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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我的黄河史研究
本文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辛德勇9月22日在三联韬奋书店美术馆总店所做讲座“我的黄河史研究——辛德勇新书见面会”的讲稿。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能在这个金秋的夜晚和各位在这里相见。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让我在这里、在帮助我出版这本小书的三联书店,谈谈我写这本《简明黄河史》的基本想法和希望这本小书能带给大家些什么样的知识。
一,这本小书的特点
我说这本《简明黄河史》是一册小书,并不仅仅是真诚地向大家表述自己水平有限,书中没有写出太多高深的独到见解,也不仅仅是在说明书的篇幅不大,而是相对于“黄河史”这一内涵丰富的主题来说,我在这本书里只是选择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尽可能做出了简要的叙说。《简明黄河史》这一书名的“简”字,就是由此而来。至于是不是写得既“简”且“明”,真正做到简明扼要,那就只能由各位读者来评判了。作为作者,我只能尽力而为。若是没有达到我企求的状态,那完全是自己学术眼光和文字能力的问题,而不是我很变态地想把它写得不明不白。
《简明黄河史》
中国人谈到黄河,往往以“母亲河”称之。“母亲”一称用到这里,当然意味着某种渊源。对于我来说,首先联想到的是中华大地上最早的经济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其次是文化发达程度较高和政治制度相对比较优越的区域。然而若是对这些内容逐一展开论述,那就写成中国经济史、中国文化史和中国政治史了。不管推展开来看黄河历史的内涵何等丰富,其基础却都是黄河本身。反过来看,认识黄河本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乃是研究相关区域经济史、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必备条件。
所以,要想写出内涵丰富的黄河史,要想写好伴随着黄河的演变而发生、发展的诸多历史事项,首先还是需要认明黄河自身的变迁过程;至少是它的变迁大势。在这个基础上,再具体地落实黄河和黄河流域对相关经济、文化和政治因素实质性的内在影响——我们探讨的这种影响,表述的这种影响,一定是能够看得见、摸得着而且还得能抓得住的,即一定要实实在在、清清楚楚,而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许多著述那样,只是胡乱堆了个五颜六色的大拼盘。
我们大家很容易想象,要想做好这样的工作,真是谈何容易!这是一项需要多方面学者长期潜心研究才能逐渐做好的。我个人的学术视野和研究能力都很有限,“起家”的专业是历史地理,而黄河本身在历史时期的演变情况,正是自己本行的业务。所以,向历史地理学界以外其他各方面的学者和社会各界关心黄河历史的人们展示黄河这条水道的演化过程,是我该大力去做、同时也有一定能力从事的一项工作。
那么,黄河这条水道本身又是怎样一种情况呢?黄河不仅是一条很大的大河,流程很长,流域面积也很大,而且河道改徙的频繁程度、游移的范围及其对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哪一方面都无不规模巨大,举世罕见。
在这种情况下,仅仅是对黄河河道变迁的研究,就相当复杂,需要花费巨大的功力。幸好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前辈们在这方面已经做过很多工作,可以说业已具有相当丰厚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我才能够比较自如地把握总体脉络,通过这本小书向大家讲述黄河变迁的基本历程。
具体地说,我这本小书是写给社会大众看的。其核心的目的,是供大家了解黄河河道的变迁大势,也就是黄河在各个不同时期的流向和所流经的地点。大家会看到,历史上很多时候的黄河河道都和现在大不相同。除此之外,书中还讲述了先民认识和探查河源的历程——这就是人们认识黄河河源的历史过程;也讲述了黄河水中巨量的泥沙对自然环境所造成的主要影响;又讲述了古人治理黄河水患的主要经历和黄河水利事业的主要成就、黄河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此外,还扼要地举例说明了黄河对古代文化、政治以至军事活动的影响。
总之,为便于大众阅读,这本《简明黄河史》力求在有限的篇幅内,一方面合理控制叙事的范围,另一方面对书中每一方面的内容,在尽力确保准确、明晰的前提下,又处处力求简要。目的,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有限的阅读来获取黄河变迁史的基本知识。当然,一如既往,在具体的笔法上,我对叙事逻辑的合理性和阐释过程的严谨性是比较在意的。
