一跃而成为取得精英身份和政治地位的重要手段”（第2页）。而之后的内容则更为细致地梳理了不同时期文学在士人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的实现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汉魏时期，本书的第一章认为这一时期文人的写作活动大多是围绕着君主喜好、朝廷需要所展开的，因此虽然他们的身份在俳优、颂者、文吏、儒生之间变化升降，但其地位的获得终究还是要依靠君主、权贵的赏识，而君主、权贵是不必善于写作的，因此文学写作更多是作为工具与能力的展现，其在士人身份认同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明显；第二阶段是两晋至刘宋初，本书的第二章即围绕这一时期文学向士人群体的扩展而展开。随着朝廷公卿间赋诗活动的流行和士族对语言修辞产生兴趣，文学才能被士族所重视，名士逐渐趋于文人化，最终“文人身份逐渐在广大士人中间蔓延开来”（109页）。从这一时期开始，文学成为了士人身份重要的点缀。

此后数章主要讨论南北朝时期文学之于士人的意义，在这一时期，侍从、书记等政治角色为士人发挥文采提供了合适的空间，官员选任和世俗评价都以文学才能为重要标准，写作成为精英士人的必备技能，士人群体从幼年就开始进行文学训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九章“梁武帝的选才新政与‘才子’身份的变化”，作者详细分析了梁武帝频繁以“才子”奖掖次门士人并下诏除官这一现象，认为其意在跳过高门把持的吏部以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体现了“选官新理念对前代以门阀为核心的选举理念的冲击”（361页）。梁武帝在顺应崇尚文义社会风气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用文才代替阀阅作为评价士人的标准，实在是十分狡黠的，高门对此也颇有几分无奈，只能暗中埋怨其“爱小人而疏士大夫”（《颜氏家训》）。如果说第九章所涉及的是文才成为了朝廷的选官标准，那第十章中对于从“士庶之隔”到“才俗之隔”部分讨论的就是文才成为了世俗评价的依据，书中结合众多事例分析说明了“在南朝后期，文才甚至会超过门第，成为评价士人的主要标准”（406页）。这一时期享有盛名且占据要职的士人，普遍都具有“文士”的标签，而其出身则越来越多元，即如本书第九章中武帝所引“后进之士”中既有吴姓旧门也有外戚寒门、由武入文的新进门户；第五章所举的“书记文宗”也包括了祖上不历清华的沈炯、医官家庭出身的姚察等人。这种朝廷和社会评价标准从“门第”向“文才”的转变，可以说是唐代不同地域、社会层次的士人均可“凭借文学科第成功和符合‘文’的理念的履历”（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225页）获得清流身份的前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六朝至隋唐的社会文化在崇尚“文”这一方面具有连续性，但“文”对于士人的意义是不同的：对于一位十六岁凭借阀阅起家秘书郎的东晋高门而言，出众的文采正可使他在休沐时参加的兰亭文会中获得赞美；对于一位三十岁科举及第又应吏部科目选最终被授予校书郎的唐代士人而言，文采是他得以经过层层选拔跻身国家精英的入场券。从前者到后者之间的变化虽然从表面上是隋唐取士制度的改变，但其所依赖的政治取向和社会土壤却是在南北朝逐渐形成的，徐俪成的新书正是对这一问题细致入微的讨论。

政府官员与知识精英的重合：中古文人化士人的典型画像

在通过梳理文人身份变迁以阐释士人文人化的过程之外，本书也没有放弃对其形成原因的讨论。而此讨论也围绕着这一时期士人身份展开：他们作为知识精英和政府官员均需要具有文学才能。本书以“政治角色”和 “社会身份”这两个基本视角展开研究即是着眼于此。