二,透过黄河变迁的过程看中国历史的演进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既然主要是想表述黄河自身的变化,那各位读者阅读这本书,当然首先关心的内容也应该放在这一点上。在这里,我想特别向大家强调的一点是,除了了解像黄河河道改徙这类自然要素的变化之外,作为普通的非专业读者,大家更应该注意把这种变化看作历史活动空间舞台的场景更换。
辛德勇在讲座现场
这是因为过往的历史就像一出出戏,戏剧的剧情是随着舞台场景的更换而展开的。对于中华民族来说,黄河和黄河流域就是其起源和发展的核心地带,是其历史舞台的中心区域。
黄河这条大河,其河道的移徙迁改,幅度很大:入海口北至今天津附近,向南则袭夺淮河下游入海;有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同时并行多条下游河道,可谓游移不定,横扫黄淮海平原。大家闭上眼睛想想就能明白,这不同的河道分布状况,对于在其南北两岸生活的人们来说,就是完全不同的区域地理环境,宛如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度。
舞台的布景既已改变,演出的剧情当然也会大不相同。道理就这么简单。可是,不仅是我们各位普通的非专业读者,即使是在中国古代史学科内部,真正关心并且去努力认识这种地理场景的学者也不是很多、很普遍。
在这种情况下,窃以为这本主要是写给社会大众的黄河史读本,或许也能给很多中国古代史学者了解黄河变迁的历史提供一些帮助。之所以会这样想,是因为我的写作态度是十分认真的,这同我做任何一项工作一样,并不会因为书中承用了很多学界前辈的既有成果而随意抄撮,而是用心梳理这些成果,努力把握要点,甄别歧异,再简明扼要地把自己的认识书写出来。
我说这部书承用了很多前人既有的成果,并不是自己就一无所为,没有什么研究性的内容。其实不仅写有我自己的研究,自己的认识,而且在哪一部分中都有自己的新看法。比如在承用前人既有成果最多的河道变迁部分,其中山西、陕西两地之间在龙门以下河段“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河道变化过程,就完全出自我本人的研究。
黄河对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影响,首先突出地体现在经济方面。这就是黄河冲积而成的中下游平原地区,在上古时期最早得到了较深的开发。从地理区域角度看,这个问题,可以概括地表述为中国古代的主要经济区或者“基本经济区”的问题。在唐代以前,这个主要经济区或“基本经济区”一直是在黄河中下游、特别是下游地区,可是到了南宋以后,却不可逆转地转移到了长江中下游地区。
这一转变的地理背景,前期是黄河冲积平原土壤的肥沃和温带气候对于早期人类开发活动所提供的便利,后期则是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和中原人口的南徙使南方亚热带地区的农业生产潜力充分显现出来,但其中转折的契机,则是南宋建炎二年之后,黄河河道由北入渤海改而转向东南夺淮入海,而且直到明朝嘉靖年间,长期持续多条河道并存,还每一条河道都很不稳定,动荡不已,这就严重破坏和妨碍了淮河以北地区的农业生产。这就是黄河变迁对历史发展的关键性影响。
经济基础之上生长出来的是文化。关于中华文明的源地,也就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它最初兴起的地点,学者们有过很多论述。在当代中国,某些考古学家主张的“满天星斗”说最为引人注目,影响也最为广泛。
然而这一观点明显存在一个逻辑悖论——这就是源是唯一的,唯一也就意味着排他。从这一意义上讲,所谓“满天星斗”,也就意味着还没有找到真正的源头。我在这本小书的第一章里就专门讲述了历史时期寻找河源、认识河源的曲折历程——文明之源,借用的正是河流水源的概念,道理也应该与之相同。
在我看来,这个中华文明之源,只能从情况比较清楚的后世向前追溯,追溯这些文明的上源,而不是两眼死盯着今日中国版图的边界从上往下看着遍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来论中华文明的源头。
按照这样的认识逻辑,这个文明之源只能是在黄河中下游平原、特别是黄河下游平原上。我在这本小书里举述的标志性要素,是先秦诸子产生与传播的地域。我认为先秦诸子体现的是中华民族先民最精粹的思想,在上古时期,没有其他任何要素可以取代它的地位,而后世的思想文化都是由此延伸下去的。所以,先秦诸子存在的地域就是一项具体而又实在的表征,表征着中华文明上源所在的区域。我们可以看到,先秦诸子,无一例外,都是产生于黄河流域。
在这本小书里,我就是以先秦诸子为标志,对黄河与中华文明起源的关系,做了简要的表述。当然,这只是我本人初浅的认识,这一认识是否妥当另当别论,不过大家可以从中看出,我写这本小书,是动过脑筋的,是有自己的思索和认识的。
总之,透过黄河变迁的过程来看中国历史的演进,是可以看到很多在其他角度看不到的问题的;至少不充分重视这一视角,不对黄河本身的变迁史具有比较基本的认识,是很难准确地认识中国古代的历史的。
希望我这本《简明黄河史》能够对大家了解黄河的变迁过程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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