在唐宋以降知识下移之前，士族是文人的主体，虽然历来文史学界基于中国中古社会的连续性或独立性对六朝士族的身份定位有所不同，但对其政治角色的高度关注则是一致的。近年来田晓菲（2010）、吴妙慧（2010）、林晓光（2014）、李猛（2019）、孙宝（2023）等学者也多从政治角色的思路对六朝文人及文人团体进行分析。本书在三至六章将士人的政治角色分为侍从和书记两类，分述其职能特点和创作活动，认为写作能力是士人得以胜任这两类角色的关键，因此无论对以“清选官”为期望的高门还是需要从文职僚佐进入仕途的次等士族而言，锤炼文才都是非常重要的。在此背景下，士人文人化的进程大大加快。这部分中有一个很精妙的联动，即将侍从与书记的合流和六朝的文、笔互动相结合，为六朝的文笔之辩提供了来自作家身份的阐释路径。同样非常可贵的是，本书还意识到了政治角色和具体官职并非机械的一一对应，正如其在绪论中强调不同人担任同一官职其承担的政治角色可能不同，而担任不同官职的士人可能承担着相同的政治角色（第6页），因此本书在具体阐释文人的政治角色时更多关注其职能而非拘泥于官职，这无疑是更为切合历史环境的思路。

虽然绝大多数士族文人都有仕宦经历，但并不是说明政府官员就是他们的唯一身份，如齐时何点弃官隐于京郊，“与陈郡谢、吴国张融、会稽孔稚珪为莫逆友”（《梁书·何点传》），还有梁时谢几卿被免官后依然“朝中交好者载酒从之，宾客满坐”（《梁书·谢几卿传》）等均为其例，何、谢虽然已经不是官员，但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别人，都仍认同他们的文人身份，他们依然属于知识精英并处于知识精英的社交圈中。本书的第七章主要讨论的就是远离政治核心的隐逸文人和外任文人如何利用诗赋创作来保持自己的精英身份，以此说明文学对于这类士人的重要性。其中对于从谢灵运到谢朓郡守身份书写变化的分析是很精彩的，既深入历史语境分析了两人任职背景的不同，又通过细读两人的郡斋诗以探究其心境。然其中或可商榷的是，作者将地方官视为俗务纷杂的“浊官”，其实周转于中朝与京外是南朝多数官员在迁转过程中的必经之途（可参考中村圭尔在《六朝贵族制研究》第二篇第四节“官僚昇進の経路”中对南朝官员升迁路径的总结）。而南朝的“以郡为赏”之习和尤其是太守层级的地方官崇尚清约的行政风格使得当时不少士人亦将外任视为清职，如《宋书》卷五三《陆仲元传》：“以事用见知，历清资，吏部郞，右卫将军，侍中，吴郡太守。”当然，文人作为知识精英并不仅仅体现在其远离朝廷之时，当他们作为侍从或书记时，在一次次润色鸿业、游宴赏会、制作公文的文学活动中，他们同样利用高超的文采完成了作为知识精英的身份建构。作者对士族文人在这些文学活动中所设的“门槛”尤为关注，比如在即席创作中要敏速为文（第四章第二节）、制作实用的公文时也要追求文辞华美典重（第六章）等。这些体现着知识精英炫才需要和审美趣味的“门槛”的存在为士人能否胜任侍从或书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也促进了士人文人化的发展。

文以人而贵：身份因素影响下的文学创作

虽然本书最为关注的问题是中古时期文人身份的变迁，但对于文本外部的研究最终还是落实到了文本内部的。值得关注的是，作者主要研究的侍宴诗、檄文虽然都不是传统文学史的重点讨论对象，但在文本发生的“真实历史环境”中都具有崇高的地位，从不同维度体现着“文以人而贵”的特点。

侍宴诗的“文以人而贵”主要体现在作者身份在作品制作中是非常重要的，这种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越了作品本身。作者详细分析了侍宴诗文本背后所具有的政治因素，认为其“加强上下联系的政治作用”，在“两晋南北朝的门阀制度下，显得尤为重要”（159页）如果不遇到宋孝武帝这样喜好戏弄臣下的君主，提前请人代做是完全可行的，如沈约《为临川王九日侍太子宴诗》、何逊《九日侍宴乐游苑诗为西封侯作》等作品显然就是代人之作。不同身份的宴会参与者写下符合自己身份的赞颂文字，本身就是朝局稳定、上下一心的体现，故其作品本身的评价标准是侧重“政治性”而兼顾“文学性”的。此类作品的性质与第三章所言贵族士人在魏晋南朝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是相吻合的（142-144页）。笔者在博士论文《身份与约束——南朝士族社会中的文本模式化创作》中曾讨论过《文馆词林》中所收录的南朝时期的改元大赦诏，认为这类诏书虽然具有相对固定的模板，但君王仍然很少假手中书舍人，而是会让兼具士族领袖和佐命朝贤身份的文士来进行撰写，这种对撰写者身份的重视和本书所讨论的侍宴诗是一致的，都有借重士族声望和文采来体现政权合法性的意味在其中。

檄文等公文的“文以人而贵”是另一种类型，主要体现在伴随着书记之职的被重视，与之相关的公文的地位也有所提高，从而进入到了六朝的“文”之谱系中，其文学化色彩也逐渐明显。第一节对于将连珠体引入公文写作以促进其骈俪化的讨论解释了六朝公文风格的变化，是很好的文本互动的研究。然连珠中常见的隶事是否对骈文的典重风格有所影响也许是可以进一步探究的，并且六朝各类文体的骈俪程度也有所不同，似乎稍加分述更为清晰。第二节对于檄文的分析也颇为出彩，梳理了当文人大量承担书记角色时，会在檄文写作中加入各种艺术手法，从而增强了檄文的文学性，使其进入了“文”的谱系。本书还注意到了拟檄中对“说贼之罪”的强调和以《艺文类聚》为代表的类书对檄文声讨敌人部分的保留，这显然是出于文学鉴赏角度的“摘句”。重作品的抒情描写部分而轻叙述部分是六朝乃至唐中前期文学创作和批评领域的常见现象（参见骆玉明《壅塞的清除——南朝至唐代诗歌艺术的发展一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林晓光《论〈艺文类聚〉存录方式造成的六朝文学变貌》，《文学遗产》2014年第3期），公文与诗赋虽有文笔之分，但在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

最后简单结合自己的研究和阅读谈一点思考。多数对中古史的研究是非常依赖正史的，而正史所记录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社会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人，如果具体到魏晋南北朝，那就是高门士族和部分次等士族。笔者硕士期间做过南朝时期士族中央化的研究，但后来意识到，在主要依赖正史的前提下，士族必然是“中央化”的，因为“地方化”的士族不会大量存在于正史。六朝时期对文学的爱好与重视，据《三国志》《晋书》及“二史八书”所示，固然主要存在于精英士人中（包括高门士族和次等士族），本书所讨论的文人“社会身份”和“政治角色”也是围绕着精英士人所处的士族社交圈（主要存在于都城社会）和所任职的中央机构而展开的。但不能否认寒人在这一时期也有不少通晓文义者，在正史的“边缘”中经常可以发现这一类人，如刘宋时出身寒门的苏宝生以“有文义之美”见知于文帝，深为孝武帝亲信的戴法兴、巢尚之等人均是“颇知古今”“涉猎文史”的，萧齐时东昏侯身边的赵鬼也能从容引用《西京赋》。可见对文学的学习在士人之外的社会阶层中也是存在的。在南朝的地方社会中，也有不少讲学者，如宋齐之时居于余不吴差山，有“数十百”学徒的沈驎士“重陆机《连珠》，每为诸生讲之”（《南齐书·沈驎士传》）；齐梁时期著名的“文学之士”刘峻长期居于东阳金华山中，而“吴、会人士多从其学”（《梁书·刘峻传》）。这类讲学也促进了文学知识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传播。及至南朝后期，寒人中通晓文义并能创作者更多，并且高门对其开始逐渐接纳：“家世寒贱”的吴均得到了高门柳恽的赏识，其诗体在当时也颇受追捧（《梁书·吴均传》）；“家世农夫”的章华因“颇览经史，善属文”得以“与士君子游处”（《陈书·章华传》）。我们要意识到，这些寒人正是因为学习了文学才进入正史，文学对他们而言也是非常重要的。南北朝时期士人之外的其他阶层对于文学的学习和接受是如何进行的，“文人”如何从士人群体扩展到其他群体（唐宋以降文献丰富之后就会发现大量出身下层的文人），这些似乎都因为文献的制约而扑朔迷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